北宋的政治史基本上以两大问题为中心，一是对外关系，二是改革运动，而这两大问题又相互牵连。在对外的情势上，北宋承受着辽、夏强敌的威胁，当外患进逼时，让人警觉到内忧。由于华夏对外一向有“修德来远”的主张，北宋在取得对外和平的同时，也可能进一步从内政上反省致弱的原因，把“修德来远”的意义从维持和平的消极态度，转化为改革内政的积极要求。
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梁庚尧积二十六年之功，以其在台湾大学历史系讲授的“北宋改革与变法”课程的讲稿为基础，历时五年反复打磨修改撰成《北宋改革与变法》一书。本书取材于研究心得与学术界已有的新研究成果，精心整理，研究细致绵密，多有新见。
本书主要爬梳北宋庆历改革与熙宁变法的缘由、实施内容及其施政阻力与偏失，进而探究熙宁变法与北宋晚期党争激烈化之间的关系，以及新法对于南宋历史的影响。本书将带领读者一窥庆历改革与熙宁变法在宋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并借此说明这两次改革事件是把握北宋政治史概观的核心议题。
本文节选自《北宋的改革与变法：熙宁变法的源起、流变及其对南宋历史的影响》一书第八讲“阻力与偏失”。该书中文简体字版由东方出版中心·时刻人文2024年6月出版。文章题目为编者自拟，引用请参考原书。
王安石与宋神宗的关系转变
文 | 梁庚尧
来源 | 《北宋的改革与变法》
从熙宁五年（1072年）以后，曾公亮所讲“上与介甫如一人”的情形已逐渐有了变化，宋神宗与王安石之间在人事上的争执日增，此外又有彼此诘问消息来源的情形，显示两人之间的互信已难以维持。熙宁六年（1073年）元宵，王安石随宋神宗御驾观灯，没有在宣德门外下马，骑马入门，为守门卫士呵止，挝伤其马。王安石大怒，请送卫士于开封府治罪，御史蔡确弹奏开封府曲意奉承大臣之家，指出宿卫之士只是拱卫人主，宰相下马非其处，为卫士所当呵止，开封府反而用不应为之法杖卫士十人，此后卫士还有谁敢坚守职责。宋神宗虽同意王安石送卫士治罪的请求，却认为蔡确讲得对。这件事显示宋神宗心中对王安石已有不满之意。到北方大旱发生，郑侠上流民图及上书后，宋神宗手诏指示以灾伤路分编排保甲、方田造簿、淤田及目前差用夫役之处暂时停罢，等农隙、丰熟时再另行上奏取旨。王安石对宋神宗讲，虽逢大旱，不足为虑，应该益修人事以应天灾；宋神宗回答说，此非细事，所以恐惧，正是为人事有所未修。王安石的说法，这时显然已经不能为宋神宗所受；宋神宗的回答，则无疑是指施政出了问题，而他所以会如此认为，则应是听到包括郑侠的言论在内的一些外界对新法施行的批评。宋神宗既然如此表示，宰相机关中书门下不得不在熙宁七年四月初建议蠲减免行钱、市例钱、京师各城门商税等税额，以赈恤灾民。紧接着在这月内，王安石为了对这次旱灾灾情负责而罢相，出知江宁府。可是郑侠也跟着在六月遭到停职、编管汀州的处分，旋即又改为送往英州编管。
王安石罢相时，推荐曾任宰相的韩绛自代，又推荐吕惠卿升任参知政事，当时号韩绛为“传法沙门”，吕惠卿为“护法善神”，仍然坚守王安石的政策。曾布和郑侠的贬斥，都是在吕惠卿出任参知政事后确定的处分。然而吕惠卿的政治野心也从此扩大，有意取王安石的地位而代之。他借郑侠的案件，诬陷另一位参知政事冯京及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指郑侠曾经批评禁中之事，都是冯京和王安国所指使。
冯京和郑侠原本没有私人瓜葛，只是对人称赞过郑侠文辞甚佳，也肯定他敢言；王安国则由于一向不满王安石的新政，和郑侠亲厚。王安国又一向不喜欢吕惠卿，曾几次当面斥责他，又曾劝说王安石“远小人”。吕惠卿怀恨在心，因此借机报复，同时也想借这一个案子，阻止王安石回来复相。韩绛也和吕惠卿发生了摩擦，于是秘密陈请宋神宗召回王安石。
宋神宗在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召王安石回复相位，王安石没有在江宁府依例辞免，立即兼程赶回京师。有学者认为，在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期间，他和吕惠卿的关系并未发生变化；又有学者认为，王安石奉诏复相，是以常程回到汴京，依例辞免的程序也在江宁府就已完成，并以此检视王、吕二人的关系。但这些看法，仍有可以斟酌之处。
这年九月，御史蔡承禧已弹劾吕惠卿之弟吕升卿招权纳贿，并且牵连到吕惠卿；王安石又抱怨《三经新义》中，原为他和王雱所订定的诗义，为吕升卿所删改。吕惠卿在吕升卿遭弹劾后曾谒告并请求罢政，为宋神宗所挽留而回复任职后，对宋神宗讲过这样一段话：“臣意安石在江宁时，心有所疑，故速来如此。既至，必是陛下宣谕，及尝借臣奏对《日录》观之，后颇开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八“熙宁八年九月辛未”条）十余日后，吕惠卿又对宋神宗讲：“昨安石初到，臣请去位，陛下以为安石莫疑否？臣犹以为不然。及臣再求去位，陛下云：‘安石莫不忘卿否？’臣再三以为无此。今观安石如此，方知圣意无所不通，却是臣弟兄纯不思至此也。”（同上“乙酉”条）《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载这两段资料，作者李焘在夹注中均说明出自吕惠卿家传及《日录》，亦即见于吕惠卿自己的记载，及据其记载而修的家传。
从前一段话，可以看出王安石确是奉诏之后，在吕惠卿所未料及的时间内迅速返抵京师，吕惠卿也因此认为王安石对他心有所疑。如果吕惠卿在王安石罢相期间，没有做出足以使王安石生疑之事，他何以会有如此的想法？至于王安石是否在宋神宗开谕及阅读吕惠卿奏对《日录》之后颇为开解，则是吕惠卿自己的揣测。由于王安石确是急速返京，他的依例三次辞免，应在抵达汴京后才进行。其实如果依照学者所估计的时程，王安石的辞免状和宋神宗的不允诏在江宁府、汴京两地传递，三次辞免的程序也是不可能完成的。在后一段话，吕惠卿将王安石对他有疑之事，归之于宋神宗的告知；这段话又可以说明在王安石初抵京师时，吕惠卿曾向宋神宗请求去位，此事不见于《续资治通鉴长编》这年三月的记载。这段话足以令人想到一个问题，何以吕惠卿在这时会自认无法再和王安石合作，而自请去位？也让人了解，宋神宗这时已清楚地知道王、吕二人间，有难以释除的芥蒂。这两段记载为王安石初抵京师时，宋神宗对他所讲的“自卿去后，小人极纷纷，独赖吕惠卿主张而已”，提供了解释。宋神宗其实是希望两人能够即使心存芥蒂，为了政策顺利推行，应抛开芥蒂，推诚合作，然而这样的希望终究落空。从宋神宗所讲的“独赖吕惠卿主张而已”，又可以看出，虽然这时的宰相是韩绛，但实权却在参知政事吕惠卿手里，也就无怪乎韩绛会无法忍受，请宋神宗召回王安石。至于较吕惠卿之先已任参知政事的冯京和王珪，冯京正因郑侠案受牵连而陷于困境，随后因此去职，王珪则更是随时俯仰，无法牵制吕惠卿。其实在熙宁二、三年（1069年-1070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期间，以得宋神宗的信任而大权在握，不理其他宰执的意见，一意专行，早为吕惠卿提供了示范。
至于王安石与吕惠卿关系的变化，是否如李焘在第二段记载夹注中所说的“可见小人离合情状”，可以不论；所谓“小人”，只是宋人在论及政争时习用的词汇。然而政治人物的政治野心与权力欲望，随着职位的升高而增强，虽因人而异，却不难见到，自信深具政治长才者尤其容易如此，有时也不免会因此而导致一个政治群体内部的摩擦、冲突甚至分裂。吕惠卿或许正是由于自信富于政治才华，力求一展长才，而走上这一条路，并且因此而有取王安石而代之的念头。不过他的品德操守，确实远不及王安石，也因此当时人对两人的评价有很大的差异。早在熙宁初年，司马光已经认为吕惠卿 巧、用心不端，并非佳士，将来误王安石者必定是此人；吕公著也认为他奸邪而为王安石谋主，使得天下之人也认为王安石奸邪。旧党虽然批评王安石所推动的新法，却也推崇其德行。刘安世是司马光的门人，以言官的角色在宋哲宗元祐（1086年-1094年）年间活跃，到新党执政的绍圣（1094—1098）年间被流放到岭南，在宋徽宗即位后遇赦北返，他曾经对门生马永卿这样评论王安石：
马永卿《元城语录》卷上
金陵是指王安石，老先生是指司马光。刘安世认为王安石的操行可以和司马光相提并论，但是两人在学问的方向上有分别，也因此在政事上观点有异。所谓“学有邪正”，应指王安石的学问兼含儒、法、佛、道，而司马光则一本于儒。他又认为批评王安石的言论是毁之太过，所以不为主上所信，世人也引以为疑。可以看出，刘安世虽然不满王安石的政事，却钦佩他的德行，也不同意对王安石诋毁过甚的言论。在一些作者对新法有异见的宋人笔记里，仍然可以看到对王安石个人美德的颂扬，却难以看到对吕惠卿有类似的记载。
王安石复任宰相之后，和吕惠卿展开了政治倾轧。两人之间的相互倾轧不仅加深了彼此的仇怨，也影响到宋神宗对两人的看法。对政局发生决定性影响的，是监察御史里行蔡承禧、御史中丞邓绾先后弹劾吕惠卿及其诸弟所做种种不法之事，吕惠卿因此在熙宁八年（1075年）十月罢除政事，出知陈州。蔡承禧与王安石同样籍属抚州临川，据他曾在上给宋神宗的奏疏中自己讲，当时人们认为他是迎合王安石之意，但他否认，表示也曾纠弹过与王安石有密切关系的官员；至于邓绾，则确是承王雱之意而弹劾吕氏兄弟。吕惠卿出知陈州后，因吕惠卿及其诸弟不法案而起的华亭狱尚在处理之中，追究吕惠卿的过失没有得到结果，王雱又责求负责审讯的官员练亨甫与吕嘉问。吕惠卿在知陈州任上，得到京师的堂吏报知，因此向宋神宗申诉此事。宋神宗责问王安石，从此对王安石不再像以前那样信任。王安石对此事并不知情，回家责备王雱。王雱健康情况原已不佳，受责备后精神深受影响，不久之后便病死。王雱去世使得王安石至为哀伤，无心治事，于是多次向宋神宗请求罢除相职。
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王安石再度罢相，出判江宁府，第二年连判江宁府也辞掉了，从此脱离了政治圈。王安石再度罢相之后，新法依旧在宋神宗的坚定支持下，继续推行，直到元丰八年（1085年）他去世为止，而新法的偏失也继续存在，甚至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