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24年5月18日晚，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韦茨曼设计学院的毕业典礼上，举行了林徽因入学宾大百年暨建筑学学位追授庆典，正式向林徽因颁发建筑学学士学位以表彰她作为中国现代建筑先驱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林徽因的外孙女于葵代表林徽因从韦茨曼设计学院院长弗里茨·斯坦纳手中接过了这份迟到近百年的学位证书。
作为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新中国国徽设计灵感的提供者之一，林徽因作为建筑学家的名声享誉海内外，但很少有人知道，20世纪初，她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以下简称宾大）留学时并未拿到建筑学学位。而导致她没有拿到建筑学学位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的美国的社会环境不允许女性学习建筑。如今，韦茨曼设计学院希望追授学位这一行为，努力地弥补这个遗憾。
本文转载自《世界建筑》2007年第11期，作者秦佑国（1943-2021），知名建筑学家，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第一位女建筑学家
文 | 秦佑国
来源 | 《世界建筑》2007年第11期
众所周知，林徽因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才女，她的才华、美貌和气质，她的经历、成就和际遇，赢得了同时代的、后来的和当今的文学人士、艺术人士和普通人的赞叹、钦佩和惋惜。她的才能是多方面的，她的成就是多领域的。她在文学和诗歌方面的建树使她享誉文坛，她在建筑和美术方面的成就使她成为中国第一位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女性建筑家。
一个出生在 1904 年，满清王朝时代的中国女孩，会在少女时代就立下“学建筑”的志向，必有一番与众不同的家庭背景和少年经历。
留学日本、担任过民国司法总长的父亲林长民，先把林徽因送到北京培华教会女子中学学习，随后在她 16 岁时带着她前往英国，在伦敦圣玛丽女子学院借读，并携她到欧洲大陆旅行。也就在这个时期，林徽因萌生了“学建筑”的志向。梁再冰在《我的妈妈林徽因》一文中写道，林徽因在英国时，女友中有“一位学建筑的学生。妈妈从这位女友那里首次得知建筑在西方不仅仅是‘盖房子’，而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和艺术。观察这位女友作建筑绘图使她尤感兴趣，并且产生了将来要成为一名女建筑师的强烈愿望”。1926 年，林徽因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向她的美国同学说到：
1921 年 10 月，林徽因回到中国，继续在培华女中学习。父亲林长民与梁启超的友谊，使林徽因结识了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两家父辈也有意他们结为连理。
当时梁思成是清华学校的学生，“毕业后将到美国留学，他开始考虑自已未来的专业，我妈妈也在考虑她未来的学业。……她对爹爹（指梁思成）谈了西方‘建筑学’的概念以及她想学建筑的愿望。爹爹此时也感到，建筑这门综合各种艺术门类、跨人文和理工的学科非常适合他的特长和爱好”。
1924 年，林徽因和梁思成一起赴美，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School of Fine Art），他们是直接进入三年级学习的。梁思成在建筑系注册，林徽因在美术系注册。当时宾大美术学院下设：建筑系、景观系、美术系和音乐系。建筑系不招收女生，因为建筑系学生必须上人体写生课程，不允许女生进入人体写生教室，但其他系的女生可以选建筑学的课程。所以，林徽因只能在美术系注册，但选修了建筑学的课程。从她后来 1926年-1927 年被建筑系聘为半时的建筑设计课事务助理（Part-time Assistant to Architectural Design Staff）和半时的设计指导教师（Part-time Instructor in Design）一事,可以看出她在建筑学方面学习的突出。
1926 年 1 月 17 日，蒙他那（Montana）报登载了比林斯（可能是林徽因的同学）的一篇文章，标题是“中国姑娘献身于拯救她国家的艺术”，副标题是“在美国大学读书的菲莉斯·林抨击正在毁坏东方美的虚假建筑”。文章开头是：
林徽因和梁思成于 1927 年夏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林徽因获学士学位，梁思成获硕士学位。他们在保罗·克瑞特（Paul Cret）的建筑事务所短暂工作，暑期后，林徽因去耶鲁大学进修舞台美术，梁思成去哈佛大学进修，研究东方建筑和美术史。梁、林于 1928 年 3 月在加拿大渥太华梁思成姐夫家结婚。在梁启超的建议下，梁、林在婚后，取道欧洲回国。梁启超在给他们的信中写道：“每日有详细日记”，“所记范围切不可宽泛，专记你们最有兴味的那几件——美术、建筑、戏剧、音乐便够了”，“到意大利,要把文艺复兴时代的美术彻底研究了解”。梁、林于 1928 年 8 月回到中国，结束了 4 年的留学生活。
1928 年 9 月，梁思成和林徽因应东北大学之聘，创建东北大学建筑系,梁思成任系主任。起初，只有梁、林两位教师，后有陈植、童寯、蔡方荫等来校执教，并成立了梁陈童蔡营造事务所。陈、童都是与梁、林先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的同学。20 世纪 20 年代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受由来自巴黎美术学院（Beaux arts）的保尔·克瑞特的影响，是学院派的建筑教育体系。东北大学建筑系的教学体系继承了宾大的体系，“所有设备，悉仿美国费城本雪文尼亚大学建筑科”。曾经在东北大学就读过的张说，“（东大）先生们大都是保尔·克瑞特的门徒，对于技巧和构图的要求极严。”梁陈童蔡营造事务所在 1930年-1931 年间，在东北设计有吉林大学和交通大学锦州分校的校舍，林徽因参加了设计工作。1930 年晚些时候，林徽因被诊断出患有肺病，离开沈阳到北京治疗。1931 年夏，学期结束，梁思成把系里的事交给童寯，回到北京。随后发生“九一八”事变，日寇占领东北，东北大学建筑系停办。
梁思成离开东北大学时已经接受了朱启钤的邀请，担任中国营造学社的法式部主任，林徽因也参加营造学社的工作，从此开始了他们在中国营造学社长达 15 年的调查研究中国古建筑的艰难而又成果丰硕的生涯。
在 1932 年- 1937 年间，林徽因参与了梁思成和其助手莫宗江等1932年的京郊、1933 年的山西大同、河北正定、1934 年的山西晋汾、浙江杭州和金华、1936 年的河南洛阳和开封、山东中部、1937 年的陕西西安和关中、山西五台山等地数十处古建筑的考察和测绘。在考察中，林徽因表现出她的睿智、敏感和激情，而耐得旅途生活的艰苦和测绘工作的辛劳，与她的出众才华和优雅的气质形成鲜明的对比。梁思成后来回忆道：
五台山佛光寺大殿梁下的题记和经幢上“佛殿女弟子宁公遇”的文句也是林徽因发现的，从而确定了佛光寺的建造年代：唐大中十一年，公元 857 年。
林徽因在参与营造学社考察的同时，也与梁思成共同撰写有关中国古建筑研究的论文：《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平郊建筑杂录》《清式营造则例·第一章绪论》《晋汾古建筑预查记略》《由天宁寺谈到建筑年代的鉴别问题》《平郊建筑杂录（续）》等。梁、林还设计了北京大学学生宿舍和地质馆，他们的设计已明显受到现代主义建筑思潮的影响。
此期间也是林徽因文学创作的丰硕时期，她的社会交往很多，造访北总部胡同3号梁、林家“太太客厅”的“星期六朋友”，包括张奚若、金岳霖、钱端升、周培源、陈岱孙、叶企逊、吴有训、邓以蜇、陶孟和、李济、沈从文等。1932 年，他们结识了费正清夫妇，中美两对夫妇开始了他们持久的历史性友谊。
正当他们的考察以发现唐代的遗存五台山佛光寺而达到辉煌顶点的时候，卢沟桥事变发生了，他们匆匆赶回北京。9 月 5 日，梁、林一家离开北京，开始了抗战时期的流亡岁月。从北京辗转到长沙，停留两月后再到昆明。在争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周怡春支持后，梁思成任营造学社社长，学社恢复了古建筑的调查。1940 年冬，林徽因一家与营造学社随中央研究院迁往四川南溪县的李庄，旅途的艰辛劳累和四川阴冷潮湿的气候，使林徽因的健康急剧恶化，加之经济的窘迫和物品的匮乏，使她陷入贫病交困的境地。
营造学社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依然坚持开展工作。病中的林徽因虽然没有参加田野调研和考察，但她没有中断研究工作。学社考察发现了汉阙和岩墓遗存，她躺在病榻上阅读有关汉朝的文献，学社恢复出版《营造学社汇刊》，有她的心血和辛劳，学社招收年轻人，有她的培育和指导。梁思成在艰难困苦下完成的《中国建筑史》中，林徽因除了对辽、宋的部分文献负责收集资料并执笔外，全稿都经过她校阅补充。1942 年，费正清作为美国外交人员来到陪都重庆，并去李庄看望梁、林。他写道：
他们处在四川偏僻的农村小镇，但他们仍然敏锐地感到世界上现代主义建筑的发展。林徽因在李庄写下了《现代住宅设计参考》，梁思成在 1935 年 3 月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建议清华成立建筑系的信中明确提出：
梅贻琦接受了梁思成的建议，决定在清华大学成立建筑系，聘梁思成为系主任。1946 年 8 月，梁、林回到了北京，开始筹建建筑系。但梁思成随即应美国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邀请赴美讲学和考察，建系工作实际上落在了林徽因身上。经常卧病在床的她运筹帷幄，而作为建筑系聘的第一位教师吴良镛则担起了日常行政和教学工作。1947 年夏，得知林徽因病情加重的梁思成匆匆从美国回来，此时，清华建筑系已步入正轨。梁思成一面扩充教师队伍，一面建立“体形环境”为基础的教学体系。林徽因在 1948 年冬动了摘除受感染的肾脏的手术，在手术成功身体有所好转中，迎来了清华园的解放。
让梁、林夫妇感动的是，在解放军包围了北京城准备攻城前，两个解放军干部造访了梁家，请他们在军用地图上圈出北京城内重要的古建筑，以备军队攻城时可加以保护。当然，后来北京和平解放，北京完全避免了战火的损伤。梁、林随后又组织编写了《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简目》封面有“国立清华大学、私立中国营造学社合办建筑研究所编，民国三十八年三月”的字样，前言中写道“以供人民解放军作战及接管时保护文物之用。”
为了新中国成立做准备，1949 年 7 月 10 日，政协筹备会发布《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向全国征集方案。但应征的国徽方案都不令人满意。9月27日召开的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邀请专家另行设计国徽图案”。
“邀请专家”就是林徽因。在她的主持下，1949 年 10 月 23 日，清华大学提交了一个国徽图案以及《拟制国徽图案说明》。《说明》中写道：
署名是：林徽因、莫宗江集体设计，参加技术意见者：邓以蛰、王逊、高庄、梁思成。
这个方案首次将国旗上的五颗金星设计入国徽图案,用五星体现新中国“政权特征”，并把国徽和国旗联系在一起的创意，被后来正式确定和颁布的国徽所采用；“嘉禾缀以红绶，红绶穿瑗为结”（而“不是西洋系统的缎带结之类”）也应用在后来的国徽中；用玉璧的造型已具备了后来国徽是浮雕而不是一幅图画的特征。而国徽图案要体现“中国数千年艺术的传统”和“民族文化”与“新母题配合”“发展出新的图案”是梁林始终坚持和追求的。
1950 年 6 月 14 日- 23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京举行。会议内容之一是审定国徽图案。6 月 10 日，政协常委会“议决采取国徽为天安门图案”，要求国徽以天安门为主体来设计。清华营建系国徽设计小组在梁思成和林徽因领导下，与张汀、周令钊的美术学院设计组从 6 月 12 日起按政协常委会要求进行设计。6 月 15 日，政协国徽小组开会，在审议了清华和美院的方案后，讨论决定：“将梁先生设计的国徽第一式与第三式合并，用第一式的外圈，用第三式的内容，请梁先生再整理绘制。” 6 月 17 日，清华大学营建系国徽设计小组提交了修改后的方案和《国徽设计说明书》，说明书中写道：
尽管政协常委议决“采取国徽为天安门图案”，要求国徽以天安门为主体来设计，但清华的方案却是“图案内以国旗上的金色五星和天安门为主要内容”。天安门在这里只是主要内容“之一”，不是“唯一”，而且不是“第一”，“第一”是“国旗上的金色五星”。方案中天安门图形也不是撑满整个画面作为唯一的“主体”，而是“强调五星与天安门在比例上的关系”，把一个正立面的、程式化的、浮雕式的天安门置于国旗的5颗金星之下，只占画面的1/3不到。国徽采用金红两色浮雕造型，极赋中国特色。红的底色配上五颗金星，正是一面满天空的五星红旗。用国旗以及国旗映照下的天安门来表达新中国的政权特征，显然比只用天安门要好得多。这是清华大学营建系对国徽设计的最大贡献，也是国徽主题的最重要的创意。
清华国徽设计的组织者和主持人主要是林徽因，这在国徽设计小组成员朱畅中的回忆《国徽诞生记》中可以清楚看到：
决定性的日子是 1950 年 6 月 20 日。政协全委会在当日下午召开国徽审查会议。周恩来总理和到会成员对清华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两家提出的方案进行了审议。最后，清华大学营建系设计的第二图当选。
国徽设计是林徽因事业的顶峰。她这时也从过去没有独立社会身份的“梁思成太太”成为清华大学正式聘请的教授，还是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后来还当选为北京市第一届人大代表、全国文代会代表。
林徽因与梁思成一样，对北京城市规划和建设十分关心，呼吁保护北京城和古建筑。“现在这样没秩序地盖楼房，捂都捂不住！将来麻烦就大了！要赶紧规划”（杨秋华回忆）。在 1953 年 8 月的一次座谈会上，“她指着吴晗同志（北京市副市长）的鼻子，大声谴责”（陈从周回忆），激动地说：“你们把古董拆了，将来要后悔的，即使把它恢复起来，充其量也只是假古董！”
梁思成在建议清华成立建筑系时，就向梅贻琦校长提出“即宜酌量情形，成立建筑学院，逐渐分添建筑工程，都市计划，庭院计划，户内装饰等系。”正是因应成立户内装饰系（1949 年改称为工业艺术系）的设想，林徽因投入较大精力于中国图案边饰和工艺美术的研究。撰写了《敦煌边饰初步研究》《景泰蓝新图样设计工作一年总结》《和平礼物》（叙述为亚太和平会议设计工艺品礼物的理念和过程）。林徽因还被聘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建设委员会委员，参与纪念碑的纹饰浮雕设计。
1953 年 10 月，中国建筑学会成立，林徽因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并担任《建筑学报》编委。
在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时期复古主义建筑的影响下，1955年，中国也开展了批判以梁思成为代表的“大屋顶”“复古主义”，使梁林受到了极大的政治和精神压力，林徽因在这一年的4月1日，带着历史的遗憾，走完了她只有51年的人生。梁思成亲自为自己的妻子设计了墓碑，上书“建筑师林徽因”，墓碑上的石刻花圈采用了林徽因自己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花圈浮雕图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