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介绍
在英国，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学生对于“八股式”的学术论文失去兴趣，对于学校从全球战争中获利的事实感到失望、愤怒和沮丧，转而投入声援巴勒斯坦的学生运动。该群体从高等教育中所继承的自由、民主、博爱、全球公民思想，进一步推动着精英大学成为运动的中心。
此轮巴以冲突，冲击到众多群体，点燃了来自不同立场的人对于此次抗议活动的犹疑、踌躇、委屈、愤怒、悲伤等多种情绪，在一轮又一轮的抗议活动中烧得愈发猛烈。
借由这篇文章，我将陈述我在伦敦所认识的不同群体各自对这场战争的情感与表态，包括穆斯林（巴勒斯坦人）、德国人、犹太人、精英高等教育院校知识生产群体及管理层。
注：本篇文章提到的个人言行不一定能代表他们所属身份群体的观点，请读者切勿上升到群体偏见与仇恨。
一、一夜之间失去12个亲人的英籍巴勒斯坦人：英国政治与穆斯林群体的情感和诉求
2023年10月，就在一次同学聚会之前的几小时，一位巴勒斯坦同学得知了 12个家人在加沙全部死于以色列空军轰炸的噩耗。10月7日的哈马斯恐怖袭击，虽然举世震惊，但体感还是一个离我很遥远的新闻，但其引发的一系列人间惨剧却在那一刻发生在我身边。
直到聚会前，他仍处在情绪的余波中，愤怒、恐惧、震惊混杂在一起。因为不想在这样悲痛的时候独处，他最终还是选择出席这次同学聚会，希望同辈的陪伴可以排解恐惧。
在聚会上，这位同学哭着读了一首他写的诗歌。因为他的声音太过于颤抖，我没能完全辨认出他说的话，但大致内容是：“他们（以色列军队）朝我们扔下炮弹，我们只能朝他们扔去石块。”
之后，他还接受了ITV等英国媒体的采访，代表在英国的巴勒斯坦群体对以色列的入侵和反人道战争行径进行控诉。作为之前在BBC工作过的媒体人，他的存在和发声也让巴勒斯坦人群体在英国得以被看见和听见。
渐渐地，英国媒体对此事的关注范围，在话题上从10月7日哈马斯恐袭扩展到由其展开的“第六次中东战争”（此说法尚未得到广泛共识）；媒体受访人也从在英巴勒斯坦人扩大到整个穆斯林群体。媒体对于巴勒斯坦、乃至伊斯兰恐惧症（Islamphobia）等问题的关注，一度为10月7日哈马斯恐袭事发次年（2024年）的英国大选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胜利在望（也事实上成功当选）的工党（Labour Party），曾一度因对于加沙事件的表态暧昧而受到大量穆斯林选民的抵制，而这让自2019年以来对英国穆斯林对工党已减半的支持率数据雪上加霜。据英国BBC新闻报道，面对这种情况，工党资深议员曾于今年5月迫切地表示，工党必须要重建与穆斯林选民群体之间的信任。
据美国NPR新闻报道，对加沙问题的愤怒也使许多英国穆斯林群体开始推举出独立候选人，而被推选出的群体的支持者，与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政党的选民基础有着部分重合。例如，在新涌现的独立候选人之中，最瞩目的人选之一是不列颠革命共产党（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 of Britain）成员、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马克思主义协会会长费欧娜·拉莉（Fiona Lali）。在大选期间，她曾为东伦敦Stratford和Bow两个区域的区域代表议员竞选人。她的竞选海报，在英国的各大高校公告栏上到处可见，而她也成功集结了一大批声援巴勒斯坦的支持者。新进左派和穆斯林群体（或声援穆斯林人权）的身份与价值重叠，不仅引发了英国保守政治的焦虑，也对位于政治光谱中间偏左派的工党产生了相当的威慑。
虽然，在最终竞选结果中，不列颠革命共产党在内的一众激进左派政党（包括SWP，社会主义工人党）没能获取议会席位，但这次大选中，工党在议会下院选举中赢得超过半数席位，获得选举胜利。
犹太问题以及反犹主义问题，曾一度成为工党内部分裂的重要原因之一。2020年10月29日至11月17日，曾任党魁的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因被指控发表“反犹主义”言论而遭工党暂停党籍。在2020年接任杰里米·科尔宾的工党领袖之位后，斯塔默（Keir Starmer），也是昨日刚被选上首相位置的工党政治家，对工党内部的反犹主义进行了整肃。他同时对工党的极左翼理念进行了调整，使得左翼工党向中间派靠拢，成为能被更多选民接受的政党。
2024年5月24日，科尔宾宣布将作为伊斯灵顿北区的独立议会候选人参加2024年大选。同一天，工党宣布开除科尔宾的党籍。就在昨天（7月5日），科尔宾成功以独立候选人身份赢得了北伊斯灵顿选区的候选人，再度当选议员。
当下，在新上任的、但内部仍有分裂的工党领导的政府下，英国的穆斯林群体，以及他们内心的愤怒与不安，将被如何被新政府的对内和外交政策所考虑和回应呢？
二、德国人的困境：反犹的枷锁与被回避的政治
战争爆发后，曾作为国际新闻记者的室友之一——一个中国男生——每日都在愤怒和郁郁寡欢两种情绪状态之间摇摆。那几天他总是喃喃自语，在厨房踱步，逢人便说：以色列真是太可恶了，太可恶了！
一天晚上，另一位德国室友带着她的几位德国朋友来厨房吃饭，碰见了这位国际新闻记者朋友兼室友。记者哥义愤填膺地拉着他们谈论当下的战争，却得到了尴尬和不情愿的回应。这几位在座的大国人并不是犹太人，但在他们眼里，巴以冲突依旧是十分敏感的话题，在他们的政治语境里，声援巴勒斯坦似乎很容易直接和反犹太画上等号。
虽然我的德国室友、以及她带来的几位德国客人，都是在做政治理论相关的研究，但在他们眼中，“反犹主义”是二战时期对于犹太人屠杀的野蛮行径的唯一合理的解释。而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这些构成现代文明的要素——也在很大程度上也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参考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这几位德国人所奉行的“政治正确”是：我们要永远对于犹太民族保持愧疚，于是也只是用这条逻辑来对国际新闻记者朋友进行回应。
这让我想到了人类学家项飙最近接受单读访谈时所说的：
“反犹在德国是一个绝对性的禁忌，如果一个政党或者官员被批评为纵容反犹，那将是他政治生命最有效的结束。这反过来就说明自由主义秩序变得越来越脆弱，越来越僵化，越来越以象征符号进行判断，而不是通过辩论、思考、分析、分解。我在德国报纸上曾经说，好像现在政治家都成了保安，只想着不要跨红线，而没有自己的世界观。”
我在剑桥大学遇见的德国朋友也曾表达了比较类似的态度。我问他去柏林推荐哪些景点和文化活动，他戏称：“如果你想在德国被暴揍一顿，那就在柏林街头举着声援巴勒斯坦的旗帜吧。”说这话时，他三分自嘲、三分漫不经心、四分忧虑。我感到气氛中的微妙，也就没有就他自己的看法再深入问下去。
当我们散步经过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时，我的同伴表达了他的见解。他认为，学生的抗议运动给校园的安逸宁静与学术气氛带来了“过激政治”的破坏。在他眼中，这场学生运动催生出暴力被合法化的可能。它不仅反映出高等学府“政治化”和“学术自主性被干扰”的病症，也是学生为了逃避学习任务、并强行给自己赋予话语权以满足权力欲望的意气用事。
就在我愣神时，几个操着本地口音的白人女性从我身边经过。她们瞥了一眼驻扎帐篷里的抗议学生阵营，唾弃道：“犹太人被迫害了上千年，你们剑桥大学的精英学子竟然在这里公开支持恐怖分子！呸！”
当时，我不敢通过拍照的举动表达出任何一种立场，我只沉默不语，却也为自己的沉默感到可悲。
三、伦敦犹太裔，活在尴尬的沉默中
昨天，我在伦敦与之前一同上歌曲制作培训课的朋友见面。我们一起吃着水果，喝着鸡尾酒，在樱草花山上野餐，两人懒洋洋地一起享受伦敦难得的明媚且漫长的夏日午后。
这是我们的第二次见面。野餐开始时，我对她的了解仅限于“一个爱唱歌，希望成为歌手的可爱女孩”，然后我们聊到各自的专业。她说她学法语和西班牙语，也会希伯来语。我说希伯来语也是你的语言和文化学习专业吗？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其实我是犹太人啦。于是我们的聊天便转向了二战期间定居中国的犹太人、中国河南开封犹太人的历史、犹太人的节日习俗等。于是我不禁好奇：为什么她会对于展现出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有些犹豫呢？
她说，她和自己的父母之间有着不小的鸿沟，父母比她更加传统保守。街坊亲戚里（伦敦西北边的犹太人聚集区）每周都要组织大聚餐，老一辈想方设法地撺掇年轻一代嫁娶“自己人“，搞光速约会等活动，甚至还开发了仅为犹太男女约会用的软件。
她说：“我每次都只想去蹭点吃的！我太讨厌这一套了，被长辈拉着去相亲。我遇到了一个猥琐男（她的原话）两次，可能还是因为我们犹太人的圈子太小了吧！我可要自由恋爱。” 大概，这是一个比较自由主义的犹太青年。
我们长达三小时的漫谈，微妙地避开了当下的战争。
当我们快吃完晚餐时，一条在手机上弹出的新闻打破了她的满脸幸福——愤怒迅速爬上了她的脸——以色列航空一趟从华沙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在土耳其安塔利亚机场紧急降落后不被允许加油。土耳其向来与以色列交恶，在本轮巴以冲突开始后，这种紧张的外交关系就更显突出了。但她对于来自阿拉伯世界的敌意这种近乎本能的愤怒，还是让我吃了一惊。前一秒我们还在就“全球化”、“地球村”等话题聊得热火朝天，后一秒却因为身份认同“隔离”被迫陷入情绪上的“选边站”。
但现实就是如此痛苦又无奈。耳濡目染的文化环境、无法剥离的种族特征，这些构成自我认同的因素，无意识地构建起了对“他者”的界定，并不断强化“我者”的共同性。那些我们所推崇的、能够打破隔阂的普世价值，在“我们”被否定、被排斥的现实面前溃不成军。
沟通、理解、和平，这些字眼变得如此渺茫。历史的、政治的、社会的情绪，似乎再多的跨文化交流都无法弥合。
我的一位研究项目组的同事，是西欧某国的犹太裔学者。在声援巴勒斯坦的学生运动愈发激烈时，他便在一段时间内几乎从我们的项目组汇报和会议中隐身了。我们组里的每个人似乎也都默认——巴以冲突，如果有犹太人的在场，是不可以主动提及的话题。
所有人都害怕打破在彼此不同身份和意识形态之间作为缓冲地带的沉默。
其实我也会有些好奇，在才刚过去的2024年英国大选中，她把选票投给谁了呢？或者，她是否是那40%压根没有投票的英国公民之一？
四、以色列教授的公开演讲：“模糊”的正当性？
去年，伦敦某高校有一位来自以色列的教授，她在学校内进行了一场讨论“战争中道德和事实模糊性”的讲座。她以自己亲叔叔——反战主义犹太人的故事开头，声泪俱下地讲述了自己家人在2023年10月7日的哈马斯恐怖袭击中被劫持和杀害的故事。她还动情地回忆起自己带着母亲做化疗的经历。在巴以边境城市的医院里，她也曾感觉到与来自巴勒斯坦护士的温情互动，这些都是在战争中美好得近乎不真实的人道主义关怀。她还愤怒而遗憾地向在场所有人展示自己作为以色列学者，所饱受的各种恶意人身攻击。
她强调：人都有自相矛盾的情感、依恋和观察。面对这样的复杂性时，我们就更不能怀有“我们和他们”这样非黑即白的观念。
她的演讲一结束，在场观众中的教授们借提问的机会，其中一部分人直抒他们羞于启齿的困惑：
“在了解到犹太群体的声音之前，我们是否也有对这场战争保持‘批判性距离’的权力？”
“我们一定要被卷入到（当下的）学生声援巴勒斯坦的运动中去吗？”……
我望向其他在座的学生，看到他们有人戴了口罩、有人正紧握着拳头，仿佛有一股巨浪在他们胸中翻滚，马上要从身体里溢出来一样。
观众席上的教授清一色都是白人，而学生里则坐着各种肤色的人。观察到这微妙差别的这一刻，我突然感到了一种强烈的错愕：这难道就是对社会正义进行知识生产背后真实权力关系的图景吗？
接下来，坐在我身边的几个学生开始进行抗议。他们质问演讲者：
“为什么在你受害者的叙事中，英国在中东的殖民历史，以及其在当下中东局势中的作用，可以完美隐身？”
“当我们强调‘模糊性’的必要性时，那些深处战争中的人、身处绝望处境的人，如何能保持‘事实和道德上的模糊性’？你所声称的‘模糊性’是在杀死他们！”
……
他们没有得到回答。
结语
在以上我谈论到的多个跨文化交流的场景中，拥有不同利益、身份、和价值观的群体，其各自真实的想法总是在日常生活中不经意地流露出来。而学术性的话语、现代文明社会的礼节和世界公民的理念，以及相当一部分群体的失语，让物理的冲突在精神的辩论场上显得不那么激烈，它们是体面的、官方的，甚至是疏离的。
希望我这篇文章，可以给读者们一个新的，了解巴以战争的视角。也希望借阅读这篇文章的机会，读者们也可以怀有同情和同理心，审慎和负责地形成自己对于全球政治和冲突的见解和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