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969/j.issn.1000-4491.2017.01.011
德国军事顾问团在华活动是民国时期中德关系史上主要内容之一，德国军事顾问团对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都有重要的影响。该顾问团自成立起一直为中国军事建设而努力，直至在全面抗战开始之后，被希特勒政府勒令回国。由于顾虑《凡尔赛和约》的限制，当时中德双方对于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在华活动大多避而不谈。在中国军队整编和训练，以及抗日战略设计上，德国军事顾问团都给予了中方很多帮助，这些帮助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国的抗日力量，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一、组建国防军
随着“围剿”中共红军战事的进展及日本侵华步伐的加快，南京国民政府决定从1935年开始集中精力进行陆军整编。3月1日在武汉成立了陆军整理处，蒋介石特别委任其爱将、时任“围剿”红军总指挥、坐镇南昌的陈诚为陆军整理处处长，负责全国军队的整理工作。蒋介石为此致电陈诚:“此次以后备军名义委弟者，应望弟致全力于全盘之整军，故不使负清剿之职责，免过劳苦。”应该说，对全国军队进行整编是国民政府早拟进行的工作，面对日本的威胁，中国需要提升抵御外敌入侵的能力。
而当时中国军队的境况可以说是很不如人意，陈诚把当时军队情形概括为:“然究其实际，则当时大部国军多已老大衰颓，有不堪一战之势。无论就编组、训练、装备、补给任何一方面言，都是杂乱无章的，腐败落后的。”为此陈诚早在1934年4月就上书蒋介石建议:“拟请于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军政部、训练总监部，及南昌行营中指派学验兼优，且具有积极精神者若干人，并召集明了部队情况之高级官长若干人，必要时再酌聘与军事有关之专家若干人，组织临时机关，如军事设计委员会之类，直属于钧座领导之下，限期(假定三个月)搜集各种材料，依据学理与适合事实需要，斟酌损益，分别缓急，于剿匪军事告一段落后，对全国部队之如何整理，国防军事之如何建设，详拟具体实施方案，呈候钧座核定施行。庶‘剿匪’军事结束，即可开始实施。”担任陆军整理处处长一个月之后，陈诚根据整军实践向蒋介石提出了几条具体整改意见:一、加强军队的干部建设，统一部队教育，确定建军精神。二、加强炮兵建设，建成十个模范炮兵团，更新装备，加强训练，作为炮兵建设的样板。三、加强机械化部队建设，把所有机械化部队编为一个集团，分驻全国各个要地。四、加强军械管理，统一采购和调配。五、从速设立军需局，加快实现军需的独立。六、加快设立练兵场及营房等基础设施建设。
蒋介石与陈诚如此重视整军工作，负责帮助中国提高军力的德国军事顾问团自然深度参与此项工作。几任德国军事总顾问对于中国的军队整理都有着自己的建议与计划，这些建议与计划给国民政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对当时的建军整军工作起了一定的帮助。
1928年来华的第一任总顾问鲍尔上校对于中国的军队建设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主张对中国现有军队进行整编，减少编制，裁减冗员，实行精兵。然后再按照德国方式训练出一支新的少而精的中央军部队。在他的倡议下，蒋介石批准成立了由德国顾问直接训练的教导队(包括一个步兵队、一个重兵器队、一个乘马步兵队、一个炮兵队、一个工兵队和一个通信队，另外还有军官研究班和译述训练班)。德国军事顾问团对中国军队整编的建议在于坚持贯彻“教导部队”的模式。该模式具体内容为:首先按照最理想的部队组织结构、训练水平、装备样式组建一支示范部队，该部队本身不承担战斗任务，它的主要工作是把其他部队的各级、各兵种军官与士兵派到这支部队中去，由示范部队对其进行单独训练，使其它部队逐步达到与示范部队差不多的水平，在此基础上，逐渐扩大训练的范围，最终使全军都达到这一理想的素质水平。在鲍尔提议下建立的教导队，即为示范部队。
1930年，佛采尔成为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他尤其重视教导队的建设。教导队先是扩编为教导旅，然后教导旅和国民政府警卫旅编成了第87、88两师，两师编余部队则合编为第36师。佛采尔认为:“若照顾问及八十七、八两师各顾问所建议及所示途径继续进行，而又值承平与时间余裕，则上述八十七、八十八、三十六三师，不难于短时期内练成新式劲旅。”佛采尔将军在刚到中国之时，即向蒋介石建议先行改编5到6个师，予以新式训练，然后再分期改编全国陆军。
鉴于国民党军队的军官整体素质并不是很高，不能达到现代战争要求的现状，德国军事顾问建议对现职军官进行短期培训，以提高他们的素质。佛采尔总顾问在1933年向蒋介石建议道:“鄙意苟有可能，即应设立高级训练班，学期数月，使之多习新式用兵。”而此时，蒋介石正为国民党军队在“围剿”红军战争中暴露出的战术素养低下、多次被机动灵活的红军击败的情况而头痛，所以对佛采尔的提议很是欣赏，遂决定成立“庐山军官训练团”。通过此训练团的教育训练，国民党军队军官的军事素质得到了一定的提高。
1933年德国“国防军之父”塞克特将军来华，他在与蒋介石的谈话中提出关于中国军事的意见:“(一)中国常备军有60个师即可够用，中国士兵勇敢耐劳，只要训练得法可成劲旅；(二)练兵要有一个较为安定的环境与自给的兵工业，不能完全依靠购买外国武器，在创办中国军工企业方面，他可以帮忙；(三)中方应先成立一个训练团，调集各部队将官来集训，逐步推广德式训练，以完成重建军队的任务。”
在塞克特将军启程回国之前，他将自己所拟的《重整中国陆军建议书》托人转交给蒋介石。在这份意见书中，塞克特首先指出中国之前整军计划不得实施的原因在于边界危机与内战的干扰，他写道:“每种军队之重整，首先，其最重要的条件在于边界之安宁，意即对外长期之和平；其次为中国内政之平静。在满足这两种条件之前，欲达成建军之功效，恐难如愿以偿。此种真正应该持续的功效，非短期之内可以达成。依本人看来，重整军队工作之成效，目前所以尚未获致长足进展，其主要原因仍在于边界与内战，而使重整军队的工作遭受挫折。”随即塞克特说明“政权的根基是军队”，中国当前建军的迫切任务，不是组建一支庞大的陆军，而是集中精力训练出一支素质优良、装备完善之“核心武力”———教导旅，用以作为将来在需要时“无限扩充”之基础，塞克特在建议书中写道:“据本人印象，中国的军队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其理由是政治因素所形成。目前必须达到的目标是大量减少常备正规军，而以一支小型配备精良、士气高昂、战斗效率锐利的军队取代一群既无良好武装配备，又无严格训练的乌合之众。欲训练及武装目前所有师团，据本人看来，绝无可能。 当前的目标是必须尽早建立确定数量的精良师团作为中国军队的核心，日后再逐步增加数量。 本人认为近期内训练十个精良的师团远比廿个中等品质的师团犹为理想。”塞克特运用自己一战后重整德国军队的经验，并结合其在中国考察的实际情况，为中国整军提出三项原则建议:(1)军队是国内统治之基础与防御外来侵略之盾牌；(2)军队之威力来自其优良之素质；(3)军队之作战力在于军官团之培养。根据这一思想，他建议中方立即着手建设一支新教导旅，“此旅可使参谋本部之军官及陆军参谋大学之学员增进指挥作战之能力，其最终目标即在训练一组基层人员，通晓现代战争原则及其应用，俾便前来受训者能习染现今战场指挥官所具有之知识与经验”。他主张训练应从师级以上军官开始，彻底改变军队基层的旧式面貌。这一教导旅应包括2个步兵团，1个炮兵营，1个工兵、坦克与通讯连以及1个骑兵中队，配以一个顾问参谋小组，既有资深的顾问，又有年轻的参谋，针对受训者各自状况，给予个别辅导训练。塞克特的建议主要是从“精兵”的角度出发，中国需要淘汰不合格的军队，建立一支类似于一战之后德国十万精良的国防军的军队，这种军队才能拥有强大的战斗力。塞克特的建议符合国民政府的意愿。当时中国总人数达好几百万的军队存在着严重的良莠不齐、战斗力低下的弊端，这些军队“以之内哄则有余，以之御侮则不足”，政府每年还需要花费大量财力供养。国民政府一直希望能够进行整军，淘汰冗员，增强军队战斗力，使得军队迅速提高对外防御的能力。
此外，鉴于中国军队武器装备落后，而且兵种单一，几乎全为步兵，缺乏炮兵的情况，德国军事顾问认为，中国还尤其需要加强武器尤其是大炮的进口，在未来的中日战争中才能与日本军队抗衡。塞克特认为“中国陆军更大之弱点，莫如炮兵方面”。根据德国顾问的意见，国民政府至抗战初期，共建立炮兵4个旅，20个独立团。
在海军方面，海防顾问赖文上校是一战时德国潜艇及海岸防卫专家，他对于抗战前中国的海防、江防建设贡献很大。他建议中国派遣军官去德国学习，特别是学习快艇战法和水雷的布防。他还计划帮助中国建设一支潜艇舰队，可惜抗战爆发后，向德国订购的潜艇未能得到，但中国海军仍然装备了8艘鱼雷艇、240枚鱼雷及26艘作战快艇。
塞克特将军于1935年辞去在华德国军事总顾问之职返回德国，该职位由其副手法肯豪森将军继任。法肯豪森将军上任之后，结合中国当时状况对塞克特将军的陆军整理意见书进行了适当的修正，随后以之为蓝本，帮助中国进行军队的整编与训练。与此同时，国民政府的统治日趋稳定，这也利于整编军队。1934年底，驻华德国外交人员在致德外交部的报告中说明:“由于内政外交的相对安定，使军事建设计划终于有可能推行。该计划包括成立约十个师的现代机动部队，‘将目前的两百个师首先逐渐裁减合并为六十个师’。”
法肯豪森关于整军的观点为:“抵抗意志必须具有实力之兵备，方有固定之基础。目前中国陆军，固不能担任新式战争，但未若不可用持久战抗敌，迫使其(日本)增加兵力，一切重要莫过于成立虽小而极端新式之国防军。”塞克特首次来华所提的《建议书》中，关于建立“一支现代化的军队”的建议，显然超过了当时国民政府财政预算能力。法肯豪森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对其建议作了修正，在研究其可行性之后，决定采取逐步实行的措施。法肯豪森派顾问王恩翰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军撤退复员的经验教训，撰写成文，供全国军事整理会议参考，同时就国民党在整理军队中易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建议。
鉴于国民党军中“因部下与官员之联带关系甚深，即长官多恃其地位，而部下又恃长官保障其生活”的现象，他建议被裁撤的各部队首先应停止补充新兵，其次“宜将现有军用品(即枪械)及早收集”，“使军队失却凭借武力反抗政府之可能”，在短期内“撤销许多部队及司令部”。对编余官长，除一部分降级使用外，一部分应“宜设法维持保障短时期内之生活，方能避免内部纠纷”，并以此“昭示大众”，政府“并非不念勋旧”。
对于士兵，“因中国谋生者太多，一旦骤增数十百万遣散之兵，非流为乞丐即为盗贼……”，可以仿效德意志工人队或从事兵工生产，或从事公共基础建设工程。裁撤各部队的可靠分子，编入国立警察，隶属各省主席，担任绥靖任务。
法肯豪森根据德国重建国防军的经验，按照塞克特的设计，着手训练与装备了大约8万中国军队，更之以全副德式装备，另成立了若干炮兵团与装甲旅，准备在战争一旦发生之后，迅速驰援前线。其中第87、88师重点驻扎在宁沪国防要地，在后来的“八一三”淞沪抗日之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给予野心勃勃的日本侵略军迎头痛击。法肯豪森曾向蒋介石拍胸脯说，尽管中国缺乏重炮和其他特种武器，但只要按照他的建议去做，在德国顾问指导下，中国军队“足以把日本人赶出长城”。他的乐观态度使蒋介石倍受鼓舞，坚定了抗日决心。1936年11月13日，国民政府军事当局鉴于日本军队在我国华北的频繁挑衅，针锋相对地举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法肯豪森率领德国顾问参加了这次实战演习。中方共计出动了约5个师的兵力，演习获得了圆满成功。法肯豪森对中国军队的良好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其后，他与蒋介石一起检阅了参战部队。
国民政府在制定整军计划的时候，充分考虑并听取了德国军事顾问团的意见，最后陆军整理处制定的步兵师整理计划如下:“步兵师之编练，依照国防需要及财政状况，将全国步兵分期整理编练，暂定四年以内完成六十个师。其施行顺序:(1)廿四年编练六师至十师，第一期先编六师，代为试办；(2)廿五年编练十六师至廿师；(3)廿六年编练廿师至卅师；(4)廿七年编练四师或十六师。”整编军队总数为60个师，与塞克特所说中国常备师有60个即可用相吻合。
二、抗日战略构想与实践
针对日本日益严重的侵略威胁，多位德国军事总顾问曾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对日抵抗的建议与战术构想。
1933年之后日本对于中国的侵略加剧，中日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愈来愈大，时任德国军事总顾问的塞克特将军在致蒋介石的陆军改革建议书中特别提到长江流域的防御问题，他在建议书中写道:“从扩充国防而言，尤其对具有危机性的边界地域，由于本人尚缺乏详尽深入的了解，目前只能说，正如曾经口头上提出建议，在长江流域各重要据点有设置鱼雷和炮台的必要，以封锁敌舰的通航和侵袭。为保障国家政治及军事中心的安全，防范任何危机的发生，依本人看来，似为刻不容缓的急务。”
由于塞克特只担任一年总顾问即返回德国，故塞克特的一系列抗日构想由其继任者法肯豪森将军继承并有所发展。
1935年8月，法肯豪森向国民政府递交了一份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在这份建议书中，法肯豪森详细论述了对日抗战的战略问题。第一，他主张以长江一线为未来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因南北二大干路更要者为长江”，故而他赞同蒋介石的见解，提出自长江下游宁沪，中游南昌、武汉到上游之四川，建立层层防御体系，以之为未来抗日战争的主战场。第二，在长江一线防御方面，法氏主张“东部有两事极关重要，一为封锁长江，一为警卫首都，二者有密切之连带关系，屡屡长江不能守之议，窃未敢赞同”。“长江封锁于中部防御最关重要，亦即为国防之最要点，防御务须向前推进。江防须封锁江阴，陆防须利用许多地险及天然便于防御之地形，推进至上海附近”。“南京为全国首都，必应固守，故极宜增筑东正面及东南正面之工事。次之为南昌、武昌，可作主支撑点，宜用全力固守，以维持通广州之联络”。 “终至四川为最后防地，富庶而因地理关系特形安全之省份(旁批:最后根据地)，宜设法筹备使作最后预备队，自有重大意义”。第三，法肯豪森明确提出了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增厚其防御力”的具体建议。第四，法氏在报告中还提出建立四川战略根据地的构想，他认为四川是个“富庶而因地理关系特形安全之省份”，“实为造兵工业最良地方。由重庆经贵阳建筑通昆明之铁路，使能经滇越路得向外国联络，有重要意义”。“川省若未设法工业化，能自造必要用品，处此种情况，必无战胜希望，而不啻陷中国于灭亡”。法肯豪森在这里不仅指出了四川工业化为抗战提供军需品之前景，而且指出了开辟西南外运交通线以获得抗日外援的必要性及重要意义。
按照法肯豪森的预计，一旦日本对华发动军事攻击，华北地区首当其冲，同时长江流域各海口也将受到侵犯。因此，中国军队必须在战略上确立一个“集结兵力区域”，以此为基地来布署对日国防，这个区域范围大概在徐州－郑州－武汉－南昌－南京一线，我军应在此区域向北推进，以“沧县－保定为绝对防御线”，“最后战线为黄河”。长江陆防须推进至上海附近，南京作为首都“宜固守”，华中则以南昌、武昌作为战略支撑点，全国以四川为“最后防地”。法肯豪森最后写道:“综结言之，就民族政治、经济、心理、军事上各种情况，俱有前方应战之必要，万不可不战而放弃寸土”；“仿二十一、二年淞沪及古北口等处成例，方能引起与长江流域有利害关系之列强取积极态度。中国苟不于起首时表示为生存而用全力奋斗之决心，列强断不起而干涉。”
法肯豪森的上述战略建议后来逐项被国民政府采纳，并在以后的抗战实践中加以运用，最终为以持久战，“以空间换时间”，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来看，这不仅是法肯豪森而且是整个德国军事顾问团对于中国抗战事业的重要贡献。
法肯豪森亦曾应蒋介石之邀与九位美国空军顾问一起视察了杭州笕桥航空学校，他对由意大利及美军顾问指导建设的这所航空训练基地位于海口表示了异议，认为这太容易遭受敌方攻击，“容易发生危险，如果深入内地，毗邻南京，则情势较为优越”。
1937年6月，中日战争迫在眉睫，法肯豪森又应陈诚之约，与意大利籍海岸防御专家诺达尔多洛一起对南京以下所有长江堤防各要塞炮兵阵地进行了战前最后一次巡视。在江阴要塞，法氏登上炮台察看了从德国进口的十五公分口径大炮，并观看了要塞守军阻击快艇过江的演习。
据法肯豪森记载，当时来自德国的先进军品正快速装备中方各重要部队，如桂永清的“首都教导总队”装配了全套德式武器，并拥有克虏伯公司生产的野战重榴弹炮。此外，德国生产的特别适于中国士兵使用的Stockes－Brand式轻手榴弹、西门子公司生产的大型探照灯也分发到基层部队手中，首都“南京城防也配备了德制88毫米高射炮及德式防空警报系统，在南京街道上，可以看到75毫米克虏伯大炮和亨舍尔及M．A．N型坦克，梅塞施米特和斯图加型战斗机即将被进口，补充在国内装配的容克斯飞机。中国海军已向德国订购了12艘潜水艇和几艘战舰”。上述已运抵中国的武器装备，有效地增强了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在抗战爆发后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当时在华考察的德国《民族观察》杂志记者报导的那样:“整师整师的(中国军队)，从步枪坦克到钢盔，都是由我们德国国防军使用过的德式军品装备起来的。”到抗战爆发为止，法肯豪森率领德国军事顾问团为中国的抗日准备做了许多有价值的工作，从战略决策到作战计划，从引进武器到训练布署，国民政府抗战准备的每一环节都有德国顾问参与其中。在这当中，法肯豪森的贡献是显著的，可以说，抗战爆发之前三年是中德军事合作的高潮时期，如果没有德国顾问的参与指导，中方的抗战准备也很难达到较高水准。
三、结语
综上所述，德国军事顾问团在抗战前对于中国的整军备战与抗日战略设计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帮助下，南京国民政府利用有限的时间进行了军队的整编，这些努力在抗战初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德国军事顾问帮助中国整编、训练军队，使中国军队战斗力得到提高，逐步改变了以往留给世人的不良印象。
从1932年淞沪抗战第5军参战开始，中国军队特别是德国军事顾问训练的中央军教导师，显现出来的战斗力不仅让国内人民感到欣慰，让国际观察家们感到吃惊，更使得日本军界恼羞成怒。在以后的时间里，日本政府多次为在华德籍军事顾问问题与德国发生不愉快的争执，坚决要求德国撤回在华军事顾问团。从这点可以看出，德国军事顾问指导下的中国军队状况确实有了很积极的变化。在其后的长城抗战中，参战的中央军也打得很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