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帮600年：从大历史看中国商人宿命（下）

当西方商人及其代言人在议会里的声音逐渐上升为主流时，东西方商人的话语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两者命运的走向，也在这种变化中慢慢定格。

当陈祖义、王直、郑芝龙等亦盗亦商的角色被官方主流价值观所不容时，1684年清政府开放海禁，并在第二年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为对外通商口岸，设立粤、闽、浙、江四海关，逐渐用开放的姿态，将中国海商纳入合法的平台之下。

不过，这个平台上最具影响力的商人不是广州本土商人，而是沿传了明末一百年来海商积淀和风云的福建商人。与李旦、郑芝龙一样，来自泉州府同安县的潘启，是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

在潘启到达广州前，这里已经聚集了很多福建商人，并在对外贸易中占据鳌头。黎嘉彬在《广东十三行考》一书中曾提及15家行商籍贯。其中，福建籍7人，徽州籍1人，浙江籍1人，广东籍6人（可能还包括寄籍者）。虽然在公行存在的中后期，十三行里的福建人，从数量上并没有明显优势，但占据着中枢之位，十三行里的灵魂人物基本都来自福建。

1757年大清帝国发生了三件相辅相成的大事：乾隆南巡、清廷以诏谕的形式确立了广州一口通商地位、第二次远征准噶尔。广东远离中央政府心脏，历来是华洋杂处之区，而浙江是华夏文明礼教重地，清政府不希望西方商人逼近江南漕运财富中心乃至京师重地，所以南巡后确立广州一口通商，实也是为远征准噶尔而避免来自海路的不测。

1760年，由九家十三行行商共同倡导，十三行公行团体成立，一切外国进口货物，均由十三行承销。潘启成为复设的公行首任商总。以公行的再次成立为标志，广州十三行商人真正进入产生巨富的时代。之后，潘启成为广州首富，并成为与瑞典、英国等国丝绸贸易的最大客户。在广州一口通商的85年间，潘启及其家族出任总商的时间最长。同文行（后改名同孚行）也是十三行里面唯一一个超过百年历史的商行。

之后，公行时开时废，显示了来自清朝珠江和英国泰晤士河两股商业势力的较量。这场较量的一头连着清帝国的广州十三行，另一头连着英帝国的东印度公司。这两个官方外贸垄断团体，构成了18-19世纪中西关系的商业中枢。其间所发生的贸易纠纷，引发出世界上两个强大帝国间漫长的碰撞。

伍秉鉴是十三行后起的福建商人，他将福建商人在广州的势力推向了另一个高峰。

他的父亲伍国莹曾在潘家做账房，1783年开设怡和洋行而成为行商。与潘启一样，伍家的祖籍来自福建泉州府，先祖在康熙初年进入广东，原在武夷山种茶为业。

尽管潘家仍维持着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大宗订单地位，但英印公司从18世纪后期开始已经在走下坡路。伍家第二代跳出既有的贸易框架，主动出击，与广州口岸新兴的外商—美国的自由商人以及来自印度的港脚商人打成一片，这是伍家脱颖而出、超越潘家的关键所在。

1776年亚当·斯密（1723-1790）创立自由经济理论。当国外散商在自由经济理念的主导下，陆续肢解了本国的垄断贸易组织时，清朝十三行公行的垄断，一直存续到了鸦片战争，这是大清帝国与英帝国在之后半个世纪内命运迥异的一个原因。

1786年，英国议会通过的一条法令说，东印度公司的“监理委员会”，对于航行中国的、领有执照的港脚商人（港脚贸易（Country trade），是指17世纪末到19 世纪中叶从印度经东南亚到中国等地的亚洲内部区间贸易。这种贸易原是由英国东印度公司所垄断。到18世纪后期，逐渐转由公司以外的自由商人所经营，使得它成为亚洲贸易的一个显著特征）有充分的管辖权力，企图用政治力量对散商强加限制，但这种硬性规定阻挡不了代表自由资本主义势力的散商的贸易活动。

1787年，东印度公司勒令亨利·柯克斯于第二年春天离开中国。同年，他的两个合作伙伴约翰·里德和丹尼尔·比尔，分别以担任奥地利和普鲁士派驻广州的相关职务的方法留在了中国。以这种方式，他们可以不受东印度公司的管束而自由地留在广州。

大约从1817年起，港脚贸易就在广州提供了全部英国进口货的四分之三。也是在这一年，33岁的英国人渣地做出了他人生中一个具有拐点意义的决定，在东印度公司担任随船队医15年后，他自己经商，经常利用自己的身份误导人们贩卖和吸食鸦片。

与此同时，很多十三行商人明知道外来商船装运的是鸦片，却仍然给予承保具结，伍秉鉴也不例外。1818年他因承保美国商船华巴士号（Wabash）运载鸦片，被罚16万两白银。伍家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家族，一方面伍秉鉴带给这个家族19世纪世界首富之一的荣耀与光鲜，另一方面又带有串通外商、贩卖鸦片、私运白银的龌龊与灰暗；但伍秉鉴投资美国铁路、银行、保险等多个行业，俨然是一位跨国投资财阀的姿态，显示了其超前的眼光和视野。

德国学者弗兰克认为，在1831-1833年间，近1000万银两从中国流出。为减少白银因鸦片贸易导致的大量外流，1833年林则徐上书道光皇帝，指出自铸五钱重的银元，用中国银元抵制外国银元，但遭到户部的坚决反对，币制改革遂搁置。

而国外的港脚商们慢慢有能力策动取消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1827年，曼彻斯特商会成立了调查委员会来分析公司垄断权的利弊，并在随后的年份中通过决议案要求废除公司的垄断权。

其后，全国其他城市相继响应。甚至1829年5月15日，44名孟买巴斯商人给英国东印度公司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改变垄断的贸易制度。1830年英国国内召开会议，一致反对东印公司的垄断。这时的中英进出口贸易总值，已经在一半以上归入港脚商手中，港脚贸易构成了中英贸易的基石。

1837年，鸦片集散地从珠江口外的伶仃洋扩展到整个东南沿海，仅虎门至广州花地的珠江沿岸，就有30多艘鸦 片走私船只穿梭不停。美国商人既经营土耳其鸦片“金花土”，印度鸦片更占到他们总量的约95%。1800-1839年间，美国人向中国输入了一万箱鸦片，俄国则从中亚运来鸦片，贩毒走私达到空前猖獗的地步。

1834年以前，伍秉鉴与英商、美商每年的贸易额都达数百万银元。此前后，伍秉鉴拥有资产高达2600万银元，不但是广州首富，美国商人更视他为世界级的富豪。2001年，《华尔街日报》（亚洲版）在“纵横一千年”专辑中，更是将伍秉鉴与成吉思汗、忽必烈、明朝宦官刘瑾、和珅和宋子文一道，列为上一个千年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之一。

1839年3月，福建人林则徐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等传讯伍崇曜等十三行行商，指斥他们包庇鸦片贸易，并为外国商人私通情报等行为不法，责令他们到商馆传谕外国鸦片贩在三天之内呈缴所有鸦片，并书面表示永不敢非法夹带鸦片，但洋人并不理会。

之后，烟商们同意牺牲仓库中价值1200万美元的鸦片，伍秉鉴自己对他们进行赔偿，林则徐严词拒绝了这种妥协方案。年迈的伍秉鉴和卢茂官被套上枷锁，伍的儿子伍崇曜和卢茂官的兄弟也被投入大牢。林则徐也深知颠地垄断了大半的鸦片进口和白银出口，就说，如果颠地不顺从，就将伍秉鉴处决。

无奈之下，伍秉鉴颈套铁链出现在代理处，央求颠地前往，但是颠地拒绝前往。在颠地看来，“所有走私的始作俑者乃是东印度公司”。虽然英国东印度公司没有直接往中国输入鸦片，但港脚商输入中国的鸦片都是东印度公司生产的。并且，港脚商在广州结款时要将资金存到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账户上，从而得到一张可在伦敦或印度兑付的汇票。

英中联络官罗宾逊爵士也曾报告英国政府：“无论什么时候，英国政府要我们制止英国船只参与鸦片非法贸易，我们都能够完成，但更确实的办法是禁止英属印度的罂粟种植和鸦片生产。”

罗宾逊的建议立即导致印度当局的强烈反对，就往中国输入鸦片贸易之事，英国国内存在争议，但鸦片贸易并没有禁绝，反而愈演愈烈；罗宾逊也因为其立场而被免职，虽然后任者义律也是鸦片贸易的反对者，但他暗中纵令颠地逃跑，又唆使英国鸦片商贩们拒不缴烟，被林则徐封锁商馆，断绝粮、水等供应；伍崇曜等行商又暗中设法接济这些外商，帮助外商买进糖、油、供给用水等，并派人送去鸡、火腿、面包和饼干等食品。

之后，以颠地为首的特别代表团被派往伦敦，要求政府对大清朝收缴鸦片做出回应，并由大清国赔偿，导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随后，广州十三行终结了清政府委派的外贸垄断权。不完全统计显示，当时34家行商，20家破产，被抄家发往边疆充军者10家。1843年9月，一代世界首富伍秉鉴，在内忧外患、谤颂不一中，溘然长逝，终年74岁。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间的一个深夜，具有170年历史的广州十三行商馆被民众一把火烧为灰烬。这个灰色的、在鸦片贸易中有意或无意“独善其身”的群体，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中国商帮史上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的商人大迁移，第一次发生在1492年叶淇变法，徽商、山陕商人大举迁往两淮盐区的扬州。第二次发生在十八世纪中期，一北一南以1727年恰克图成为事实上的陆路一口通商口岸和1757年广州取得一口通商海上贸易地位为标志，恰克图和广州分别成为晋商和福建、徽州商人大批迁移的地方。

第三次发生在1843年11月开埠后的上海，广东香山买办、福建商人、浙江宁波及湖州商人群涌北上，江苏商人南下，徽州商人东进，诸多商帮商人齐汇长江入海口的上海，演绎了中国商帮史上最为壮观的一幕。

此间，闽粤商人捷足先登，却因一场小刀会起义，命运发生了迥然的变化。当站在徽州人李鸿章肩膀上的江苏人盛宣怀，先后将以徐润为代表的广东香山买办和以胡雪岩为代表的徽州商人，依次从历史的舞台退出之后，承接盛宣怀衣钵而起的宁波商人严信厚，开启了宁波时代的到来。

1843年，上海开埠之年，一批英国商人跟随他们的首任领事巴富尔来到上海。当时的外滩还是一片不起眼的荒滩。经过与上海道台宫慕久的反复交涉，怡和、宝顺等8家英资洋行最先落户外滩。

上海开埠前，广东人贩买上海的货物，以砂糖为大宗，红木、香料、染料（苏木）也不少。伴随上海崛起，广东输往上海的，最惹眼的不再是货物，而是一群叫“买办”的人。由于广东人与洋商在十三行时代结下的历史渊源，最初的上海洋行买办，“半皆粤人为之”。

在晚清四大买办中，除席正甫（1838-1904）是江苏人外，其它三人唐廷枢（1832-1892）、徐润（1838-1911）、郑观应（1842-1921）都来自广东香山，成为粤商较早驰舞上海滩的最明显例证。

葡萄牙依托澳门的200多年合法而较为稳定的垄断贸易，让广州府理应成为中国最早出现买办群体的地区。广帮买办又以香山人居多。当时澳门归香山管辖，香山与澳门的这种联系，使香山成为中国最先沐浴欧风美雨的地方。

1853年小刀会起义是闽粤商人在上海命运的转折点。

因为有大量闽籍商民牵涉到小刀会起义，起义被镇压后，闽广人被逐出县城，不准在城内居住，以使秘密会社难以在上海立足，但广州人延续了其在上海应有的影响，福建人则没有那么幸运。尽管福建人最早到上海，人数最多，但他们在上海商界的商业影响仅限于糖、海味、棉布、纸茶等帆船贩运和批发代理业务，不像广潮帮那样与洋行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并有长期外贸经验。这让粤商在 上海商界一时无以取代，从而免于被完全清洗。

为筹集军饷，清廷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推出厘金制。1857年，浙江人吴煦被派往上海主持捐厘总局，他所要解决的就是保证对抗太平军的清军粮饷问题。在他看来，只有得到广潮帮的协助，才能化危为安，他就奏准朝廷设立广潮义捐，让上海广潮商人承办鸦片捐税：每贩出一箱鸦片，向清朝官方捐税十两，提出贰两作为局外经费，也就是回扣由广潮土商巨户分享。

因为他知道，如果没有商人团体介入征收程序，将无法控制走私和逃税。1857年全年广潮义捐为53万两，1858、1859年为140余万两，占同期上海捐饷总量的25%，这是上海地方政府不得不给予潮阳土商以垄断权的原因所在。

1858年，清政府与英国代表在上海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同意将鸦片以洋药名义进口，标志着清朝承认鸦片贸易的合法化。从此，正如苏智良在《中国毒品史》中称，潮帮烟商占据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鸦片贸易城市，垄断鸦片零售及烟膏的制造与贩卖达60年之久。之后，广东人在上海的人数上升到20万以上，并称雄上海30年。

因为很多洋行最初将贩买鸦片作为主业，所以替洋人效力的买办的身份和地位，在上海开埠之初注定了其非主流的色彩，而朝廷内外也为人诟病。正如法国全权公使刺萼尼所说，那些薄有资财的人知道，和外国人做生意，虽然表面上受到地方当局的鼓励，而实际上是受歧视的。最为典型的是，中国学者章太炎按社会职业分道德人品高下，他将洋行之“雇译”归入末位，贬之为“白人之外嬖”，说的就是出身葡萄牙语的买办一职。

广东人容闳就拒绝去当买办，他认为那样名声不好，但当买办的身影出现在茶叶、丝业、航运、保险、房地产等领域时，他们身上又多了一重角色—投资人，他们也伺机转型进入主流社会。从太平天国运动开始，财政的捉襟见肘让国家管理地方的能力大为削减。经济和人口的持续增长，让商人通过捐官参与公众事务显得更为可能。伴随洋务运动的出现和官僚李鸿章的邀请，近代买办面临第一次转型的历史契机。

李鸿章的淮系在洋务运动中最为惹眼，其一生四大洋务实践中的三件—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前期很大程度上是围绕唐廷枢、徐润、郑观应三个香山人展开的。

小刀会起义之后，闽广人在沪的生存环境遭受破坏。苏浙移民大量流入，形成了近代上海移民的新格局。在上海公共租界中，1910年江苏、浙江籍人口分别为141855、109419人；1930年分别增加到500576、304544人。

当山西、陕西盐商纵横驰骋在中国商业历史上时，江苏商人以洞庭商人为先导，在中国商帮史上崭露头角。当徽商及广东香山商人式微之时，江苏商人慢慢找到了自己的历史地位。

江苏商人古有洞庭商帮，这是近代苏商的根脉所在。明代中叶，被称为“钻天洞庭”的东山洞庭山人纷纷外出经商，“王、翁、许、席”为其杰出代表。东山商人家族主要活跃于以山东临清为中心的华北地区，以经营布匹贸易为主；西山商人家族主要活跃在以长沙、汉口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经营米粮、绸布贸易为主。

太平天国运动让生灵荼炭，扬州、苏州等昔日繁荣之地，一夜之间在烽火中凋零。祖辈们为躲避战乱而逃难于洞庭两山的洞庭后人，一时迁移到江南地区唯一安全区域上海租界避乱。

1857年，也就是唐廷枢和郑观应到达上海的前一年，晚清四大买办之一的席正甫到上海投靠兄长。他从做跑街开始，用了十余年，在1874年当上汇丰银行的第二任买办，并且一坐就是30年。靠着给清政府政治贷款，以及汇丰银行扮演的外商银行和各钱庄“总清算”的地位，席氏祖孙三代在汇丰的上海历史中当了55年的买办，堪称“上海第一买办世家”。

晚清四大买办中的其它三位香山买办，无论做买办还是后半生转做实业，他们的生意都没有以家族继承的方式延续，而席正甫则让整个家族承袭了买办血统，进而让一个家族屹立上海滩半个世纪不倒。

与席正甫一样，对于中国商帮史来说，江苏常州人盛宣怀（1844-1916）也是一个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人物。与席正甫不同，盛宣怀扮演了粤徽商人终结者的角色，而1883年年底中法战争的开打，成为唐廷枢、徐润以及徽州商人代表胡雪岩人生命运的转折点。

胡雪岩是在囤丝大战中一败涂地的。19世纪80年代初，江南生丝生产量约9000万两，60%出口到国际市场，在欧洲市场最为著名的生丝品牌就是湖丝，号称“软黄金”，但长期以来，生丝的对外贸易却被上海滩的外国洋行所把持。1882 年，胡雪岩试图冲破这种垄断，发起了生丝大战。1883年，当法国军舰出现在上海吴淞口时，动荡的时局让丝价看跌。

问题在于，胡雪岩曾向汇丰银行借款650万两银子，定下七年期限，每半年还一次，本息约50万两。1882年，他又向汇丰银行借款400万两，两笔款项都以各省协饷做担保，但其中80万两正赶上还期，虽是朝廷所借，但经办人是胡雪岩。

往年，协饷一到，上海道台就会把钱送给胡雪岩，但这次，上海道台邵友濂，听从了被李鸿章授意的盛宣怀缓发20天之意。无奈，胡雪岩只好从阜康钱庄调来80万两银子，先行垫付。

盛宣怀通过电报，对胡雪岩一切调款活动了如指掌。当80万两银行陆续离开阜康钱庄时，他托人到银行提款挤兑，并四处放风，说胡雪岩囤丝赔了血本，阜康钱庄倒闭在即。

胡雪岩派人向左宗棠发报，但电报被盛宣怀暗中叫人扣下，最后胡雪岩无奈将地契和房产押出去，并廉价卖掉积存的蚕丝，希望能够捱过挤兑风潮，但已经家资去半的他，因资金周转不灵，最终败在挤兑风潮之中，并于1885年忧愤而死。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银根抽紧，为徐润提供贷款的22家钱庄一起找到他讨债。一向办事稳重机警的徐润乱了方寸，他找盛宣怀商讨对策，但没想到盛将此事抖出，检举徐润搬用招商局巨款炒股亏空之事，就这样，涉及其中的唐廷枢和徐润被从轮船招商局等洋务事业中扫地出门；从此，盛宣怀开启了中国洋务运动史上由幕僚商人主办洋务的时代。

盛宣怀是那个时代幕僚出身的商人中转型最为成功的人。这个亦官亦商的人，隐忍持重，能屈能张，在旧氏沙船商人、买办商人、官场的不同派系之间游刃有余，做了那个时代“官督商办”最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在这场交织着保守派与洋务派、买办商人与幕僚商人、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等多重争斗的历史中，盛宣怀游刃其间，演绎了传奇。

是他最早提出“官督商办”的思想，并在晚清一步步成为最懂工商业的官僚和最不受商人欢迎的官商。作为跨越商官的两栖商人，他一步步成为晚清官商第一人，也是那个时代商人争议最大的一个。他一步步登上权力的巅峰，并将晚清主管经济最具分量的邮传部尚书一职收入囊中。是他直接倡导、促成了中国大陆最早的跨行业、跨地区商会组织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成立，但他的初衷似乎是以此影响中央政策，营造举国商办的氛围，进而将洋务企业变成商办企业。

最让人莫名惊诧的是，一心倡导商办的盛宣怀，却在晚清导致辛亥革命爆发的铁路收归国有运动中，成为铁路国有政策最忠诚的执行者，并被以“误国首恶”的名声，留在《清史稿》中。

在一个社会动荡、英雄不问出处的时代，苏商个个带着鲜明的个性。这一群体的角色之丰富，是其它商帮难以企及的。他们当中有买办世家席正甫家族、旷世官商盛怀宣、银行家陈光甫，来自南通、主张实业救国的状元张謇，来自无锡的“面粉大王”、“纺织大王”荣德生、荣宗敬兄弟；出生于吴县（今苏州）、与范旭东等人创建了亚洲第一座纯碱工厂永利碱厂的化工专家兼商人陈调甫，出生于淮安的“海归”银行家、金城银行的创办者周作民。

以胡雪岩失手生丝贸易为标志，除了以厚实的政治背景为依托的周学熙和孙多森外，徽商的光芒已经日愈被江苏商人和宁波商人所遮掩。当上海政界以吴健彰和叶廷眷为代表的势力，相继被来自浙江定海的蓝蔚雯和杭州的吴煦两任道台所取代时，广东商人的地位被苏商和宁波人逐步取代。

辛亥革命前夕，一家上海报纸评论说，在上海的本国商人之势力，宁波商人居于王者之位。如果说广东买办是以投资航运、棉纱、丝绸和茶叶等为主的贸易而成为上海商界的主宰者，那么从19世纪最后15年到20世纪30年代，宁波买办不仅超越了广东买办，而且在上海产生巨富的五金、房产、航运、银行、钱庄、纺织等行业，宁波人都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

有人统计，在20年代上海90名著名买办中，浙江籍买办达43人，约占48%。其中，宁波籍代表人数有朱葆三、虞洽卿、许春荣等。如果说香山买办是铺路石和奠基者的话，那么后续者、开拓者就是这批宁波买办，他们继承了香山买办血统里转投新式工商业的血统。与香山买办借官方势力谋求转型不同，宁波买办在新兴工商业中的势力，主要通过民间商业力量而显现。

早年宁波商人的领袖人物都是围绕两位江苏人在打转，一位是盛宣怀，一位是张謇。南通张謇在全国商界具有公认的号召力，1906年12月当张謇与浙江人汤寿潜等在上海发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时，甬商朱葆三、虞洽卿、周晋镳、苏葆笙、李云书及李薇庄等都是会员。

但1910年前后，当这些人的目光由张謇转移到孙中山身上时，以张謇为代表的江苏商人的江湖地位，开始动摇。以宁波、湖州、绍兴为代表的浙商，逐渐执掌上海乃至全国工商业之牛耳。

晚清最显赫的官商是盛宣怀，1897年盛宣怀倡导创办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和1902年倡导成立上海商业会议公所，都是以甬商为班底而具有全国意义的大事。

作为嫁接盛宣怀意图的最直接执行人，严信厚脱颖而出，并成为宁波商人具有力量的表现。

严信厚是李鸿章幕僚，曾长期担任上海道库惠通官银号经理，掌管上海道的公款收支。他在上海创办过南帮票汇业中最具声望的源丰润票号，资本是白银100万两。中国通商银行由严信厚负责筹备，他也顺理成章地成为首任总经理。这家银行的一大亮点是，吸引了老家广东的近代侨商张弼士的资金，以体现更多的代表性和更广泛的号召力，但在入股这家银行的商人中，以叶澄衷、严信厚、朱葆三为代表的宁波人最多。

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素有中国“第一商会”之称，第一任会长也是严信厚。这一公所又先后改组成商务总会和1912年6月11日的上海总商会，但内部人事、组织结构变化不大，商会领导权始终掌握在甬商手中。1912-1929年，总商会进行了9次会董选举。除第五届和第九届外，其他各届会长都由甬商执掌。

至于上海其他各种商会和一些主要行业公会，如闸北商会、上海县商会、上海钱业公会等团体，宁波商人无不占有重要地位。

对于中国航运业，1926年日本学者后藤朝太郎考察得出结尾，无论是长江航运还是沿海航运，轮船上上至买办、驾驶员，下至伙夫、水手，几乎全是说着宁波话的宁波人，中国海运业完全由宁波人支撑。在近代中国轮船业处于主宰地位的是虞洽卿所创办的宁绍轮船公司和三北轮埠公司，因此，宁波走出来两位世界级船王董浩云和包玉刚。

上世纪初20年代初，企业界试图肩负起保障社会秩序的责任。最突出的就是上海。

1905年10月，以上海商务总会为背景，组成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承办所有马路、电灯以及城厢内外警察的一切事宜，已经有点市政府的味道。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由上海道袁树勋照会郭怀珠、李厚祐、叶佳棠、姚文楠、莫锡纶等绅商集议筹办，这是上海试行地方自治的开始。宁波人李平书为总工程局领袖总董，莫锡纶、郁怀智、曾铸、朱葆三为办事总董。

1906年朱葆三、虞恰卿、傅筱庵等人就发起成立华商体操会，这是一个武装团体，有枪支弹药，以求自卫，主要成员是商人，经常开会。与体操会一样，消防队、体育会和商团是当时多元化的组建自卫和维持社会秩序的淮军事组织。辛亥革命爆发，大部分地区政权转移几乎兵不血刃，这些带有商人背景的组织功不可没，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手上有枪。

1911年初，上海商团成为反清主要的武装力量。同年4月，在虞的支持下，全国商团联合会在上海成立，虞任名誉会长。到民国元年上海各业和商团共有20个，人数约有2500人。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以叛乱罪名下令解散国民党后，其着力加强中央集权的意图逐渐显现。当他陆续解散国民党（1913年11月）、国会（1913年12 月）及地方谘议局（1914年）后，那些曾经“有机会证明他们的管理能力、现代化才干、对民主程序的理解和他们对重大国家问题的兴趣”的绅商们，再也不能恢复这种行政上和政治上的自治。袁世凯鼓励商人回到脱离政治的传统中去，1916年北洋政府对团练组织做出了严格规定。

《剑桥中华民国史》这样写道：面对这样一个虽然非其所求但也并不难接受的军事官僚政权，他们只得在外国势力的荫庇下努力去加强自己的地理和社会基础之上的自治。因此，他们要求在南京的英国领事将租界扩展到下关的码头和商业区，以便得到更好的保护。

商团与政府的冲突于1923年由共产国际牵头的联俄容共而起。这些商人本来大部分是孙文的支持者，现在因为联俄容共政策而分道扬镳。在他们心目中，共产总是和没收财产、共妻这些恐怖的字眼连在一起。虽然孙文在各种场合一再强调共产制度绝不适合中国，但人们对他身边忽然来了那么多俄国人仍感到忧心忡忡。

在广州这个南方最大的通商口岸里，商人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1924年2月，适逢旧历年关之期，各军催饷，急如星火。孙文再也无计可施，命令广州的善堂（注：慈善组织）以善产为担保，发行50万元“军用手票”，以捱过年关。未料，商民忍无可忍，一呼百应，相约拒用滇军、豫军的“军用手票”，演变成广州全市罢市的轩然大波。善堂召开紧急会议，议决请孙文收回“军用手票”。

这时，政府与商民的关系已经出现种种不祥迹象。1924年5月，广东商团设立全省联防总机关，由广东商团总团长陈廉伯担任全省商团联防总长，而由购买军火所引起的商团与政府的冲撞，最终在广州民众国庆游行之时爆发。商团在混乱中开枪射击，当场击毙十几人。孙中山以商团叛形既露，令各地民团“协助防乱，毋为所惑”，政府中的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都坚决支持镇压，就这样商团叛乱被镇压。

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孙中山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大政策，工农运动得以迅速发展，其意在改变商民以前“在商言商”的心理，动员商民参加政治与国民革命，形成革命化的商民；但在国民党内部，大商人与小商人又形成针尖对麦芒的局面。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关于商民运动 的决议案》，作出“本党决然毅然号召全国商民，打倒一切旧商会，引导全民商民为有组织的平民的团结，重新组织可以代表大多数商民利益的商民协会得普遍于全国”的决定。

到1927年前后，商人更被国民党人分成“革命”与“不革命”的两派，被给予完全不同的政治待遇。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冯筱才认为：在晚清至民初期间，商人们的政治表现呈“M”形，商人们在1860年代后政治上日趋活跃，至清末立宪运动及辛亥革命达到第一个高峰，后来由于反对“二次革命”，政治上出现倒退。1915年后，政局日益混乱，商人们的政治表现又呈上升势头，到1920年代中期，达到第二个高峰，但在国民党上台后，受到压榨，最终丧失了“政治自主性”。

1927年后，国民党人试图以党化商民组织整合上海商人，但遭到反抗，最终双方妥协，形成一种国家统合主义。1928年7月19日在国民党中常会157次会议中，国民党中执会通过了《商人组织的原则及系统》，改变了以商民协会取代旧商会的态度，要求各地商民协会与商会分立并存，并指出商会代表大商人利益，受国民政府监督、管理；商民协会代表中小商人利益，受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民众训练部指导。

之后，国民党规定了训政时期以党治国的六条原则，确立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训政体制，商人再次回到传统中去，商会在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也大不如前。

1927-1937年间被称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黄金十年”，民营资本年均增长率超过8%，并在纺织、矿业、交通、电力等经济领域占有优势。1936年，中国全国工业资本（包括矿业）约有13.76亿元，其中，官营资本约占15%。“九一八事变”后，政府开始转向战时体制，重点发展国营企业。“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成立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的联合办事处，对金融实行国家垄断。1939年国民党五中全会后，民国政府正式确立国营工业的中心地位，国家资本全面进入原来民间资本的传统领地，并迅速占据优势。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官僚资本对民营资本的挤压，让我们记住了历史教科书中所说的国民党“四大家族”，民营资本的话语权愈来愈式微。

随着国共内战的加剧，无锡荣氏家族在上海的大部分成员离开了大陆。中国银行界的陈光甫、宋汉章、周作民、钱新之、李铭等及实业界的卢作孚、吴蕴初、刘鸿生等，也都选择了离开。尽管有些商业领袖，在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方面的邀请下又回到国内，但再也没能延续其在商业上的传奇。1952年底，荣德生谢世。同年2月，中国最大的民营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在家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终年59岁。1955年，周作民到上海视察行务，突发心脏病后去世，享年72岁。

1956年新生的革命政权进行公私合营改造，在割资本主义尾巴声中，中国私商的财富整体被归于零；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民间的商业传承才在断代了二十多年后接上地气。

当我们重新审视中国商帮史时，反思中国商人是否仍会回到历史的窠臼之中，是一件轻松不起来的事情。如何用法治的力量保证中国商人的利益和精神的传承，成为横亘在中国社会经济面前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这个问题，是下一个30年审视中国经济的晴雨表，也成为考量中国经济是否可持续发展以及中国商人命运的重要风向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