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叶抒
1946年2月初。
杭州孤山。
孙多慈听到徐悲鸿和廖静文结婚的消息，心里五味杂陈。
晚饭后，她走出国立艺专（中国美院前身，校址在文澜阁一带）宿舍，西湖一片萧瑟。里湖零零落落戳立着几秆残荷，残荷旁，浮一钩眉月，孤寒，凄清。
忽有一股暗香袭来，那是几枝红梅，斜倚翠竹。
孙多慈手执一枝，两两相对，却默然无言。蓦然，她的心砰然一动，迅速回家，磨墨，调料，铺纸，挥豪，《红梅图》成，右上角空白处题：“倚翠竹，总是无言；傲流水，空山自甘寂寞。”
后来，这幅画不知怎么传到徐悲鸿的手中，他在画上添了一只喜鹊，题“悲鸿补留”四字，另盖一圆章。
《红梅图》演为《梅鹊图》。
从此“慈悲”两人再无交集。
倚翠竹，总是无言；傲流水，空山自甘寂寞。丙戌春日写于孤山眉月*时，方流亡归来 孙多慈。
孙多慈，1913年出生，安徽寿县人，母亲汤毅英受过教育，原是中学教师。父亲孙传瑗曾在孙传芳麾下任秘书，后任大学教授、教务长，著有《雁后合钞》《中国上古时代刑罚史》《今雅》等书。爷爷孙家鼐（nài），前清大学士，光绪帝师，据说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还是他一手创办的。
在书香熏陶下，孙多慈自幼饱读经书，诗词歌赋、古今文史无不涉猎。少时尤喜绘画， 母亲为她请来国画老师辅导。 她先入安徽省立第一模范小学，再入六邑中学，高中在省立第一中学（安庆女中）就读，苏雪林与孙多慈合称安庆女中两才女，图画老师胡衡一对她的画才倍加赞赏，对她寄予厚望。
而父亲却认为女儿更适合当作家。
1927年北伐胜利后，因孙传瑗在孙传芳麾下任过秘书，遭国民政府通缉，被送入南京老虎桥监狱服刑。屋漏偏遭连夜雨，父亲入狱，弟弟病故，母亲经此打击一病不起，孙多慈不得不担起照顾母亲的任务。
高考前夕，在友人的帮助下，父亲释放回家。
孙多慈告诉父亲：“如果今年能考上中央大学文学系，最好，如果考不上，则改学绘画，明年再考。”父亲尊重女儿的选择。
1930年，孙多慈参加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文学系考试，落榜，尽管有心理准备，还是十分失落。父亲给中央大学哲学系宗白华教授写了一封信，希望引荐潘玉良。
宗白华与潘玉良接触不多，将其引荐给徐悲鸿。
9月，孙多慈成了南京中央大学美术系徐悲鸿教授的旁听生，因此演绎了一段“慈悲之恋”。是年，徐悲鸿36岁，孙多慈18岁，师生年龄差刚好拦腰一折。
开学不久，徐悲鸿带学生到栖霞山取景，回校后，孙多慈为交作业，找到徐悲鸿画室。徐正在画画，画中景象就是栖霞山。栖霞山在老师的笔下似乎是有情之物，山水间无不透出一股悲凉之意。想到近年家中的遭遇，孙多慈触景生情，不禁泪流满面。徐悲鸿回首，见一枝带雨梨花立于身后，顿生爱怜之心，记住了这位旁听生。
一天课后，徐悲鸿对孙多慈说，想参观我的画室吗？
参观老师画室，是学生梦寐以求之事，孙多慈兴奋不已。
在画室徐悲鸿为孙多慈画了第一幅肖像。
徐悲鸿为孙多慈作的第一幅肖像（1930年冬）。
画的右下方题：“慈学画三月，智慧绝伦，敏妙之才，吾所罕见。愿毕生勇猛精进，发扬真艺……”
孙多慈在别人眼里是一个怎样的人？
她的同学加作家苏雪林如是说：“一个青年女学生，二十左右的年纪。白皙细嫩的脸庞，漆黑的双瞳，童式的短发，穿一身工装衣裤，秀美温文，笑时尤甜蜜可爱……与之相对，如沐春阳，如饮醇醪，无人不觉她可爱。”
徐悲鸿未饮“醇醪”已先醉，将大半时间花在指导“旁听生”身上，其他学生难免嫉妒。
“慈悲之恋”迅速升温。
一天，孙多慈又来到老师画室，今天老师的心情特好，拽着学生的手，把她拉进内室那始终遮着蓝布的画板前，“你知道我最近在创作什么作品吗？”
学生摇了摇头。
“想不想看？”
学生点了点头。
“想看就把布掀开。”
学生疑惑地看着老师，没动。
“让你掀你就掀！”
孙多慈手向前伸了半截，又缩了回来。望望徐悲鸿，见他眼里尽是鼓励，便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捏住画布，闭上眼，轻轻一扯。
登时画室生辉。
那是一幅直接画在三夹板上的大型油画。背景：玄武湖，碧水如绸，徐悲鸿席地翘首而坐，孙多慈站在身侧，洁白的纱巾随风飘动，天边一轮皓月；标题：《台城月夜》；落款时间：1930年底。
这幅油画，徐悲鸿很是满意，决定邀请好友盛成和宜黄大师来画室欣赏评判。也是天意，盛成和宜黄大师路遇蒋碧微（徐悲鸿的妻子），于是一行三人走进徐悲鸿的画室……
直扑眼帘的是《孙多慈素描》。
看过外室，宜黄大师提出要参观内室，徐悲鸿假装没听见，蒋碧微笑曰：“宜黄大师想看，求之不得啊。”随从徐悲鸿腰间取下钥匙。
这一切太突然，徐悲鸿没有反应过来，蒋碧微已经打开画室之门。
看到《台城月夜》，蒋碧微什么都明白了，叫声“好画，我替你好好保管！”随之招手让同学将两幅画带回家，出门时，还笑盈盈地向盛成和宜黄大师说，“你们看细一些，记着要给我们悲鸿多提意见哦！”
关于《台城月夜》的结局，蒋碧微晚年的回忆录中写道：“至于那幅《台城夜月》，是画在一块三夹板上的，徐先生既不能将它藏起，整天搁在那里，自己看看也觉得有点刺眼。一天，徐先生要为刘大悲先生的老太爷画像，他便将那画刮去，画上了刘老太爷。”
但是，据说2001年6月，《台城月夜》在英国拍卖，价格竟达1.31亿元。此画很可能是徐悲鸿后来重新再创作的。
尽管徐悲鸿亲手刮掉自己的心爱之作，但心里一直忘不了此画。
孙多慈说：“画在先生心中，什么时候想动笔，还可以再画嘛。”
蒋碧微，1899年出生，江苏宜兴人，原名蒋棠珍，早年由父母做主，和苏州查家公子查紫含订下婚约，查公子不才，蒋棠珍心有郁郁。1917年5月13日夜晚，19岁的蒋碧微与徐悲鸿私奔东渡去了日本，1921年在欧洲遇见青年画家张道藩。
张道潘对蒋碧微一见钟情，据说两人来往书信达二千多封，后同居三十多年。多年后，张道潘回忆道：那天的你站在红毯上，风姿卓越，“像一株海棠，雍容华贵”。
1928年徐蒋回国,两人龃龉日生，徐悲鸿苦闷无比。
1930年秋，蒋碧微的姑妈病危，侄女回家侍疾，两个月后姑妈撒手人寰。此时，徐悲鸿遇到了孙韵君。孙韵君对绘画极有天赋，且温柔体贴，很得徐悲鸿赏识。徐悲鸿写信给蒋碧微：“你如果再不回来，我可能就要爱上别人了。”
徐悲鸿对孙多慈的爱很矛盾，他写信向好友舒新成诉苦：
燕子矶头叹水逝，秦淮潋滟已消沉。
荒寒剩有台城路，水月双清万古情。
舒新成乃中华书局总编辑，回信道：“台城有路直须走，莫待路断枉伤情。”
1931年7月，孙多慈考入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正式成为大一新生，跟随徐悲鸿学习素描，兼修美学课、古诗选等，成绩十分优秀，徐悲鸿逢人便夸这个得意门生。
孙多慈原名孙韵君，徐悲鸿为她改名“多慈”。两人名字合而为一，即“慈悲”。
徐悲鸿《孙多慈》素描，题“甲戌晚秋，与慈弟同游西天目山，即写君影”，印“大慈大悲”。
“慈悲之恋”闹得沸沸扬扬，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徐悲鸿的弟子与友人分为两派：一是护蒋派，认为徐移情别恋，有背中国传统美德；一是护徐派，认为“慈悲”之爱杰为真挚，毕生难求。
1932年底,徐悲鸿的南京公馆竣工,亲朋好友纷纷送上贺礼,孙多慈送去百棵枫树苗,寓意徐悲鸿的公馆能变成参天大树。
徐夫人得知此事，让佣人把枫苗全部当柴烧掉。徐悲鸿既痛心又无奈，遂命名公馆为“无枫堂”，称画室为“无枫堂画室”，并刻下“无枫堂”印章一枚作为纪念，钤盖于那一时期的画作上。
蒋碧微个性泼辣，敢爱敢恨。早年为了爱，她不顾一切与徐悲鸿私奔，蒋家因无法向查家交代，谎称蒋碧微病故，搞了个假出殡，如此操作，在时人看来是非常不吉利的。如今出于恨，她推出一系列组合拳：家内向徐悲鸿发难，家外指使人对孙多慈进行人身攻击，甚至用刀把孙多慈的画像捅破：“我将像对付画一样对付你！”还直接写信给孙传瑗，让这位传统的父亲好好管管自己的女儿。
孙传瑗见信震惊不已。孙家家风极正，绝不能容忍女儿插足别人的婚姻。于是，孙传瑗和妻子决定去南京中央大学一探究竟。
了解情况后，孙传瑗心中掀起波涛骇浪。徐悲鸿不仅在公众场合夸奖孙多慈的才华，还经常带她去画室独处，俨然超出师生的关系。
孙传瑗不能放任女儿如此下去，恰如蒋碧微一样，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他约了徐悲鸿和蒋碧微，当面了解情况。三人谈得非常“融洽”，至少在孙传瑗看来，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是和谐的。为了杜绝“慈悲之恋”继续发展，孙传瑗让妻子去中央大学附近石婆婆巷租了一间房子，与女儿同住。
1933年1月，徐悲鸿离开学校远赴欧洲举办画展，但“慈悲之恋”并未终止，两人一直书信往来不绝，正是这长达一年半的分离，反倒更加深了两人的情感。
回国后，徐悲鸿带着十几个学生去天目山写生，孙多慈也在其中。一路上，两人举止亲密，谈笑风生。
孙多慈自画像。
孙多慈每幅自画像后面，徐悲鸿都有题记，其中送给舒新城的一帧写道：“慈性温良敦厚， 而其画则雄健纵横，此乃近作之一，新城吾兄存之。”
徐悲鸿作画时，孙多慈像猫一样默默伴在身旁看书。徐悲鸿作《睡猫图》。
乙亥端午（1935年）作《睡猫图》，题字：“寂寞谁与语，昏昏又一年。慈弟存玩。”
画成，徐悲鸿取出一方印章，在画面的左下方盖下去。“这是我的一方闲章，仔细看看，能不能认出上面的字？”
孙多慈一眼便认出：“大慈大悲”。
徐悲鸿把孙多慈揽在怀中，轻轻吻了吻，说，“我仔细考虑过了，你还年轻，不应该卷到这场风波里来。”又说，“老师希望你争口气，把全部精力放到学业上去，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老师等你！”
1935年，孙多慈即将毕业，徐悲鸿为其申请庚款公费去比利时深造，他给舒新成写了四封委托信，但出国之事却被蒋碧微给搅黄了。
孙多慈毕业后，只能回安庆，在省立安庆初中担任美术教员。
徐悲鸿《燕燕于飞图》，作于1935年秋。
秋，“慈悲”分别，两人的心情都极为哀伤，徐悲鸿作《燕燕于飞图》。画面为一古装仕女，满面愁容，仰望天上的飞燕出神，上题：“乙亥初秋，写燕燕于飞，以遣胸怀”，表示了对孙依然是一往情深。
孙多慈寄去从天目山捡来的两颗红豆，徐悲鸿心有灵犀，找匠人做了两枚戒指，中嵌红豆，一为“慈”，一为“悲”，各执一枚。并作《红豆三首》：
灿烂朝霞血染红，关山间隔此心同；
千言万语从何说，付与灵犀一点通。
耿耿星河月在天，光芒北斗自高悬；
几回凝望相思地，风送凄凉到客边。
急雨狂风避不禁，放舟弃棹匿亭阴；
剥莲认识中心苦，独自沉沉味苦心。
1936年，徐悲鸿为孙多慈画了一幅全身像，画里的“慈”：旗袍、卷发、高跟鞋，身材曼妙，桃腮樱唇，极富成熟女子的风韵，斜倚躺椅上，表情怡然自得。
徐悲鸿为孙多慈画的全身像（1936年）。
在徐悲鸿的帮助下，孙多慈在中华书局出版了第一本《素描集》，宗白华先生作序，称其“落笔有韵，取象不惑，好像前生与造化有约，一经晤面，即能会心于体态意趣之间，不惟观察精确，更能表现有味，是真能以艺术为生命为灵魂者”，又说“观察敏锐，笔法坚实，清新之气，扑人眉宇”。
徐悲鸿暗中出钱让友人购买孙多慈的画作：“请将弟存款内2500元陆续购买孙多慈女士画……”
孙多慈在安庆的三年时间内，徐悲鸿不仅写信鼓励她坚持作画，还三赴安庆探望。
1936年5月10日，徐悲鸿第一次赴安庆。
孙多慈接到徐悲鸿来安庆的电报，又喜又惊。喜的是徐悲鸿对自己仍保持真情挚爱；惊的是，年过不惑的徐悲鸿，居然还有年轻人的冲动与果敢。
当时由南京开往武汉方向的客轮，多是深夜3点多到安庆。半夜出门，必然引起家人怀疑，于是孙多慈托辞李家应生病，需要照顾，当晚没睡在家中。
李家应，孙多慈同乡，闺蜜，从小学到大学一直都是同学，南京中央大学社会系毕业。
徐悲鸿坐的是江顺号，船一靠码头，他就迫不及待冲下船。看他匆匆从泵船往岸上赶，头发被夜风吹得很乱，早已等在江边的孙多慈不由得心生怜意，更是一个“爱”字了得！
当晚安排徐悲鸿住柴家巷附近的一家小旅馆，孙多慈和李家应在隔壁开了一间房。李家应避开，剩下孙多慈与徐悲鸿，“慈”“悲”坐在客房里有说不完的话，东方渐白，两人手拉手，到招商局码头附近的饺面摊下了两碗水饺。
1937年6月中旬，孙多慈在安庆举办个人画展，徐悲鸿前来为孙多慈捧场，孙多慈也不避讳，提前告知父母。孙传瑗的脸即沉了下来。孙多慈表舅，墨子巷邮政支局局长陆和鸣劝孙传瑗说：“徐悲鸿是南京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教授，又是孙多慈的导师，社会名望和社会影响都非常大。在广西，李宗仁都对他礼让三分，你孙传瑗可不能把人家拒之门外哦！”
徐悲鸿5年前在南京与孙传瑗一起“喝过茶”，此次是第二次见面，心里还是有些紧张。好的是孙传瑗把握得很有分寸，只把他当作女儿的导师，言谈举止极为自然，徐悲鸿也就消除了拘束感。
画展结束，徐悲鸿沿街闲逛，至文具老字号“金生和”，店内有各色信封信笺，上面印有振风塔、大观亭等安庆地方名胜古迹，非常精美，关键是孙多慈给他写信，用的就是这些。徐悲鸿爱不释手，也不问价，各色品种都要了一些。
1937年7月17日，徐悲鸿第三次离开安庆。因为是夜晚12点多的船，孙多慈便先陪他去城东皖江公园，然后直接从那边送他上船。
皖江公园一夜，是孙多慈与徐悲鸿最温馨最浪漫也最具有诗意的一夜。
孙多慈的表妹陆汉民晚年回忆：
姑父母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监视表姐与她的恋人，有什么情况得向他们汇报，他俩到哪儿，我便跟在后面。我总算能天天见到这位才华横溢的大画家了。徐悲鸿中等偏高身材，清瘦而儒雅，具有大艺术家的气度。他那时已43岁了，眉宇间压着忧郁，脸上几乎见不到笑容。他在安庆时穿着长袍，棕色皮鞋，很朴素。而我表姐给我看的徐的照片则多是西装革履，扎着领带，俊朗而有气派……徐悲鸿对我很和气，问我是否也爱绘画，又问我读过哪些欧美古典小说和中国文学名著。我一一作答，但总也摆脱不了心中的拘束，因为他的名气实在是太大了。我曾亲见我表姐与徐悲鸿在安庆森林(皖江)公园游玩时相偎低语，并不避忌我这个小表妹。表姐似乎郁郁寡欢，她不止一次哭泣过，她面临着父母与情人之间的两难选择。
繁星如织，月色朗朗。孙多慈挽着徐悲鸿的手臂，小鸟依人，走在洒满月光的林荫道上。
抗战爆发，孙多慈一家为躲避战乱来到长沙。
此时，徐悲鸿在桂林收到孙多慈的求助信，原来孙家在长沙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徐悲鸿把孙多慈一家接到桂林，为孙多慈在广西省政府谋到一职，这段时间是他们最愉快的日子，经常一起去漓江写生，两人均创作了不少作品。
为获得孙父的认可，1938年7月31日，徐悲鸿在《广西日报》刊登与蒋碧微脱离关系的启事，其朋友沈宜申拿着这张报纸去见孙父，想极力促成徐、孙的婚事。谁知孙老先生坚决反对，而且带着全家离开了桂林，转往浙江丽水。乖乖女孙多慈在此关键时刻屈服于父亲。
徐悲鸿与孙多慈在码头见了最后一面，两人相顾无言，徐悲鸿只是怔怔地望着孙多慈，满眼都是期待。轮渡轰鸣声响起，孙多慈说：“今生无缘，愿先生今后珍重。”说罢转身跑向轮渡，徒留徐悲鸿一人在码头翘首凝望。
而这一别竟是永诀。
孙多慈来到丽水，遇见许绍棣。
许绍棣，1900年出生于浙江临海县张家渡，自幼父母双亡，靠伯母抚养成人。在复旦大学读书时，到富绅方家当家庭教师，很得方家赏识，遂把女儿方志培嫁给他。
1934—1946年间，许绍棣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及教育厅厅长，主持浙江省教育厅10余年。抗战爆发，浙江教育厅移署丽水。
许绍棣与郁达夫是留学日本时期的同学，两人关系密切，此时两家同住丽水。
孙多慈来丽水之日，也正是郁达夫受邀去武汉任职之时。
与郁达夫一家同往的有李家应。在火车上，李家应与王映霞谈到孙多慈，谈到“慈悲之恋”，孙父的反对，希望王映霞给闺蜜介绍合适人选。
王映霞介绍了许绍棣，本以为这桩婚事肯定不成。
许绍棣大孙多慈13岁，妻子方志培病逝，留下三个孩子，两方相比，女方条件优越得多。李家应请王映霞写信征求许绍棣意见，并提供了孙多慈的照片。
出人意料的是孙传瑷看好这门婚事，并极力劝导女儿嫁给许绍棣。
王映霞为两人牵线，写了几封信，没想到郁达夫疑王许有染，闹得沸沸扬扬，最后导致分手，这里就不赘述了。
许绍棣是孙传瑷的上司，对孙家处处照顾，和蔼热情，给孙多慈留下不错的印象。
期间，孙多慈曾写信给徐悲鸿，征求老师的意见。徐悲鸿说：“许绍棣这个人我认识，人不坏，有文人风度，在北伐战争中还立过功。不过，他曾经行文通缉过鲁迅，被鲁迅、曹聚仁、郭沫若等人批判过。”
许绍棣行文通缉鲁迅之事，鲁迅在《集外集拾遗补编》中提及：“当我加入自由大同盟时”，浙江台州人许绍棣“呈请南京政府下令通缉”。
孙多慈晚年回忆：在丽水碧湖联高4年，她很快乐与充实，与许绍棣致力抗战教育建设，游览名山大川，让她忘却乱世烦恼，1940年两人结为夫妻。
1942年，日寇发动浙赣战役，频频出动飞机轰炸衢州、丽水机场，丽水城内和碧湖经常遭受日机轰炸。8月，联高迁往温州文成。
孙多慈嫁许绍棣，表妹陆汉民想不通。表姐年轻漂亮，才华出众，许绍棣根本不般配。在年龄上，两人差距太大，其身高比孙多慈矮了半个肩膀，论相貌，更不需多说。
表妹问：“姐姐，你真的喜欢许绍棣吗？”。
孙多慈淡淡地说：“喜不喜欢重要吗？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表妹道：“你一定怪你父亲对你和徐先生横加干涉吧，如果不是这样你们就会在一起了”。
孙多慈摇了摇头：“我不怪他，只怪我没有勇气。”
许绍棣与孙多慈成婚后，对孙家百般照顾，不仅为孙多慈与其父亲安排了工作，在那动荡的年代，每当飞机空袭时，他总是让孙家先躲进防空洞，最后才是自己。
1945年12月，徐悲鸿与蒋碧微在重庆办理了离婚手续，1946年1月14日，与廖静文结婚。
抗战胜利后，孙多慈返回杭州，任教于国立艺专。此后，夫妇俩在杭州安家，孤山是她离开大陆前最后的居住地。
得到徐悲鸿与廖静文结婚的消息，孙多慈画了那幅《红梅图》。
1947年，孙多慈的第二个孩子许珏方在孤山文澜阁附近的宅子里出生。同年，许绍棣为孙多慈在上海办画展。
1948年，孙多慈兼任台湾师范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1949年，孙多慈随许绍棣前往台湾，任教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美术指导老师。日益精研绘画，成为知名画家。
1951年在台北、香港举办个展。后又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再赴法国国立美术学院从事研究。1957年获台湾教育部美术类金像奖，后任该校艺术学院院长。
1952年作《寒山孤帆图》,题词五律：“极目孤帆远,无言上小楼。寒江沉落日,黄叶下深秋。风励防侵体,云行尽入眸。不知天地外,更有几人愁?”这正是“慈悲结局”的真实写照。孙多慈总是“无言”，个性决定命运！
孙多慈《寒山孤帆图》（1952年）。
孙多慈被认为是全能的天才的画家，因为她除了油画上的造诣外，国画的山水、人物、花卉无不工妙，画鹅更号称台湾一绝。有人说，孙多慈深得徐悲鸿真传。
1953年，画展，孙多慈望着满目玲琅的画作若有所思，她扫视一圈后将目光停在一副骏马图上，这匹马神采飞扬，信马由缰，极富张力，彷佛要破卷而出，画卷之上的黑云预示着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整幅画充满了一种要冲破困境的决心。
孙多慈将目光移到右下角，红色印章上写着“无枫堂”三个大字，她微微一笑。身边人来人往，名家画卷如云，孙多慈的眼中只有这一副。
“他走了，你知道吗？”耳边忽然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孙多慈转头一看，不禁愣住，这个女人不是别人，正是徐悲鸿的前妻蒋碧微。
得知徐悲鸿辞世的消息，孙多慈顿时泪流满面。徐悲鸿对于她来说早已不止是老师、恋人，而是人生路上的一盏明灯。她决定为徐悲鸿守孝三年，这一决定委实有些惊世骇俗，但这一次她不再顾及任何人。出乎预料的是许绍棣居然默许了，从此也可看出他对孙多慈的爱有多深。
对此，徐悲鸿夫人廖静文的评价最为中肯：“接触过孙多慈的人，都说她人品好，她为她的老师悲鸿戴孝三年。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然有情人未成眷属。”
20世纪70年代初，孙多慈患乳腺癌，曾三次飞往美国手术，仍无效，于1975年2月，病逝于她的好友吴健雄家中，享年63岁。
物理学家吴健雄是孙多慈的挚友，1975年春节，她和许家人一起在医院陪孙多慈。大年初三，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的孙多慈突然醒过来。当时吴健雄正陪伴在床前，见她睁开眼睛，非常高兴：“多慈，你一定要撑着好起来，我们还相约回去看看的啊！”
孙多慈无力地张开眼睛，双唇不停地颤动，左手抓住挚友的手掌，右手指在吴健雄的掌心费力地画动着。吴健雄立刻猜出她的意思，不停点头：“我知道，我知道，你这一生，就是慈悲为怀啊！”
孙多慈始终不离身的钱包，最后交到吴健雄的手里，里面有一封徐悲鸿写给她的信。信里写了什么，看过的人，包括孙多慈的子女，都未提及。这是孙多慈守了一生的秘密。她的朋友都说，“她老想徐悲鸿，心里老是觉得愧疚。”
吴健雄说，“她是个优柔寡断的人。”
2008年9月4日的《新华日报》人文版曾刊发题为“孙多慈，一个优美而简约的侧影”的文章，作者写道：
徐悲鸿1953年去世，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女人有两个写了回忆录：蒋碧微写了《蒋碧微回忆录》，廖静文写了《徐悲鸿的一生——我的回忆》。唯有孙多慈，从来缄默有加，任由他人涂抹，直到1975年辞世也未曾对早年和徐悲鸿的交往说过半字。
张爱玲说：“因为懂你，所以慈悲。”
有谁懂得“慈悲之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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