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重点
01阿尔巴尼亚著名作家伊斯梅尔·卡达莱于7月1日因心脏骤停去世，享年88岁。
02卡达莱被誉为弗朗茨·卡夫卡的继承者，但其小说在英语世界的遇冷和批评使他成为具有争议性的作家。
03从卡达莱一生的经历来看，他可能是一名被迫使用卡夫卡方式来创作小说的人。
04然而，卡达莱在阿尔巴尼亚面临的是一个幸运且不幸的困境，他幸免于难，留下了可以出版的作品，代价则是他在文学的某些性质上做出了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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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阿尔巴尼亚著名作家伊斯梅尔·卡达莱在首都地拉那因心脏骤停去世，享年88岁。擅长运用寓言和虚构场景来创作小说的卡达莱被称为是弗朗茨·卡夫卡的继承者，但卡达莱小说在英语世界的遇冷和遭遇的批评又让他成为了一名具有争议性的作家。从卡达莱一生的经历来看的话，也许，他是一名被迫或者说不得不使用卡夫卡方式来创作小说的人。作为霍查时代的作家，能继续写作出版，是他的幸运，也是他的不幸。
（2017年开始，阿尔巴尼亚允许人们查阅自己在霍查时期的档案。照片中便是作家伊斯梅尔·卡达莱的秘密档案。这份档案记录显示，卡达莱在西方获得的成功让老一辈阿尔巴尼亚作家极为不满，他们控诉卡达莱的作品“是资产阶级世界出版的，这是不可接受的事情”。）
幸运的是，1963年，伊斯梅尔·卡达莱通过小说《亡军的将领》已经成为一名具有国际声名的作家。这部小说的主题没有任何对阿尔巴尼亚的抨击，它是一部民族历史主题的作品，小说里一位意大利将军在二战之后回到阿尔巴尼亚收集部下的骸骨，在这个过程中陷入精神失常并且自己也几乎成为一具行尸走肉，小说所对应的历史则是二战时期墨索里尼政府对阿尔巴尼亚的入侵，占领阿尔巴尼亚后法西斯分子在该地强迫当地居民劳动并施加暴行，直到1944年霍查率领游击队将国家从法西斯手中解放。批评者对这部小说的不满也仅限于没有表达出人民对意大利侵略者的仇恨感。但毫无疑问，在当时的霍查政府眼里，卡达莱也许可以成为一个文化代表，这不至于让阿尔巴尼亚在国际上显得过于封锁和孤立。但随着1965年作品被封禁和危险的迫近（特别是《亡军的将领》出版了法语版之后），感受到自己越来越受到监视的卡达莱拿出了一部违心之作来表明态度，这部小说便是1977年的《伟大的冬天》。
卡达莱说当时的自己拥有三种选择，其一是坚持自己的文学信仰，也就是意味着死；第二种是沉默不语，另一种意义上的死；第三种是向霍查政府表示敬意，一种贿赂，用自己的服软换取未来的一些东西。卡达莱选择了第三种。
但这并没能让卡达莱的作品免于被封禁的命运。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卡达莱的作品一直时而允许被出版，时而又突然被封禁，当代评论家将这个现象描述为类似猫捉老鼠的游戏。有人提出了更进一步的阴谋论猜想：卡达莱可能在和霍查政府联手演一出戏（1997年当卡达莱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标准周刊》呼吁诺奖委员会不要选择卡达莱这个“有意识地与霍查政府合作的人”）。不管是不是真的有什么剧本，总之，1981年，这个猫捉老鼠的剧终结了。
（1988年的小说《音乐会》。上世纪70年代，霍查政府莫名其妙地与中国政府选择断交。相比于在《伟大的冬天》中歌颂霍查政府的行为，这次伊斯梅尔·卡达莱没有再妥协，他在这个故事中强烈地讽刺了霍查政府的荒诞行为。）
1981年，开头所说的那篇《梦宫》出版，这彻底激化了卡达莱与阿尔巴尼亚政府之间的矛盾。资料显示，当时有计划直接将卡达莱从这个国家抹除，所幸的是卡达莱存活了下来，“就像是一朵生长在贫瘠土地上的罕见的花朵一样”（阿尔巴尼亚历史学家安东·洛戈雷西语）。卡达莱曾经的“贿赂”和担任霍查政府议员的经历或许在此时发挥了一些作用，但更可信的猜测是，他的保护伞很有可能是当时阿尔巴尼亚的最高领导人霍查本身（尤其考虑到Sigurimi的领导人是霍查的妻子）。
1936年1月28日，伊斯梅尔·卡达莱出生于阿尔巴尼亚王国的吉诺卡斯特。而在1908年，这个名叫吉诺卡斯特的地方还出生了另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霍查。可能同乡的身份让卡达莱在霍查本人那里得到了一些不同于常人的忍耐度和保护，特别是当卡达莱对霍查示好创作了《伟大的冬天》等一小部分民族主题的作品后，霍查政府曾经按照“将革命作为写作的组织要素”“新阿尔巴尼亚文学的英雄”“处理了阿尔巴尼亚社会关注的诸多问题”的路线对卡达莱进行了宣传。因此，当1985年霍查去世后，卡达莱反而陷入了比之前更严重的困境。几乎是在霍查刚刚去世后，阿尔巴尼亚政府立刻组织会议对卡达莱的作品进行了谴责和封禁，在试图与新政府对话并以无果告终后，1990年卡达莱被迫逃离阿尔巴尼亚，正式开始流亡。
（阿尔巴尼亚于2011年发行的卡达莱邮票。）
事实上，即便是霍查存活的时期，卡达莱也明白这位老乡不会因为自己的故乡、曾经的歌颂和国际声誉而完全包容自己，他明白霍查政府是无法接受任何正面批评的，任何提出异议的人能够得到的回应也许只有一颗子弹。所以卡达莱将小说的背景设置为架空的、遥远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他用寓言作为小说的形式，用梦境、神话和民间故事来衔接小说的章节，在那些故事里，人们能够明显读到充满讽刺性的段落和对当下近乎荒诞的生存困境的描述，但是找不出一处明确地指称阿尔巴尼亚当地的地点……这些外部的因素迫使伊斯梅尔·卡达莱成为了一名用卡夫卡方式写作小说的作家，仅仅是为了躲避审查。
（2005年，伊斯梅尔·卡达莱成为了首届国际布克奖的得主。）
“他不是索尔仁尼琴，从来都不是”——这类文学评论家的抨击便是卡达莱被争议的原因，在很多人的眼里，他的讽刺从来都像是委曲求全的权宜之计，这个作家从来没有公开正面发声抨击霍查政府的邪恶，也没有真正遭遇同时期其他作家所受到的迫害，评论家们不承认卡达莱是“异见作家”而坚持将他的类别划分到“阿尔巴尼亚官方作家”中（尽管卡达莱本人已经亲口否认自己是异见人士，因为他从不曾正面对抗过政府）。但是近些年，罗伯特·艾尔西和大卫·贝洛斯等评论家已经给出了其他观点——为什么一定要强调卡达莱异见人士的身份才能去承认他的文学价值呢？卡达莱那些作品本身便具有独立的艺术和现实价值，而过于强调政治部分会导致人们忽视掉这些更为重要的价值。其实，伊斯梅尔·卡达莱在阿尔巴尼亚面临的是一个幸运且不幸的困境。他幸免于难，他留下了可以出版的作品，代价则是他在文学的某些性质上做出了牺牲。在霍查时期的阿尔巴尼亚，是选择做一个委曲求全的寓言作家、来让自己作品的某些文字得以接触读者，还是选择做一个正面抗议的人士然后在某个不知名的角落里被静静消除——对于人生中完全不需要面临这种选择的人来说，理想无疑是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