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就是未来
几乎每一个教室的墙上都挂着阿道夫·希特勒像。在楼梯间的纪念牌匾旁边有一幅特别贵重的元首画像，由诺尔廷基金会（Nölting Foundation）出资捐赠。每次上下课前老师和学生都互相行纳粹礼。学生在学校礼堂通过广播收听重要的政治演讲。
以上来自维斯马（Wismar）地区某公立中学校长1933—1934学年的报告。他表示，这是学校“大步迈向国家社会主义全新思想世界”的一年。学校员工加入国家社会主义教师联盟、学生加入希特勒青年团，使这一转变容易了不少。柏林和其他州的权力机关制定了一系列新规章制度，也推动了这一转变。1933年7月30日，中央法令制定了《历史教科书指南》（Guidelines for History Textbooks），规定从此以后历史课必须围绕“日耳曼式的英雄主义展开，要联系领导观念”。不久，学生就被布置了这样的作文：“完成德国统一的希特勒”“新时代的国家主义革命”“作为艺术作品的电影《机智的希特勒青年》”以及“我是德国人：骄傲和责任”。
1934年，有一位小学生的作文题目是“我们德国人的祖先是野蛮人吗？”他立刻就懂得该怎么借古讽今，写道：“说我们的德意志祖先是蛮人，就跟说一战要德国单独负责一样荒谬。现在已经证实，石器时代的日耳曼部落文明程度已经很高了。”
纳粹主义的亡灵崇拜也进入了课堂，学生被布置写有关霍斯特·韦塞尔等为纳粹事业牺牲的圣徒的作文。“我们绝不能忘记为国家社会主义事业从容赴死的革命先烈们，”一个14岁的学生在1938年这样写道，“在思考这一切的同时，我们必须思考自己的死。”
还有大量的论述题要求各个年龄段的学生消化纳粹政权灌输给他们的反犹仇恨。一个叫埃尔娜的小学生是施特莱歇尔《冲锋报》的忠实读者，她向他们寄了一篇自己写的文章《犹太人就是我们的不幸》，文中写道：“不幸的是，许多人现在还在说，‘犹太人是上帝的子民。你们必须同样尊重他们。’然而我们认为，‘害虫也是动物，但是我们仍然要消灭它们’。”在1935年：老师在一堂课上讲战争中为祖国牺牲的英雄们，他说许多犹太人也牺牲了。这时候一个小纳粹分子跳出来叫道：“他们是被吓死的！犹太人不配拿德国当祖国！”
1938年的一篇学生习作反映了多年的思想灌输对年轻人的影响。这个学生写道，“犹太人根本不是一个种族，而是亚细亚人、东方人与黑人的混种。”文章继续说，魏玛时期，60%的高级公务员是犹太人（真实数据比这小很多倍），“剧院也完全被犹太化了”（这也是言过其实），但是，“你却找不到一个干活的犹太人，因为他们只是想骗走非犹太人同胞的血汗钱”。文章最后说，“犹太人将德国人民推入了深渊。而现在这一切都应该结束了。”
这些学生习作反映了教育政策的急剧转向。1933年5月9日，德国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下令，历史教育必须在学校教育中占据主导地位。1933年8月9日，《德国教师报》（Allgemeine Deutsche Lehrerzeitung）宣称，历史应当客观的说法是自由主义的谬误，历史的目的在于教育人民明白斗争是生活的永恒主题，种族和血统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中心，领袖决定了民族的命运。新教育方针的核心主题包括战斗勇气、为伟大事业牺牲、对领袖的无限崇拜以及对德意志的敌人即犹太人的憎恨。这类主题也出现在其他学科中。1933年后期，生物学加入了“遗传学定律、种族教育、种族卫生、家庭教育和人口政策”等。基础阅读材料的封面或卷首页（或者两者都是）配有希特勒的图片，在图片里希特勒通常会被小孩们簇拥着。学生们还要学习这样一些诗歌：
伟大的元首！
我知你爱你，像对待父亲母亲一样。
我永远听你的话，像听父亲母亲的话一样。
当我长大了，我会当你的帮手，像帮父亲母亲一样。
我将让你满意。
像《德语读物》（Deutsches Lesebuch，1936）这样的读物中尽是诸如孩子帮助元首、农民生活的健康美德、多子多福的雅利安家族等故事。其中最受欢迎的一个故事是希特勒的新闻官奥托·迪特里希写的，讲1932年4月总统选举过程中希特勒乘坐飞机遇到暴风雨时表现出的英勇气概。元首的冷静感染了飞机上的迪特里希等纳粹党人，减轻了他们因飞机在暴风雨中颠簸而感到的恐惧。到了30年代中期，几乎所有基础阅读材料都会正面描写某个纳粹组织。在青少年画册里，犹太人被刻画成游走在黑暗中的恶棍，随时准备袭击无辜的金发日耳曼小孩。
一些魏玛时期的教科书一度仍在广泛使用，但愈发频繁地遭到地方和学校的审查。1933年，负责审查学校教科书的国家委员会遭到清洗，换上了忠诚的纳粹党徒。各地的地方教育机关不断做出指示，全国各地的纳粹教师组织收到了额外的教学材料。因此，纳粹夺权后仅仅几个月，德国的老师们就已经知道了基本的教学框架。1934年1月的一项指示要求，学校必须“按照国家社会主义精神”教育学生。为达到目的，纳粹教师联盟布雷斯劳地方分会在1936年初发出了超过100份小册子，其主题包括“五千年的卐字标记”和“犹太人和德意志人”，以每份11芬尼的价格卖给学生。在某些学校老师还给学生增负，从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的《冲锋报》中找出一些文章念给学生听。同时，中央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比如强制学生去学校礼堂听希特勒的广播演讲，还有从1934年起要求学生观看由戈培尔宣传部学校电影宣传办公室提供的影片，其中有他们觉得年轻人会感兴趣的电影比如《希特勒青年旗帜引导我们前进》和《汉斯·韦斯特马尔》。所有学校的图书馆都遭到搜查，非纳粹图书被清理一空，换上了纳粹图书。学校停课的频率越来越高，因为老师和学生要庆祝各种纳粹节日，从希特勒的生日到（纳粹运动中牺牲的）圣徒纪念日，不一而足。学校的通知栏贴着纳粹宣传海报，加强了自第三帝国初期就弥漫于整个德国的宣传气氛。
从1935年开始，中央针对不同学年的不同学科下达了一系列指示，加强地方政府的能动性。到了1938年，中央指令已经在所有学年和绝大多数学科中得到贯彻，包括与意识形态不直接相关的学科。德语教学必须将语言形式视为种族背景的产物，将德语词汇视为德国民族意识的工具，将语言形态视为德国民族性格的表现。就连物理教学的重点也转向了和军事相关的主题，比如弹道学、空气动力学和无线电通信等，虽然这些学科的基本内容似乎和政治无涉。生物教学转向了种族研究。1935年，学生开始使用教育部指导编写的算术基础教科书，这些教科书的核心特征包含社会算术，企图在关键领域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比如，孩子们要计算把一个精神病人养在精神病院里要花去国家多少钱。
再比如，“北欧—法利安血统（nordic-falian blood）的人占了德国人口的4/5，其中1/3的人是金发，那么6,600万德国人中有多少是金发？”地理教学被纳粹化。一本教师手册的开头就是“家乡、种族、英雄主义和有机论”，都是纳粹意识形态强调的东西。气候和种族扯上了关系，还有人建议老师说研究东方是研究犹太人问题的好路子。很多地理教科书都在宣传“生存空间”“血与土”等概念，传播日耳曼种族优越性的神话。新的世界地图和新的教科书强调地缘政治学的重要性，暗中支持“一个民族、一个德国”的概念，或者追溯日耳曼部落中世纪在中东欧扩张的历史。
一些父母不同意自己的孩子参加希特勒青年团，于是孩子威胁父母，说如果他们阻止就去举报他们。对处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想要让身为前社民党员的父母不爽实在太容易了：只要用“希特勒万岁”而非“早上好”来问候他们就可以了。“所以每个家庭都爆发了战争。”一个上了年纪的工人运动激进分子的妻子评论道。“最糟糕的是，”她忧心地加了一句，“即使在自己的孩子面前，父母都得小心翼翼、谨言慎行。”
部分社民党观察家反映，年轻人加入希特勒青年团之后在总体上变得更加粗野了。青年团内部禁止辩论和讨论，实行军事化制度，强调身体力量和竞争，因此男孩们变得崇尚暴力，侵略性极强，尤其喜欢欺负那些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加入青年团的人。青年团成员出行坐火车的时候，只要车上的警卫在向乘客检票时没有说“希特勒万岁”，便会遭到他们的侮辱和威胁，他们以此取乐。位于乡下的青年团训练营不断引发当地农民的抱怨，因为果园里的果子被他们偷走了。训练营中的孩子所受训练非常严酷，各种各样的伤病十分常见。训练完全不讲规则，也没有保护措施，拳击训练就是一例：“这种场合下，血流得越多，他们越兴奋。”
1934年，在当年冬天某学校每周一的集体晨练上，希特勒青年团的一个“校园领导人”在升国旗和唱国歌时（此时应该脱帽）告诉一个没有摘掉帽子的60岁老教师，如果下次他还不脱帽，就会被举报。很少有老师机灵到能够在不被举报的情况下夺回主动权。科隆的一个中学数学老师做到过。他把几道特别复杂的算数题拿给教室里身着制服的两个希特勒青年团头目，对他们说：“希特勒青年团的人必须树立一个好榜样，你们肯定能做出来！”
当权的第三帝国
作者: [英] 理查德·J. 埃文斯
出版社: 九州出版社
出品方: 理想国
高林主讲的「十九世纪就在你家隔壁」已在忽左忽右上线，全系列共11集！
既不教你实现财富自由，也不传授实用技能，更不替你预测未来！
感谢各位优雅的老爷们、小姐姐们捧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