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时局需要什么样的复合思想体系？|独思录 x 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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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国际层面，世界都已经高度失衡。

在国家层面，失衡表现为内部极左极右的高度分裂。以往以庞大的中产阶层为主体的中间派趋于快速消失的过程之中，左右极端主义构成了当今世界各国政治的主流，极端化的党争也在不断加剧社会的民粹化。最为典型的例子是欧盟和美国——刚刚过去的欧洲议会选举表明，多国极右政治势力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接近掌权的阶段；而美国总统大选更是左右派民粹力量之间的竞争。

在国际层面，失衡表现为反全球化和极端的民族主义。包括地缘政治、经济贸易和意识形态在内的所有重要领域，世界在迅速滑向两极化，以俄乌战争和以色列-哈马斯战争为标志的国际暴力和冲突在继续，并且更多的双边的、区域多边的冲突似乎随时会爆发。

近代以来，人类每隔一段时间便会面临周期性危机，而周期性危机的最主要标志便是内部的革命和外部的战争。今天，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我们已经再次处于这一危机周期中了。

当代人类危机的根源在哪里？通过再次阅读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19-2011）的作品，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和启示。贝尔是上世纪美国著名学者和思想家，曾任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其代表作有《意识形态的终结》（The End of Ideology，1960),《后工业社会的来临》（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1973)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1976）。其中，《意识形态的终结》和《资本主义文化的矛盾》两本著作被《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列为20世纪后半世纪最重要的100本著作。除了贝尔，只有哲学家伯林（Isaiah Berlin），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缪（Albert Camus）, 作家奥威尔（George Orwell）和哲学家阿伦特（Hannah Arendt）才享有这份殊荣，可见贝尔在西方的影响力。

我们这里感兴趣的在于贝尔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分析。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贝尔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他的基本命题是：资本主义历经200余年的发展和演变、已形成了经济、政治与文化三大领域间的根本性对立冲突，这三个领域相互独立，并分别围绕自身的轴心原则以不同的节律交错运转，甚至逆向摩擦。掌握经济的是效益（efficiency）原则，目标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在这个日趋非人化的体系内，个性变得日益单薄；决定政治运转的是平等（equality）原则，其中包括种族与性别的平等、教育福利与机会均等等各种平等的要求，由于政府无法满足众多的平等要求，公众与官僚机构的矛盾加剧；而引导文化的是自我实现或自我满足（self realization or self-gratification）原则，在这个领域中历来标榜的是个性化、独创性及反制度化的精神。

贝尔由资本主义结构的根本冲突，进一步追溯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精神所发生的裂变：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的到来，这种价值观念及品格构造方面的冲突将更加突出。正是这三大领域之间的冲突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由此，资本主义必然经历一个“精神裂变”的过程。两种精神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正统意识形态，并形成了强大经济冲动力：一是新教伦理所要求的禁欲苦行主义，一是贪婪的攫取性。当作为正统价值观的新教伦理为资产阶级社会所抛弃后，剩下的便只是追求快乐生活方式的享乐主义了。资本主义的文化正当性被享乐主义所取代，只留下了永不满足地向外攫取的经济冲动力，而丧失了过往那种勤勉、刻苦、节制、有限享乐的宗教冲动力。其意识形态最终将经济冲动当成行为规范。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就在于此，现代主义的双重羁绊也因此产生。这种文化矛盾在表层上表现为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对立以及社会成员人格的分裂，在深层则表现为社会失去传统的合法性后出现的普遍自我意识的焦虑。对于如何拯救西方文明的问题，贝尔的方案是，重新向某种宗教观念回归。只有宗教观念才能制止邪恶，给人民提供精神的寄托，建立起稳定的信仰系统。

贝尔因此声称自己的思想“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而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义者”（1987年《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再版前言）。

在贝尔的书出版之后，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剧变。这种剧变是由1980年代美国的里根革命和英国的撒切尔引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引起的。之前，主要西方国家普遍推行的是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但即使是剧变，作为制度本身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波及整个西方世界，但影响极为不同，资本主义本身被“分岔”了，即所谓的“资本主义多样性”(varieties of capitalism)。在一端，美国资本的效率大大提高。资本效率的提高部分来自于政府监管的大大缩减，部分来自于政府因为党争而导致监管能力的萎缩。今天的美国已经进入了“原始资本主义2.0”版，即资本处于一个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自由发展状态。在这种自由下，贝尔所担忧的资本主义的“新教伦理”再次得到了拯救，涌现了一大批类似埃隆·马斯克那样的企业家，他们并没有像贝尔所说的那样沉湎于享乐主义；恰恰相反，对这批企业家来说，资本只是他们用来改变世界的工具。实际上，在今天的高科技领域，企业家是最具有“新教伦理”精神的一个群体。不过，应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新教伦理”并非是原先宗教意义的精神，而更多的是体现为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毁灭”的世俗精神。但在欧洲，企业家精神却受到各种制约，包括社会层面的过度福利主义和政府层面的过度的规则和规制。欧洲近代以来的很长时间里，一直是创新的象征，但今天没有多少人还会这样认为。

贝尔所说的政治领域的平等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贝尔讨论的是他那个时代的问题，当时的美国刚刚经历了经济领域的福利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平权运动。在这之后，在形式上说，美国的政治平等真正实现了，即“一人一票”制度。但现在的核心问题在于，在政治（形式）上越来越平等的时候，美国（和大多西方国家）在经济上越来越不平等了。也就是说，政治权利（一人一票）的平等并没有导向经济上的平等。经济上的高度不平等反过来又促使人们反思，政治平等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更为重要的是，今天美国（和西方国家），政治上的平等拥有了有效的追求工具，即社交媒体。这两者的结合直接反映到了政治层面，即社会的极化和左右派民粹主义的全面崛起。

不过，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民粹主义能否改变经济不公平的现状？经验地看，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使命。在世界范围内，尽管从表面看，民粹主义拥有社会的基础，但这并不在任何意义上等同于民粹主义可以导向一个强政府。在西方世界，基于民粹之上的政府往往是弱政府。这主要是因为左右派民粹导致的党争，极端化的党争使得政党之间很难达成有意义的共识。实际上，崛起的民粹主义也在促成西方近代以来的政党制度的转型，即政党本身的民粹化。政党越来越成为左右民粹的工具。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民粹主义的确可以促成政治权力的集中，但集中并不意味着有效政府和一个能够做出科学决策的政府。

从宏观层面看，无论发达的西方还是发展中国家，今天都呈现出马克思当年所说的两种矛盾，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历史上，这对矛盾往往通过国内革命得以缓解。西方如果不能解决这两种矛盾，那么可以预期出现革命。有意思的是，西方民粹主义者，无论左右，都倾向于把自己所从事的民粹运动称之为“革命”。

回到贝尔的理论，人们可以说，今天西方的乱局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元要素互动和强化的产物。因此，如果西方要应对今天的危机，也必须从多方面出发。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危机很难用资本主义本身的方法来解决。历史上也是如此。例如，第一次原始资本主义（马克思时代）所产生的问题通过社会主义运动的方法来解决，且社会主义运动最终导向了福利资本主义的产生。

今天西方该如何应对困局？目前有两种观点比较流行。一种是制度论，也就是福利社会的扩大版，即普遍工资制度。不管是否有工作，所有人都能拿到一份工资。另一种是技术论，认为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人类会进入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不过，这两种观点的本质都是“养民”或者“牧民”，都是从具体手段层面来讨论问题，根本涉及不到西方的基本制度变革。人是劳动的产物；没有了劳动，那么即使能够衣食无忧，生命也会失去意义。西方社会依然是前途未卜。

那么，中国如何应对面前的时局呢？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取得了诸多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为世界所瞩目。党的二十大确立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但国家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层面的各种变化，包括地缘政治、西方贸易保护主义的崛起和意识形态分化等，都给国家的内部发展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在内部，当我们强调“高质量发展是硬道理”的时候，发展却面临着高科技被卡脖子、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和就业不充分等问题。

要有效应对内外局势，唯一的途径就是深化改革开放。各国的改革经验已经证明，任何单一的或者单向面的改革都难以克服复合的问题和困难，中国的改革也必须是复合型的，需要一个复合的思想体系。结合世界各国的经验和中国本身所具有的优势，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五位一体”的复合型改革思想体系。

第一，政治上的保守主义。

所有成功的改革都必须自上而下地推动。尽管改革的动力既可以是内部自下而上地产生，甚至是来自于外部的压力，但改革必须是自上而下的；否则就会演变成革命。这一特点表明，改革必须具有一个主体性政治力量。今天西方即便面临严峻的局势，改革也难以进行，这不仅仅是因为西方缺失改革愿景，更是因为缺失有效的改革主体。再者，这个主体的改革必须是渐进的，而非激进的。历史上，自上而下的激进改革（例如中国的清末新政和苏联戈巴乔夫主导的改革）失败的居多，而渐进改革的成功性更大（比如日本的明治维新以及中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的改革开放）。

在中国，政治主体就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党是改革设计和落实的主体。改革设计不易，但落实更难，这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主体去推动。同时，没有任何组织能够保证改革不出任何问题，甚至是严重的问题，因此，执政党也是解决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的主体。只要执政主体强大，改革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不那么重要。再者，执政主体也要统合统筹各方面的改革与发展。

第二，经济上的市场主义。

正如邓小平先生早就强调过的，市场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资本主义可以诉诸于市场，社会主义也可以诉诸于市场。市场主义不是资本主义。在任何国家，经济的主导原则就是效率，没有效率就很难有效地创造财富。市场主义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主题，即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在这方面，中国仍然有巨大的改革空间。在经济的很多领域，市场还没有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治和行政的力量依然强大。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国企的市场化程度远远不足。尽管国企改革的目标是清楚的，但落实依然困难重重。尽管中央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两个毫不动摇”，但国企和民企还不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竞争，对民营企业的诸多歧视性事件依然存在。如果考虑到西方对今天中国国有企业的歧视和对国有企业国际化所设置的无限度限制，国有企业本身的市场化和整体经济的市场化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同时，经济领域的市场主义并不表明政府角色的不重要；恰恰相反，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不仅市场化本身需要政府来推动，而且政府要承担实现社会公平的责任。“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尽管“共同富裕”绝对不是说“均贫富”，但政府的确要保证基本社会公平的实现。在共同富裕方面，人们的劳动所得，即通常所说的“一次分配”，是最重要的。如果在一次分配方面不能实现基本社会公平，那么政府很难通过二次分配实现共同富裕，更不用说通过三次分配了。即使在西方，政府也要扮演这个角色。很多国家通过立法保护劳动者的利益，最低工资制就是一个典型的制度安排。

第三，社会上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初心就是如何实现以公平、平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资本主义在创造生产力中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也看到了资本主义对社会共同体的破坏甚至是毁灭性影响。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所产生问题的本质在于私有制。因此，马克思提倡扬弃私有制度，建立公有制。

在马克思之后，资本主义往两个方向发展。发达国家选择的是“扬弃”道路。社会主义运动导致了资本主义从马克思所描述的原始资本主义转型成为福利资本主义和规制资本主义。尤其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之后，西方各国基本上都实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政府干预经济，实现了福利社会的大扩张。在比较落后的国家，即当时的苏联和东欧国家，则选择了“消灭”道路，即消灭私有制，普遍实行计划经济模式。不过，经验地看，这两种模式都有问题。福利+规制资本主义到1970年的能源危机出现了长期的滞胀，很难再走下去，因此出现了前面所讨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强烈反弹。但正如前面所分析的，正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造就了今天西方的严峻局势。另一方面，苏联模式尽管已经消失了，但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之后所选择的模式（无论是西方模式还是非西方模式）都没有促成这些国家的发展。苏东解体之后，只有少数几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比较好，很多依然在寻求比较好的发展模式。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在社会方面有巨大的改进和发展空间。如前所说，在经济领域的市场主义不足，但在社会领域则往往是市场主义过度。社会领域主要涵盖了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在改革开放后的很多年里，人们对社会领域认识不够深刻，把社会领域视为经济领域，最终导致了社会领域的市场化过度的情况。1990年代后期就开始医疗的市场化，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开始了教育的市场化，2007-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就开始了房地产的市场化。今天，国家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和社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有关的。在世界范围内，人们不难观察到，如果社会领域高度市场化，那么无论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是社会稳定都会出现问题。

因此，在社会领域必须政府起主导性作用。社会领域的社会主义在一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起着关键作用。对社会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保底”，即实现基本社会公平；对中产阶层来说，这是制度保障；对创新来说，这是社会动力的来源。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中国文明一以贯之的追求。不过，也需要强调的是，社会领域政府起主导作用并不是说市场完全退出社会领域；恰恰相反，这个领域也需要市场。这里的市场有两层含义，其一，政府规制的市场，其二，根据社会阶层的不同需求而产生的市场。

保护社会也表现在经济领域，主要表现在对中小微企业的保护。中小微企业所产GDP不多，但却是社会的基础，因为这个部门提供了最大量的就业和家庭收入。即使在典型资本主义的美国，政府也越来越诉诸于不同形式的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手段来保卫中小微企业。例如为了应付疫情所导致的危机，美国政府一方面向低收入家庭提供现金援助，另一方面替中小微企业支付员工工资以避免中小微企业大规模地解雇员工。在这方面我们其实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今天各级政府都在意图通过提升社会消费来拉动经济，但所采用的方法往往不是那么有效，例如通过网上抽奖的方式发一些消费券。此外，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也不足够，经常导致中小微企业的生存危机，社会基层中产缺少经济基础，而在社会层面则表现为就业不足。

第四，文化上的包容主义。

文化需要开放包容，因为文化是一个国家知识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来源。知识的想象和创造力往往来自存在一个“思想市场”，不同思想的交流和碰撞。我们所说的互鉴互学就发生在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一旦封闭起来，原先最强大的文化也必然趋于衰落。中国文化数千年能够生生不息，核心要素在于文化的包容主义。在世界各文明中，中国文明是唯一的世俗文明。宗教文明是排他性文明，因为不同上帝之间是互不相容的，而世俗文明的特性是开放，能够包容一切。历史地看，中国文明吸收消化了来自印度的佛教，佛教在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的同时也把中国文明推向了一个新阶段。近代以来，我们又吸收消化了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再次实现了中国文化的转型。

今天，在西方搞意识形态对立和“文明冲突”的时候，中国更需要践行文化包容主义。在国际层面，中国文化的包容性质决定了这种包容必然是“以我为主”的包容和融合。“以我为主”的包容主义保障文化的生生不息。在内部，需要处理好传统性和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文化现代化并非文化的西方化，而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否则就很难实现“以我为主”了。这在近代以来有深刻的经验教训。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人们倾向于通过政治和行政力量来践行“西方化”，对传统文化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有些时候甚至是毁灭性的。同样的道理，也应当给予外来文化足够的空间来和本土文化以一种比较自然的方式实现融合。从东亚其他社会的经验看，一种比较自然的融合要比动用政治和行政力量的融合来得有效和自然，更容易为社会所接受。

第五，政策上的实践主义。

实践主义的核心就是我们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原则。这里要把意识形态因素和具体的政策区分开来。意识形态很重要，可以说是“国家共识”，但意识形态因素并非是具体的政策举措。尽管近代以来，意识形态作为国家认同变得越来越重要，但那些成功的经济体都是在坚持意识形态的条件下灵活地根据实践需要来制定政策的国家，而那些把政策基于比较抽象的意识形态之上的经济体要不表现不好，要不导致失败。

前文讨论过的“市场”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就是对政策实践主义的最好说明，即作为一种追求财富有效机制的市场，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

再者，意识形态在不同历史阶段也是变化的。实际上，这方面可以和上述中国文化的开放包容性结合起来考虑。如果文化是开放性，那么意识形态也是开放的。

如同其他很多社会，在社会层面，中国社会围绕着“市场”与“政府”各自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也存在着所谓的“左派”和“右派”之争。但如果细究，很多争论都是浮于表面。无论是混合经济体还是开放的文化系统，这些都决定了国家的不同领域的运作方式必然是多元的。光看到事物的一面，并且把此提升到意识形态层面，那么必然会导向思想意识的极端化。如果这样，既无助于人们判断所面临问题的本质，更无助于找到解决问题的手段。

今天，在世界范围内，尽管极端思潮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但极端思潮不断涌现则已经成为大趋势。没有一种单一的因素或者“主义”能够帮助人们解决如此复杂的问题。每一个社会都需要找到符合自己的复合思想体系，再在这个复合思想体系的基础之上确立复合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