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五周年。我是在1981年开始从事冯梦龙研究的。回忆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界曾明确提出冯梦龙研究必须突破的两大课题，一是“三言”为文学史增添了什么新东西，二是如何判断“三言”中哪些是冯梦龙原创或原创性作品。在20世纪80年代确实火了一阵，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有创见的文章。
但其后由于资料奇缺等原因，从1992年后冷寂了二十多年。近几年，段宝林先生等著名专家学者再次呼吁要“重新评价冯梦龙”。
但上述两个问题不解决，“重新评价冯梦龙”便无从落地。我也从阅读袁行云先生遗作开始，重新研究这两个问题，觉得袁行云先生确实很有见地。
记得1985年，我任福建省宁德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时，曾参与组织在宁德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冯梦龙学术讨论会的工作，并有幸在会上结识了袁行云先生。
我于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因文革中断了十年的专业活动；到1984年我已到了“不惑”之年，但还有些“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
我（时任福建人民广播电台驻宁德记者站站长）在1984年福建省作家协会组织的“纪念冯梦龙诞生410 周年及入闽任寿宁知县350周年”的座谈会上，发表了《冯梦龙研究应该有一个大突破》的讲话，并得到老一辈学者黄寿祺、郭风、许怀中、陈侣白和上海《文学报》副总编曾文渊的支持；该讲话全文发表在1984年的《文学报》上，引起不少反响。
1985年在宁德举办全国第一次冯梦龙学术讨论会上，我（时调任宁德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又作了《试论冯梦龙及其“三言”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的长篇发言，得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的支持和鼓励。袁行云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我很激动，拿出当时流行的活页笔记本，请他题词留念。袁行云先生略微思索，当即提笔赋诗一首赠我：
诗到嘉隆势已衰，
公安小慧竟陵乖。
犹龙话本义仍曲，
卓荦千秋旷世才。
（义仍：汤显祖字）
袁行云
袁先生似乎意犹未竟，又在另一张活页纸上题了词：
力学不随流俗转，著书须及老年成。宁德冯梦龙学术讨论会上晤王凌同志书此共勉之。
袁行云
1985.10.8
题词含义深刻，笔力雄健，一丝不苟，透视了袁先生严谨、敦厚的长者作风。后来我几经调动工作和搬迁易居，但这两个题词我都珍藏在身边。
只是因为公务冗杂（当时我负责会务工作，要联系里里外外许多人），忘了问先生的电话；因此会后想联系时，却苦于无从下手。
2004年我退休之后，重新开始冯梦龙研究。2014年寿宁冯梦龙文化高峰论坛上我担任秘书长，见识了多位新老研究者。2016年初，我又受委托筹办2016年福建冯梦龙文化高峰论坛。
我重读过去的文稿及师友来信题词，对袁先生的题词更是体会多多，请他光临大会的想法也更为强烈；可就是打听不到他的消息。
2016年10月，我赴北京参加中国俗文学学会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抽空向我的老师、北大教授袁行霈先生汇报福建开展冯梦龙研究的近况，谈及2016年福建冯梦龙文化高峰论坛的筹备情况，无意中谈到很想邀请袁行云等老专家出席，却苦于无法联系。
袁老师当即告诉我，袁行云是他的叔伯哥哥，已于1988年去世；他在世时在长春《社会科学战线》发表了一篇研究冯梦龙的文章，还是很有见地的。
我不由深深地自责：虽然自己业余研究冯梦龙四十年，却没有读过袁先生的大作，可见学识之肤浅，真有负先生的题词啊。现在只能“亡羊补牢”，但求弥补一些过失了。
回到福州后，我凭借网络，很快在《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1期（总第9期，1980年3月30日出版）上查到袁行云先生的大作《冯梦龙〈三言〉新证——记明刊〈小说〉残本》，篇末署“1979年5月脱稿，1979年10月改定”，可以说是改革开放新时期，首批研究冯梦龙并取得突破的论文之一。
该文以当时新见到的明刊《小说》(五种)残本为依据，论述了五个问题（分五部分，有五个小标题）：一、《小说》残本的刊刻年代；二、《小说》残本内容和它与《三言》的关系；三、《小说》残本即《情史》所云(小说)；四、《三言》中的冯梦龙作品；五、《三言》的评校者和作序者都是冯梦龙。
我觉得，在当时大多数冯研论文都从考据学角度切入的历史背景下，袁先生本文的重点也是以新见到的明刊《小说》(五种)残本为依据，详细考证分析后得出结论：《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沈小霞相会出师表》《老门生三世报恩》《玉堂春落难逢夫》《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陈多寿生死夫妻》《吴衙内邻舟赴约》这七篇小说，是冯梦龙作品。
当然，对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看法。平心而论，要以确凿的原始资料为依据判断《三言》中哪些是冯梦龙创作的作品，难度是很大的，因为冯梦龙死后数百年长期湮没于世，他的生平出现了许多不解之谜，作品重新出版也是在1919年之后缓慢进行的。
现在的问题是，能不能从另一个角度提出判断的标准。否则，三十几年过去了，也只能以冯梦龙自己说“余向作老门生”为根据，认定仅《老门生三世报恩》一篇为真正的冯梦龙作品了!
我认为袁行云先生最大的贡献是早就已强调提出认定“《三言》中的冯梦龙作品”的重要性。过去学术界对冯梦龙的文学成就评价不高，一个原因就在于认为冯梦龙编《三言》的主要贡献仅仅是搜集、整理；对他的艺术加工缺乏分析，更谈不上肯定他的艺术创新贡献；而如果没有艺术创新贡献，怎么谈得上是自己的作品呢？
解决问题当然需要时间，但提出问题正是解决问题的前提。故我本人认为，袁行云先生大作最有价值的正是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他在大作第四部分“《三言》中的冯梦龙作品”一节中明确提出：“《三言》是宋元明短篇白话小说集大成的总集。大致说来，《三言》小说基本上可分为嘉靖前旧本和万历间新作两大类。前者记叙多称旧制，文字比较质朴；后者多反映现实社会，故事曲折，描写细致，具有市民阶层兴起的时代特征。前者约四五十篇，占全书三分之一强；后者（包括前代故事经过改写的在内）约七八十篇，占全书三分之二弱。这里面肯定有很大一部分是冯梦龙作品，‘惜他不曾说明，现在已不可得知了’。”
袁先生虽然没有进行更具体的论述，但他提出了辨析的几个标准，包括是否符合冯梦龙“作品风格”，指出必须“结合故事源流，并从冯氏其他著作中找出线索、矛盾，才能确定”。
以上见解是十分大胆的，也是极有前瞻性的。我们应该吸纳袁先生的见解，在当前所能掌握的考据材料汇总的基础上做出认真的辨析，不能坐等资料的挖掘；因为可能永远也无法挖掘出有用的资料，那按照过去的老方法，也就永远无法辨析冯梦龙作品了。
而如果换一个角度，问题也许就有突破的可能。在这点上，袁先生的见解及提出问题的勇气和胆略，显得十分珍贵！
读完袁先生的大作后再读他写给我的题词，便有了许多新的感悟。当年袁先生给一个初次谋面的后生题词，除了鼓励之外，关键在于他也对冯梦龙充分肯定，还在于他觉得需要敢于突破的猛士！
他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肯定冯梦龙，当时就把冯梦龙与汤显祖摆在同样重要的位置上：“诗到嘉隆势已衰，公安小慧竟陵乖。犹龙话本义仍曲，卓荦千秋旷世才”。何其难得！何其高瞻远瞩！
他勉励我“力学不随流俗转”，应该是针对我当时发表并不竭余力大声疾呼的《冯梦龙研究应该有一个大突破》和《试论冯梦龙及其“三言”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我的主要观点是：
当时我认为，为了给“三言”以正确的评价，必须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冯梦龙编“三言”的直接起因是接受“贾人之请”，从众多的话本、拟话本小说中，“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加以编纂；也有不少是根据旧书本的线索或生活的直接启示，进行加工及再创作的。
其思想体系和编排体例，十分驳杂。应当采取何种分类方法，对这部共收一百二十篇作品的小说总集，进行总体研究呢？
据大多数专家认定，其中约三分之一是宋元话本，三分之二是明拟话本。这种分类法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在总体研究上却也存在着局限。
因为“三言”中所收的宋元话本，往往不是宋元话本的本来面目，而是经过明代人(包括冯梦龙)的加工和润色；而明拟话本因为取材角度和方法不同等原因，思想及艺术性差别也很大，以作品产生年代作为标准划分揭示不了问题的本质。
因此，为了进行总体研究，我当时借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分析《醒世恒言》时采取的方法，即从作品反映现实生活的取材角度进行分类（姑且称之为“取材分类法”）。
那么，我们就不难发现，“三言”中约四分之一的小说(计三十二篇)，取材于春秋战国到唐末五代的故事；人物主要活动在以长安为中心的我国北方，少数在四川、扬州、杭州等地；内容或讲神仙怪异(十六篇)，或讲发迹变泰(以帝王将相居多，七篇)，或歌颂友谊(封建色彩浓厚，九篇)。
正如鲁迅指出的：“多取材晋唐小说……而古今风俗，迁变已多，演以虚词，转失生气。”(《中国小说史略》)
这部分作品思想上多不足取，艺术上也较粗糙。而以宋元为背景的有五十六篇(其中一部分是借宋元为背景而实际上反映明代生活的明拟话本，一部分是经过加工的宋元话本)，以明朝为背景的有三十二篇，二者合计八十八篇，约占全书四分之三。
与前者相比，故事发生的地点逐渐南移，由开封、洛阳，而南京、扬州、苏州、杭州、景德镇、广东、福建等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从内容看，神仙怪异的题材大大减少(仅十篇)，歌颂友谊的作品也突破了封建意识的藩篱，而篇幅居多的爱情婚姻及公案小说，则主要反映市民的日常生活，“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所以鲁迅统称之为“人情小说”，并深刻地指出，因为“所写皆近闻，世态物情，不待虚构，故较高谈汉唐之作为佳”。(《中国小说史略》)
这部分作品中的优秀篇章(以反映明代生活的明拟话本为主，也包括一些经过加工的宋元话本)，是“三言”的精华，对后代的影响很大，直至今日，仍被改编为电影戏剧，它们是评价“三言”成就的主要依据。
我当时还认为，不少研究者把“三言”分成“爱情”“公案”“友谊”“神仙怪异”等类，这是对的；但他们没有把它们放在文学史中作纵的研究，分析它们比以前的同类作品提供了哪些新的东西。
我首次明确提出，如果说，“三言”以前的小说名篇，如《水浒传》以塑造农民起义的英雄群像见长，《三国演义》以描写帝王将相的角逐斗争为主，《西游记》展现了正义战胜邪恶的瑰丽幻想，《金瓶梅》暴露了统治阶级的腐朽与堕落；那么“三言”的可贵之处却在于，它第一次把以手工业者、小贩、小商人及其妻女为主的城市平民作为正面人物写入作品。
这里既有绝处逢生，靠冒险发家，而不忘糟糠之妻的商人宋小官，又有原为织户，后逐步发迹、而对同业寄予同情心的手工业者施润泽；既有尊重女性，视感情高于贞节的商人蒋兴哥和卖油郎秦重，又有追求幸福，视爱情高于生命的名姬杜十娘和养娘秀秀；既有遭冤屈丧生的小商人崔宁和“卖糕的女儿”陈二姐，又有不甘冤屈、竭力抗争的木匠张廷秀兄弟；既有美丽善良，在新婚之夜棒打薄情郎的“团头之女”金玉奴，又有充满正义感，敢大胆戏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偷儿赵四……
人物如此众多，性格如此复杂丰富，生活面如此广阔，可以说是一部中世纪晚期我国市民生活的百科全书。
当然，我当时还来不及作分门别类的详细分析。所以袁先生告诫我：“著书须及老年成。”我现在老了，却没有著书立说，更没有成一家之言，真是愧对袁先生的题词。我最遗憾当时没有读到袁先生的大作，不然思考问题会少走许多弯路。
现在学术界的交流依然甚少，各搞各的，缺乏碰撞，也是我们要大力改变的！但我觉得，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界提出冯梦龙研究这两大课题（一是“三言”为文学史增添了什么新东西，二是判断“三言”中哪些是冯梦龙原创或原创性作品）仍然是冯梦龙研究最关键而又需要继续深入具体分析的课题。
我希望利用冯梦龙诞辰450周年的契机，学术界加强沟通合作以求取得新的突破，慰藉冯梦龙英魂于九泉之下！
2018年6月定稿，2024年6月略改
袁行云（1928—1988），江苏武进人。解放前做过记者，解放后从50年代至“文革”期间在北京21中学任教师。“文革”前写过一本关于海瑞的小册子。1979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副研究员。著有《许慎年谱》《许瀚年谱》《清人诗集叙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