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24日上午，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在京召开。（人民视觉/图）
在暂停了两年后，2024年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一反在每年1月举行的惯例，首次在盛夏召开。
6月24日，来自全国各地的两院院士与科技工作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了一次“三合一”的会议——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这也是国家科技奖励大会首次与两院院士大会同期举行。
早在两个月前，在北京召开的一次院士会议上，科技部部长阴和俊表示，“评这个奖还是有很大的压力”。一位参会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他说这句话的背景，是“担心打招呼的情况不好处理，评出来的奖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阴和俊口中的“这个奖”，是指国家科学技术奖，具体包括五大类。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与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奖励对象是人，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与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评选的是项目，后者也被统称为“三大奖”。
此前，国家科学技术奖每年评选一次，一般在次年1月举行的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公布结果。但2021年的国家科技奖励大会推迟了10个月才举行。此后两年，国家科技奖的评选工作按下暂停键，直到2023年底重启。
伴随重启的，是一系列变化。
往常历时1年的评选工作，这次用了半年时间。
当85岁的摄影测量与遥感学家李德仁与61岁的凝聚态物理学家薛其坤共同成为2023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时，后者创造了一个纪录，成为该奖项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
秉承2017年以来的“瘦身”原则，三大奖的获奖项目总数在上一届264个的基础上继续减少，共评出250个项目。
更多变化尚在酝酿中。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提出“调整国家科技奖评奖周期”。但目前尚未有公开文件，对评奖周期的调整情况作出说明。
“坚持国家战略导向”
国家科技奖的评选为何暂停了两年？作为科研管理者，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韩生从一系列变化中嗅出了一些端倪，“国家对奖励制度的效果一度是不满意的”。多位受访者也都认可这一点。
在本次奖励大会召开的1个月前，《国家科技奖励条例》迎来自1999年颁布以来的第4次修改。
修改后的条例，突出强调了党中央对国家科技奖励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并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应当与国家重大战略需要和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紧密结合”前，补充了一句“应当坚持国家战略导向”。
在官方通报中，此次评奖重点工作的第一项，就是“坚持‘四个面向（即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把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并作出创造性贡献作为提名和评审的重要原则，围绕国家战略需要，优化评审组设置和评审委员会专家构成，强化重点领域”。
除了强调评奖导向，奖项申报规则也需要调整。2018年前，申报国家科技奖时采取推荐制。多位受访者表示，由于推荐名额受限，实际申报时存在推荐门槛。
有资格获推荐的，往往是此前已经获得省部级一等奖的项目。但问题在于，如果都是省部级一等奖，究竟哪个项目才能得到推荐？
在2009年拿到湖北省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后，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朱光喜想冲击国家科技奖，但未获湖北省推荐。这让他觉得奇怪，“科技管理部门是依据什么推荐项目的？大家都是一等奖，为什么推荐他，不推荐我？”
李志民曾长期担任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组织教育部推荐国家科技奖的申报和评审工作。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这样的机构，专家的学术话语权比较大。教育部会组织专家对高校申报的项目进行遴选，在指标范围内择优上报国家奖励办。但在一些省市或部委，没有力量或相应的组织部门做遴选这件事，而是“由行政部门分配指标”，这就可能导致“行政力量在主导，竞争并不充分”。
一位接近科技系统的人士对此还举了个例子：一位高校校长的项目获得了省里推荐，同校二级学院院长的项目未获推荐，但通过部委渠道拿到了推荐指标。最终，校长的项目落选，院长的项目获得国家科技奖。
评选中拉关系等乱象也被人们所诟病。
2015年左右，朱光喜担任国家科技奖网评阶段的评审专家。他在一则通知上签名保证，不与报奖人和报奖人所在单位联系，不接受外界任何咨询。但报奖人“千方百计地了解谁在做评审专家”。有个报奖人他并不熟悉，也托人来传话。
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贺贤土，三次获得过国家科技奖，并曾是国家自然科学奖评审委员会委员、物理组组长。他对此也深有感触，过去“打招呼打得太厉害”。在他看来，如果受人之托把水平低的项目评上去，“这首先是科学道德问题”。
提名者负责
面对国家科技奖评选中的种种弊端，改革势在必行。
2023年12月6日，科技部正式印发了《国家科学技术奖提名办法》（以下简称《提名办法》），从而替代了2017年由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印发的《国家科学技术奖提名制实施办法（试行）》。此次国家科技奖的评选，就依照该办法实施。
奖项申报的规则，已经在2017年从“推荐制”改为“提名制”。
根据试行版方案，具有提名资格的专家学者包括：最高奖获奖人；两院院士；2000年及以后的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及以上，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含创新团队）及以上的第一完成人。
与试行版相比，2023年的《提名办法》中，提名专家资格条件没有变化，但对专家联合提名的人数要求有所提高。由此前3名院士或第一完成人可提名1项国家科技奖，调整为3名院士或5名专家（院士或第一完成人）。
此外，提名专家每人每个评审周期可以提名1项国家科技奖，同时不得作为同年度国家科技奖候选人。
在李志民看来，推荐制有指标数量的限制，这会限制很多人报奖的可能。在实行提名制后，一定程度上破解了推荐工作不规范的地区和单位存在的问题。增加了专家学者提名的渠道，报奖机会多了一些，而“公平最重要的就是机会”。
科技奖励研究专家姚昆仑在2022年出版的《中外科技奖励概论》一书中，统计过一组数据。在2017年以前，国家奖的推荐项目在1100个上下。在开始实施提名制的2018年，提名数量达1523项。到了2020年，提名项目又增加到1800多项。
“这是一个进步，但要想真正地进步，不应该让报奖人去找提名者。”李志民说，真正的提名制，应该由专家学者主动提名。来找提名者的人，不一定真正有科研突破。
有学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来找他提名的人已经排到两届科技奖以后。“很多人来找我，问能不能提名他”，这让他觉得很奇怪，“提名应该是我认为谁的项目做得好，我就去提名谁”。
在这种情况下，提名者发挥的作用更显重要。
2023年年底颁布的《提名办法》，压实了提名者责任，规定提名者对提名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加大了对提名者的违纪惩处力度。对违反规定的提名者将给予通报批评、一定期限内暂停其提名资格、直至取消提名资格等处理，并由所在单位或相关部门依法依规给予处分。
一位参与提名的学者表示，对提名者来说，最关键的是项目值不值得提名的判断问题。“多数提名专家还是非常爱惜羽毛”，在不想提名的时候，答复“已提名别人足矣”。
另一个始于2017年的变化是，建立了定标定额的评审制度。
根据当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的方案》，一等奖评审落选项目不再降格参评二等奖。同时，大幅减少奖励数量，三大奖总数由不超过400项减少到不超过300项。
此轮评奖重启后，又做了微调。
多位受访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次报奖时除“一等奖”“二等奖”外，还可勾选“一等奖或二等奖”。
有知情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这样的调整，解决了原本剑指一等奖的项目在落选后，连二等奖也评不上的窘境，从而避免出现“好项目没评上”的情况。
2024年6月24日上午，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会场上，国家技术发明奖的获奖者们上台领奖。（人民视觉/图）
评审时间压缩
名额紧张，是国家科技奖重启后韩生最直接的感受。
在他的印象中，2020年度国家科技奖评选，上海市“给的名额比报的项目多”。但这次只给了地方高校2个名额，竞争激烈，“能从上海推出去就很难”。
“往常每年都评选一次，很多人并不着急，有人还觉得自己项目分量不够，要再打磨一下。”他分析说，但评选暂停了两年再重启，“就积累了一些存量，报的数量肯定比往届要多”。
最终，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香兰素和缓释香精高效制备及应用关键技术”项目，通过遴选获上海市提名。
与地方提名的方式不同，南京大学教授张辰宇找了3位院士提名。
他坦言，在两年没有评选后，今年很多院士要么自己申报了项目，要么提名了别人的项目，“空出来的院士几乎没有”。他最开始找提名人，“一度都没找全”。
据南方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仅最终获奖的三大奖中，就有51名院士作为第一、二完成人，参与提名的院士有105人。
此外，评审时间也发生了变化。
据接近科技系统的人士介绍，在收到申报材料后，奖励办会先开展形式审查。在此后的初评环节，对三大奖进行网评和会评。
过去，网评一般在4月中下旬，将项目根据学科分成若干个小组。考虑到有人无法参加的情况，评审专家按所需评委数量的3倍在专家库里随机抽取。根据分数从高到低划线，筛掉50%左右的项目。会评基本提前10天通知评委，组织专家在北京进行视频答辩。
但这次时间压缩了不少。
前述人士说，网评时间从7天缩短到4天。会评从提前10天通知评委，改为提前4天左右，持续时间从15天变为10天左右。在他看来，此举是为了约束评委和报奖人，让报奖人来不及活动，“不要去找评委打招呼”。
张辰宇作为第一完成人，项目最终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时间短对我来说是个好事，我不太愿意把时间全放在报奖上。”他花了一个半月时间全身心投入报奖，“实验都参与得比较少”。这对他来说已经达到极限。
他的感受不是个例。
在清华大学科学技术协会副秘书长孟宪飞等人发表的论文《新形势下我国国家科技奖励制度改革思考与路径探索》中，援引了2021年国家科技奖励改革问卷调查数据，约25%的参与调查者认为“‘报奖’和‘评奖’耗费科研人员大量时间精力”。
与评审之“快”形成对比的，是科研出成果之“慢”。
张辰宇的项目研究周期长达16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东南大学教授熊仁根的项目同样获2023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他们的研究起步于上世纪90年代，距今已有25年之久。
用张辰宇的话说，“自然科学研究是坐冷板凳，在我们开辟的新领域做研究，坐冷板凳的周期就更长了”。
姚昆仑在《中外科技奖励概论》一书中写道，2015年起每年三大奖的奖项总数在逐步减少，但具有原始创新属性的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在奖项总数中的比例有所提高。
2018年，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的占比，依次分别从过去的10%、15%、75%左右，调整到15%、25%、60%左右，“原创性科技成果获奖的比例还有增加的趋势”。
而在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的250个获奖项目中，南方周末记者统计发现，三大奖的比例为19.6%、24.8%、55.6%，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的占比进一步提高。
竞争更加激烈
随着提名数量的增加和奖项数量的减少，国家科技奖的竞争变得更为激烈。
曾经有获奖者提起，在答辩前，他曾请本单位和外单位专家对项目提出质疑，为十多分钟的提问环节，准备了260多个问题。
之所以这么卷，或与当前的评价体系有关。
一位科技奖励制度研究者说，国家科技奖励既是一种荣誉制度，又是核心的评价制度，“所以大家看得很重”。尽管提倡“破五唯”，在现实中终究需要评价的标尺。获评国家科技奖需要过关斩将，作为评价的尺度相对公平。
拿到国家科技奖后，会带来职务职称、申报项目、评选院士等方面的连锁反应，用他的话说，“这是一个杠杆，能撬动更大重量的东西”。
一位熟悉奖励制度运作的人士也表示，在现行的评价体系之下，国家科技奖不只是被视作解决国家科技难题的荣誉。暂停评选的这两年，“想评院士的人最着急”。
不光是对获奖人，国家科技奖对其所在单位也意义重大。
以高校为例。据韩生介绍，这有助于提升学校的知名度和学科水平，学科评估时会考虑重大奖项、重大项目和代表性论文等综合性因素，“肯定是加分项”。
在这一背景下，他担心获奖难度的增加导致恶性竞争，“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他认为，竞争保持在适可而止的程度上，对进步是有利的。但如果竞争过于激烈，难免“有些不好的行为发生”。
多位受访者认为，更为激烈的竞争对评审专家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贺贤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今的科学非常复杂，哪怕在物理学科，也有理论物理、凝聚态物理、基本粒子物理等多个细分领域，“在某个方面是专家，不见得在其他领域很有水平”。
他建议评审专家最好挑选与报奖人研究方向尽量接近的“小同行”，“甚至是和报奖人所做工作差不多的人”。同时选择高水平、有很好科学思维能力的专家。因为科学的基本规律是相通的，即使与报奖人不完全在一个研究领域，也有能力判断与他研究方向相近的内容，“这种人比较难找，但是也必须找”。
韩生曾两次参与国家科技奖评审。他表示，评审专家应该在申报材料的基础上，额外做些功课，这样才能作出负责任的评价。
同时，有些项目之前就拿过不少奖，他认为评审时更应该判断那些在科学领域“将发生未发生”的潜力项目。
贺贤土则表示，要淡化评奖的作用，这并不决定一个人的学术水平。获得国家科技奖是一种鼓励，“鼓励在原先的基础上，做出更高水平的成果”。
南方周末记者 杜寒三南方周末实习生 杨艾艾 陈存 陈丹
责编 钱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