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华侨报》总主笔 蒋丰
2024年是中国文学巨匠鲁迅留学仙台时的日本恩师藤野严九郎先生诞辰150周年。这年的5月，大阪大学的综合学术博物馆举办了纪念展览，为外界呈现了一个“鲁迅和藤野严九郎”的追忆时刻。虽未能去现场看展，借机，我再次完整地诵读了一遍被收录进中国语文课本的《藤野先生》，重温藤野严九郎先生为鲁迅先生亲自批改笔记的段落，仿佛置身其中而感受到师徒二人间跨越国境的那种惺惺相惜。
一个是日本福井县芦原市，一个是中国浙江省绍兴市，分别是藤野严九郎和鲁迅先生的故乡。上世纪80年代两座城市缔结友城，这也成为藤野严九郎先生的故居被捐出由政府改建成纪念馆的契机。有时候，中日两个国家的交往就是这样，充满画意和故事，好比两个注定相遇的人邂逅，在那背后一定有着千里“姻缘”一线牵的奥妙。如果坐车从当地的芦原火车站出站，对面就能看到坐落着藤野严九郎和鲁迅先生雕像的纪念馆。如果是景，就会有“相映成趣”一说。而作为历史名人，坐落在绍兴的鲁迅纪念馆，和芦原市的藤野严九郎纪念馆，千里相隔，可谓相映成“谊”。
“藤野先生”是鲁迅先生用笔墨为国人勾勒出的恩师形象。对于鲁迅先生来说，他是一个“每当夜间疲惫，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的存在。藤野先生只是一个教医之人，但鲁迅先生看到了他身上折射的精神力量。这一方面源于当时中国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作为一个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种种遭遇，另一方面无疑源于藤野严九郎先生本身的为人。
客观地讲，藤野严九郎先生并不是什么“名师”，在日本原本并没有特别的名气。文学版本里面，是鲁迅先生笔下在课堂上说出“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便会引得台下留级生笑话的男人。文学版本之外，他是生于医生世家的一个普通人，后来靠着朋友的推荐进入当时的仙台医专任教，也就是现在的东北大学的医学部，虽贵为教授级，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介“教书匠”。据藤野严九郎先生的孙子回忆，自己的祖父是个祖母眼里的“小气鬼”，一辈子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大贡献和大作为。1915年，藤野严九郎先生所在的学校改制，因为不具备新的教师资格，藤野严九郎先生无奈被解聘，离开学校回乡开了诊所，真正算是接过上辈的衣钵，当了一名“乡村医生”，并在日本战败前夕终老。我赞同不少学者所说，或许，如果没有鲁迅先生，没有《藤野先生》，就不会有世人认识的藤野严九郎先生。但我更认为，恰是这样的藤野严九郎先生，一个在战争时代背景下，以一种特殊的相遇出现在鲁迅先生的人生中，普通却又不一般，鲜活又有血有肉。难道，还有比这个更加催人去思考两个历史人物，以及两个国家之间的这段交往佳话的烟火之气吗？
鲁迅先生在《藤野先生》中，毫不掩饰对藤野严九郎先生亲自为其批改笔记的惊讶。有人说，这体现了日本人的做事严谨，一如现在日本匠人的一丝不苟。或许可以这样说，从医并执教的藤野严九郎先生对待教学和学术想必一定是认真的，但投射到“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那样环境下的鲁迅先生身上，藤野严九郎先生传递的不仅是师生之情，而是超越了某种芥蒂和眼光的善意，这是弥足珍贵的。这种在普通日本人身上的闪光，时至今日，依然十分难得。作为一个亲身参与中日交流几十年的媒体人而言，我十分看重于此。因为经历告诉我，平平淡淡，才是真，人的生活如此，世间的情谊是如此。藤野严九郎先生的好与善，是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出来。如果站在鲁迅先生日后弃医从文的角度来看，把作为他恩师的“藤野先生”尊为贵人，似乎也并不为过。
藤野严九郎先生对鲁迅先生的好，不是偶然的，有不少学者如是说。在医者、教师的身份之外，现实中的藤野严九郎先生也是一个汉学爱好者。在江户时代，藤野严九郎先生接受过汉学教育，向家人经常谈及日本文化多来自中国、日本应对中国怀有敬意等话题。毋庸多说，这样的藤野严九郎先生也是反战的。对此，藤野幸弥在接受中文媒体采访时动情地做过回忆。作为生活在上世纪初的日本人，藤野严九郎先生的“正”便是他的处世价值观。这样一种人格和鲁迅先生的留日生活发生交集，不知能否说是时代为鲁迅先生成为一代文学巨匠和思想者埋下的某种特殊伏笔。
不仅如此，藤野严九郎先生即便在从医期间，也是“但行善事、莫问前程”。在藤野严九郎的纪念馆里，现在还陈列着他当时写过的文章，形容家里到处都是蔬菜。究其原因，是因为他经常为穷人免费看病，而患者为表感谢，都会带上一些种植的蔬菜瓜果作为谢意。生活中的藤野严九郎先生，有的只是凡夫俗子的善，和沉默于山里乡间的朴素。鲁迅先生没能有机会接触拿起教鞭前和离开学校后的“藤野先生”，如果可以假设，相信他也会为这样的细节增添更多笔墨。
《藤野先生》之后，鲁迅先生是有遗憾的。虽然鲁迅先生在出版日籍有关作品时，特意提出希望将《藤野先生》纳入作品集，但未能如愿再见只比自己大7岁的昔日恩师。“惜别”，藤野严九郎先生对选择放弃学医的鲁迅先生写下的这两个字，沉甸甸如二人的情谊，这同样也是鲁迅以笔为“剑”行走于近代文学世界时对这位老师的深厚怀念。
鲁迅先生在《呐喊》中表达了和医治身体相比，彼时的中国更需要医治“精神”的深刻顿悟。对他个人而言，或许，藤野严九郎也是一个以日本医生和教授立场促其为国人之精神而发声的导师。120后的今天，再忆那场师生之遇，这份感慨也应该多一层中日要与邻为善的分量！（2024年6月23日写于东京“乐丰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