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萍 | 平台研究的想象力：概念、生态与公共价值

一、引言

张姐与丈夫在湖北黄梅做电商。她既管店面，也当主播。她每天四点起床，六点半出现在镜头前，连播4个小时。张姐深谙直播话语，能做到随时沟通、有问必答。每15—20分钟进行一轮秒杀、上链接。长时间的直播令她声音沙哑。今天战绩不错，卖了120多件中老年连衣裙。下午场结束后，她扒了几口饭，忙着选品、学习话术、打款记账，直到晚上十一点。

王利是饿了么的一个代理商。他在陕西渭南市开了一个外卖配送站点，并负责饿了么在渭南的所有业务。他每天奔跑在出餐商家、电动车行、骑手站点之间。有时候，他还需要带着几个兄弟去“扫街”，就是发传单，一是说服路上的行人下载饿了么APP，二是顺便招募骑手。如果有人愿意，就可以得到一个冰墩墩挂件作为奖励。

2024年春节前，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举办了“华人社会的平台化”工作坊，会议讨论期间，陈韬文老师提了一个问题，“按照我们现在对于平台的理解，ChatGPT算不算一种平台？它与我们现在见到的平台有些不一样，因为它不需要依靠别人，自己一出来，就是一个平台”。

以上的三个小故事均是本人在参与平台研究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它们没有什么代表性，彼此也并无关联，但却都指向一个共同的关键词——平台。上述的三个事例，一个指向平台经济中的劳动实践，一个指向平台架构下的组织策略，还有一个指向AI技术催生的智能化平台。无论是哪个角度，都在告诉我们一个不争的事实：平台正在成为数字时代的田野归处。它的出现时刻改变着人们的实践、关系与认知。

张姐在担心她的直播场可以卖多少货，王利在想着如何将更多的人拉到饿了么平台，陈韬文老师则在思考智能技术对于平台的进一步影响……平台研究的画卷正在以丰富多姿的对象和广阔充盈的图景徐徐展开，对于它的阐释既指向具体而直接的人、物、事情，也指向彼此密切交织与互嵌的技术系统和媒介生态。它是一个庞杂且迷人的超级复合体。可以发现，数字平台正在以强大的触角和黏性铺展开来，它将自身与周边的事物紧密地绑定在一起，并迅速催生了数字化时代的平台生态。而AI技术的到来，使平台生态的演变变得更为剧烈，平台化社会所带来的影响可能远超我们的预测。

当下的平台研究具有广泛的跨学科性，这也使平台研究的切入点、分析路径、逻辑推论的统一变得困难。在社会科学领域，我们如何进行平台的研究？哪些问题是我们的关注点，哪些不是？如何思考平台与当下社会的关系？

对此，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给予我们诸多启示。首先，个体的故事需要与更广阔的社会结构、公众议题相联系；其次，当下的见闻需要放置于历史的脉络下进行反思与考察；最后，通过发现问题和困扰本身，坚持学术研究的价值捍卫。放在数字平台的范畴下，也是如此。正如上文所呈现的几个小故事一般，现今数字平台的发展与个体的生产、生活紧密贴合。而反观平台的发展历程，它既不是凭空出现，也不会突然消失，它是媒介发展史上的一种新形态，并伴随着技术的发展不断迭代、转化。数字平台的崛起带来了新的生活、消费、劳动方式，伴随而来的也有诸多问题和挑战。

平台的发展带来了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它捍卫了什么，又损害了什么？这些问题值得思考和探究。本文以过去20年间蓬勃发展的平台经济为锚点，通过对话和内容梳理尝试探究数字平台的概念脉络、基本要素、发展特征等，以期在此基础上对当下的平台研究做出批判性反思。

作为一个具有显著跨学科属性的概念，平台的定义面向广泛且有争议，因为它勾连了时间、物质、数码、身体、关系等多维且立体的面向，难以从一个方面进行界定。从语义的溯源上来看，“平台”不仅是西方学界的舶来品，也是在诸多本土语境下可以归宗的概念。如在中国的古诗词中，“平台”指代突起且具有支撑、远眺功能的建筑体；而在日本的语境下，“平台”则指代汽车的地盘。

那么，社会科学领域如何定义“平台”这一概念？通过梳理以往文献可以发现，学者对于平台的定义和理解可以大致分为三个路径：拼接式的解析、隐喻式的解析和维度化的解析。

拼接式的解析重在阐释组成平台的各个部分及各个部分之间的交互关系，此种解释方式以明确、清晰的方式告知平台的各个分布组成。如何塞·范·迪克（José van Dijck）在描述“美国平台树”（American Platform Tree）时，将平台划分为底层基础设施、中层数字化工具、顶层分布式的数字应用三个部分。其中，基础设施的部分主要包括稀有金属、硬件、数据中心、互联网交换点等，而中层则包括云端、浏览器、APP商店、支付体系等交流工具，顶层主要指代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同领域的平台组织，如健康、教育、新闻、金融类的平台。与此类似，范·迪克、托马斯·普尔（Thomas Poell）和马丁·德沃尔（Martijn de Waal）对于平台的定义也强调了它的组成元素，包括数据、算法、界面、所有权、商业模式、用户知情同意等。当然，学者们对于组成平台的各个部分的分析并不是绝对孤立的，而是认为彼此之间存在高度的交织和互动。

隐喻式的解释旨在将平台比作一个难以被彻底探测、了解和知晓的复合体。这种复合体既有技术层面的意涵，也有中介者的意涵。前者指的是，平台作为一个技术综合体，随着自身数据收集的海量增加和算力技术的提升，其由技术所形塑的组织、运行模式及设计标签等难以被彻底厘清。例如，关于平台算法黑箱、大数据“杀熟”等问题的讨论，即将平台作为一种隐喻式的、“雾里看花”般的技术物来理解。Gillespie认为平台是一种可计算体系，能够支持特定数字应用的设计与使用；张志安、冉桢认为平台是一个异质性的权力主体，通过与多边市场、网络效应、竞争垄断等紧密绑定，成为了社会权力结构中的关键主体，并且在市场准入、规则制定、资源规制等方面发挥多层次的作用。

第二种隐喻式的解释是把平台比作“中介者”，该定义则侧重于将平台比作连接各方资源并确立分配规则的“中间人”，通过沟通多边供需来赚取利润。平台将自身打扮成“中介者”的角色使其躲避了较多社会责任，削减了发展成本。有学者认为，平台的核心特征即是一种中介性，这种中介性带有很强的“免疫功能”，它通过将自身定义为“市场的供需匹配者”而非雇佣机构来拒绝与为其劳动的人建立劳动关系。也有学者认为，平台就是一种“数据中介”，用来连接不同的参与者，并将它们各自生产的数据进行对接。

维度化的解析重点在于阐释平台这一异质性主体在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诸多维度上的卷入与产生的影响。例如，从商业维度来看，平台是组建多边市场的关键主体，通过轻资产运营来赚取利润；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平台是文化的生产者和调节者；从政治的角度讲，超级平台成为与国家并行并使用广泛公权力的行为主体。平台研究的多维度定义与其作为跨学科的讨论对象有关。也有学者将平台划分为物理建筑、经济组织、基础设施、文化中介、技术架构等五个维度的定义。

德勒兹在《千高原》的论述中，曾经将后现代世界描述为“块茎”状态，在泥土之下，不同的根茎错综复杂地交织，并生长出不定根，以顽强的生命力向外生长。平台的生态与此类似，作为一种新型的数字生态系统，它可以在地理、时间、空间等诸多的维度进行划分，各种维度和层次彼此交互、缠绕，形塑了平台的非单一化叙事和向外无限扩张的属性。

拼接式、隐喻式和维度化三组论述，只是尝试用一些易于理解的角度和词语来分析当下学者对于平台的基本认知，它并没有穷尽平台的指向与场景。尤其是对于组成平台的诸多元素和维度来说，它们彼此之间的融合、碰撞具有很强的情境感和随机性，也因此会给平台的未来发展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随着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平台的形态和生态也在不断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旧的平台会随之消失，新的平台形态在不断出现。

回到陈韬文老师在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ChatGPT算不算一种平台？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伴随着人类对于机器人协助的探索与需求的开发，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显著地嵌入人们的生产生活，并开始了平台化的进程。智能平台正在崛起。这种平台化的过程不同于传统的初代平台公司，即通过对接供需形成多边市场，它的嵌入更加直接——藉由技术体系的交互性直通需求端，并以自我的生成性组成需求端，技术的自我平台化在此达成，并对未来平台化内容生产产生重大影响和挑战。

平台化，概言之，是平台延伸、拓展、嵌入社会生产生活所带来的持续影响。我们可以来做一个简单的比喻，如果媒介化指的是大大小小的媒介组织与形态如何嵌入社会生活并进行意义生成，那么，平台化的过程也与此类似。平台日渐嵌入人们的生活，既是平台资本自我扩张的过程，也是其改造社会生活生产模式的过程。

对于平台化的理解可以包括两个方面：平台日常化和平台内生化。平台的日常化指的是平台成为一个隐入生活世界的“不可见物”，它对于社会的诸多意义生成多是在“润物细无声”处产生。在我们的生活中，人们的衣食住行越来越与平台深度绑定，出门打车、上网购物、加班订餐、旅行订票等，几乎都离不开数字平台。对于当下的青年人来说，他们在日常交流、工作实践、购物消费等过程中流畅地切换平台界面，并在各式平台中实现“并行游走”，释放着表达与连接的需求。换句话说，平台这个“超级复合体”，已经由最初被定义的新生技术、经济体逐渐转变为嵌入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如果说日常化指的是平台对于人们社会生活的表层影响，那么平台的内生化则指向平台对于个人、社会在认知、思维和意义建构等方面的深层、长远影响。它指的是平台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在底层思维和认识方式上对当下人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例如，在上海疫情封城期间，由于物流和运输体系的瘫痪，基于社区的“团长”和组织联络员开始出现，负责对接各家各户的物资需求并对外联络货源。在此过程中，人们不知不觉地开始按照平台的组织逻辑和方法来组织自己的生活。从长远的角度看，平台对社会生活的嵌入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生产与分工逻辑。例如，因为外卖的大规模出现，白领阶层的工作时长增加，工作呈现出显著的加速性；因为直播平台的出现，中老年人对其使用甚至上瘾，改变了家庭内部的交流模式。平台的内生化，实则是平台逻辑的一种内化，它对人们的思维方式、社会分工方式、组织方式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平台化如何展开并达成？它有哪些特征？综合来看，平台通过关联性、数据化、具身性、情感化四个方面来拓展自身的业务范围和社会影响。其中，关联性是平台得以正常运转的重要组织要素，数据化和具身性是平台得以持续存在的基础动力，情感化则主要针对内容生产平台，它是内容平台实现聚合效应的重要推力。

（一）关联性

关联性主要从组织与传播的视角出发，将平台的扩展看作“蜘蛛织网”的过程，即平台在运行的过程中，通过“劝服、合作、规制等措施连接各种社会资源、组织和参与者”，并将其汇总于自身之上，形成联动和聚合效应。平台关联各方的实践充分体现了数字资本的扩张野心和生存能力。对于商业化平台来说，它的发展始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量化宽松，因此其发展逻辑继承了互联网的发展逻辑，即依靠融资和投资进行前期的业务铺展。在此过程中，初始化的商业平台充分利用网络渠道和线下团队广拉人群，展开市场扩张。

在电商、短视频、出行、外卖等线上业务尚未普及之时，快速地圈定市场、占领客户群成为互联网企业的首要目标。因此，互联网平台的初期以“跑马圈地”为主，能否快速进行关联、形成自己的用户群成为决定平台运营成败的关键。关联性是平台总体的一种发展逻辑，在具体的策略上，不同的平台会有不同的举措。例如，外卖平台多采取“中间商”、代理商的方式，将诸多餐厅、饭店拉入平台当中；电商平台如拼多多则更多地通过社群关系裂变的方式关联用户；出行平台则通过奖金、代金券等形式鼓励人们乘坐网约车。换句话说，平台在培养一种无限制的“连接性文化”，以促进用户的黏性使用行为。

（二）数据化

概括来说，数据化指的是以人为核心的交往实践被转化为可计量、可分析的数据。如果说算法技术是平台化的发动机，那么数据则是促使发动机持续运转的石油。在极度依赖大数据和算法协同的平台运行中，移动终端、传感器、可穿戴设备正在普及，人的社会行为和交往实践面临全面的数据化趋势。早在2014年，范·迪克就提出了数据主义的问题，即越来越多的用户倾向于向社交网站和应用软件分享自己的个人信息。对于个体来说，这样的“数据化”意味着对于自我的量化和监测，而对于平台来说，海量的数据意味着显著的集聚效应和代表性，可以用来更加精准地预测未来行为。这使得数据具有了显著的市场价值。

在平台化社会，数据正在变成一种新型资本。随着数智化的不断提升，原始数据成为“喂养”人工智能、训练语言大模型的重要原材料，数据的存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平台智能算法的演进速度。也是因此，参与到数字平台使用中的用户，都自动具有了双重价值——劳动的价值与数据生产的价值。前者的劳动，既可以指代浏览、点转评等免费劳动，也可以指代在地化的、按单计价的零工劳动。而在此过程中，一切介入平台终端的有关身心、位置、行为、评价、思想层面的内容，都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被数据化。“数据开采”成为平台化运行过程中重要的一环。当然，平台的数据化问题也面临归属权和经济权层面的争论，数据确权的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

（三）具身性

具身性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它从空间、意识、身体、技术等诸多的层面阐释了行动者感知世界的方式。具身性围绕着人的社会活动、实践方式展开，因此，在平台化的过程中，具身性是数据化的前提。换句话说，身心的参与和以此展开的交往行为是数据生产的前提。唐·伊德（Don Ihde）在《技术与生活世界：从伊甸园到尘世》的开篇中，将人工物和技术纳入人感知世界的框架之中。在平台化的语境下，具身的参与借助了各色各样的媒介技术，这些媒介技术又可以被称为具身感知的“界面”，而身体及由此衍生的情智、认知也成为具身实践的一部分。

根据平台的运作模式，具身性主要指向当下大规模的平台零工劳动参与者和内容生产者。他们的具身劳动实践是平台得以正常运转的重要前提。这些具身劳动包括但不限于奔走、点击、观看、触摸、移动、劳作等。以数据标记工为例，当下的大型平台严重依赖人力来标记、分类数据以训练人工智能，这些标记工人每日需要进行几千次的鼠标点击，以极其细致的点击劳动帮助系统进行准确的判断。玛丽·L.格雷 （Mary L. Gray）和西达尔特·苏里 （Siddharth Suri）将其称之为“幽灵劳动”。以引言中提到的主播张姐为例，她的平台劳动实践同样充满了具身性，从直播的场景布置到话术调整，再到选品记账，身体的劳顿、移动和调试无处不在。需要看到，平台化过程中所展现的具身性多是重复、持续且辛劳的，它带有鲜明的阶层性和社群性，强调对身体无可奈何或无法控制的过度使用。持续的具身劳动是平台资本持续运转的基础，正因为参与者能够周而复始、持续不断地进行具身劳动和实践，平台得以连接、拼凑各方需求并能够按照计划进行服务兑现。

（四）情感性

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用“情感结构”一词来强调个人具体、细微的鲜活情感体验，而这种情感体验正是当下平台参与者的直接经验。尤其对于内容生产平台来说，网络空间之上一次次大规模的、带有丰富情感投入的视频投放、直播、连麦等，是平台时代之前闻所未闻的场景。情感的生发机制与媒介的技术结构紧密适配，生产出了属于数字时代特有的情感审美与情感连接。从这个意义上说，情感性也是平台化的重要驱动力。

这里的情感性并非铁板一块，它的存在既指向个人兴趣，也指向公共关切，在很多时候也有两者的融合。在个人兴趣上，主要指基于个人旨趣、欲望、爱好、目的所形成的情动生产与消费。诸多网络流行文化如粉丝文化、二次元、趣缘社区、网络梗、表情包等都是以个人为基础形成的规模性情感内容生产。而在公共关切领域，这种情感性的生产往往会激发社会讨论，产生较大的舆情影响，例如，微博热搜、热门事件的网络直播、热点评论等。既有研究也表示，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公众并不仅仅是一群“乌合之众”或为资本提供免费劳动力的庸人，恰恰相反，他们可能是一群“内嵌了广泛的公共兴趣、公共关切并且创造了新的公共价值的‘网络公众’。广泛且公开的情感表达与记录，在某些程度上形塑了社会的“情感结构”，它连接了用户个体的能动性同数字技术和社会结构之间动态的互构过程。

在《平台社会》一书中，范·迪克等三位作者讲到了平台生态的相互嵌套和多元关系。大大小小的数字平台，在既平等又等级化，既开放又区隔，既商业又公众，既中立又偏见，既全球又地方的多重结构下彼此交织，形成了当下社会多样异质的平台生态。正如自然生态一般，平台的生态系统同样充满着对资源分配、等级优劣、范围界定的种种竞争和规则设定。这种生态是如何行成的？其背后是否有统一性的逻辑？在欧美的语境下，以谷歌、脸书、亚马逊、微软、苹果为首的五大平台组成了平台生态的底层逻辑架构：从搜索引擎到云服务，从即时通讯到线上社交，从广告网络到支付体系，从应用商店到认证系统，无一不是在这五大平台中彼此交叠。

放眼全球，平台生态的主要逻辑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层级、拼装和依附。层级性指的是在平台的生态林中，总有一些平台处于基础的、底层的位置，它们构成了生态位的基本环境、结构、规则；有一些平台则在此基础之上进行二次衍生和生长，范·迪克等人将其分为两大类：基础设施型平台和行业型平台。前者指的是诸如谷歌、脸书、亚马逊、微软、苹果等“超级平台”，后者则指得是分行业、分类目的平台，如健康、美食、旅游、社交、购物等关切人们生活生产实践的平台。

在中国的语境下，平台的层级与欧美的有些相似，也有不同之处。基础设施类的平台在中国如腾讯、阿里、百度、字节等科技企业构建的大型商业平台同样存在，而行业与业务类的平台也大多在主要的几个综合类平台基础上开展业务。除此之外，中国的平台生态中多了一层基于地方政务、社区管理而出现的平台生态。例如，各地的政务公开、融媒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社区治理等地方化的数字平台。它们有的是由地方政府或相关机构直接运营管理，也有的采取市场化的管理策略，投入到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图1）。

与平台的层级化紧密相连的是平台之间的依附与共生。这里涉及作为基础设施的“超级平台”和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众多垂类、分区的平台。对于平台依附的分析涉及大与小、主要与次要、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小平台依靠大平台的技术架构、运行逻辑展开业务实践，相应地也受到大的、基础设施型平台所形塑的诸多规则、要求和内部的生态文化的影响。

平台生态既指代平台间的关系，也指代平台内部的循环关系。在内部，平台企业多通过多边市场的建构实现自我“数字圈地”和价值生产的循环，通过情感、交流等“非实物资本循环方式”组建自我生态圈。在外部，平台之间的关系则更多地指向三个层面：技术组织生态、内容生产生态和交往规则生态。其中，技术组织生态指作为技术基础设施类的综合性平台如何建构和规约当下的技术接入和底层架构，内容生产则指代内容端的生产规则、要求及相应的文化结构，交往规则主要指代大小平台之间的交易规则和资源分配规则，其中不免涉及到权力关系和交往规则。

如果鸟瞰全球范围内的平台，则可以发现平台生态是由诸多大大小小、盘根错节的数字应用拼接而成。之所以将其称为“拼接”，是因为全球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宗教文明、商业竞争等因素正在以强劲的历史惯性阻碍平台社会的融汇贯通。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的技术体系和组织方式，平台同时连接了世界古老和先进的两端。虽然光纤、电缆、电力系统已经在全世界铺展开，但是各地、各领域的平台因为国际关系、文化冲突、历史区隔等，始终难以实现完全融合。与互联网图谱一样，数字平台日渐呈现出巴尔干化的形态。融汇贯通作为数字时代的乌托邦，从来没有实现过。例如，谷歌和脸书在欧洲被多次罚款，TikTok的全球化不得不面临地缘政治的矛盾，Facebook被诟病存在严重的地域和种族歧视，阿里和腾讯因为商业竞争关系而未能开放彼此间的转移支付。拼接意味着区隔、断开的界限依旧明显。大到全球版图，小到一家平台的地理旅行，在地域与国际、治内与治外、生产的上游和下游等方面，都存在着进一步融合的困难。

当然，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讲，拼装不仅仅是一种组合体，有时候也指代对立和隔阂。例如，世界上主要的两个平台生态系统，以欧美为主导的平台生态与以中国为主导的平台生态虽然相互渗透，但区隔与断裂仍旧是后疫情时代的主要格局。双方基于信息主权、国家安全、意识形态渗透等方面的矛盾成为两大平台系统相互融合的阻力。正如自然界一般，平台生态也在不断地进化和演变之中。“超级平台”的连接、动员、规划力不可小觑，它的一举一动影响着千千万万依附其上的小平台。而藉由技术的突破性和不可预测性力量，也给予小平台持续演化和扩张的逻辑，并生成改变平台运转重要逻辑的潜能。

2004年，在旧金山召开的美国社会学年会上，劳工社会学家麦克·布洛维抛出了重建“公共社会学”这一呼声，并阐释了社会学该有的公共关怀与道德重任。这一观点振聋发聩，二十年后的今天，社会科学已然站立在时代潮头，游走于各种纷繁复杂的利益群体间努力寻找把握前进的方向。正如韦伯所言，学术研究虽然在方法和过程上追求客观公正、不带前提和预设，但这并不影响研究的出发与目的都带有自身的价值和立场。平台研究也不例外。我们对于平台的好奇、思考和困惑不仅来自它作为一种新兴经济体或技术架构的诸多表现，更源于这一综合体给社会所带来的总体影响、意义与价值。从这个语境下考虑，平台研究的价值“不在于学术价值之中立，而在于是否能够直面现实生活，解答社会问题，揭示社会隐藏的矛盾”,并承担起应有的公共关怀和道德担当。

因此，在梳理当下数字平台的诸多问题之时，我们必须搞清楚其背后所涉及的利益与奉行的立场，看到哪些价值真正被鼓吹，哪些价值遭到威胁或者被隐藏。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问题：谁塑造了平台？它代表谁、为谁服务？平台形塑了什么样的社会价值？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关于平台的讨论，广泛的公共性与参与性是否可行？相信在平台经济喷薄涌动之时，提出平台研究的价值有涉，正当其时。

当下的平台研究以批判性阐释、政策性分析为主，学者们通过或实证或思辨的方式从政策、法律、经济、组织等层面探究了平台社会下的利益分配、价值取向等，较为充分地展现了该领域的价值有涉。概括来说，平台研究下的“价值有涉”主要涵盖三个层面：治理问题、权益问题和责任问题。

治理问题主要指出于平台失范的问题，并在其生产、传播等环节做出规范与限制。在全球范围内，平台失范问题表现为垄断竞争、无序扩张、侵犯隐私、算法失范、不良内容生产、大数据“杀熟”、惯性沉迷等。平台的治理主体既可以是平台自身，也可以是第三方机构或组织，如政府、媒体、社会公众等。

从我国的情境出发，平台的自我治理和政府的外部治理是主要的平台治理模式。平台的自我治理，指平台通过自身的界面设计、算法体系、技术架构等达到监管或者“治理”使用者的目的，如抖音等内容创作平台会通过接入和使用协议来保证自身对于违规内容的监管权。政府对平台的治理，则可以通过政策的推行、督导、约谈等方式对平台违规行为进行劝解、管理与督促改进。目前而言，政府对数字平台的内容、数据和市场竞争的治理成为主要方向。

权益问题指向参与平台生产的广大劳动者应获得的相应劳动权益与社会保障。之所以将权益问题单独列出，是因为全球范围内的平台劳动者面临着劳动权益日益缩减、劳动状况愈加不稳定的无奈现状。放置于我国的语境下，平台零工劳动者如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员、网络主播、家政工等就业群体数量不断扩大，却面临无劳动关系、劳动时间过长、危险性过高等问题，而媒介技术如手机使用、算法监管等则进一步加剧了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困境。对于劳动权益问题的研究，需更加关注人的发展，将平台经济作为重要的干预和改革对象，通过学术成果的转化推进平台的规范用工。

责任问题指企业社会责任，责任问题与上文所讲的治理问题相对应，指平台企业在经济、法律、伦理、自行裁量等方面主动采取和承担的行为。互联网企业在过去的三十年间取得了高速发展，却也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负面影响，如“郑州空姐打车遇害”“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长沙女子跳车事件”“网红直播PK喝酒死亡”等，引发了社会、媒体与学界对于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的广泛关注与讨论。作为数字时代的中介者和角色设定者，平台企业的一端连接着具体参与其中的个体，另一端连接着资源分配的权力，我们亟须在其中追溯权力分配的机制，关注企业在经济、政治、法律、环境、员工、用户、伙伴、慈善、行业生态等领域达成更大公共利益的可能。

当下平台研究的一个值得关注的点是，我们对于“平台”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商业大平台的图景输出，它们的组织架构、人员排布、技术设计在很大程度上框定了学者的研究视野。当由智能技术、公关队伍、媒介话语等组成的平台图像越斑斓，那些隐于背后、不被关注的人和物便越模糊，中心与边缘的层级分野也愈加清晰，我们的学术视野也变得愈加局限。看到此种框定和限制并不容易，它需要学者不断来回缩放自己的研究问题，将其置于结构与历史的脉络下，既看到凸显的部分，也意识到隐藏的部分。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当我们的焦点总是放在权力、技术之间的较量，这种较量背后人的因素、人的故事就会被遮蔽。虽然平台是一个超级复合体，但是其中最不容忽视的，依旧是人的因素。平台研究的价值有涉需要包括以人为本，需要指向具体、直接、情境化的人。如兰克所言，从特殊性出发，我们可以拾级攀登到普遍性；但从宏大理论出发，我们再也回不去直觉地了解特殊性了。平台的研究需要看到具体、细微的社会行为，然后拾级而上，看到理论生发的共通性。

这其中包括两个部分：第一是观察生动、真实、鲜活的人的故事，观察他们如何参与和嵌入平台的生产流通之中，以及此种嵌入如何影响到他们的生活世界。第二是看到人在平台之上所形成的连接、组织与关系，看到这些互动如何生产出社群，以及由社群进一步所形成的共享、共建、共创的理念与价值，如平台合作主义、数字公地、世界地方主义等。换句话说，平台的“价值有涉”不仅要看到作为监理者的政府、企业所应秉持的任务和责任，也要将主体性归还给具体的、嵌入特定情境下的人群，发现并记录他们的能动性、组织力、自主性。

恰值智能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平台的生态和发展方向依旧有诸多的不确定性。我们当下对于平台的理解也难以堪称全面，甚至可能充满了自身的学术偏见与认知局限。本文特别想要传达的是，平台的生态远远未能全面形成，一切尚处于变动、拼接的阶段，也是因此，我们对于平台研究的观察需要“风物长宜放眼量”，对于平台研究的学术想象力也需要进一步打开，既看到发生在我们身边、显而易见的、被广泛记录的现象与问题，也能看到被数字洪流遮蔽的、不可见的故事与趋势，只有坚持探索那些我们不曾光顾的风景和鲜有到达的议题，才能让我们的平台研究思路更加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