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卷 | 海伦·文德勒：没有学者，大海和飞鸟都不会完整

开卷

2024年4月23日，美国顶尖诗歌理论家海伦·文德勒教授在加利福尼亚州拉古纳尼格尔的家中去世，享年90岁。《纽约书评》评论道，《大海、飞鸟和学者：文德勒论诗人与诗》（合唱团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贝贝特，2024.3）是文德勒最好的书之一，她在书中重新审视了她一生中所崇敬的诸多诗人以及曾经书写过的诗人，试图展现史蒂文斯所说的诗论生态：“诗歌是学者的艺术。”

当美国教育界认为有必要将一组不同的大学学科统一列在“人文学科”（the humanities）名下时，哲学与历史被默认为这组学科的核心，其他学科——语言、文学、宗教、艺术——则被贬至从属位置。人们认为哲学体现真理，历史记录往昔事实，两者应被视为西方文化的主要载体，在通识教育中占据首要地位。这些变化提出两个问题：今天的我们应如何构建人文学科，此时此刻应鼓励怎样的人文研究。

我提议，人文学科的核心研究对象不是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文本，而是审美努力的产物：艺术、音乐、文学、戏剧、建筑，等等。毕竟，文化主要凭借艺术而被铭记。每有一人读过柏拉图的对话录，便可能有十人见过博物馆里的希腊大理石雕像；若不是希腊大理石雕像，至少是罗马复制品；若不是罗马复制品，至少也见过照片。围绕着各门艺术运转于轨道之上的是学者们创作的艺术评论：音乐学与音乐批评，艺术史与艺术批评，文学和语言学研究。我们或可将其他人文学科置于外围——哲学、历史、宗教学。艺术能证明对本体论、现象学和伦理学的广泛哲学兴趣；艺术将带来更加丰盈的历史，不会在处理大众现象时无视个体之独特——而这恰是艺术家最看重的品质，也是艺术最重要、最宝贵的品质。

将人文学科聚焦于艺术有何好处吗？艺术呈现完全未经审查的人——情感上、生理上、理智上；单一的人及集体的人，人类成就的任何分支都无法相比。在艺术中，我们看到人类困境的本质——约伯、李尔王、伊莎贝拉·阿彻尔，也看到长久以来表现手法的演进（比如哥特趣味代替罗马趣味，歌剧创作代替素歌创作）。艺术提出历史与哲学的问题，却并不暗中宣扬某种单一价值体系或普世解决方案。艺术品体现着在历史的巨幅画布中消归于无声、在哲学追求客观表达时被压抑的个体性。艺术忠于我们现在与过去的存在方式，忠于我们实际的生活和既往的生活方式——将我们视为被各种冲动与情感席卷的个体，而非集体或社会范式。艺术呈现的历史个案既独一无二，又通过类比而适用于更加广大的范畴，超越其描述的个体。哈姆雷特是个非常特别的人物——曾在德国上学的丹麦王子，但是，当普鲁弗洛克说“我不是哈姆雷特王子”时，他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这一事实：每一个看过这出戏的人对哈姆雷特都有自己的感悟。

什么能引导我们将艺术及其评论置于人文学科的核心呢？华莱士·史蒂文斯曾说，艺术帮助我们过自己的生活。史蒂文斯的论断很大，我们有权询问他如何为之辩护。

对于史蒂文斯，亦如对于每一位艺术家，“过我们自己的生活”意味着既活在肉身中，又活在心灵里，在滚滚红尘之中，也在重重云霄之上。艺术的存在就是用心灵的审美创作为我们的肉身重新定位。令史蒂文斯感到不安的是，他看见大多数人如行尸走肉，目光茫然，几乎看不到他们栖居的大地，将大地从他们实用主义的城市意识中滤去了。

同地理和历史一样，艺术也为自然界赋予一层光泽。一片空旷的草地因为“葛底斯堡”的标记而具有人性并变得重要。草地上方是无垠的意义苍穹——斗争、尸体、泪水、荣耀，被美国词汇和作品笼罩，从葛底斯堡致辞到罗伯特·古尔德·萧纪念碑。寥廓的海面因为船长亚哈和白鲸莫比·迪克的魂灵徘徊而具有人性。一个平凡的小镇成为“俄亥俄温斯堡”；一座生锈的桥成为“简陋的桥下河水奔流”（爱默生《康科德颂歌》），在那里民兵打响了“枪声响彻寰球”。文化意象此起彼伏地飘浮在美国的天空，无影无形，一如——当我们放眼望去——埃尔金大理石雕像盘旋在昔日的家园万神殿之上，无论它们如今身在何处；一如在西方人眼中，米开朗琪罗的亚当就是《创世记》里的亚当。文化之光是几百年来形成的，因此在英格兰的田野里人们能找到罗马硬币，在亚洲的开掘地里有皇帝的陶俑大军，在我们西方的荒漠里遗留着圆丘筑造者的痕迹。在史蒂文斯的巨大地球上空，随着它喧嚣狂暴的运转，飘浮着每一个神话，每一种文本，每一幅图画，每一套体系，来自不同的创造者——艺术的、宗教的、哲学的。德尔斐神谕盘桓在萨福身边，路德命题高悬于格吕内瓦尔德的祭坛，中国的寒山与西奈山毗邻，巴赫的B小调弥撒与拉伯雷共享同一空间。

如果在我们的上空没有飘浮着所有这一切由艺术、音乐、宗教、哲学和历史所发明的象征，也没有学术努力所产生的一切解读和阐释，那么我们将成为怎样的人呢？史蒂文斯说，我们将成为梦游者，像机器人那样走来走去，对于我们正在经历的生活无知无觉：这就是史蒂文斯《梦游》（1943）的主旨。这首诗建立在三种意象上，首先是变幻不息的大海，世俗语言——也包括语言和艺术的日常语汇——之俗世储备。其次是必死之鸟的意象，它的飞动恰似海水的涌动，却终要被海水冲逝。其后代也终将被海水冲逝。第三个意象是学者，没有学者，大海和飞鸟都不会完整。

诗人说，没有飞鸟及其后代，大海将成为“死亡的地貌”——并不是说亡者已前往另一个世界，而是说他们生而为人却宛如梦游，无论在情感上还是精神上，虽生犹死，缺乏“淋漓尽致的存在”。缺乏一种淋漓尽致的存在就没有充分地活着。淋漓尽致的生命贯穿头脑、身体、感官和意志，弥漫于每时每刻，不仅感受着济慈所说的“大地之诗”，并且以自身的创造性冲动做出回应。

不同于济慈的夜莺，史蒂文斯的鸟不歌唱；它主要的作用就是繁衍后代，努力萌生翅膀，试图用力抓磨以留下曾经在场的记录。海水不息地流动，时而无声，时而在“回响的浅滩”；飞鸟“永不安栖”。飞鸟努力想生出翅膀，却始终没有成功；它想把自己铭刻在板岩上，但它抓磨的痕迹也被冲掉了。大海“沉落再沉落”；终有一死的后代追随再追随。时间将飞鸟和铭文两相遗忘。

想象活着而心死。史蒂文斯说，若非学者的存在，这就是一代代飞鸟的命运。史蒂文斯没有将学者定位在大海或板岩——飞鸟的领地；诗人说，学者独居别处。但他居于无垠的孕育力：事物从他身上倾泻而来。他弥补着不是羽翼的羽翼，弥补着无力的小爪；他生出“精致的鳍”，海洋鱼类的精华；他创造“笨拙的喙”，让待哺的雏鸟飞入天空，它们的自然环境；他为大地缝制新的衣装，不是黄袍（君主适用），而是“个性”，适合民主制的众多成员。学者缘何如此多产？他的丰饶，缘于他“感受一切”，也缘于他所感受的一切在创造中变得具体。他为物质世界（作为科学观察者）也为未完成的审美世界（作为敏捷的回应者，对飞鸟未完成的自然之歌做出回应）赋予形式和定义。他就像《创世记》里的上帝；当他观察并感受着鳍，他说，“要有鳍”，于是就有了精致的鳍。

为什么史蒂文斯要把这个不可或缺之人称为“学者”呢？（他也曾称之为“拉比”——每个称呼都与学问有关）那么学问与创造有什么关系吗？为什么要将现象世界及其审美再现具体化和系统化就少不了学习研究呢？就像士兵少了诗人的词句就会贫乏（史蒂文斯曾说），诗人若没有学者的文化记忆、分类和历史，也会变得空洞。我们的思想体系——法律、哲学、科学、宗教——都由“学者”设计，没有他们的帮助，复杂的思想就难以流布、探讨，精微的文本和乐谱就无法准确地建立并阐释。审美渴望的躁动情感，飞鸟的翅膀之愿和留迹之念，若无思想活动赋予秩序和创造力，都将销声匿迹。对于史蒂文斯来说，艺术与艺术研究是共生的一对，彼此依赖。没有人生来就理解弦乐四重奏，能读拉丁文，或者会写诗；没有学者和他的藏书，文化就无法恒久流传。艺术与学问互相扶持，彼此相悦，恰证明了人文学科与艺术于内在层面和教育层面都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