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为红领巾扎法问题，在网络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从个人的印象中，我们在小时候，都曾经将较大幅的红领巾折叠一下，使得红领巾的三角形界面，变得稍微小一点，精干一点，然后围拢在我们的颈项上，能够符合我们童年时看什么都会很大的稚嫩眼光。
还有笔者记忆中，觉得当年小朋友与老师扎的红领巾，在大小上并不一样。
显然，老师扎的红领巾要大许多，质量也要好得多，当时觉得是绸子做的，拿在手上，感觉很丝滑。
而我们小学生的红领巾体积要小许多，稍微整理一下，就可以扎在我们的胸前。
而老师用的红领巾，给孩子扎的话，必定要将它折叠一下，不然的话，整个就飘浮在肩膀上，看上去很不舒服。
现在网上曝光的某些地方的小朋友将红领巾披散在肩头，明显地将一块红纱巾搭在肩头上，这样的方法，显然无法体现过去红领巾给人的一种精干、凝练、勇毅的精神气质，那个场景，看上去未免太拉垮吧了。
笔者查了一下过去的资料，发现披肩扎法与折叠扎法，其实一直并行存在，只不过那时候，没有像现在这样，能够借助于互联网的联通效应，引发全社会的异口同声与你异地同音的关注。
我们先看一下领袖扎红领巾的画面。
下面这幅画刊登在上海版《红小兵》杂志1975年第18期上。
这幅水粉画的标题叫《我们热爱毛主席》，作者为吴健。
从画上可以看出，女孩在为领袖扎红领巾的时候，显然是披在领袖的肩上，但因为红领巾的大小比较合适，很契合一个体态魁梧的成人的体量，所以这样扎起的红领巾恰到好处地吻合了人物的气质。
相似的画面，出现在辽宁版的《红小兵》杂志1977年19期的封面上，这幅画的标题叫《幸福的时刻》，作者关满生。
这幅画与吴健的作品，在时间上有着承继关系，可以看出，它们参考的原型作品是那幅著名的领袖在韶山小学与孩子们合影的照片。
现实中的领袖的红领巾的扎法，基本就是披在肩头，虽然看上去有点浮凸，但是成人带着孩子的红领巾，本身就是一个身份的临时符号，用不着中规中矩，而且我们对照画面可以看出，领袖的红领巾，是他面前的那个小男孩给他系上的。所以那个小男孩的胸前并没有红领巾。
我们再看一看下面一幅。
1965年19期《小朋友》杂志刊登了《毛主席和孩子们在一起》，作者陈雅丹，但领袖却没有佩戴红领巾。
上幅画上的小朋友所扎的红领巾，也是一种披肩式的，但大小适合，看上去，红领巾围拢在颈项上，带着一份活泼的动感。
实际上，我们注意一下，与孩子们在一起的画幅里，成人佩戴红领巾的方式，多是这样的披肩式的。
下面是《小朋友》杂志1966年1月号上刊登的一幅画，作者蒋铁峰，名为《红缨枪的故事》：
画中的这位扎着红领巾的老战士显然在对一群孩子讲述他的童年时的战斗故事。他所系的红领巾，当然是小朋友给他的系上的。
从放大了画面来看，这位老战士的红领巾也是采取了一种披肩式的扎法，带着一种大大咧咧的气韵，颇为符合这位老战士的身份定位。
当然，我们从以往的红领巾系法的图片来看，那种严谨的一丝不苟高度吻合到颈部的扎法，更为普遍而广泛。
我们来看一看：
上图中的少男少女们将红领巾夹在领子中，而让两支下摆飘扬在胸前，突出了人物对红领巾系扎处理上的精心管理，而这种系法，也能够展现红领巾两角扎在一起之后的那份与人物神情相得益彰的郑重感与神圣感。
再看下图：
两位小朋友所扎的红领巾也相当的考究，与衣着融为一体，既在领子下若隐若现，又通过前摆的活跃的动态飘逸，展现出孩子们的活泼情境，把红领巾给予孩子们的一种精神的传承化作一种与这个年龄段相匹配的气质衬托，既是一种精神的力量，也是一种美感的润泽，体现了红领巾美学的潜移默化的濡染与渲染。
上幅照片是刊登是七十年代辽宁版《红小兵》杂志上一幅作品，作者盖韬。拍照者采取仰视的视角，把孩子们与背景的英雄纪念碑框定在一起，同时因为这一角度的择取，而把前景上的两个女孩的身形衬托出高挑挺拔，而人物脸上洋溢的天真而纯洁的笑容，因为这一神圣的时刻而获得了共鸣，让这幅作品成为文革期间充斥着浓烈的政治氛围渲染下少见的一幅隐含着美感、突出孩子生命活力的动人作品。
我们现看看各个时期系扎红领巾的画面：
从这些画页的细节来看，红领巾并不一定采取了折叠式的处理，因为很明白，我们可以看出画中小朋友领子后面的红领巾带着明显的皱褶，那显然没有经过折叠处理，但是因为红领巾大小适合，即使没有经过折叠，也能贴合孩子们的身形。
因此，从过往的图片来看，披肩扎法与折叠扎法可以说是同时存在，但那时并没有什么违和感，关键原因，是红领巾的大小要适合孩子们的身形特点，如果拿一个超大的红领巾给孩子系扎，又不进行缩小处理，当然会给人一种不适感。
而目前网络上那种奇怪的令人看上去很是突兀的披肩扎法，正是因为红领巾太大而与孩子们的身形不相匹合而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