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老龄化报告2024

文：任泽平团队

我们正处在人口大周期的关键时期，老龄少子化加速到来，已经成为最大的“灰犀牛”之一。其中，老龄化是经济社会进步下人口再生产方式转变的结果，由低生育率和寿命延长共同作用，已成为全球普遍现象，中国不可避免，但是中国老龄化的速度和规模空间，将带来哪些重大改变？如何应对？

中国已进入“深度老龄化”，老龄化程度在全球属于中上水平，少子化和长寿趋势使得老龄化持续加深。中国人口老龄化呈现五个趋势特征：1）规模大，全球每4个老年人就有1个中国人。2）速度快，未来30多年处于老龄化快速深化期。3）高龄化趋势明显，预计2050年左右高龄老人占比超10%。4）未富先老。5）城乡倒置、东高西低。

长寿带来的老龄化并不可怕，这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和医疗水平的提升，但是少子化的加剧带来老龄化明显加速问题不容小觑。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是人口红利消逝，随之而来的是，社会抚养比上升，养老负担加重，社保压力上升，政府债务加重，社会创新创业活力下降等。

国际视角：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OECD国家进入老龄化相对较早，引进移民带来了年轻劳动力、但需重视移民融合问题，提振生育主要取决于生育支持的力度，完善多支柱养老金体系、延迟退休等减轻养老金支付的代际负担。美国是第一大移民国，大量移民存量支撑人口持续正增以及劳动人口占比稳定，但移民融合问题仍存。德国一方面完善生育补贴政策、推进女性育儿的工作—家庭平衡，生育率有所提振，另一方面探索共同分担的养老金机制，减轻代际负担。日本老龄化表现为“起步晚、速度快、程度深”，由于生育政策和养老金体系改革均错过时间窗口期，人口结构尚未改善、社会养老负担较大。

启示：1）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是大势所趋。一是全面放开生育。二是大力发放生育补贴，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购房补贴等政策。三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并对隔代照料发放补贴。四是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五是建立男女平等的社会支持系统，比如男女平等的育产假等。六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七是支持辅助生殖，发放辅助生育补贴。2）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建设老龄友好型社会。一是加快推动社保全国统筹，发挥养老保障体系中第二、三支柱的重要作用。二是构建老有所学的终身学习体系，推进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鼓励企业留用和雇佣年长劳动力。三是鼓励亲友照顾并予以补贴，加快养老行业专业人才培养。四是加大教育投入，提升劳动力素养，从人口红利转向人力资本红利。五是大力发展“互联网+养老”的智慧养老服务体系，推进适老化改造。

相信经过一系列长短结合的措施，中国人口结构有望逐步改善，从而实现人口长期健康均衡发展。

当前中国老龄化程度在全球属于中上水平，少子化和长寿趋势使得老龄化持续加深。从老龄化程度看，200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2021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14%、开始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22年、2023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分别为14.9%、15.4%。国际对比看，2022年全球老龄化程度约9.8%，其中高收入和中高收入经济体分别为19.2%和12.2%，中国老龄化程度超过中高收入经济体，紧追高收入经济体。根据育娲人口《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3》“中方案”，预计中国在2030年左右进入占比超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后持续快速上升至2060年的约37.4%，企稳一段后将再度上升至2080年及之后的46%左右，届时中国8亿总人口中近一半是老年人。

1）少子化是老龄化的“加速器”，未来随着第二、三轮婴儿潮人口逐渐进入老龄，叠加少子化趋势持续的影响，老龄化速度将加快。1949年以后，中国出现了三轮婴儿潮，分别是1950-1958、1962-1975、1981-1991年，2015年第一批婴儿潮人口陆续进入65岁。未来第二、三轮婴儿潮人口将在2027、2046年陆续进入65岁，老年人口数量将呈阶梯式上行趋势，并且由于第四轮婴儿潮未出现，少子化会加速老龄化趋势。预计2030年左右进入占比超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后持续快速上升至2060年的约37.4%。

2）从长寿趋势看，中国平均预期寿命达约78岁，未来仍有提升空间。1950-2022年，中国平均预期寿命从约44岁提升至约78.3岁，过去20年平均每十年提升2-3岁。目前中国平均预期寿命已明显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72.8岁和中高收入经济体的75.9岁，但低于高收入经济体的80.9岁，随着卫生健康体系的逐渐完善，未来仍有提升空间。

1）规模大，全球每4个老年人就有1个中国人。2023年65岁及以上人口约2.2亿，约占世界老年人口的约四分之一，相当于全球每4个老年人就有1个中国人。根据育娲人口《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3》“中方案”，到2030、2040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分别达2.6亿、3.5亿，约占全球老人比重分别为25.6%、26.5%。

2）速度快，未来30多年处于老龄化快速深化期。我国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2001-2010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年均增加0.2个百分点，2011-2023年年均增加0.5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速度明显加快。随着1962-1975年第二轮婴儿潮出生人口逐渐衰老并进入生命终点，未来30多年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将快速深化。国际对比看，从7%的老龄化到14%的深度老龄化，法国用了126年、英国46年、德国40年、日本24年、中国只用了21年；从7%的深度老龄化到20%的超级老龄化，法国用了28年、德国用了36年、日本用了11年，预计中国仅用10年左右。

3）高龄化趋势明显，预计2050年左右高龄老人占比超10%。老年人口分为80岁以下的低龄老人和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前者健康水平较高且大部分可以生活自理，后者健康水平较低且更需要生活照顾。2023年中国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近4000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约2.8%。根据育娲人口《中国人口预测报告》“中方案”，预计2030、2050、2070、2100年8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分别为3.7%、11.0%、18.6%、30.4%。

4）未富先老问题突出。2000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7%，当时人均GDP约959美元，日本、韩国在老龄化水平达到7%的时候，人均GDP分别为1685美元、12257美元；2021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14%，当时人均GDP约12618美元，美国、日本、韩国在进入深度老龄化时人均GDP分别为5.5万美元、4万美元、3.3万美元。2023年中国人均GDP约1.3万亿美元，接近高收入国家下限，但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5.4%，高于中高收入经济体12.2%的水平。

5）城乡倒置、东高西低。分城乡看，我国乡村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且差距不断扩大，老龄化“城乡倒置”明显。2010-2022年城市、镇和乡村老年人口占比分别由7.7%、8.9%、10.1%增至12.0%、13.3%、19.3%。分省看，2022年我国31个省级及以上行政单位（不含港澳台）中，有20个进入深度老龄化，辽宁、上海、重庆老龄化程度最高，老年人口占比分别为20%、18.7%、18.3%。西藏、新疆和广东是最“年轻”的省级及以上单位，老年人口占比分别为5.9%、8.4%、9.6%。

长寿带来的老龄化并不可怕，这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和医疗水平的提升，但是少子化的加剧带来老龄化明显加速问题不容小觑。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是人口红利消逝，随之而来的是，社会抚养比上升，养老负担加重，社保压力上升，政府债务加重，社会创新创业活力下降……

过去，我国依靠庞大且年轻的人口红利和高储蓄投资率带来的高资本投入，支撑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快速增长，并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数据显示，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增速与GDP增速几乎同步增长，1991-2013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从7.7亿增至10.1亿，年均增速1.3%，同期GDP年均增长15.8%，处于高速增长期。

随着刘易斯拐点在2013年左右出现，中国经济面临增速换挡。2004年，中国首次出现“民工荒”，农民工工资开始快速增长，2013年劳动年龄人口见顶，标志着刘易斯拐点出现，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局面结束，资本边际报酬降低，预期回报减少，资本流入速度放缓，转而流向人口年龄结构更加年轻的国家。数据显示，2013-2023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从10.1亿降至9.6亿，期间GDP年均增速8.5%。

2）消费增速下降，消费结构趋于“老化”。根据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中年人收入和支出水平高、平均消费倾向低，老年人收入和支出水平低、平均消费倾向高，老龄化导致经济中消费的比重上升，但由于社会整体消费活力下降，消费增速会趋于下滑。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0-2023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从49.3%增至55.7%，最终消费支出增速从15.5%降至6.1%（2019-2023年均值增速）。

分结构看，不同年龄段的人口消费偏好不同，年轻人偏爱汽车等耐用品，中年人偏好子女教育，老年人对医疗保健需求旺盛。随着人口老龄化，家庭的烟酒消费支出减少、医疗保障支出增加；同时，地产产业链等相关传统行业需求呈下降趋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2023年我国居民食品烟酒、衣着消费支出占比分别下降1.4和2.2个百分点，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支出分别增长1.3、0.3和2.3个百分点，医疗保健支出占比增幅最大。

3）投资风险偏好下降，资产配置倾向保本保收益，投资活力下降。随着人口年龄增加，个体对风险资产的需求呈现先高后低的变化。生命周期假说认为，在人的一生中储蓄先增加再减少，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社会总储蓄率也将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在储蓄积累期，对风险资产的需求增加；进入储蓄消耗期，整体投资将偏向保守，对风险资产的需求逐步下降。根据西南财经大学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2019年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FS），40岁以下、40岁到60岁、60岁以上年龄段人口对高风险资产偏好比重分别为18%、6%、4%，随着年龄增加，对高风险资产偏好逐渐下降。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社会整体风险投资偏好也将下降，2011-2019年高风险投资偏好由6%下降至3%。

4）扶老比攀升，老化指数加剧，养老负担加重。老化指数即老少比，是指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数与0-14岁人口数之比，可以反映人口老化的程度。2023年我国人口老化指数94%，根据育娲人口《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3》“中方案”，2030年、2050年老化指数分别为153%、314.8%。扶老比即老年抚养比，是指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1982年以来，我国扶老比逐渐增加，至2023年，我国扶老比攀升至22.5%，意味着目前平均5名年轻人要抚养1位老人。根据育娲人口《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3》“中方案”，至2030中国扶老比将为27.3%，至2050年中国扶老比52.4%，届时平均每2位年轻人要抚养1位老人，养老负担明显加重。此外，除了沉重的养老负担外，对于新生儿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也是年轻人的一大负担之一，“上有老下有小”，年轻人“两头承压”，这也是阻碍年轻人生育的原因之一，较低的生育意愿又会反过来影响劳动人口规模，进而加重社会养老负担。

5）养老金支柱的代际压力较大，累计结余或将耗尽。随着我国第二次婴儿潮主力进入离退休阶段，养老金供养比将面临下降趋势。2010-2022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离退休人口从0.63亿增至1.36亿人，参保职工和离退休人员的供养比由3.2降至2.7，即平均两个职工供养一个退休人员。离退休人口规模扩增，加大养老金支付压力。过去在人口年龄结构均衡的情况下，养老金收支体系能够发挥良好的养老保障功能，但随着老龄化加速到来，作为养老金筹集来源的劳动力规模持续缩减，而支取需求的老年人口规模迅速扩大，养老金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收支缺口，威胁公共养老制度的可持续性。中国社科院《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预测，养老金收不抵支出现在2028年，到2035年将耗尽累计结余。

6）社会活力不足，创新力被削弱。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加，人的知识和经验逐渐积累，创新基础和能力会变强；另一方面，随着年龄增加到老龄阶段，人的认知能力可能下降、身体机能可能老化，不利于开展创新活动。所以，年龄与创新力的关系不是线性的，而是倒“U”型的，随着年龄增长，创新活力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另外，由于不同年龄人口对公共资源的占用额度不同，如果社会上老年人口过多，则需要更多的公共资源支持，因此会挤压部分用于科研创新的公共资金，削弱社会整体创新能力。

人口老龄化是二十一世纪最重大“灰犀牛”之一，全球层面看，老龄化不可避免且持续加深，预计2038年全球65岁及以上老人占比超14%、2070年占比超20%。根据联合国数据，全球人口从2005年开始进入7%的老龄化，2015年后世界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老年人口占比增速由每年不到0.1个百分点增至0.2个百分点，2022年全球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已达7.8亿人，占比约9.8%，其中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低收入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分别为19.2%、11.6%、8.1%、3.2%。根据《世界人口展望2022》“中方案”，预计到2038年，全球老年人口占比超14%、进入深度老龄化，预计2070年全球老年人口占比超20%、进入超级老龄化阶段。

具体国家看，各地老龄化程度与速度不尽相同，且少子化会加速老龄化进程。从老龄化程度看，摩纳哥、日本、意大利是老龄化程度前三的高收入经济体，2022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分别为35.9%、29.9%、24.1%，均已进入超级老龄化阶段。从老龄化速度看，中国、日本、韩国的老龄化速度相对西方发达国家来说更快，从7%到14%，中日韩分别用约21、24、18年，而西方高收入国家用了超过40年；从14%到20%，中日韩分别用11、11、7年，而西方高收入国家超20年。主要原因是中国过去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日本、韩国过去也实施控制人口的政策，由此带来的生育率的大幅下滑加速了人口结构转型，使老龄化进程加快。

OECD国家较早进入老龄化，引进移民带来了年轻劳动力、但存在移民融合问题，提振生育主要取决于生育支持的力度，完善多支柱养老金体系、延迟退休等减轻养老金支付的代际负担。在补充劳动力方面，主要通过引进移民、构建生育支持体系提振生育水平来补充现有和未来的劳动力，养老金体系方面，完善多支柱养老体系，建立养老金与老龄化挂钩机制，减轻养老金支付的代际负担。

第一，引进移民，引入年轻劳动力，但移民融合问题仍需重视。根据OECD数据，2022年OECD国家新增永久移民数量610万、创历史新高。其中，美国、德国、英国、西班牙的永久移民人口占据前四，分别为104.8万人、64.1万人、52.1万人、47.2万人。斯洛伐克和拉脱维亚的永久移民人最少，不足1万人。根据OECD发布的《2023年国际移民展望》，许多国家通过提高移民工人配额来缓解劳动力短缺，比如加拿大在最新移民计划中增加移民目标，意大利和挪威增加外籍工人配额，美国的H-2B计划（非农业类临时工作签证）数量创新高，斯洛伐克简化了劳动移民程序。也有部分国家增加了低技能移民的门槛，比如瑞典、澳大利亚提高了最低工资要求。

对于迁入国来说，移民可以提供年轻劳动力供给、高技术移民能够提高创新能力，是劳动力的重要补充。但是如果单个移民所创造的收入难以覆盖其所花费的公共支出，会加重财政负担。此外，大量移民也会带来文化融合的冲突，成为社会治理问题，所以推动移民融合也很重要。可以通过语言和职业培训帮助移民人群更好地了解当地文化和工作习惯；通过简化移民认证系统、提高数字化和线上化比例减轻移民相关的行政负担等。

第二，构建生育支持体系，一方面通过真金白银补贴减轻生育养育成本，另一方面通过促进家庭-工作平衡提振生育意愿。OECD国家鼓励生育政策体系往往以设立专门机构为基础，政策主要包括提供男女平等育产假、提高经济补贴（现金、税收减免）、提供托幼服务、促进就业性别平等四个方面。一方面，真金白银的生育补贴对提振生育率有效。数据显示，2019年OECD国家家庭福利开支与GDP的比重约2.29%，其中法国2019年家庭现金福利开支占比为3.44%，总和生育率为1.83；而韩国家庭福利开支占比为1.56%，总和生育率垫底。另一方面，通过完善男女平等与产假、兴建普惠性托育机构、促进就业平等，能够促进女性家庭-工作平衡，提振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详见泽平宏观《中国生育报告2024》）

第三，建立多支柱养老金体系，让公共养老金支出与老龄化程度挂钩，减轻代际负担，发挥二三支柱作用。OECD将养老金体系分为三层：第一层次为强制性、与收入无关的养老金计划，全部为公共养老金；第二层次为强制性、与收入挂钩的养老金计划，包括公共和私人养老金；第三层次为自愿性、与收入挂钩的养老金计划，全部为私人养老金。

1）推动DB计划（固定收益型）向DC计划（固定缴费型）转变。智利在1981年使用私人积累制强制性DC计划取代了公共现收现付制DB计划。美国支持更多的DC计划，DB计划在职业养老金中的份额占比逐渐下降。荷兰2023年7月开始要求养老基金从DB过渡到DC。

2）延长养老金计算的参考缴费年限。OECD国家在计算养老金时大都考虑整个职业生涯的工资，只有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法国、葡萄牙、斯洛文尼亚、西班牙和美国仅参考职业生涯的部分时期收入。

3）适度降低养老金替代率。根据OECD数据，1996年出生人群的替代率较1940年出生人群低5.8个百分点，具体看有60%成员国的1996年出生人群替代率低于1940年。

第四，推行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将退休年龄与预期寿命挂钩，支持老年人就业。20世纪70年代以来，OECD国家为了应对不断上涨的养老金支出，通过延迟退休来增加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并提高养老金的领取年龄。根据OECD发布的《2023年养老金概览》，OECD国家正常退休年龄范围在62-67岁（土耳其除外），其中男性退休年龄64.4岁、女性63.6岁。随着预期寿命延长，退休年龄也在延长。OECD国家中有超50%的国家提高退休年龄，丹麦从67岁提升至74岁，爱沙尼亚从64.3岁提升至71岁，意大利从64岁提升至71岁。

美国20世纪50年代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2000年之后老龄化进程加快，主因出生率降低。1941-2000年，美国65岁及以上人口从928.8万人增至3507.4万人，占比从7%匀速提升至12.4%，占比年均增长0.1个百分点，此阶段老年人口占比提升主要由于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期间出生人口的预期寿命从68.1岁提升至76.8岁；2000年之后，美国老龄化速度明显加快，2000-2022年65岁及以上人口从3507.4万增至5779.5万人，占比从12.4%快速提升至17.3%，占比年均增长0.2个百分点。此阶段美国人口预期寿命变化不大，老龄化主要原因是出生率降低、低年龄组人口增量放缓，总和生育率从2009年开始跌破更替水平2.1。

1）美国移民政策宽松，吸纳了大量青壮年移民补充劳动力。1953年美国通过《难民救济法》，放宽政治流亡者移民门槛；1965年《移民和归化法》颁布，以更加平等的态度对待世界移民；《1990年移民法》公布，将合法移民总额由每年27万人扩大至70万人，并创立了投资移民类别；2003年EB-5投资移民法规进一步放宽，投资移民快速升温。2021年随着拜登上台，美国开始力推具有鲜明自由主义特征的移民政策。

美国是全球移民流入人口最多的国家，大量移民存量支撑美国人口总量持续正增以及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稳定，但移民融合问题仍存。根据OECD数据，2012-2022年，美国移民存量由4073.8万人增至4733.1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从13.1%增至14.3%。同期，美国总人口连续保持正增长，若将外来人口存量剔除，美国总人口则在2021年开始负增长。从劳动力数据看，2000-2022年，美国14-64岁人口数量从1.9亿增至2.2亿，占比一直维持在66%以上。由于宽松的移民政策和其较高的生育率，美国少数族裔持续增长，但是政治地位、教育、就业等方面差异加剧社会撕裂。

2）通过扩大高等教育覆盖范围、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美国不断增强劳动力素质，2020年美国人力资本指数0.7，处于世界前列。随着婴儿潮人口到达入学年龄，1972年与1976年《高等教育法》两次修正，分别将私立学校与无高中文凭学生纳入联邦资助范围；20世纪70年代，社区学院开始降低入学要求，高等教育规模扩大。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高等教育重心转移至提升教育质量。美国已经有美国商学院认证委员会（ACBSP）等近七十个专业评估机构，有高等教育委员会（HLC）等六个区域认证机构，形成了多层次教育质量保障体系。2022年美国人力资本指数0.93，处于世界前列，与英、德相近，显著高于巴西、越南等发展中国家。

3）美国通过推进老年就业补充社会劳动力，通过完善三支柱养老体系缓解养老金代际问题，通过完善医疗、居住等方面的为老服务，构建老年友好社会。（详见泽平宏观《美国人口报告》）

一是政府不断推进老年教育，制定《老年人法》等相关法律、鼓励高校接受老年学员、为低收入老年人提供就业培训机会，并推出平价医疗法缓解自我雇佣或灵活就业老年人的医疗压力。根据美国劳工部数据，1999-2022年美国65岁及以上劳动者数量占比由2.9%增至6.6%，预测2032年将达到8.5%。

二是建立比较完善的“政府+雇主+个人”的三支柱养老体系，其中第一支柱为政府主持、覆盖大多数人，第二、第三支柱同属于私人养老金范畴，根据OECD数据，2022年美国私人养老金总资产约23.3万亿美元，在养老金总储备中占比超60%，占据了主导地位。

三是，美国将医疗照顾保险纳入社保体系，可覆盖65岁以上老年人大部分门诊住院费，推进智慧养老设施建设、组建老人医疗车队、推出医疗远程监控设备，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

德国老龄化发展历程更为典型，具有“进入早、速度慢、程度深”的特征。从老龄化程度看，德国在1930年代左右进入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7%的老龄化社会，1971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突破14%，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07年占比超过20%，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2023年德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22.1%，为欧盟国家中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从老龄化速度看，德国从老龄化过渡到深度老龄化用了约41年，从深度老龄化到超级老龄化用了36年。

战后婴儿潮一代步入退休年龄、年轻人口后继不足以及预期寿命延长促使德国老龄化程度加深。1950-2022年间德国人口金字塔形状由扩张型转为静止型，并将在2060年代转为收缩型。

第一，二战后，德国经历了战后婴儿潮，1959-1968年出生人口每年均高于120万人，最高达135.7万，这些婴儿潮期间出生的人口将在2024年之后陆续进入65岁老龄阶段。

第二，德国少子化虽然得到控制，但整体生育率仍偏低，制约出生人口增长。2010-2021年德国总和生育率从1.39增至1.58，与OECD国家持平，但仍低于更替水平。

第三，德国预期寿命持续增长，1990-2021年德国出生人口预期寿命从75.4岁增至80.6岁。

第一，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难以持续，根据德国养老保险协会数据，2022年德国养老保险计划支出约3500亿欧元，预计至2026年德国养老金支出将增至超4000亿欧元，养老基金明显赤字化。根据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咨询委员会分析，预计2060年德国工作人口与退休人口的比例将增至3:2，养老金代际负担将持续加重。

第二，高福利支出带来的财政负担明显加剧。根据OECD数据，1980-2022年间德国公共社会支出占GDP比重由22%增至30.5%。而财政收入因劳动人口减少而减少。根据联邦统计局数据，德国针对工资收入等个人所得的税收征收总额呈上升趋势，但个人所得税的年均增幅由1992年的25%降至2022年的4.6%。

第三，德国劳动供给不足明显制约经济增速，1990-2022年，德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从68.9%下降到2022年的63.8%，实际GDP增速从5.6%波动减少至1.8%。

1）放宽移民政策、充分发挥移民红利是德国补充劳动力的重要手段。2000年之前，德国属于非典型的移民国家，移民德国的途径主要为战争难民和外籍工人，移民来源国较为单一，且对于移民的身份问题一直没有明确规定。2000年之后，德国政府相继颁布了《国籍法》和《居留法》，规范了移民长期居留德国的要求，此后逐渐降低外国移民入德的门槛，2019年颁布的《技术移民法》将技术移民的门槛大幅降低，并提供平等的就业环境，对新移民敞开大门。根据联合国数据，德国以近1600万国际移民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移民目的国。

2）通过育儿友好的家庭政策提振生育水平，改善人口结构。在生育津贴方面，女性可以从健康保险或者联邦社会保障获得生育福利。在父母津贴方面，父母在子女出生后从事兼职工作可领取子女出生前净收入的65%作为补贴，最多可领14个月，如果夫妻双方共同照看，还可以多领2-4个月。子女津贴方面，津贴标准为250欧元/月/孩次，发放期限是孩子0-18岁。德国通过发放生育和育儿津贴来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推出夫妻共担的育儿津贴模式推进女性育儿的工作-家庭平衡，效果显现。2006-2016年，德国总和生育率从1.3增至1.6，此后维持在高于1.5的水平。（详见泽平宏观《真金白银生育补贴才能提升生育率：国际经验》）

3）探索共同分担的养老金机制，形成缴费者与退休者“六四开”比例分担养老金调整成本，缓解老龄化带来的代际负担。德国养老金制度由基础养老金、与资本市场结合的保障、其他补充性养老保障构成的“三层次模式”，覆盖超89%的从业人员。面对少子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压力，德国政府通过缴费者和退休者共同分担成本，为维持代际平衡，收支缺口在退休者和缴费者之间分担，德国养老金负担比每提高1%，其中约60%通过提高劳动者的缴费率上升来分担，约40%通过降低退休者的养老金替代率来化解。1960-2022年，养老金缴费率从11%增至18.6%，退休者养老金替代率从53%降至43.9%。

4）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至2031年延长至67岁，补充社会劳动力，2000-2019年60-65岁老年人口就业参与率增加41.8个百分点。2007年德国联邦会议通过法案规定，从2012年开始渐进式提高法定退休年龄，以月为单位递增，其中2012-2023年每年延长一个月，2024-2029年每年延长两个月，也就是说到2023年退休年龄延长至66岁、2031年延长至67岁。为了满足一部分特殊人群退休需求，政策补充规定缴满45年养老保险的人在63岁可领取全额养老金，对于残障人士和特殊工种人士可申请提前退休。根据德国统计局数据，2000-2019年德国15-60岁、60-65岁、65岁及以上人口就业参与率分别增加7.6、41.8、5.2个百分点，老年人口就业参与率增幅明显。

从老龄化程度看，日本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1970年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7.1%，进入老龄化社会；1994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突破14%，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05年占比超越20%，进入超老龄化社会，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较早进入超老龄化社会的国家。2023年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29.1%，仅低于摩纳哥居全球第二。

从老龄化速度看，日本老龄化速度较快。从老龄化过渡到深度老龄化，法国126年、英国46年、德国40年，日本仅用24年；从深度老龄化到超老龄化，法国用了28年，德国36年，日本仅用11年。

日本老龄化进程加速主要原因是少子化和长寿趋势。一方面，日本女性不婚不育、晚婚晚育削弱生育基础，叠加低生育意愿，出生人数持续下降。2023年日本总和生育率仅1.2，在全球主要国家中排名倒数。2023年日本出生人口75.9万人，连续8年下降，继续创有数据以来新低。另一方面，日本人预期寿命全球前列，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2021年日本出生人口预期寿命84.8岁，全球第二、仅低于摩纳哥（85.9岁），其中女性出生人口预期寿命87.7岁、全球第一。

一是老年人口成为社会的主要抚养对象，社会养老负担较大。2022年日本的人口抚养比为68.4%，在发达国家中最高，其中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分别为19.5%、48.8%，社会养老负担较大。

二是人口老龄化带来职场老龄化，终身雇用制与论资排辈两种制度长期实行，企业组织过于冗余，难以淘汰低素质劳动力，高素质劳动力由于晋升慢、薪资低，工作积极性受挫。

三是日本老龄化占用创新资源，创新能力受挫。在老龄化进程推进下，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用在老龄化的支出都会增加，这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压科研投入，不利于创新。

四是劳动力供给不足、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等因素使得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下滑。1989-2022年劳动年龄人口、劳动生产率增速分别从0.9%、4.5%大幅降至-0.4%、0.7%，实际GDP增速从5.4%降至1.5%。

1）日本通过三次教育改革，提高劳动人口教育水平，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1960年，日本经济审议会发表了《日本经济的长期展望》，在第一次人口红利繁荣期就明确地发出了创造教育红利的呼声。70年代，日本开始推行第二次教育改革，推行高中准义务教育和函授教育。此后，日本不断扩大高等教育规模，逐步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通过制定《终身学习振兴法》，确立“科技立国”战略，推行第三次教育改革等措施不断提升加强人才培养，提升人才质量。根据OECD数据，1997-2019年日本25-34岁完成高等教育人口比例从45.7%升至61.5%，在OECD国家中排名第四。

2）日本实施渐进式的延迟退休策略，将退休年龄从50或55岁逐渐延长至65岁，并于2021年开始推动延长至70岁。日本197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开始探索老年人劳动力发展战略。1971年日本实施《老年人就业促进法》，并在1973年的阁僚会议明确提出60岁退休目标。1986年《老年人就业稳定法》规定“企业设定退休年龄时，不能低于60岁”。1997年已经有90%的企业采用60岁退休制度。2005年日本进入超老龄化社会，2006年开始继续阶段性提升退休年龄，在2013年开始延长到65岁。2021年《安定法》开始推动退休年龄提至70岁。

为了配合延迟退休政策实施，日本同步改革养老金领取规则，推迟养老金支付时间，男性到2025年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提高到65岁，女性推迟5年实施。为了减轻企业雇佣老年人的负担，日本政府给雇佣老年人的企业提供补助，大公司每雇佣一位老人国家给予50万日元及以上的补助金，给予小公司90万日元及以上的补助金。根据日本统计局数据，1970-2023年日本65岁以上就业人口占比从4.2%增至13.3%。

3）日本养老金体系以公共养老金为主导，改革滞后错过时间窗口，社保给付压力较大。日本养老金体系是以公共养老金为主导的三支柱养老体系，其中第一支柱为政府强制参与，第二、三支柱为个人自愿参与。日本公共养老金覆盖总人口的50%左右，二三支柱覆盖比例在13%左右。1990年代以来，人口快速老龄化和经济衰退使日本公共养老金收支状况逐渐恶化，但直到2000年后才陆续对养老金制度进行大幅改革，2001年设立个人型DC计划、2014年设立个人储蓄账户计划，但是错过时间窗口。根据厚生劳动省数据，1970-2021年日本社会保障给付总额占GDP的比重从5%左右增至25.2%，社保给付压力明显增加。（详见泽平宏观《日本老龄化的严重后果》）

一是，日本错过了调整生育政策的最佳时期，总和生育率在1974年就跌至更替水平以下，但直到1990年后才开始鼓励生育，而法国总和生育率于1975年跌至更替水平以下，但早在1939年就开始鼓励生育。

二是，日本虽然逐渐提高了生育补贴力度，但支持力度仍低于OECD均值。根据OECD数据，2019年日本家庭福利支出占GDP比重为1.95%，低于OECD平均值的2.29%。

三是，日本家庭模式仍以“男主外、女主内”为主，职场性别歧视仍存。根据OECD数据，2021年日本性别工资差距22.1%，比OECD均值高10.1个百分点。

我国老龄少子化在“十四五”时期扑面而来，将影响中国经济社会长远发展。老龄化不可避免，但少子化带来的老龄化加速影响较为深远、不容轻视，我们一方面要认识到少子化问题才是人口问题的关键，积极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

生育政策调整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大势所趋。1）全面放开生育。全面放开生育是把生育权从国家计划回归家庭自主，是把生育数量多少的选择权交回给家庭决定，充分尊重每个人的生育意愿。2）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一是大力发放生育补贴，切实减轻家庭养育孩子负担。建议国家层面出台生育补贴政策，分孩次发放每月1000-6000元。二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二是加大普惠托育服务供给，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发放隔代照料补贴。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对企业实行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四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给予有孩家庭购房补贴，降低抚养直接成本。五是建立男女平等的社会系统，比如男女平等的育产假等。六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七是完善辅助生殖顶层设计，给有需求家庭定向发放辅助生育补贴券。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打造高质量为老产品和服务体系，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一是加快推动社保全国统筹，发挥养老保障体系中第二、三支柱的重要作用。二是构建老有所学的终身学习体系，推进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鼓励企业留用和雇佣年长劳动力。三是鼓励亲友照顾并予以补贴，加快养老行业专业人才培养。四是加大教育投入，提升劳动力素养，从人口红利转向人力资本红利。五是大力发展“互联网+养老”的智慧养老服务体系，推进适老化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