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国：满蒙文献与日本学者眼中的“中国”

燃烧的岛群

2024-06-01 09:04发布于广东

“中国”一词，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里面既有“都城”、“京师”、“中央之城”、“国之中心”、“天下之中心”等地理含义，也有着诸如“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文化含义。

先秦时代的“中国”，主要泛指具有独特文化的中原地区，旨在与落后、野蛮的边疆“四夷”区别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尽管“中国”的内涵发生了演变，但始终具有明确的文化内涵——欢迎边疆“四夷”被其同化，最终成为直接接收朝廷管辖的中原文化区的一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在满蒙以及日本等“非汉”著述中，依然存在着大量关于“中国”的记录与讨论。那么问题来了，这里的“中国”与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存在着什么样的不同？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内展出的何尊与内底上所刻的铭文

蒙古语文献中的“中国”

在蒙古帝国与元朝时期，蒙古人大多会使用“Qitad（Kitad）”一词来指代居于淮河以北的原金朝境内的各族人众，即所谓“四等人制”中的“汉人”；除此之外，该词在部分语境下也有“中原”、“汉地”等地理含义。

按照蒙古语正字法，“Qitad”其实就是“Qitan（契丹）”一词的复数形式。比如《蒙古秘史》中的“乞塔惕”一词，被旁为“契丹”或“金”、“金国”，泛指北方地区；《竹温台神道碑》碑文中出现的“Qitad—unayalqus”一词，被直译为“汉文”。

实际上，今天的中国蒙古族人也习惯称“汉族”为“Qitad”（拓展阅读：理智讨论：元朝到底有没有划分“四等人”？）。

金与南宋时期全图（1142）

与“汉族”相关的另一个蒙古语单词是“Nanggiyas”或“Nanggiyad。

实际上，“Nanggiyad”的词根“Nanggiya”，也就是汉语“南家”的音译；“一s”与“一d”是蒙古语中表示复数的词缀。所以，“Nanggiyad”主要泛指居于淮河以南的原南宋境内的人众，也就是“四等人制”中的“南人”。

在《完者都书》中出现的“Nangqiyas—unqajar”一词，直译过来就是“南家之地”；《至元译语》中的“蛮子”一词，被译作“囊家歹”（Nanggiyadai）。

《国史大纲》中关于“四等人制”的论述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蒙古语文献将“汉人”称为“Jaqudai”。

比如在蒙哥汗癸丑年（1253）圣旨碑与忽必烈鸡儿年（1261）圣旨碑的碑文中都出现了相关字样；另外，《蒙古秘史》中的“札忽惕”一词与《至元译语》中的“扎忽歹”，也都是“Jaqudai”的汉语音译。

元廷退居漠北以后（拓展阅读：大厦崩塌20年：北元“重返中原”之梦的最终倒掉），当地的蒙古人依然主要使用“Qitad（Kitad）”一词来指代“汉人”或“明朝（汉地）”。比如在《华夷译语》等文献当中，基本都以“乞塔惕（Qitad／Kitad）”一词来对译“汉人”。

另外，不少蒙古语文献也会使用“Nanggiyas”或“Nanggiyad”来指代“汉人”或“明朝（汉地）”。比如在《白史》《蒙古源流》中出现了“Nanggiyad”，《俺答汗传》中出现了“Nanggiyad ulus（汉人之国）”（拓展阅读：一文概述：“庚戌之变”的前世今生（修订版））。

“庚戌之变”主题绘作

值得一提的是，明朝“四夷馆”的翻译官员们，通常将“明朝（中国）”翻译为“Dotoradu ulus”或“Dumdadu ulus”。以《华夷译语》（甲种本）为例：

书中出现的“朵脱剌都兀鲁思”与“朵脱剌因兀鲁思”一词，即蒙古语“Dotoradu ulus”与“Dotora—yin ulus”的音译，旁译作“中原之国”，可以理解为“内国”或“在里面的国家”，总译作“中国”。

书中出现的“朵脱剌都合扎的”一词，即蒙古语“Dotoradu qajad—i”的音译，旁译作“中原地每[行]”，可以理解为“内地”，总译作“中土”或“华夏”。

[明]火源洁译.华夷译语.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

另外，《华夷译语》“鞑靼馆下续增”（丙种本）中出现的“敦塔兀鲁思”一词，即蒙古语“Dumdadu ulus”的音译，直译过来就是“中央之国”，指代明朝。

不过话说回来，无论是“Dotoradu ulus”还是“Dumdadu ulus”，从未在同一时期的蒙古语著述中出现过。

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局势”

直到成书于清初的《元史》蒙古文译本当中，才首次出现了使用蒙古文书写的“Dumdadu ulus”一词。该蒙古文译本转译自满文译本，满译本该处作“Dulimbai gurun”，直译为“中央之国”。

总体而言，在清朝的蒙古语文献当中，“Dumdadu ulus”一词出现的频率有了显著增加。不过话说回来，与“Dumdadu ulus”相比，当时的蒙古族知识分子们更倾向于使用传统的“Qitad（Kitad）”。

现如今，蒙古国各界依然将“中国”翻译为“Qitad（Kitad） ulus”；中国的蒙古族更倾向于将“中国”翻译为“Dumdadu ulus”。

在蒙古国向中方递交的赠送3万只羊的证书中，中国就被称为“Qitad ulus”

清朝满蒙文献里的“中国”

在关于“中国”的论述当中，最不容易被规整地纳入“中国史”范畴的当属元清史，尤其是清史。

比如清廷在处理蒙古、西藏、新疆等地的大小事务时，都是通过理藩院来进行协调与处理。但与传统的六部不同，理藩院的高级官员基本均由满人或蒙古人担任，汉人被彻底排除出了边疆事务之外。

对此，有西方学者认为，“这种安排导致边疆的民族精英们在政治上和制度上是与清朝皇帝而非与中国（Chinese state）联系在一起的。”

《钦定理藩院则例》文本

在清朝，“中国”一词的内涵不是固定的，不同人众对于“中国”的理解有着很大差异。对此，新清史学者欧立德（Mark C. Elliot）认为，“满洲人有时候将他们管辖的土地称为中国，不管是在汉语还是满语中都是这样”。

顺治十二年（1655）五月二十二日，清廷以“俄罗斯沙皇遣使献礼事为沙皇还礼”为名，发出了一份满文的敕谕文书（汉译）：

大清皇帝敕谕，致俄罗斯察罕汗（沙皇）。尔国地处西北地方，距离遥远，向来未至中国（dulimbai gurun），却今尔悉闻善名，真心实意遣人进献方物，故朕欢喜异常。为略表朕兴仁遐荒远方异域之苦心，并还礼布施，委付给来使赍之。恭收此礼，愿永保和睦，世代受到恩赏。

顺治皇帝半身像

鉴于沙俄不断侵扰黑龙江流域和雅克萨等地，清廷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特意向其递交了一份蒙古文交涉诏书：

大清国（daicing gurun）皇帝谕旨，谕俄罗斯察罕汗。……谓：先遣使臣尼古拉，因不知大国礼法，出言举止粗鲁低下，予以宽恕吧。……因为相距遥远，（尼古拉）不知中国（dulimbai gurun）法律，并无恶意。你后遣使臣正在等待定议，将此等原因先令察罕汗知晓，寄付使臣米奇弗威尼果等谕书。

康熙皇帝半身像

作为对比，结合俄文信函对清朝皇帝的称呼中可以看出，沙俄政府对清朝的认识也经历了动态变化。

在一封写于康熙九年（1670）的“俄皇密谕”中，康熙本人被沙俄官方称为“中国皇帝”；进入18世纪以后，康熙成为了“大亚细亚洲各地专制独裁君主，中国各明哲大臣之法律统治者，中国社会人民事务保护者及主宰者，中国真主皇帝殿下”。

等到了康熙五十九年（1720），康熙已经进一步“升格”为了“领有大亚细亚洲各地独裁君主大皇帝中国真主帝王陛下”和“大亚细亚洲各地暨中国独裁君主大皇帝陛下”。

对此，有我国学者认为，无论是清廷以“中国”自居，还是沙俄使用“中国”一词来指代“清代中国”的选择，不仅明确了“清代中国”与“明代中国”的继承关系，也同时明确了“清代中国”的辖区和版图范围。

德国于1735年绘制的中国地图

雍正元年（1723），青海和硕特右翼蒙古首领罗卜藏丹津发动反清叛乱，但很快就被镇压了下去。其中，果隆（佑宁寺）、果芒等多个西宁境内的喇嘛教寺院因被指控“响应反叛”而遭到了血腥报复（拓展阅读：一文概述：什么是罗卜藏丹津之乱？）。

雍正十二年（1734），清廷在致准噶尔汗国的诏书当中，不仅提到了果隆、果芒等寺院遭遇破坏一事，还解释了个中缘由：

（佛）教之正源在昭地（西藏），弘扬佛法者，中国（dulimbai gurun）之大施主也，所有满洲、蒙古、尼堪（汉地），于各自地府敬奉佛法者，此即教也。并非但涉果隆、果莽二寺。

青海佑宁寺

短短的几句话，背后至少有着三层含义。

首先，虽说藏传佛教的“正源”是“昭地”西藏，但弘扬佛法的一直都是“中国的大施主”。

其次，“中国大施主”统辖下的满蒙汉地区所敬奉的佛法都是“昭地之教”即藏传佛教，并非只有果隆、果莽两个寺院信奉。

第三，中国是政权称谓，满蒙汉是含义明确的区域之谓，满、蒙、汉之地都是“中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雍正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