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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史志忻州
原标题：雁门长城三关之考证
雁门关素有“天下九塞，雁门为首”之说，更被长城专家罗哲文誉为“中华第一关”，因其历史悠久、地理险要、战事频仍，人们常说“一座雁门关，半部华夏史”。关下古代州建有一城三关及三十九堡、十二联城，可谓“势控中原”“密迩京师”。明末清初顾祖禹曾评价代州及雁门关为“外壮大同之藩卫，内固太原之锁钥。根柢三关，咽喉全晋。”加上，长达48千米的历代雁门长城，雄踞古关隘口的新、旧广武城，共同构成以雁门关为核心的内长城外三关东部军事防御文化体系，简称雁门长城文化体系。其“三城”（代州古城、新广武城、旧广武城）、“三关”（雁门关、西陉关、东陉关）格局独特，缺一不可，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史上最靓丽的风景线。
据《新唐书·地理志》载，“代州雁门县”条下“有东陉关、西陉关。”而在《宋史·地理志》“代州雁门县”条下，则载有“西陉、胡谷（胡峪）、雁门三砦”。因此，雁门长城实际有三座关城，应分别对应为西陉关、东陉关、雁门关。
西陉关
西陉关即太和岭道的古雁门关，位于今代县城西北12.5千米处，所在的山脉为勾注山（古代勾亦写作句）。据《河东记》载，因其“山形勾转、水势注流”而得名。勾注山东西绵延100多千米，共有18道隘口，其中以勾注陉最为险峻，而水峪河谷山势曲折、水流湍急，最能体现勾注山的地理特点。古人曾形容勾注陉为“天造神为”，古曰西隃，亦曰西陉，又曰陉岭，后改称雁门山。《穆天子传·卷一》载，周穆王十二年（前965年），“天子（姬满）西征，乃绝隃之关隥。”这是勾注山被称作“西隃”首次出现在古籍之中。《周礼·职方》载，周安王二十六年（前376年），“三卿分晋，属赵，赵以李牧守雁门，兼有勾注之地。”《吕氏春秋·有始》：“何谓九塞 ? 大汾、冥厄、荆阮、方城、崤、井、令疵、勾注、居庸。”西晋咸宁元年（275 年）勾注碑亦曰：“盖北方之险，有卢龙、飞狐，勾注为之首。天下之阻，所以分别内外也。”古雁门关道南起太和岭口，北上富拉沟、城上、石墙沟、吴家窑、黑石头沟，盘旋登上关城，再下赵庄，经白草口、柳林、油坊，出旧广武，全长约15千米。史书记载，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刘彻“发卒万人，治雁门阻险”。这里所称的雁门险阻，应为雁门郡与太原郡交界的勾注塞，即今代县西北部太和岭上的铁裹门，因石峡呈黑褐色而得名。经此次人工开凿后，形成顶宽20米、底宽3米、谷长120米的壑口古道。雁门塞之名，最早见于《三国志·魏书》，其“卷三十”曰：“熹平六年（177年），（汉灵帝）遣护乌丸校尉夏育，破鲜卑中郎将田晏，匈奴中郎将臧旻与南单于出雁门塞，三道并进，径二千余里征之。”其时雁门郡治在阴馆县，广武县已为雁门郡属县，两县交界的勾注塞自然被称作雁门塞。曹魏初期，雁门郡治南度勾注移置广武县，“自陉岭以北并弃之”，将归顺的鲜卑步度根部安置在雁门塞以南守边，并称其为“保塞鲜卑”。雁门郡太守牵招曾率魏军和鲜卑骑兵出雁门塞，在云中故郡大破轲比能，还归时又修缮了下馆城（今朔州市夏关城村），并置屯戍兵以镇内外。北魏皇始三年（398年），魏王拓跋珪将国都由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北）迁至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后，宣布即位称帝，积极扩张疆土，并逐渐统一北方。不少专家学者认为，雁门塞建设很有可能在皇始三年前后，而建设目的不同于后来的向北防御，而是向南防御以确保都城安全。
雁门关之名最早见于《北史·魏书》，其“卷十”曰：“泰昌四年(419年)八月辛未，（北魏明元帝拓跋嗣）幸代，至雁门关，望祀恒岳。”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拓跋宏以“南伐”为名经雁门关过晋阳，再经上党郡南下太行山，最终抵达洛阳行“考察”迁都之实。次年，拓跋宏从平城正式迁都洛阳，取道灵丘一带穿越太行山，留下了太子拓跋恂驻守平城。待太子准备南下之机，部分皇室成员竟然“举兵断（雁门）关，规据陉北”，企图将太子留在平城割据塞北。可见，那时的雁门关已成为南北的重要巨防。东魏、北齐时，不以雁门关记载，而以陉岭相称。东魏时期，权臣高欢认为晋阳城地处“四塞之地”，既能北上陉岭抑制北方军事势力的崛起，又可东出井陉或南下上党控制河洛地区，遂在晋阳建立大丞相府，坐镇晋阳城遥控朝政。北齐河清二年（563年）十二月，北周大将杨忠拔齐20余城，克陉岭要隘，逼近重镇晋阳。隋大业十一年（615年），炀帝杨广北巡雁门郡一带，被始毕可汗率十万大军围困于雁门城（今代县），四方郡守纷纷率兵勤王，后经李渊父子激烈战斗，突厥兵方撤离北去。唐武德二年（619年）三月，刘武周联合突厥南下占领晋阳，对刚刚立国的唐王朝构成了严重威胁。武德三年（620年），秦王李世民在柏壁之战中大败刘武周、宋金刚，收复了河东、晋阳等城，但雁门关一带仍处在突厥的控制之下。武德七年(624年)八月，突厥从雁门关南下，进攻忻州、太原，大唐都城长安为之戒严。贞观元年（627年），李世民即位后，派名将镇守太原，突厥才不敢越过雁门关南下。随后，大唐开始北出雁门关远征突厥。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派三路大军北伐突厥，其中从雁门关北部马邑出发的三千精锐骑兵，一直追击到阴山一带，自此突厥势力才暂时退出塞北地区。
西陉关铁裹门遗址据载，雁门关之设始于唐初，于铁裹门南侧稍开阔处设立关城。笔者认为设关时间不会晚于贞观年间，应在贞观三年唐军实际控制雁门关之后。《唐书·地理志》云：“东西山岩峭拔，中有路，盘旋崎岖，绝顶置关，谓立西陉关，亦曰雁门关”。西陉关倚山傍险，居高临下，戍卒防守，不同于其他在山谷要道置关守险的名关。城墙高10米，南北长约200米，东西宽50余米；墙体以石座为底，内填夯土，外包砖身。另设一隘两堡，隘口为白草口，南为太和堡，北为常胜堡，中隔连绵山脉。隘关跨河而建，设3道隘墙、6座隘门、6座堡台，东西与长城连为一体；现存“容民畜众”隘门1座，“猴岭”堡台1座。从唐代建关到元代，历时600余年。元在此处虽未设关，仍置千户所。铁裹门南山岭上200米处，近年间发现有战国绳纹瓦等遗物。史载，西陉关与雁门关天造地设，均为南北交通要道，两关互为犄角各有侧重，宋代以前以西陉关为主，宋代特别是明代以后以雁门关为主。雁门关即关沟河道的今雁门关，位于今代县城北20千米、古雁门关东北5千米处。今雁门关道由州城出北关，经接官厅、胡坪嘴、八里庄、南口、前腰铺、阜家坪，盘旋而至关前天险门，再经地利门、瓮城，由小北门出关，到后腰铺，达新广武，全长约25千米。《北史》称：“今关道……稍夷而多激湍。入冬则坚冰塞途，车马蹭登不易度也”。北齐河清二年（563年）十二月，北周将领杨忠（杨坚之父）连克北齐二十余城，突破陉岭防线（即古雁门关太和岭道），突厥十万兵马分三路从恒州南下。不料，大雪连下多日，一路劳顿的突厥兵看到整齐的北齐军队竟不肯出战。《北史·赵郡王琛列传·卷三十九》载，河清三年（564年）正月，“周师及突厥至并州”，“突厥咎周人曰：‘尔言齐乱，故来伐之。今齐人眼中亦有铁，何可当邪！’乃还。至陉岭（今雁门关关沟河道），冻滑，乃铺氈（毛毡）以度。胡马寒瘦，膝已下皆无毛，比至长城，死且尽。乃截槊杖之以归。”此为关沟河道最早见于文献记载，距今已有1400余年的历史。唐调露元年（679年），突厥又开始南下骚扰，人数多达几十万之众；裴行俭统率30多万人马讨伐，大军北上雁门关，军旗连绵上千里，“唐世出师之盛，未之有也”，唐军大获全胜。开耀元年（681年），步入晚年的名将薛仁贵出任代州都督，镇守雁门关一带。据载，突厥进犯云州（今大同）时，薛仁贵率兵出击。两军阵前，突厥人问唐将是谁，唐兵回答说是薛仁贵。薛仁贵威名太大，曾多次打败突厥，亲手杀过无数突厥兵，但突厥人毫不相信，以为他早已去世。待老将军脱盔示面，突厥人惊视失色，立即下马跪拜引兵而还。此为薛仁贵“脱帽退万敌”的典故。唐会昌二年（842年），回鹘经常侵掠太原、振武，刘沔被“拜河东节度兼招抚回鹘使，进屯雁门关。虏寇云州，沔击之，斩七裨将，败其众。以还太和公主功，加检校司空。”北宋初期，杨业长期驻守代州一带抗击辽兵。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三月，辽国十万骑兵进犯代州，在雁门关北约10公里处扎寨。杨业所部代州厢军及禁军仅数千人，他先派部将董恩源率主力防守雁门关，亲自拣选近千精锐骑兵绕道西陉关；然后出敌不意突袭辽军大帐，杀死主帅驸马侍中萧咄李，俘获辽都指挥使李重诲；最后趁敌兵混乱之机南北夹击，以少胜多大败辽兵。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辽国又兵分三路进攻北宋，其中一路入侵雁门关。杨业率部歼灭辽兵3千余人，追至朔州、应州等地，破敌营垒36座，俘获万余人及5万牛马。此后，杨业被誉称“杨无敌”，敌兵远远看见“杨家将”旌旗就慌忙遁去。
雪后初晴的今雁门关山图明洪武七年(1374年)，吉安侯陆亨自监民工重筑雁门新关。新关城廊为石头边墙，周长约10千米。东城为大砖城，筑有关署、营房、马厩，为守关屯兵之所。西城为石城，内设营盘，为守关将士操练守御之所；城门外东侧设校场，校场设点将台。两城有城墙联结，南、北两角各建角楼1座；中有城门1座，上建威远楼（俗称雁月楼）。关城有洞门三座，东为天险门，门额匾书“天险”二字（相传为武则天所题，把草头加“曳”字称为天），上建雁楼，坐西朝东；西为地利门，门额匾书“地利”二字（相传亦为武则天所题，把山、水、土叠加称为地），上建杨六郎祠，坐北向南；北为瓮城门，城高及关城之半，门额石刻“雁门关”三字，左右镶嵌砖联“三关冲要无双地，九塞寨尊崇第一关”，相传为明末清初傅山先生所书。天险门外建有李牧祠，为纪念战国良将李牧而建；祠东有九窟十八洞，为驻军营房。地利门外瓮城内，建有关帝庙、戏台，香火旺盛。围城城门坐南向北，上建明月楼，外接石拱关桥连关道。关外依次设有大石墙三道，小石墙二十五道，为守关御敌的第一道防线。《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三》载，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甲子（初九），“禄山发所部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凡十五万众，号二十万，反于范阳。”十二月，“安禄山大同军（今山西朔州）使高秀岩寇振武军（今内蒙古托克托），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击败之，子仪乘胜拔静边军（今山西右玉）。大同兵马使薛忠义寇静边军，子仪使左兵马使李光弼、右兵马使高浚、左武锋使仆固怀恩、右武锋使浑释之等逆击，大破之，坑其骑七千。进围云中（今山西大同），使别将公孙琼岩将二千骑击马邑（今山西朔州），拔之，开东陉关。甲辰（十九），加子仪御史大夫。”至德元年（756年）正月乙卯朔（初一），“禄山自称大燕皇帝。”“上命郭子仪罢围云中，还朔方，益发兵进取东京（洛阳）；选良将一人分兵先出井陉，定河北。子仪荐李光弼。癸亥（初九），以光弼为河东节度使，分朔方兵万人与之。”二月丙戌（初二），“加李光弼魏郡太守、河北道采访史。”“己亥（十五），至常山。”三月，“郭子仪至朔方，益选精兵。戊午（初五），进军于代。”“李光弼与史思明相守四十馀日，思明绝常山粮道。”“光弼遣使告急于郭子仪，子仪引兵自井陉出。”“四月壬辰（初九），（郭子仪）至常山，与光弼合，蕃、汉步骑共十馀万。甲午（十一），子仪、光弼与史思明等战于九门城南，思明大败。”郭子仪开东陉关事，《新唐书》《旧唐书》均有记载，但时间和内容稍有出入，笔者认为《资治通鉴》的记载应更为翔实可信。当时叛军兵力强盛，所过之处无不摧枯拉朽，唐军仅在关北取得几场局部性胜利，但并未有效控制平叛形势。为防止叛军进一步南下，唐军在河东、太原及代州等地皆闭关设障，不敢贸然打开西陉关太和岭道放行，故另行开辟东陉关。具体的时间节点如下：公孙琼岩于腊月中旬开东陉关；李光弼于次年正月初九分兵赴太原，二月初二奔河北，十三天后经井陉至常山；郭子仪于三月初五抵代州，四月初九由井陉至常山与李光弼合兵，两天后打败史思明。关于东陉关至少有三种说法，一为代县胡峪，二为代县峪口，三为今雁门关。首先，东陉关肯定不在代县峪口，原因有三：其一，峪口位于五台山之北、滹沱河之南，在此设关虽与西陉关为相对的一东一西，但更属隔河相望的一南一北，对于防御雁北地区的军事力量毫无价值；其二，比郭子仪出生稍晚的诗人宰相武元衡在《度东陉岭》诗中写道“又过雁门北，不胜南客悲”，意思是度过东陉关所在的山岭，就到达了雁门的北部，可见东陉关位置在代州北部的山岭；其三，如果从此通关只能沿着峪河河谷进入崇山峻岭的五台山区，事实上唐军过关后直达太原，并由井陉口进入河北常山，而且李光弼与郭子仪的行军线路大致相同，绝不会舍近求远徒作无用之功。
原胡峪乡盆窑村旧堡遗址其次，东陉关亦不在今雁门关，原因有四：其一，突厥兵曾于北齐年间正月从关沟河道北逃，因坚冰塞道难以通行，只好铺以毛毡狼狈通过且损失惨重，190余年后的唐军绝不会在寒冬季节涉险通关；其二，西陉关、雁门关均为南北交通要道，虽然平日过关以太和岭道为主，但关沟河道也绝非偏僻小径，二者应同时闭关设障；其三，太和岭道的北口为旧广武口，关沟河道的北口为新广武口，两者距离不足5千米，在叛军动向不明的情况下，唐军既然不敢打开太和岭通道，就不敢打开关沟河通道；其四，腊月中旬开辟东陉关，正月初九李光弼大军过关，前后有二十天左右的时间，应为新开辟鲜为人知的艰难通道，而不是对平时通行道路进行简单修补，更不会是轻易打开原有的现成关门，否则不会对“开”字大书特书。
山阴县胡峪口村旧堡遗址那么，东陉关只能在代县胡峪一带，亦为广义上勾注山的一座陉口。《宋史·张齐贤传》载，雍熙三年（986年），代州杨业战殁，张齐贤“授给事中、知代州，与部署潘美同领缘边兵马。是时，辽兵自胡谷（胡峪）入寇，薄城下，神卫都校马正以所部列南门外，众寡不敌。副部署卢汉畏懦，保壁自固。齐贤选厢军二千，出正之右，誓众慷慨，一以当百，辽兵遂却。”此为代县“胡谷”名称首次出现在史书中。“端拱元年（988年）冬，拜工部侍郎。辽人又自大石路南侵，齐贤预简厢兵千人为二部，分屯繁、崞县。下令曰：‘代西有寇，则崞县之师应之；代东有寇，则繁之师应之。比接战，则郡兵集矣。’至是，果为繁兵所败。”此后，胡谷已被列为“雁门三砦”之一，在代州东西两侧分别设置重兵协防。清光绪版《代州志·地理志》载：“胡峪山在州东北四十五里，有东津口，或以为即东陉关也。”加之，“陉”与“津”读音接近，东津口应为东陉口之误传。因此，史学家史念海也认为，东陉关应在代县北部的胡峪山中，在《河山集》一书中收录《论雁门关》《与代县友人论雁门关书》等论著，并画出自水峪口沿河谷上溯至胡家滩再到胡峪的行军线路图。
史念海在《山河集》中所附的雁门关形势图为进一步确定东陉关的位置，笔者曾两次组队实地考察水峪河道和胡峪河道，仅徒步穿行水峪河峡谷及上游河道25千米以上，从早晨七点一直走到傍晚七点。水峪口距离新广武口约7千米，突然出现叛军的几率较大；水峪河谷沟深水大，且常年流水不断，在封河季节比关沟河道更为凶险；长达8千米的峡谷段仅有盘山小道，对大军人马行进及粮食辎重运输极为不利；如果叛军在山间设伏，很可能会导致唐军全军覆没。而胡峪口距离新广武口约20千米，附近出现叛军的几率很小；谷口较为开阔，不仅便于行军打仗，而且叛军不易设伏；河道水流不大，山路亦不算艰险，且中段长城村附近有北齐长城设施，有利于唐军驻防并控制隘口。笔者认为，如果东陉关真在胡峪山的话，唐军的行军线路应自胡峪口沿河谷上溯至分水岭再到胡峪，然后南下再西行至代州城。
原胡峪乡长城村北齐长城遗址据清光绪《代州志》载：“胡峪（口）在州东三十里，今设把总驻守。”在其《边关图》又注：“（胡峪）内距（州）城三十里，外距山阴界四十里。”原胡峪乡盆窑村东有六郎城遗址，应为胡峪堡旧址，西临盆窑河，东靠土山崖，与今盆窑村相邻，现存西北、东北两座角墩，土堡墙体仍较为完整。明代山西巡抚吴甡在《抚晋疏》中云：“历广武而东，寺儿沟、水峪皆有险可守，惟壶峪（又作胡峪、胡谷）口宽衍。”胡峪口村今属山阴县马营庄乡，在水峪口东15千米处，宋在此设砦，金设镇。距今沟口半里处有两处土墩遗址，东西相望。东土墩被沟中河水冲刷，已残。西墩基本完好，为正梯形，边宽15米，高约8米；北侧10余米处有石筑道路残迹，长约5.6米。东山顶上有土堡、烽火台，土堡为正方形，边长约200米。沟西土堡仅有北西、北东夯土残墙，最高处6米有余。
明三关长城沿线戍堡隘口示意图因此，笔者认定东陉关极有可能在胡峪山中段的分水岭村，南口为胡峪，北口为胡峪口，分水岭当村的孤山（或为关山之误）应为关城遗址，附近的巍严寺则为供奉守边名将所建。东陉关之名虽在唐代以后很少提及，但是以堡寨或隘口等形式继续存在。在重新确定东陉关的关址后，丝毫不影响今雁门关及代县的显赫声名和历史地位，而对于考证雁门长城体系具有拨云见日、豁然开朗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