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后，霸凌者仍得意洋洋，他决定起诉

2023年6月，有媒体曝出，山西汾阳，8名未成年男女殴打一名未成年少女；2023年7月，山西介休，一则短视频显示，3名未成年学生强迫一名同龄人吃粪便；更甚者，今年3月，河北邯郸，经公安机关调查，3名未成年人涉嫌杀害一名未成年人并埋尸。

校园霸凌的相关新闻屡次出现。

看到一幕幕惨不忍睹的画面，青春时那段不堪回首的痛苦记忆涌上冯浩心头，在他眼里这些少年少女满是15年前的自己。

青春的记忆对于一些人来说是无忧的夏天，是情窦初开的自己，是深厚的友谊，但是对于冯浩来说是被霸凌，被敲诈，被殴打，被强迫干一起坏事。

校园霸凌不仅仅是一个进行时的概念，对于被霸凌者而言，这是需要一生去治愈的创伤。

4月26日，教育部会同公安部、国家消防救援局等部门，召开全国中小学幼儿园安全工作视频会议，强调“深入实施学生欺凌防治专项行动，形成长效治理机制”，对所有中小学校开展一次“起底式”大排查。

29岁的冯浩决定起诉当年霸凌自己的人。

时隔15年，被霸凌的痛苦回忆依旧时常折磨着冯浩。

冯浩读的是上海一所公办初中，四年制，班上多是外来务工子女，霸凌他的是班上的几个男生。得知冯浩也在玩一款叫彩虹岛的游戏，对方开始对他敲诈勒索，要求他交出所有的游戏装备，否则就会挨打。

冯浩妥协了，但这只是噩梦的开端。接下来的日子里，霸凌者不断地向冯浩索要钱和游戏点卡，“连早饭都要分他一半”，还强迫他帮忙购买西瓜刀、电棍等器具并带入学校，稍有不满，就会对冯浩进行谩骂和殴打。

至今，冯浩还能从贴吧上看到对方当年辱骂自己的帖子。一个霸凌者写：“狗永远只是只狗，有本事来找我，我陪你玩。”

“（这些经历）两句话也就带过来了，这是我两年半的日子。”面对霸凌者无止境的要求，出于恐惧，冯浩掏空了自己的零花钱、压岁钱，还是不够，他只能从家里偷钱，有时霸凌者甚至会站在家门口等他偷钱出来。直到霸凌者敲诈勒索其他同学的事迹败露，冯浩偷钱的事情被父母发现，他长期遭受霸凌才最终被发现，此时的他已不堪重负。初三开学后不久，他离开了学校。

身体脱险了，心理仍在发炎。

冯浩开始恐惧人群。接下来一两年，每当在街上看到迎面走来一群人，或是看到穿中学生校服的，冯浩感觉自己就像“被重物发狠地压在地上”，心跳加速，四肢麻痹，头昏眼花。他后来多次到医院进行了心理治疗，情况才有所好转。

对于电话的恐惧，至今依然渗透在冯浩的生活里。从前每当铃声响起，他经常会听见对方威胁他给钱的声音：“喂，明天打我500块，你不给我打，我明天就来找你。”冯浩形容“就像鬼来电一样”，自己一度拔了家里的电话线。如今，他对于接电话这事仍然本能地感到抵触，“有时最亲的人我也不想接电话”。

冯浩只是千千万万个校园霸凌受害者的缩影。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法治教育研究”课题组在2020年至2022年，针对3108名未成年学生的调研显示，53.5%的学生认为自己遭受过校园欺凌。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治理现代化课题组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中小学生校园欺凌的发生率为32.4%，总体呈降低趋势，但发生率仍旧偏高。

在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心理治疗师赵新宇的三年从业生涯里，“曾经或正在受到校园霸凌的个体数量还是不少的”。他告诉南风窗，每一个治疗周期（4—6周）都会有大概5—8个人是因遭受校园霸凌而来的。

许多研究表明，遭受欺凌将会导致一系列身心、社会、学习、自我认知等方面的负面问题。譬如，自尊心下降、社交减退、信任感下降、攻击性加强等，严重者可导致生物神经紊乱、自残或自杀。

赵新宇接诊的受害者中，一定数量的人有过割腕自残的行为。割腕分为自杀型与非自杀型，受霸凌者往往是后者。赵新宇分析，这种行为背后涵盖的动机有许多，其一是受害者希望通过伤害自己的方式，达到一种心理上的满足和发泄；其二是由于此前家长不重视，所以孩子通过更加夸张的表现引起家长的注意；其三则是对自身不满意所采取的一种自我惩罚。据他观察，第二种为多。

被霸凌带来的阴影是长期的。由于霸凌者长期没有受到处罚，冯浩一度不相信法律。

后来的经历又告诉他，法律虽然存在，但是对普通人而言维权成本是很高的，需要耗费大量的经验和时间。

2019年，他在社交平台上交易时遭遇诈骗，买到了没有合法手续和年检的“报废车”，受到疫情影响，维权几经波折，直到4年后他才通过法院起诉并获得赔偿。2022年，尽管背负着20万的债务，他还是在网上给一个自称“创业困难”的大学生借了八千，最后对方拒绝归还。冯浩通过去这个大学生所在省份的法院起诉，最后才把钱拿了回来，这次他用了两年。

赵新宇分析道，冯浩捐钱给大学生创业、帮人维权的行为，在心理学上可以被概括为“升华”。简单来说，就是把一个不好的事情，转变为一种对生命、对他人更有帮助的行为。

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霸凌对人的长期影响。遭受霸凌时，由于冯浩的家庭与学校都无法给到满足冯浩需求的支持，再加上他自身作为中学生缺乏处理与解决事情的能力，长大后，他一生中所做的许多事情都与小时候所经受的校园霸凌有关。

“某种程度上，冯浩是幸运的。”赵新宇认为，冯浩本身先天的强大人格和后天的经历促使他具备“升华”的能力。但冯浩们并不多。据他观察，大部分受害者性格会变得唯唯诺诺，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与勇气，在生活中也不敢争取权利与反抗权威。

在班上，冯浩不是唯一受到霸凌的人。“不管是在学习上还是在运动项目上，当年你只要超过了霸凌团体里的人，就会导致拳打脚踢。这是我和我的同学们不可磨灭的痛苦。”冯浩称，一个年级共四个班，只有他所在的班级，没有一个人通过中考。

除此之外，霸凌者们不止欺凌同年级的学生，还会在学校附近范围内进行敲诈勒索。自己和同学曾被要求在午休时间去花鸟市场和路边摊上购买各种刀具并装入书包带进学校，“最少两三把”，还有电棍。

饶是被牵涉进来的人数众多、性质恶劣，冯浩和同学们还是经常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

冯浩告诉南风窗，很多霸凌的情况在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霸凌常常发生在隐蔽的地点，学校的厕所是“重灾区”，冯浩说，身边百分之八九十的霸凌都发生在厕所。霸凌者们还会特地挑选无人监管的时间实施霸凌。例如清晨同学们刚进班，老师还没来教室的时候，或者午休的时候。

他和同学们多次找老师反馈，老师会把霸凌者叫到办公室里批评教育，但也于事无补，他们甚至还会得到霸凌者更加疯狂的打击报复。

冯浩记得，当时班里有一个“矮矮的戴眼镜”的同学，他被霸凌者要求上课的时候必须拿粉笔擦去砸老师，如果不砸的话，下课就会被打。“其实就算那位同学真的砸了，他下课也会挨打。”

那位同学照做了。老师问起他原因，他也如实回答了。冯浩用“恐怖”形容告诉老师之后带来的结果。

冯浩印象很深刻。第二天清晨，在同学们陆续进班的时候，霸凌者站在教室门口，每一个同学走进来都会被抽耳光。“（霸凌者）甚至还踹两脚过去问，‘他妈到底是谁讲的这个话？是谁告诉老师的？’”久而久之，他们也不敢再告诉老师了。

“天呐，老师有什么作为吗？”冯浩反问道。

目前正在职高就读的张平也有类似经历。他自述初中期间曾多次遭受同班女生的辱骂，有时书会被粘起来，书包被扔到垃圾桶。张平称，自己从一开始就寻求了老师的帮助，老师觉得这只是口角，还反问他：“这算是霸凌吗？”

初二的一个课间，张平再一次被同班的女生“找事”。面对三五个女生一起辱骂他的情况，张平当时骂了回去，然后其中一个女生找了班主任告状，随后班主任来到班级上，首先批评了张平。他告诉南风窗，自己刚想开口解释的时候，班主任却告诉他，“有什么事办公室说”。张平认为这是老师不打算解决这次事情的表态。他至今仍惦记着被批评的事情，“（当时）真的非常难受”。

张平说他的班主任是个脾气很好的人。但面对他所遭受的事情，对方采取的往往只是批评教育，从根本上并没有起作用。一次次感到失望之后，张平不再去找老师求助。

后来，张平往学校里的匿名信箱里投了三次信，但都没有得到回应。初中毕业已有两年，他对学校和老师的“不作为”耿耿于怀，多次在社交平台上控诉。班主任后来多次线上联系他，或者线下到张平的家中，请求他删除网络上有关学校的内容。

张平很早就向家长反映过自己被欺负的情况，但得到的回答是：“为啥？别人咋不欺负其他人就欺负你？你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后来不管他如何在互联网平台上控诉，他都再没让家长知情。

冯浩则是不敢告诉家长。

冯浩告诉南风窗，父母对于自己的教育类似于打压式教育。在日常生活中，冯浩已经习惯服从父母可能不合理的要求，这导致冯浩在面对霸凌者提出的不合理要求时，潜意识的反应也是服从，“完全没有反抗的想法”。

直到离开学校前不久，当冯浩偷钱终于被父母发现后，父母才得知他长期遭受霸凌。父母认为，冯浩之所以难以逃脱霸凌，是因为他自己“知情不报”，没有把问题及时告诉老师和家长。

但冯浩觉得，“知情不报”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当时的自己根本没有办法和父母去正常沟通霸凌的事情。他用“一点就炸”形容母亲的性格，父亲更是难以沟通。他表示，任何事情只要超出了父母的认知范围，这件事情就做得不对。

直到成年后，跟父母沟通对于冯浩而言依旧是难事。他记得，自己第一次买摩托车时没有告诉父母，父母知道了之后反应很激烈，直呼要把车给砸了。冯浩的回应是，砸一台就再买一台。“不这样说，我这辈子都在走路。”

冯浩和张平的困境很有代表性。

作为被霸凌者，他们的困惑在于，他们已经如此痛苦，甚至努力地发出过呼救，为什么周边没有人能够真正地理解并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要真正理解这个问题，纯粹把责任归咎于老师和家长的不重视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对于他们而言，被霸凌者呼救的声音或许是很微弱的。

从客观层面上，就像冯浩指出的那样，霸凌本身具备一定的隐蔽性。《校园欺凌的犯罪学理论分析与防控策略——以我国近3年100件网络新闻报道为研究样本》分析显示，36%的事件发生在校内厕所、宿舍，30%的事件发生在校外巷子、树林、河边等。霸凌大部分发生在校园或校园周围的隐蔽场所。与之相对应的，其发生的时间也常处于常规的课堂时间之外，例如早课之前、午休或晚修之前等等。尤其对于老师来说，关注到这类霸凌事件的难度也有所增加，使得霸凌更加容易成为监管的灰色地带，进一步滋生蔓延。

在主观层面上，孩子们不敢或者不愿把事情告知大人，也是原因之一。

一位学者给出的解释是，孩子有自己的“江湖”。研究中提到，在江湖中，解决问题主要依靠孩子之间的沟通。如果受到了欺凌，应该会有同学帮忙“挡一挡”或向老师求助，而不是被霸凌者自己去开口求助，更不会求老师家长解决“江湖”问题。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校园生活一直对外呈现健康阳光、积极向上的风貌。看似不需要理由就可以存在的井然有序的校园生活以及儿童江湖，都会让被霸凌者在受到霸凌之后，在校园生活的语境里成为被排斥的“他者”，使得自己为受害者身份感到羞耻。这种羞耻阻碍了他们开口。

有些孩子可能根本没有求助的意识。就职于广州市一所公立小学的语文教师兼班主任林晓雨分享了一段自己的童年经历。她小学时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年纪稍大的男孩子，对方拿着刀冲自己比画，让她回去告诉自己的哥哥，要是再惹他，他就不客气了。锋利的刀近在咫尺，林晓雨吓坏了。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但她丝毫没有意识到要回家把事情告诉父母。

“那时（我）还不存在这样的思维方式”，所以现在被欺凌的孩子或许跟当年的她面临一样的困境。林晓雨分析道，这可能要归咎于自我保护相关教育的缺失。

赵新宇觉得，及时开展主题班会课很有必要。“在班会课中，最起码能够让孩子们意识到自己有没有经受校园霸凌，从而及时向家长与老师反馈。”

事实上，就在最近，教育部印发通知，决定从2024年3月25日起，组织开展“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周”主题活动，其中包括校园暴力和欺凌防治的专题教育。

这是一大进步，但如何保证班会课的落实仍是难题。从教三年的中学化学老师兼班主任刘戈告诉南风窗，他们有安排开反霸凌主题的班会课，但实际上，刘戈只花了七八分钟进行单方面介绍，再按要求让学生签署了一份“反校园霸凌承诺书”，“说实话没什么用”。剩下的30多分钟，他用来讲解月考试卷。

据刘戈所知，绝大多数班级的开展情况都是这样的。原因很简单，在这所生源较优的区属龙头中学里，比起发生率较低的欺凌事件，更紧迫的始终是学习。

如何传达欺凌相关的内容也值得思考。南风窗了解到，由于担心负面案例会给学生带来不好的影响，有些学校并不会直接提“欺凌”的字眼，而是用“友善待人、快乐成长”之类的词汇进行正面引导。但这种非直接的表达方式是否真的奏效，仍有待考究。

由于各种限制，老师和家长本身缺乏防治校园霸凌相关的意识和能力。因此常见的情况是：孩子求助了，他们也听不到；听到了，也不知道如何进一步处理。

目前，中小学校在防治校园欺凌方面的制度建设和管理还不够完善，没有建立专门的校园欺凌防治组织，许多老师也没有接受过防治校园欺凌的专门培训。教育部曾在2018年4月发布《防止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指导手册》，提出从预防、发生、应对到善后的应对体系，但目前并未得到大规模应用。

相关工作正在推进。4月26日的全国中小学幼儿园安全工作视频会议，强调面向师生、家长定期开展法治教育、防治学生欺凌专题教育培训，同时强化教育惩戒举措，健全责任追究机制。

中国香港推行的一校一社工制度或许可以作为参考。驻校社工工作职责与工作范畴为协助学校推行个人成长教育、家长及教师支援，以及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辅助性服务。

赵新宇指出，信息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点。他遇到最多的情况，是孩子真的求助过，家长和老师也在能力范围内提供了帮助，但由于沟通上的失误，这种帮助并没有真正满足学生的需要。

在张平和冯浩的故事中，老师对于欺凌事件的处理方式往往是加强监管，或者从“教育改造”的角度进行批评指正；家长虽然后续支持维权，但一度把矛头指向受害者本身。这种行为不仅忽略了欺凌的复杂性，也给被霸凌者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张平和冯浩觉得失望，久而久之也就失去了表达的欲望，事情最终愈演愈烈。

要想及时、准确地辨识出孩子的呼救声，老师和家长必须加深对校园霸凌的了解。根据过往14年的与孩子打交道的经验，林晓雨给出的建议是，只要孩子反映了，或是觉察到孩子情绪不好，哪怕是再小的事情，都应该第一时间进行处理，因为“我们眼中的小事，对学生来说可能就是大事”。

一般来说，孩子在被欺凌后会出现一些信号，例如突然不愿上学、无端的情绪变化、抱怨被同学针对、睡眠出现问题以及身上出现伤痕等。

北京同仁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岳春河在《民生周刊》中曾介绍，每个孩子性格、状态不同，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反应，但总体来说会和以前有明显反差，这些反差状态可能偏负向。尤其是校园霸凌不是短期行为，而是孩子长期、反复处于心灵、身体上遭受打压、贬损、欺负等的状态，它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家长越早发现越好。尤其是留守儿童，一旦出现反常现象，比如撒娇、求助，这时家长一定要非常重视，因为这可能就是他们最后的呼救。

若是伤害已经造成，学校与家长还必须学习如何耐心地陪伴和鼓励受害者走出霸凌的阴影。

在日常生活中，教会孩子自尊自爱和自我保护，并且鼓励孩子建立有益的人际关系。当孩子讲述霸凌情景的时候，家长和学校应该做到冷静地倾听、共情孩子的感受、接纳孩子可能出现的应激状态、安抚孩子的情绪、感谢孩子敢于讲述的勇气。

在赵新宇接触的案例中，有一部分家长与学校把医院当成修理厂，希望医院赶紧把孩子“修”好继续。但心理治疗往往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就算孩子症状好转并回到学校，也会面临大量的问题。譬如恐惧人群、跟不上学校功课、情绪反复等。摆脱阴霾的过程对于孩子而言是漫长而痛苦的，保持关切，切忌浮躁。

冯浩目前正在收集用于起诉霸凌者的证据，他希望在下半年开庭。律师告诉他，他有当年偶然保留的霸凌者敲诈勒索与辱骂自己的消息记录，可以用侵害名誉权的名义向对方提出诉讼。

冯浩告诉南风窗，他已经错过了最佳维权时间。他在媒介平台上了解到，自己这类情况的最佳的维权时间是成年后的前三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88条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

原因是，他那时仍处于“不相信法律”的阶段，且缺乏法律方面的知识储备。

他不想其他人重蹈覆辙。“是否可以告诉正在学校里的孩子，他们有什么样的手段和方法可以维护自己的权益？”冯浩认为，应当加强培养孩子的法律意识。这样，如果真的不幸遭遇欺凌，除去老师和家长的帮助，孩子也会有勇气和能力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不过，目前我国校园霸凌相关法律体系建设还需优化。事实上，我国还没有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来处理校园霸凌行为，只零散地在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中呈现了对校园霸凌行为的约束。

而针对校园霸凌的立法目的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相关规定多以原则性、指导性为主，缺少具体的执行方案和落地措施，存在执行力软弱的问题。

偶然的一次机会，冯浩从摩托车车友那里听说，当年的其中一个霸凌者至今仍然对当年犯下的恶行“沾沾自喜，没有一点后悔”。

冯浩不在意最后是否可以拿到赔偿，“（真的可以赔偿的话）我可能会让他给我赔心理医生的挂号费吧”。冯浩称，他愿意把所有钱都捐到建设反霸凌的相关项目上。

采访结束后的几天，冯浩给南风窗发来了他曾经的初中毕业照。由于提早一年休学，他并没有出现在毕业照上，他说，这是他“一辈子的遗憾”。与之相对应的是，被家长带回的霸凌者和同学老师们出现在了一张毕业照上。

冯浩现在是一位父亲。由于自身有过被霸凌的经历，他对女儿的每个细微的情绪变化都相当敏感。女儿如果从学校回来露出了不开心的表情，他一定会反复追问，你今天怎么了？是不是同学欺负你了？还是你老师对你不友好？“要心平气和地去问孩子，她才不会有心理压力。”

他希望女儿能度过快乐的、没有阴影的童年。

文中配图部分来源于视觉中国，部分来源于网络

本文首发于《南风窗》杂志2024年第10期

编辑 | 向由

排版 | 风间澈

南风窗新媒体 出品

未经授权 禁止转载

关注南风窗，查看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