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作为大学辅导员，陈婷的手机必须24小时开机，即便是假期。每次休息时间手机响，她都要给自己做几秒心理建设，再接起来。
突发事件包括但不限于一位学生打篮球骨折了；一位学生发了一条有轻生倾向的朋友圈，第二天，这位学生轻生未遂进了医院。有时候，问题倒是没那么紧急。比如，辅导员夏夏曾接到大一新生发来的信息：从食堂和教室怎么走到宿舍？宿舍有马蜂窝怎么办？有个学生经常无故翘课，“体育课上到一半人跑了，然后我打电话给她，她就说太累了，不想上了。一学期挂了4、5门。”
夏夏试着与学生沟通，对方说：“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雪花。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这就是我的个性。”
上述事件最后或演变得令人悲伤，或莫名变得幽默。为了将骨折的学生送到医院，陈婷给不同机构打了无数个电话，陪学生医治完返校已经是凌晨了。陈婷、受伤的学生和班长三个人回到学校后，大家都只关心两个同学吃没吃饭，当时陈婷刚毕业不久，虽然理智上知道应该以学生为先，但还是有点委屈，“没有一个人问一下我，我也是出去了一个晚上。”回到住处后，她关上门哭了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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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轻生念头朋友圈的学生是和家长吵架了，陈婷和领导开车去见了她的父母，双方沟通到凌晨一两点。第二天，学生又喝了头孢和酒，她又赶紧去了医院，学生催吐完已经没事，“所有人都在为这个事忙碌，她发泄完情绪又好了，让人觉得很无力。”最后，为了避免类似事情发生，在校方的建议下，学生办理了休学。
在网上，这届大学生被戏谑地称作“脆皮大学生”。陈婷记得，自己读大学时几乎没主动联系过辅导员。大四那年她生病住院，辅导员还是通过她的朋友圈才知道。在当时的她看来，辅导员是一份清闲的工作——她本科的辅导员一边工作一边读博，还怀着孕。
然而，疫情期间入职的陈婷却工作量倍增，每天的工作重心围绕着安排学生做核酸以及统计数据展开。疫情结束后，特殊化的工作也随之结束，但辅导员深度介入学生生活似乎成了默认的规定。
有次，陈婷在社交平台上刷到一条问怎么让辅导员同意换寝室的帖子，评论区的高赞是：你找一个晚上，你就跟辅导员发消息说天台的风好冷好凉，我好想下去，那辅导员就一定会给你换宿舍。这让她很无奈。
清明节放假的前一天，陈婷又和宿管员发生了一场争执。她的学生要赶第二天早上六点多的高铁，宿管员要求出具盖上学院公章的安全承诺书。学生拿着宿管给的模板去找陈婷，“哪有说这么一点小事要给学生盖公章。”她让学生手写一份安全承诺书拿给宿管，宿管才同意放行。
随后，陈婷刷到学生发的一条朋友圈：真的是可笑。“我也不知道她是说我还是说宿管“，陈婷说。
不快乐的大学生
大学辅导员们正在见证着今天的大学生身体和心理上都变得更加脆弱。今年是夏夏工作的第五年，送走了在反复封控中度过大学生活的本科生后，她迎来了高中三年在网课中度过的大一新生。她明显感觉到群体之间的差异性。
上个学期末，她带的205个学生里有超过三十人因支原体或甲流请病假。“不夸张地说，周一到周五基本每天都有人请假，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很多高校会为因身体原因（残障、疾病、受伤）无法参加正常体育课课程的学生设立“保健班”。“这级学生中很胖的学生比19级多很多，去保健班的人很多，每个班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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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高中三年不怎么锻炼，也很少社交，等他们上大学的时候，身体素质就很差。”
在学生的心理健康层面，辅导员要付出更多。据《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显示，在18-24岁人群中间，抑郁风险筛出率是24.1%，高于全国各年龄段平均水平。
夏夏记得，大一开学收上来的170份心理健康评估中，有四十多个学生在“是否有自杀倾向”的选项中选择了“是”。
在谈及导致抑郁的因素时，辅导员们都给出了相同答案：原生家庭。她们接触过的案例中，有抑郁倾向的学生大多来自单亲家庭、在成长过程中父母缺席，又或是另一个极端：父母的管控欲过强。这些学生并不是进入大学才开始抑郁，高中甚至更早就出现症状。老师们觉得自己能做的很有限。
夏夏带的一名学生在校期间出现了“被害妄想症”的症状，会无缘无故地骂老师骂同学，总觉得有人要害她，但家长觉得孩子没多大的问题，不需要休学。后来病情愈发严重，学生办理了一年的休学。重回学校后，肆意骂人的症状没有了，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症状，比如经常走错教室，会在深夜给老师同学发意味不明的信息。
在夏夏看来，学生的状态并不适合复学，“她母亲已经不同意再休学了，她们去做了一个诊断证明，医生的意思就是可以正常（上学），但还是要坚持服药，其实是没有完全好的一个状态。”
另一所高校的辅导员胡越也遇到过类似状况。她有个学生谈到父母时情绪会变得特别激动——双手拍桌子，挠头，哭得特别厉害。“他妈对孩子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呢，就是我以前没有管你，但是现在我要管你。”
学生小时候父母离异，他被寄养在亲戚家长大。上了大学后，学生的母亲为了跟读直接在学校食堂找了份工作。胡越在和他母亲的接触中感受到强烈的控制欲，“比如说她今天没看到儿子来餐厅吃饭，她就会跟我说，我的孩子不好好吃饭，老师你能不能跟他讲让他来吃饭。如果她今天去操场没有看他儿子，她就会说我的小孩为什么不参加体育运动。”
与此同时，她还收到过来自家长各种不合理的要求，其中包括：安排孩子上课坐第一排、要求老师没收手机、阻止孩子谈恋爱。最让她窒息的是有一次一位家长连着给她发了二十多条四五十秒的微信语音。
除了家庭，逐渐内卷的教育环境和课业压力也成为导致学生抑郁的因素之一。王思谈到她带的一个女学生，很上进，但早在初中阶段就觉得自己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绩不太匹配，出现了心理焦虑。学生英语六级没过，她安慰对方，还有好多次机会呢，但对方觉得自己不够好，又陷入了抑郁情绪。
清华大学教授甘阳曾在一次主题为“为什么大学生不快乐“的采访中说：“现在的大学越来越像工厂，院系像生产车间，表面上没有人磨洋工，全都自愿加班加点，就像一个小仓鼠一样。但如果你在工厂干过，天天加班加点的生活是受不了的，这个是I have to，not I want to。（学生）从高中升到大学，大学给他们的惊喜太少，很多学生认为大学仍是高中的延续。”
“我们处在一个成就的本科教育理念和系统下，不是在培养人，而是在培养学习机器，这是大学生不快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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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婷觉得对待已经是成年人的大学生，不该再沿用中学的管理制度，应给与他们更多的自由。她分享了《教育的美丽风险》里一个观点：教育是人与人的相遇，我们应该允许学生在多元化的世界去和他者相遇，”辅导员应该在适当的时候辅助他们，而不是包办一切。”
疲惫的双方
对很多大学生来说，配合辅导员的工作，也已变成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最近，陈婷所在的院校正在推进“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让辅导员搬进学生宿舍楼定期开展思政工作。管理职务的不明确让她感到困惑，“比如我在文学院，但这栋楼里住的不一定是我的学生。对学生来说，他也会很困惑的，到底是听学院的辅导员的？还是听你这个社区的辅导员的？我已经带了三四百个人了，这一栋楼住的学生更多，可能要住上千人了。其他的专业老师、青年教师、党务工作者，他们在一站式学生社区里的职责却不明确，宿管都觉得好像辅导员进来了之后，他们就不需要做工作了。”
除此之外，还有开主题班会的任务考核，一个月从十几场到二十多场不等，同时还要拍照、写简报。如果学生课程安排太满，辅导员很难找出开班会的时间。最终，场面变得十分荒谬：陈婷站在讲台上交代事情，后面的PPT一直在换，班长不停拍照。这样，一场班会就变成了几场。
然而，陈婷的工作量还要更加繁重。刚开学一个多月，她就已失去了周末。她先是参加了学校规定辅导员必须参加的“十佳辅导员”比赛，除了要写四千字以上的材料，还要记住三百多号学生的长相、姓名、籍贯和家庭情况，然后又被抽派到学校承办的省级比赛中负责其他院校老师学生的接待工作，到了周末还要负责考研资格审查的秘书工作。
2017年，教育部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文件中，高校辅导员的工作被划分成九个部分：
思想理论教育和价值引领/党团和班级建设/学风建设/学生日常事务管理/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工作/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校园危机事件应对/职业规划与就业创业指导/理论和实践研究
很难想象什么样的铁人能同时将这九个部分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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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人人艳羡的寒暑假，是放不满的。暑假期间，辅导员要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还要留校整理学生档案以及一部分的招生工作。“可能就放个两个星期左右”，陈婷说。
如此大的工作量，陈婷却没有觉得自己受到过尊重。在高校里，辅导员处于鄙视链的底端，“有时领导交代下来的工作，专业课老师会直接推掉，他们可以不给领导面子，但是我们就不行，我们就不敢，哪怕这些工作它不属于辅导员的工作范围。”
辅导员的薪资和学校性质（民办公办）、工作年限、是否有编制、职称都有关系，我们所联系的辅导员大多数月薪在五六千元左右，只有一位超过一万元。扣除社保后，陈婷每个月的工资底薪是两千出头，完成相应的绩效后会有补贴，“到手不到五千。”她在一座二线城市。
有一次，陈婷在社交网络上刷到学生吐槽“辅导员这个职业是没有必要存在的”，这让她有种挫败感，“觉得好像被否定了所有，但是我心里也会有一个小声音会说，你说的对，就是不要存在了。”
在国外，大学并没有完全与“辅导员”相对应的职业，较为常见的是Personal Tutor（个人导师），主要负责新生入学选课指导以及督促旷课、挂科的学生完成学业，平时大多通过邮件联系，师生之间关系较为松散。
高校辅导员有两种晋升路线，晋职务或是晋职称。晋职务主要是行政管理方向，最高可升至处级。晋职称是在专业技术职称体系中晋升，以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的顺序，在评职称时，发表的论文、参加的辅导员素质能力大赛、指导学生参加比赛等都是重要的评价指标。
天津的辅导员夏夏期待能转去行政岗，那样就不用带学生了。若要晋职称，就意味着在庞杂的工作外，还要抽出时间做课题研究，“如果拿不到结果，那等于就白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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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夏夏来说，疫情期间的工作量翻番是她最痛苦的记忆。2020年初，开学延期，她每天要通过软件定位学生的位置，如果有联系不上的学生，就要不停打电话确定他的位置。2022年，学校要求辅导员搬去学生宿舍楼，每天早上六七点起床安排学生做核酸，挨个敲门发一日三餐。“累的晚上回来就会哭，“她说。
辅导员王思记得有次晚上11点联系一位没有做核酸的同学，后来得知，这位同学的朋友心情不好，她去陪伴朋友了。疲倦占据了大脑，王思没有追问下去。
第二天，王思想起这件事，感到很后悔，她觉得自己应该更关心那位同学的朋友，“但我当时没有细问下去，我满脑子只想着核酸。这件事情让我后怕，我想到了一个词叫劳动异化。”她的语气中充满了自责。
微小的意义感
王思带的是毕业生，就业率也是她的KPI考核之一。学校规定八月底之前毕业生的就业率要达到90%。如果不能完成，相应的奖金就没有。这两年，这个数字变得遥不可及。考研结束后，完成率一下子提到了百分之四十，她稍微松了口气。
为了提升就业率，她帮着法学院的学生优化简历，还陪着去了两场招聘会，她听说，带工科生的同事任务要重得多，“前后带四五十个学生参加招聘会是肯定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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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夏因就业问题被学生投诉过。临近毕业季，辅导员要挨个给学生做思想工作，还要打电话督促。“因为我们催这个就业，（学生）可能觉得烦，就投诉我了”。
陈婷也在社交平台刷到过学生因就业问题抱怨辅导员，她很委屈。任务是一层一层下发的，但在学生眼里，辅导员却成了众矢之的，“他们只看得到一线的工作人员，就直接怪在辅导员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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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的时候，陈婷和夏夏都想过辞职，但有时学生的反馈又让她们觉得能再坚持一阵。
夏夏曾在自己的小红书账号夏夏Roney上写道：我时常在想我们是否能够笃定我们所从事的职业意义，因为只有这种神圣的意义感，才能带领我们走出虚无的泥泞。
从学生送的土特产到通过考试，找到工作后发来的报喜信息，又或是在和学生沟通时感受到的信任感都会为工作带来一点意义感。“你对学生好，学生也会对你好，将心比心，可能也是这份成就感支撑我即将工作第五年吧。”夏夏说。
有次，陈婷参加辅导员比赛，一个曾经跟她闹过别扭的学生特地发消息表达了对她的支持，“他说以后如果还有类似活动一定要告诉他。虽然这个过程没什么戏剧化的情节，但是从学生对我态度的转变，我能感受到教育上说的‘润物细无声’的感觉。”
我们的对话被陈婷领导打来电话中断，又有突发状况，她要去工作了。
我看了一眼时间，22:53。
作者 | 温夕辰 编辑 | 荆欣雨 出品 | 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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