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职考研的人，越来越多了

2月26日考研成绩出分的凌晨，二战群的消息提示开始不断闪烁。大家不聊天，只是不断在接力刷屏“一志愿研究生成功上岸”的表情包，仿佛在进行着一场大型赛博祈福仪式。半夜三点有人在群里发消息说，自己睡不着，立刻有人回复他，“我也是”。

同一天，在另一个集结了已就业学生的微信群里，有人问，“姐妹们对于8月辞职考研有什么看法？”顿时收到几条类似的回复，“别辞！别辞！”“清醒一点，千万别脱产二战！”

官方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至2023年，研究生报考人数曾连续八年上涨，直到2024年才有所回落。而根据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调查报告，截止到2023年，考研生中往届生比例仍然在逐年增加，2023年考生中有48.44%是往届生。

就业还是继续考试，这成为了往届生的一大困局。

二战脱产考研的学生正处于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中。在成绩公布前，他们无数次想象着自己“万一不能上岸”的后路。脱产一年，他们错失了大四直接就业的良好时机，难以招架hr对简历上一年空窗期的拷问，脱产带来的经济负担，也使得他们很难有破釜沉舟再战一年的勇气。

要如何处理对“工作”的态度，是他们最面临的最大问题。

程鸣把二战形容为一场“美丽的陷阱”。

大多数决定二战的学生，总会以“不够努力”来描述自己的第一次考研。应届生的备考时间集中在大四上半学期，他们面临着毕业实习、毕业论文考核和各种招聘信息的干扰。许多人以此为失败的借口，决心再脱产备考一年。

跨专业考研的程鸣也这么想。他把自己一战的失利归结为复习不到位，于是二战他决定在家备考。床边上就是书桌，省去了很多通勤的时间，他信心满满：一定把这些宽裕出来的时间用来学习。

一战去图书馆备考，至少能保证每天学习的时长。而二战在家，刚开始他还能逐字逐句认真翻书做笔记，随着考试时间逼近，他越来越容易分心，“总是会想各种各样的事情，会跟其他人比，然后自我否定”。                                     

同学们要么一战上岸了，在朋友圈晒着令人羡慕的校园生活，要么已经找到了满意的工作，有一笔能养活自己的薪水。只有自己还停留在原地。

学不好怎么办？考不上怎么办？找不到工作怎么办？这些问题总是折磨着他。

他觉得自己的状态不像一战那般纯粹了，这种焦躁不安从四面八方袭来。有时候明明白天学完自我感觉良好，但好心情会突然在“听到某一句什么话，刷到某个短视频的一个瞬间崩掉，陷入自我怀疑，怀疑自己的苦苦坚持到底还有没有意义。”

压力一大，就想给自己放假。床在桌子旁边，一不小心很容易就爬上床睡得昏天黑地。醒来又懊悔，逼迫自己再多学，陷入压力更大的死循环。程鸣心里紧绷的弦，直到二战成绩出来那天才彻底绝望地断掉。

“你以为二战脱产备考就能怎么样呢？你以为不工作读了研就能怎么样呢？其实很相似的，二者都是那种幸福的陷阱，根本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除了自身情绪无法预估之外，其他的不确定性也让许多二战考生苦不堪言。

二本学校毕业的晓雅决心在家二战，想着在家人的支持下可以衣食无忧专心学习。但没多久，父亲伤到了腿，母亲忙于回乡下照顾卧病在床的老人，无法兼顾家中事务。作为家中唯一的孩子，晓雅不得不花时间陪父亲到医院看病，买菜做饭，忍受父母之间无畏的争吵。

一边是家庭变故，一边是学习时间锐减，她压力大到内分泌失调，整夜睡不着觉。

她仍寄希望于专业课的成绩提升，但等到12月份上了考场，打开卷子浏览了一遍她就知道，“坏了”。

试卷的题型非常陌生，和去年考的完全不同，有一些内容甚至连见都没见过。她硬着头皮写，心也越来越往下沉，越来越没底。后来她才知道，今年的好几道题都超出了院校规定的初试考纲范围，涉及了复试参考书目中的内容，而她完全没有复习到。

两年来的所有辛苦和努力，就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内，以如此意料之外的方式被否定了。

像程鸣和晓雅这样的人不在少数。在做下“脱产二战”的决定时，人们往往想象的都是在时间和物质富足的环境中，不懈努力最终上岸的完美结局。但他们往往高估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几率，未曾想过所要面对的巨大压力和风险。

同样被高估的还有受国家认可的“第二学士学位”。一条高赞的小红书的经验帖介绍称，第二学士学位学制为2年，相当于重新回到大学读另一个专业的本科，二战、三战备考的学生能借此花相对低廉的学费，享受校内资源来专心备考，万一考不上研，读完第二学历又能成为应届生出来就业，于是这成为了一些跨考学生的保底选择。

但同样的，很多时候它只是看起来美丽。上课时间太密集挤占考研复习时间、同年整个专业只有自己一个人、私企国企招聘时存在隐性歧视……在被推上关注的焦点后，“过来人”们也开始像建议“不要脱产二战”那样劝大家“避雷第二学位”。

考研笔试在12月份就已结束，在出分前漫长的两个月里，有许多二战学生选择逼迫自己“做点什么，来掩饰自己内心的焦虑和空虚”。大脑疲惫了两年，简单重复的体力活成为了他们的选择。

连续考了两年研的陈薇，梦想着成为一名老师。二战她单枪匹马作战了一年，朋友们都在手机遥远的另一端。出分前，她迫切地想找一个临时的体力活，“不想动脑子”，但“想跟人交流，想交朋友。”

她找了附近的一家奶茶店兼职，一天工作9个小时，除了中间留半小时吃饭，其余时间都要站着。埋头苦学端坐了两年的身体适应不过来了，前三天她实在太累了，回到家倒头就睡，第二天一早醒来“身体每个地方都很痛，就像是被人狠狠打了一顿”。

社交媒体上还有许多和陈薇一样在奶茶店、咖啡店“打工”的二战学生，他们吐槽兼职工资低、久站太辛苦，“崩溃，好想辞职”。

不过，这些都能忍受——比起研究生考试带来的打击，比起被亲戚说闲话问成绩，比起脑子里的胡思乱想，“摇奶茶起码稳定，不焦虑，不会觉得自己活得怎么这么失败”。

奶茶制作没有想象中有趣——陈薇所在的奶茶店省去了“摇奶茶”这个步骤，自动化的机器运作替代了勾兑的过程，她只需要在机器旁重复着贴码扫码，或是加冰去冰。枯燥，乏味，人嵌入机器中成为工业流水线的一环。

陈薇还是更喜欢到前台去帮忙，有中年人不懂如何扫码下单，她会手把手教对方操作领券，选奶茶的甜度。她感觉整个人都活跃了起来，能帮助到别人，这是她最开心的时刻。

陈薇后知后觉地发现，这和她想要考研当老师的想法竟然是契合的，“怎么教给学生，让他能够理解到我能理解的东西”。在奶茶店的兼职中，“成为一名教师”这个考研目标，反而愈发坚定。她从来没有如此渴望一个“上岸”的结果。

同样选择找兼职过渡的涂途，则完全不想从事餐饮业，“太累了”。她对兼职的定位是“让自己不疲劳地平稳度过这个时期”，例如收银或销售之类的工作。“轻松一些，能锻炼交际能力。”

最后涂途入职了一家酒店，被安排去做礼宾。这份工作确实轻松，除了在酒店前台引领一下客人，帮客人登记行李，其余一半的时间都可以偷偷摸鱼。涂途笑称：“如果我没考上本科，学历比较低，肯定会觉得这工作挺好的，我都心动了。”

但她知道自己不会停留在这里。过渡性的兼职，对于像涂途这样的二战学生来说，只不过一块“试验田”，是他们第一次尝试接触社会的地方。它不像正式工作那么紧张严肃，又能让人直面内心对于“走出象牙塔”“步入职场”的恐惧。

涂途承认，考研是为了提升学历，但还是有一部分原因是“就业恐惧”，或者说，对于未知的恐惧。她说自己“之前会把职场想的更加危险，但是兼职后发现实际并没有。”

面试她的酒店男领班，比自己还要小一岁。同住宿舍的，还有一些技校过来的的实习生，平均年龄也就是17、18岁。涂途发现，工作中遇到的大多数人并不在意谁的学历是大专还是硕士，只会关心工作能力和事情的完成度。“在真正开始做事情的时候，学历不是第一优先的事情。”

一战结束那天涂途感觉自己解脱了，而二战结束时，她只觉得茫然和不安。“我会想到如果二战还不成功，这对我来说会是一个更大的问题，积压在我心里。”但二战后的这份兼职让她觉得，工作其实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

根据麦可思研究院的调研结果，本科生三年内顺利上岸的成功率由2016届的48.2%下降到了2019届的41.5%。许多“脱产备考”者，最终还是不得不直接进入就业的赛道中。

成绩出来后，程鸣决定就此止损，开始找工作。当初选择跨考正是因为对本科专业缺乏兴趣，他索性将求职目标瞄准二战专业的工作岗位，抱着“能够上哪个先上哪个”的态度，一边也尝试让熟人内推，一边在各种招聘软件上广撒网。

直到有老师推荐他去一家媒体面试，他抱了很大希望，却没想到面试官觉得他的资质不够，当面拒绝了他，这让他感到十分尴尬与挫败。

他最终艰难拿到了一家咨询公司的工作机会，但公司效益不太好，没多久他又被迫换了新的工作，职业生涯起步得非常坎坷。

直到程鸣再次离职，有一份新的工作机会找了上来，内容介于医疗和科技之间的某个狭窄的领域，是他完全没接触过的。这对他来说，困难重重。

作为编辑的他需要对内容有自己的理解和产出，于是程鸣又进入到了疯狂查资料、做笔记的密集学习状态中，他直言这并不比考研容易。

与程鸣同年考研上了岸的同学们，现在也到了毕业求职的关头，“他们一开始觉得就业环境差，不想去就业，就去考研，升学，逃避就业。”而现在，他们开始羡慕起程鸣当时直接就业，能拿到一笔还不错的薪水。

同样脱产二战失败的妙妙没有向HR隐瞒自己二战空窗期的事实，因为“撒一个谎言就要用更多谎言来弥补，所以主打一个真诚，实话实说。”她被挂掉了许多场面试，在历经乱七八糟的失败之后，一家媒体着急要人，才让她终于拿到了offer。

直到进了工作单位，她才发现，周围的同事学历都很高，大多都毕业于中传一类的名校。而她只是一名普一本的学生，还是考了两次研都失败的那种。

刚工作的半年她每天都很紧张，但还是仗着胆子大，跟在年资更高的同事后面虚心请教。“什么不都不懂的情况下，我可能还算是比较敢做的那种人。”

这份勇气和努力也很快让她在职场中成长起来。半年后她被调动到总公司，开始做编辑。她开始能够一个人跑发布会，坐在会务现场戴着耳机拿着笔记本，距离发言人不到十米的距离。入职第一年，她参与的栏目就获得了中国新闻奖，一个行业内的最高荣誉。

她感慨，“如果用当时二战失败的心态来看，我那时候绝对不会想象自己能有这么一天。”

澎湃新闻通过探究北京地区114万份招聘贴发现，工作3年的本科生与应届研究生的工资水平差异，后者初入职场能拿到的平均最低月薪为13218元，比工作3年的本科生仅高出441元。部分非技术职位，如媒体创意、市场营销、教育培训，深造3年后的工资甚至不如当时直接就业的同学。 

如若加上二战、三战所耗费的年数，在职业生涯的初期，提升学历的性价比并不一定理想。

但“二战失败，选择就业”，也不意味着就此与“研究生学历”告别。

“学历”仍然是社会的重要评判标准之一，抛开研究生头衔带来的光环外，对很多人来说，读研也意味着学习更多的技能，开阔眼界，获得更多涨薪评级的可能，最重要的是，研究生身份也能带来更多转换方向的机会，乃至能改变人生的境遇。

放眼海外，“三十多岁才发现人生志业，重返校园读研”的现象十分普遍，而国内也有越来越多院校开设非全日制专业，暗示着“工作”和“读研”二者并非不可调和。

程鸣明白自己不会再为了考研辞掉工资，“学历最终还是服务于工作，现在的就业环境其实不太好，肯定要先解决生存问题。”但他反过来觉得，一旦过了工作的摸索期，学历也会成为决定个人竞争力的门槛。他的老板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领导是武汉大学的本硕，他们的专业能力仍然是程鸣望尘莫及的。他已经做好了再考一个非全日制研究生的计划。

跑了两年发布会的妙妙，也在25岁生日那天做了个破天荒的决定——考北大。两年的磨砺，让她从“清澈且愚蠢”的大学生成长为可以独当一面的记者，也同样让她掉入工作的瓶颈期。面对职业倦怠，她在犹豫，是要跳槽到其他的媒体，还是去考研。

那天晚上，妙妙和朋友一起喝了点酒，酒精很快上头，她隐约觉得内心里好像对读研仍然有一点执念。“如果你真的想再试试的话，就赶紧趁早。”她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她想考北大。“如果真的能去的话，它可能不只是知识的问题。”

这个略显疯狂的念头就此生根，她立马买了书籍和网课开始偷偷备考。二战时妙妙曾经暴增20斤，三战她的心态反而松弛了许多。工作给了她很大的底气，“能考上就读书，不能考上那就换个工作，都可以”。

学历仍然是重要的吗？是的。妙妙这么回答。此刻的她，正漫步在北大的校园中。研一的大半年时间里，出门偶遇韦神，听戴锦华老师讲课，到其他高校当助讲嘉宾，妙妙感受到了自己的认知领域和交际圈都在不断扩大。

北大的选修课是不分专业院系的，她和北大本科的学生，其他专业的学生，甚至博士生一起上课。“我确实感觉到了世界的参差，世界上厉害的人原来那么厉害。”

但这似乎又让她感到“祛魅”，因为厉害的人，其实也漫步在她的周围，大家也都是正常地生活在社会里，滑冰时一样在未名湖冰场上摔得四仰八叉。

虽然读的是非全日制的专业，但出于课业强度和压力，妙妙辞掉了原来的工作。一段时间的适应期过后，她也慢慢调整，重新尝试投简历找工作。

和二战失败的众多考生一样，她和他们，最终仍然要扎入到就业的浪潮里。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文中配图来源于网络

编辑 | 苏米

值班编辑 | 张来

排版 | 风间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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