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迹 · 用文化给生活另一种可能
主讲：赛艇队长
策划：赛艇队长
责编：马戏团长
全文约2600字 阅读需要8分钟
今人评价民国，似乎它在建立之初在革命党人的栽培下，这些新兴国家有着勃勃生机，只是1913年袁世凯逆潮流而动开启北洋时代，才让民国变得乌烟瘴气。实际上1912年出现的张振武案，就已经为后来那些悲剧埋下了伏笔。
◇ 油画作品《武昌起义》
时间倒回到1911年武昌起义，由于武昌起义不是有备而来，而是乱打的，谋划起义的蒋翊武、孙武等人全都逃匿在外不知所踪，起义军一时群龙无首。同时从起义到现在湖广总督瑞澄、第八镇统制张彪等人都已经逃跑，还留在武昌城内的最高长官就只有21混成协协统黎元洪，大家推举黎元洪为湖北都督组建军政府，而黎元洪刚开始却推辞不就。
于是张振武作为新军革命党中的一员见状，就对众人说：黎元洪既然不肯赞成革命，又不受同志抬举，不如将他斩首示众，以扬革命军声威，令清廷胆落！此后，虽然黎元洪接受都督职位，并任命张振武为军政部副部长，但张振武这段话却令两人结怨。
◇ 张振武
张振武是策动起义的重要角色，对创建民国居功至伟，然而他却是个太任性的人，锋芒毕露，被黎元洪视为心腹大患。在武昌起义后，张振武经常亲临前线，巡视战况。凡有军队自武昌开拔，都先到都督府集合，请张副部长训话，俨然是把黎元洪当成了汉献帝而自比曹丞相。
有人劝张振武要尊重名义上的一把手，可张振武不仅不听，甚至还甚至当众呵斥黎元洪说：“要不是我们把你拉出来，你哪里有今天？”同时自行组织了一支卫队，配一色短枪，他走到哪里，卫队就跟到哪里，即使去见黎元洪也不例外。黎元洪心里虽然恼怒，但慑于张振武的枪杆子，也只能敢怒而不敢言。
◇ 担任湖北都督时期的黎元洪
此后的一件小事可以说让两人彻底决裂，1911年年末，湖北新军与冯国璋率领的北洋军交战正酣，张振武奉命带着他的护卫队前去上海采办枪支弹药，等到武器发回武汉以后，黎元洪发现这些枪都是些残次品，要么枪管上锈没法用，要么子弹刺刀不配套，若发配给战士们，上了战场那与活靶子无异。于是，黎元洪要求张振武采办枪支后，要带回武汉验货，才能付款。
这意味着张振武要先行垫付资金，也表示黎元洪怀疑他侵吞公款，有腐败之嫌。作为老革命的张振武认为这是黎元洪恶意中伤自己，恰好山东烟台也有革命军发动起义，张振武一怒之下将已购的枪支转手倒卖给了烟台的革命军。黎元洪没有写日记的习惯，我们没办法借此观察他的心路历程，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此时的黎元洪已经对张振武动了杀心。
◇ 湖北武昌鄂军都督府
时间到了1912年，随着清帝退位袁世凯当上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袁世凯下令请革命元勋们进京封赏，给他们类似于高级顾问等虚职。大部分革命者都欣然接受，毕竟革命无非是为了名利二字，现在名利有了又落个清闲，何乐而不为呢？不过张振武还有一番干事业的雄心，坚决反对这项任命，堂堂革命元勋，仅仅是当个顾问吗? 非要给自己要个实职，而袁世凯做的更绝，封张振武当蒙古屯垦使，在蒙古屯田戍边也能成一方诸侯，不过没有经费没有士兵，自己想办法吧。
眼看自己当的是空头司令，一气之下张振武决定离京返汉。回到武汉后，张振武要在汉口设立屯垦事务所，屡次向黎元洪索要经费，网罗被裁撤的军官建立将校团。黎元洪好不容易才送走了张振武，现在看他又回来了，不仅回来了还招兵买马，顿有芒刺在背的寒意，于是“黎菩萨”也摘下了他老好人的面具，他再次派人劝张进京，并主动赞助4000元旅资，并说：对于张君可抚心自问，并无一些相待不好之心。
张振武毕竟只是个低级军官，对于高层的政治权斗十分不敏感，面对黎元洪超乎寻常的热情他浑然不觉，兴高采烈的带着十余名亲信直奔北京。
◇ 袁世凯
1912年8月11日，张振武抵达北京的第二天，黎元洪致电袁世凯，以结党、贪污为由，要求处决张振武和将校团团长方维。同时还假惺惺的说自己“抚驭无才，致起义健儿变为罪首”，请给处分。 黎元洪这一套政治手腕糊弄张振武还行，但对于修炼了几十年的袁世凯来说，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8月15日晚，张振武在结束宴席后被抓捕送进军法处，几个小时后军法处处长，冯玉祥的妻舅陆建章就以破坏共和罪将张振武处决，临刑前张振武询问究竟违反了哪条法律，能否开庭审理，陆建章的回：“上级的命令，我只负责执行”。紧接着8月16日凌晨，张振武，方维二人被秘密处决。
张振武死后，全国舆论哗然，就在大家都批判袁世凯时，老袁却突然拿出来黎元洪给他的密电，表示这次行动是“遵副总统照办理”。黎元洪对这件事无法抵赖，本来是想借刀杀人，但没想到袁世凯居然将计就计，无奈之下只好事后诸葛亮，列出十几条张振武模棱两可的罪名，比如贪污受贿，密谋叛乱，私设公堂，有纳妾等生活作风问题，百般解释自己是迫不得已才挥泪斩马谡。除了表示自责外，黎元洪还主持了张振武的追悼会，手书挽联 “为国家缔造艰难，功首罪魁，后世自有定论；幸天地鉴临上下，私情公谊，此心不负故人。”
◇ 1912年，黎元洪与孙中山在武昌合影
不过无论怎么补救，张振武被杀后，黎元洪与革命党的关系可谓降到冰点，革命团体的报刊《震旦民报》对黎元洪极尽丑化之能事，并编出了“武昌起义黎大总统躲进小妾床下“的桥段，以纪实手法连载了《床下英雄传》，至今广为流传。
黎元洪虽然对张振武心狠手辣，却对此糟践自己声誉的行为选择了宽容，没下令封报馆抓编辑，到体现出了他“黎菩萨”的一面。可武汉其他密谋推翻他的革命团体，黎元洪可是无法应对了，1913年二次革命，面对省内汹涌的革命势力，黎元洪选择向袁世凯求援，借此机会，袁世凯不仅控制住了湖北的局面，也控制住了黎元洪本人，在北洋军的胁迫下，黎元洪只得踏上去北京的列车，端坐在瀛台当他的副总统。
除了残酷的政治斗争，张振武之死更让所有对民国抱有希望的人感到彻底失望，《民立报》指出：“共和国家全赖法治，惟法律乃能生杀人，命令不能生杀人。惟司法官乃能执法律以生杀人，大总统不能出命令以生杀人。今以民国首功之人，大总统、副总统乃口衔刑宪，意为生杀。” 《亚细亚日报》更是毫不留情的评价说，“当前清专制之时，汪兆铭谋刺摄政王，事发之后，搜得铁瓮累累，证据如山，审判之结果，犹仅予以监禁。萍乡之役，胡瑛、朱子龙、刘家运回应于武昌，事发被系，亦仅予以监禁十年。”所谓民主共和，总要尊重最基本的法治精神，腐朽没落的大清对革命党尚能依法处理，尽力宽容，到民国时代居然随意判罚，任意诛杀。
以至于后来出现“宋教仁遇刺案”“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也不足为奇，因为民国所推崇的民主与共和，自由与法治，早在民国元年的张振武案就已经被破坏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