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佳琦 |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今年过年，我一如既往跟着母亲和姨妈回到姥姥姥爷家里拜年。晋北农村的住房一般有两道门，第一道门隔开了户内与户外，第二道门隔开了家内与家外，往年只要我们一进第一道门，姥姥姥爷便能听到动静，连忙打开家门迎我们进家。但今年，我们一行人已经走到了第二道门口，都不曾见到两位老人的身影，我推开门，看到姥姥在家里忙前忙后，等我走到她面前她才发现我们已经进门了。姥姥耳背已经有五六年了，但今年我感觉到她的听力尤其差，需要大声喊她才能听清，整个人也伴随听力衰退显得呆滞了一些。而姥爷正在里屋挂吊瓶，看到我们进门，高兴的同时又有些落寞，嘴上说着“不争气啊，临过年又感冒了”。
我们每年回老家，都会带一些“稀罕”食物给老人吃，不论递给姥爷什么，他都连忙摆手说自己不爱吃，如果我们硬是要给，他还会因此发脾气，这时姥姥就会说姥爷是“倔驴”。我小的时候不理解姥爷的行为，慢慢长大以后才明白，姥爷并不是不爱吃，甚至很多食物他都没有吃过，他的倔强是为了能把好东西留给其他人，对家人如此，对外人也是如此。这就是我的姥爷，他沉稳内敛，不善言谈，他的一生都在为他人着想，宁愿委屈自己也不想麻烦别人。就是这样一个处处为他人着想的老人，今年当着全家人的面说“再活两年就不活了”。说这句话的起因是母亲给姥爷一次性买了两双新鞋，姥爷觉得花钱硬让母亲退一双回去，但母亲觉得两双都合适不愿意退，姥爷便说“我穿不了那么多鞋，我再活两年就不活了，一双够穿了”。
姥爷今年七十四岁，在农村比他年长的老人并不少。姥爷和姥姥两个人一共种着两亩黄花菜，十三亩玉米，每年能收入两三万。黄花菜种植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工，尤其是在采摘环节，连续一个月每天凌晨三点开始采摘，早上九点采摘完毕，所有的黄花菜都需要人工从地里背到三轮车上，随着姥姥姥爷的年龄增长，虽然只种了两亩，但仅靠两个老人难以完成，因此每年夏天母亲、姨妈、舅舅都会参与到采摘环节中。从两三年前开始，大年初二必定会出现子女们劝两个老人不种黄花菜的一幕，但老人舍不得黄花菜的收入，硬是坚持要种，尤其是姥爷，早早买好了地膜与子女们“抗议”。而今年，只有姥姥还坚持要种，姥爷则是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
从努力谋生，到等待死亡，如此剧烈的转变在姥爷身上毫无预兆的发生了，这引发我思考，在农村中高龄老人眼中，生与死意味着什么。
生的动力：为他人而活
我记忆中的姥爷是个勤快人。姥姥家要靠炉子取暖，我记得小的时候冬天在姥姥家睡觉，为了不让炉子熄灭，凌晨时分姥爷便起来坐在炉子旁看火加炭，我每次睡眼朦胧看到地上有一个“红色的点”，那是姥爷在炉子旁抽烟，我就知道，早上起来一定还是暖烘烘的，我还记得，每年到了采摘黄花菜的季节，姥爷一定是最早起来的人，收拾好一切，坐在三轮车上点根烟，等着剩下的人出发。
我记忆中的姥爷是个有趣的长辈。姥爷有空的时候，喜欢去邻居家打麻将，两毛钱的胡姥爷一下午能赢十几二十块，基本从未输过，过年的时候，姥爷还亲自“上阵”教我们这些小孩如何记牌和出牌。
我记忆中的姥爷是个操心的父亲。还记得母亲刚考了驾照的那几年，姥爷坚决不让母亲开车来看他，只要母亲开车，他早早就在村口等着母亲来，平时话不多的他，在叮嘱母亲开车小心的事情上，总是絮絮叨叨个没完。
我记忆中的姥爷是个孝顺的儿子。祖奶奶（姥爷的母亲）有七个孩子，姥爷排行老二，祖奶奶生前由七个孩子轮养，她最喜欢待在姥爷家，姥爷心细，能够注意到祖奶奶的需要，每天想着法让姥姥做好吃的，隔几天还喊姨妈过来帮祖奶奶洗澡，祖奶奶每年轮在姥爷家的这两个月，都能吃胖个几斤。
为家庭生计，为子女幸福，为父母尽孝，姥爷的一生都在为他人而活，他人的感受是姥爷生活的动力。
等待死亡：无处安放的自我
中国人对死亡的崇敬，演绎成为日常生活中对死亡的忌讳，认为谈论死亡是不吉利的，在言语上表现为运用老了、走了、没了等代替对“死亡”的直接陈述，这一点在老一辈人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当姥爷淡然地说出“不活了”，可见他的心态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生的意义慢慢消逝，死亡不再是令人畏惧的事情，而成为等待中，且即将面对的事实。
姥爷的转变来自于对死亡的感知和对生命的无力。
首先，身体的衰败。姥爷年轻的时候得过肺结核，肺部一直有些问题，上年纪之后表现为小感冒不断，只要感冒十天半个月都好不了，这么多年姥爷早已习惯了自己身体的小毛病。去年，姥爷竟然一整个冬天都没有感冒，但就在年前几天，姥爷还是感冒了，原本要高高兴兴过年了，但自己的身体不争气，不能帮姥姥干活，还要让子女看到自己病怏怏的样子。除了身体变差，姥爷的牙口也软了，凡是硬一点的东西都吃不了。当老年人的身体开始衰败时，他们的直观感受是自己越来越不中用，总有一天会成为子女的负担，不如不活。
其次，心理的孤独。老年人年龄的增长推动家庭作出新的抉择，进入到新的阶段，有些老人被子女接进城里照顾，也有些老人被送去了养老院，还有些老人仍在拼命挣钱为了留够养老钱，家家户户的情况变得复杂起来，“不去串门”成为农村老人的共识。此外，家庭内部的情感互动也在逐渐减弱，还记得我小的时候，一放暑假就跑到姥姥家玩，但现在的孩子在教育竞争的裹挟下，寒暑假早已被补习班填满，也只有逢年过节才会回到农村看望老人。社会交往和家庭互动的收缩加剧了老人内心的孤独感。
最后，责任完成后的空虚。去年秋天，祖奶奶去世了。祖奶奶生命最后的时光是在姥爷家度过的，祖奶奶去世前一晚，姥爷一整晚都没有睡觉，摸着母亲的手，直到没有温度。祖奶奶活了97岁，是村子里年龄最大的老人，祖奶奶在世时，姥爷的精神状态让我从来没有意识到姥爷已经七十多岁了，但今年回家，我明显感受到姥爷老了。姥姥喜欢吐槽姥爷，往年姥爷听见都会跟姥姥斗几句嘴，今年子女和姥姥在里屋聊天，姥爷就坐在堂屋抽烟，一言不发。送走祖奶奶后，姥爷的责任基本算是完成了，开春姥爷还是要种地，不为挣钱，只为有点事做。
老年人的生死观
在子女们看来，老年人没有大病便意味着健康长寿，但在老年人看来，生与死并不完全是生理性的概念，从生命的无意义开始，他们便开启了对死亡的感知。医疗技术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使得长寿老人的比重大大增加，这些老人早已完成了自己的人生任务，在家庭中获得了生命价值的圆满体验，但生理性的寿命延长使他们不得不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等待死亡来临是很多农村老人的真实写照，如何能让中高龄老人在家庭之外有所为、有所乐、有所寄托，延续他们生的动力，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