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部农村调研，收集了一些村级产业经营的案例，以观察农村产业发展的总体趋向、影响产业发展的因素，以及产业发展的影响。在本文中，所谓失败的产业，即因无利可图，经营者已经撤资和停止经营的产业。而成功的产业，即有利可图，能够维持运转并不断扩大再生产的产业。当然，失败或走向衰败的产业可能曾经是成功的产业，成功的产业也曾经濒临失败。
一、纯粹的失败产业
案例1：J村的猕猴桃产业
发展时间为2016-2022年。按照每亩每年500元的价格，流转了基本农田450亩，涉及100多户村民。这500元土地流转费中，450元分给承包相应地块的村民，50元成为村集体收入。老板来自武汉其他地区，是市里的老领导引进过来的，天风证券下属的农业公司。村集体以土地入股，老板请人来管理。用工多的季节，可以达到几十人。雇用劳动力，老板每年要投入十几万。村集体为老板建猕猴桃种植园，花费90多万，其中60万来自扶贫项目，30万来自驻村的扶贫工作队队员所在单位（对口帮扶）。
J村的村支书说，种植猕猴桃并不容易，既怕旱，又怕涝。好不容易挂果了，然而种出的猕猴桃虽然很甜，是红心的，但品相不好，个头太小，以至于种了几年都没有收益。天风证券每年进行投入，但没有产出，最后老板放弃了经营，将土地退回了村民。现在，猕猴桃树相当于分给了承包相应土地的村民，一些较勤快的村民自己还会去管理，退还给其他外出务工村民的土地则相当于抛荒。挂果后村民自己去摘给自己吃，因为也卖不出去。一些土地承包户要求村集体负责复原土地，村集体只有计划分阶段实施。
至于猕猴桃产业发展失败的原因，J村的村支书总结为三点：一是管理问题，比如劳动力的监督问题，以及养牛户与猕猴桃种植之间的“扯皮”；二是技术问题；三是销路问题。
有意思的是，虽然猕猴桃产业失败了，但还不能公开承认失败。毕竟当初发展的时候，产业是退休的市政府副市长引进的，也曾经大张旗鼓宣传过。因此，村集体还必须维持一部分猕猴桃园的现状，以应对上面的检查。[待进一步调查]
案例2：J村的苗木基地产业
与案例1是同一个老板，按照每亩每年500元的价格，流转了基本农田50亩，以每棵200元的价格买进20000棵美国红枫。苗木基地负责为美国红枫打药、管水。然后以每棵500元的价格卖到城市作景观树。
但是，由于干旱和虫害，枫树死了很多，后来也没有卖出去多少。最后老板也放弃了这一产业的经营，同时也停止了支付土地流转金。
案例3：J村的日本甜柿子产业
与案例1是同一个老板。在他流转的450亩土地里，还有一些地块种的是日本甜柿子。这种柿子比普通的柿子小一些，青的时候就可以吃。
但是经营失败的原因在于：一是管护问题。和猕猴桃种植一样，种植柿子也会遭遇养牛户的干扰。该村农户养殖了100多头牛，以卖牛为生。二是销路问题。据J村的村支书说，当地本来就生长了很多本土柿子，本地人不怎么喜欢吃柿子，市场需求少。在20世纪80-90年代，村民纷纷种柿子，主要是以摊贩经营的方式卖到武汉市主城区，那时候也没有城管进行管理。现在就不让摊贩进城了，只能进水果店卖，但也少有人买。因此，柿子林如今也处于抛荒状态。
案例4：Y村油茶产业
2002-2003年，Y村是油茶产业的试点村，由政府号召承包户自己种油茶，一共种植了800-900亩。当时全村230户，有180-190户都种植了油茶。通过种油茶，村民刚开始还可以获得每年每亩300-400元的退耕还林补贴。后来补贴的数额下降到60-80元，最后不再有补贴。
但是Y村的土地并不适合发展油茶产业。油茶适合生长在含砂量高、含石头的土质上。但该村土壤过于肥沃，导致油茶出现疯长现象，只长树，不挂果。由于茶籽果实少，产量小，村民又缺少技术，油茶产业没有为村民和村集体带来任何效益。然而，油茶却被林业部门保护起来，不让砍。这导致村民和村集体无法选择更换种植品种。种植油茶的土地功能被锁定，对于村民和村集体而言，其价值与抛荒无异。
二、纯粹的成功产业
案例5：8个脱贫村的光伏发电产业
5.1 J村的光伏发电产业
J村的光伏发电产业，资金来自2018年的扶贫项目，驻村帮扶的武昌区政府也给了100多万元。光伏发电占地1000多平米，村集体请专业公司管理，并按每年7000-8000元的价格向其支付管理费。每年村集体可以获得收益12万元。
5.2 W村的光伏发电产业
扶贫资金投入100多万，驻村单位给一部分。2017年入网，每度电1.1元。视天气情况，每年可获得收入12-14万元。
三、曾濒临失败的成功产业
案例6：Y村蓝莓产业
蓝莓园的朱老板（女）是新洲阳逻人。在进入蓝莓产业前，她从事了16年珠宝生意。之所以放弃珠宝行业，是因为在政府还没有开展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之前，珠宝生意多多少少与黑恶势力有所交涉，经常遇到扯皮的事情，“心情不好”。而进入蓝莓产业，则是“误打误撞”。朱老板当时想选择卖新奇一点的东西，而蓝莓在当时属于新兴产业，在武汉没有卖的，大部分武汉人都不知道蓝莓是什么东西。
朱老板说，蓝莓是水果中最难种、最娇气的品种。2013年，她在网上查武汉是否适合种植蓝莓，后来发现鄂州有一家种蓝莓的，老板是南京人。她就亲自走访去看，并下定决心“越不好种，我就越去种”。在黄冈， 她遇到一位老领导，兼任湖北蓝莓协会会长，这位会长亲自教她如何种蓝莓。
2014年，朱老板在Y村注册成立了“蓝色果香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注册资金2000万。之所以在Y村落地，据说与Y村的前任女书记的积极引进分不开。
最开始，她投入了1000多万，种了400多亩蓝莓，把经营珠宝赚的钱全都投进去了。后来通过借钱等手段东拼西凑，投了2000多万，将面积扩大到800多亩（蓝莓种植500亩）。由于觉得只种蓝莓品种太单一，2018年开始增加桑葚种植，2020年又进一步增加了梨子种植。现如今，朱老板已成为第五、第六届人大代表，蓝莓园已经打造出“蓝色果香”的品牌，发展成为X蓝莓产业基地示范点，是武汉市区域范围内规模最大、获得“绿色食品”证书最多的蓝莓基地，其成本至今已投入3000多万元，平均每年都要投入几百万。
那么，蓝莓园的经营状况究竟如何？
首先看经营成本。一是土地流转费。每年的土地租金为每亩400元。
二是管理过程中的产量损耗。蓝莓生长怕经风雨，具有刮风落果的特性，落果若不及时清理，在土壤中霉烂，就会影响树上的果子。据朱老板介绍，蓝莓园可产30-40万斤。不过据Y村书记反映，500亩蓝莓园中如今只有200亩挂果，其余的不是被冻死，就是被旱死，存活率不高。一旦蓝莓树死亡，又得重栽，要再等2-3年后才能挂果。
为了尽量减少产量损耗，朱老板每年购买10万的农业保险，平均每亩投保98元，由保险公司来评定损失。
三是农资成本。土壤和肥料要从吉林拖过来，请的是东北的车。每次运输农资，需要请上百辆车，每车的运输成本都在20000元左右。此外是一些固定成本投入，比如选果和打包设备，价值114万。当然，相当一部分基础设施的成本投入并不完全由朱老板承担：沟渠干路由村集体投钱，村集体扶贫项目投入了几十万；从县道通往蓝莓园的1000米沥青路，造价100万全部出自政府的乡村振兴衔接资金。
四是人工成本。为了除草施肥、及时清理落果、及时采摘成熟的果实，朱老板每年都要花费50-80万元请人工，这还是每年朱老板都动员其侄子、哥哥等家庭成员以节省劳动力成本的情况下花费的数额。在平时，蓝莓园一般需要劳动力20人左右，工钱每天60元，劳动力每月可以获得收入2000-3000元。采摘期通常从5月初到6月底，蓝莓园用工高峰时需要300-400人，工钱每天100元左右。同时实行计件工资制，每采摘1斤可获得工资1.2元。朱老板说，短工也不好请人，因为大部分劳动力都想长期做。
在笔者访谈朱老板的当天上午（2023年6月13日），当地下了暴雨。朱老板刚刚用大巴车拖了40多人从潘塘街而来，计划雇他们采摘已经进入尾期的蓝莓。他们刚摘了半个小时，就开始下雨，衣服都打湿了。朱老板只得又请大巴将他们送回去。虽然只摘了半小时，朱老板还是按照约定支付了一天的工钱，即每人70元，并支付了车费600元。由于暴雨导致落果无数，暴雨过后，朱老板又从附近请人清理落果。
再看经营收益。一是采摘园经营。采摘园的开放时间规定为8点到18点30分，需要凭票入园。采摘门票为每人50元。采摘蓝莓鲜果的收费标准是每斤80元（熟人关系，每斤50元），每人2斤以上免收50元。游客采摘收入，占总收入的20%-30%。游客多来自武汉主城区和新洲城区，组团来的游客比较多。
二是周边农副产品销售。在蓝莓园散养的土鸡，每只150元。土鸡蛋，每个2元。
三是销往新洲区不同街道的上千家连锁店、水果店。收入占比60%以上。
四是抖音带货。但销售量有限。
五是产品加工收入。2017年开始，朱老板建了冷库（自筹160万，奖补资金100万），将70亩蓝莓用于加工蓝莓酒和蓝莓汁，线下销售给合作的酒吧老板，线上通过抖音卖货。蓝莓酒每500ml价格为80-120元，蓝莓汁每35ml价格为10元。但由于发展加工需要生产许可证，而取得生产许可证的前提是达到一定的产量规模、具有一定资金规模，并获得政府相关部门的审批。生产许可证的取得，成为蓝莓基地发展的困境之一。
Y村书记说，朱老板没赚到什么钱。笔者进一步问了朱老板本人，她也说“没有怎么赚到钱”。但即使如此，由于公司与Y村签订了合同，村集体以劳动力和土地入了股，现在公司每年要向村集体返利10多万，以回馈村集体对公司发展的支持。朱老板说，“没赚钱也要给，就算借钱也要给”。
笔者问过朱老板，既然没赚什么钱，为什么还要坚持。朱老板的回答可以概括为两个字——“情怀”，即为了带动当地劳动力就业、带来集体经济收入等社会公共利益而坚持下去。
不过街道一位多年从事农技推广工作的老干部告诉笔者，“老板在政府面前，不说赚钱”，“即使实际赚了钱，也没有老板说自己赚了，一是怕政策不倾斜了，二是怕培养竞争对手。但是不赚钱他为什么还要坚守？”根据这位老干部的说法，判断一个老板是否赚钱的方式，是观察他有没有扩大生产。
朱老板下一步还打算进一步发展农旅一体化，建设长廊、仓库等配套设施，引入更多蓝莓品种，并进一步向武汉主城区扩大销售市场。据此暂且判断朱老板的蓝莓经营算是一个成功案例。
案例7：F村食用菌产业
F村的一位2020年进村委的村干部张主任，从1995年就开始种植食用菌。最开始他只在自家作坊种蘑菇。由于资金和劳动力不足，他选择的种植品种是可以分批投产投料的平菇，一批菇只需6人即可，粗放简单。（双孢菇需要一次性投料，15-20人参与生产）
2006年，一个新洲老板流转了100多亩土地，建食用菌厂房，地租给村集体每年不超过5万元。张主任租了这个老板的厂房，每年支付租金8万多，成立了武汉天添食用菌科技公司，一方面发展生产基地，另一方面发展技术研发的培训基地（2012-2016年，有一个湖北老板转租张主任的厂房，做香菇、姬菇、平菇和木耳的种植培训。后来走了）。
2010年，张主任正式投入食用菌生产，种植市场效益高的香菇。香菇具有不少种植难点，需要较高的技术管理和设备要求。2011年，他向亲朋好友借钱，东拼西凑投入了100多万（没有找银行贷款）。这一年，有一个福建老板，在X建了4个香菇生产基地，其中有2个在F村。香菇主要出口到日本。结果日本遭遇3·11大地震和海啸，导致香菇产业亏损。福建老板经营了2年，没有经济效益，就走了。张主任2011年亏了100多万，不过他主要销往武汉的批发商，由批发商集中后分拣和批发，加上在技术和设备管理方面取得了经验，2012年就立刻扭亏为盈，将亏损部分的60%挣了回来。2013年彻底回本，在福建老板走后接手了他在F村的那2个生产基地。
2016年以后，由于人工费上涨（从每天30-40元，上涨到女劳动力每天80元，男劳动力每天120-150元）和市场需求的变化，张主任的种植品种以姬菇和平菇为主。张主任与农民合作，成立了武汉市新洲区新成富山食用菌种植合作社，平时雇请劳动力8-10人，日结工资。6-7月高温，不适合食用菌生产，市场销量较低。8-（翌年）5月是食用菌的生产旺季和销售旺季。张主任从本村和周边村雇请菜菇人3-4名，请工范围相对固定，以有时间、技术熟练的女劳力为主。
2020-2022年，疫情3年把人工亏进去了，基本收支持平，没赚什么钱。张主任把自己的蘑菇都捐给了区红十字会和村民。一旦遭遇市场滞销，张主任就将蘑菇晒干用盐腌制，做粗加工。如今，张主任的蘑菇80%走线下，有固定的经销商和固定的市场（武汉白沙洲农贸市场、四季美农贸市场、新洲农贸市场）。剩下的走线上，利用2020年政府对接搭建的扶贫网平台，只要产品达标上平台，就可以卖给经销商和单位。
案例8：S村小香薯产业
梅老板是本村人，今年44岁。2015年以前在武汉打工，后来回乡发展农业产业的初衷，一是因为看到农村抛荒地太多，二是为了照料家人，三是想为年轻人返乡创业做示范。
2015年，梅老板以300元/亩的价格流转了30亩，试种露天蔬菜。2016年，在30亩露天蔬菜之外，就开始种植30亩小香薯。之所以会选择种植小香薯，是因为那一年梅老板的发小请他到浙江游玩，请他吃饭时他发现小香薯的口感特别，于是找到浙江省农科院，亲自去考察种植技术，并从农科院引进品种。小香薯种植1亩就需要投入2000元，包括管理费。
然而，2016-2021年，梅老板的小香薯一直亏本。梅老板后来总结出3点失败原因：第一，技术不成熟。第二，缺乏销售渠道，还被人骗过好几万。第三，气候风险无法预料，投入确定而收益不确定。比如一年涝一年旱。梅老板就遇到过一个月连续下雨将苗淹死、五个月连续不下雨将苗旱死的情况。他描述干旱的情形时说，那时小池小塘的水全部都被抽干了，只能无奈地“看着作物旱死，救不了”。正因为连续亏本，之前的3人合伙逐渐变成了2人合伙，最后只剩梅老板一人还在坚持。他之所以坚持，是因为“我投入精力更多，不想放弃”。
让梅老板颇为得意的一点是，2016-2019年间，他没有找过政府要任何补贴，完全靠白手起家，“中午就找棵大树，在树下休息”。他的想法是，“我做起来了，才向政府反映和汇报”。
随着技术的日臻成熟，政府和朋友帮忙开拓销售渠道，在“国企联村”的政策引导下，梅老板的小香薯逐步对接了武商量贩、中百仓储、盒马和电商平台（网站、淘宝、拼多多、小程序、抖音等），形成“大别山小香薯”品牌，销售范围拓展至贵州、云南、广西等地。在发展到一定种植规模后， 2020年，街道农业农村办找到梅老板，帮他申请了50多万的扶持项目。2021年以前，梅老板已投入200多万，建设了仓库、冷库、办公室、会议室、直播间等基础设施。
从2021年开始，梅老板向30个来自7-8个村的农户提供技术指导，并有10多台机械为农户提供有偿服务，让农户自己种，梅老板负责收购，让农户每亩挣1400元，比原先增收1000元。这就形成了公司+合作社+几十家农户的模式，整个基地的种植面积拓展到1100多亩，其中包括梅老板自己种植的500多亩。梅老板解释这里合作社的“合作”内容，包括为农民种植提供种苗、技术指导和机械服务，以保底价回收。梅老板收购后，将小香薯运往许易村的分拣中心（这里集中了全街道的农资产品），然后由分拣中心运往各商超。
在请了5个人运营电商的半年时间里，公司就亏了30多万。如今公司还对银行负债90多万。不过每年公司能赚600多万，其中70%的利润来自线下。笔者访谈时，还有周边的村民零零散散过来买小香薯，价格是6元/斤。散户零售，一个月可以卖1万多元。
四、曾经成功的衰败产业
案例9：X街的食用菌产业（已衰落/“转型”）
X街种植食用菌的高峰期，是在1997-2007年。X街对食用菌的种植，始于时任街道党工委书记带村干部到上海学习考察“西甜瓜”（西瓜与甜瓜的嫁接品种），让这种能够鲜销且产值好的品种促动X街的农业结构调整。据街道多年负责农技推广的陶主任回忆，当时在上海南汇，街道领导干部上厕所，发现旁边就是食用菌大棚，种植了双孢菇。在询问了经济效益和品种介绍后，街道领导对此产生了兴趣：只需要几乎零成本的稻草、牛粪（当时老百姓没有卖稻草和牛粪的习惯，稻草只需3-5元就可以收购100斤），就能种出蘑菇。老板是福建人，在与老板协商引进技术后，老板到X街来考察，看中了武汉市场，与街道商量协调一片土地。在投入方面，街道也愿意负担资金的一半。
由于周岩村有集体畜牧场可改建大棚，X街的食用菌种植最早在周岩村落地。1997年，周岩村建了13个竹子搭建的茅草大棚，每个都有8-10层，种植面积可达1.5万平方米。本村人就在大棚里打工。
菌种和种植技术，是最初发展食用菌产业的难点。在技术引进方面，有2名华中农业大学的教授到X镇建菌种厂，开展技术培训。而在菌种引进方面，曾经还出现过波折。当时的X镇政府借了30万元，9月在浙江嘉善购买菌种。由于经验不足，乡镇干部只考虑到如果要控制温度冷藏一车蘑菇，成本就太高了。用冰块降温，也觉得贵了。最后他们怀着侥幸心理，不采取任何措施就将菌种运回了X镇，还以为会没事。结果，引进的第一批菌种在路上全部都被烧干了。由于乡镇财政紧张，当时只有紧急向区财政借钱，用冷藏车运回，为此政府承担了几十万。
虽然经历了这些波折，好在种出的蘑菇每斤可卖到2.4元，这在当时是值钱、效益好的体现。蘑菇产量高，只要温度（6-18℃）、湿度合适，蘑菇自然就会生长。因此对于食用菌产业的参与者而言，“下雨就等于下票子”。100多个乡镇干部每人出1000元入股，总共筹资了10多万元。到了年末，每个乡镇干部不但拿回了本钱，还获得了利润。
看到食用菌产业的发展前途之后，周边村民都跟着种起了食用菌。在这一时期，村民自己用茅草建棚，每个棚都有8-10层，每层40厘米，床宽1.7米。这些第一代的草棚又大又高，其种植容量1个棚就相当于后来工厂化大棚的3个。村民投资建一个草棚再加购买原材料，成本大概为2万元。一旦投产，一个棚每年都可以产生2.5万-3万元收入，远远高于外出打工的收入和基层干部的工资收入。因此许多村民借钱也要建棚种菇，外出打工的村民也纷纷回乡种菇。1999年，食用菌种植在X街遍地开花，其总数应该不下200个棚。到了2004年，种植规模直接翻番。
种植规模扩大后，只有拓展与之相匹配的市场销售渠道，才能确保每年菇农的种菇收入不下降。虽然早先就有老板到X街现场收购村民们种植的食用菌，也逐渐发展出了一条产业链，但种植户仍然会遭遇销售问题。
第一次销售危机，发生在1999-2000年间。对此，X镇组织乡镇干部到武汉、荆州、长沙、常德、南昌等地的高校、菜市场和各单位宣传推销X蘑菇，搭建销售渠道，然后让X本地的菇农将自己种植的蘑菇运往各地菜市场销售，让菜市场老板从中赚取提成。最后，X蘑菇几乎在菜市场取得了蘑菇销售的垄断地位。每年11月蘑菇的销售旺季，X到处都是拖蘑菇的菇农菇贩。每晚菇农凌晨2-3点采鲜菇，赶早到各地市场上销售。陶主任回忆说，“武泰闸大市场和其他菜市场只有X蘑菇，卖蘑菇的相互之间都是熟识的老乡”。有一次X镇的镇长去菜市场检查，2个卖蘑菇的山东大汉当场跪地，说X蘑菇能卖到每斤2.4元，但他们千里迢迢从山东运来的两车蘑菇全场即使按每斤1元的价格销售，也1个都卖不出去，因此急得下跪。山东的菇贩血本无归地回去了，外地菇农插不进X菇农垄断的蘑菇市场。
第二次销售危机，发生在2002-2003年非典期间。相比于冬菇可以直接拉到武汉市场作为菜菇销售，春菇更为难销，因为春菇保鲜难。对于春菇销售，最好的方式是发展加工，将春菇煮熟后用盐腌制，保鲜期可达2年。非典时期遭遇的问题，是春菇的严重滞销。由于蘑菇滞销，当时有不少菇农将蘑菇拖到区政府扯皮，说是政府号召他们种的，政府要为蘑菇的滞销负责。为了解决滞销问题，乡镇政府自筹建立盐制菇加工企业，以每斤1.2元的低价为乡镇政府收菇。于是出现了菇农排队到乡镇政府向企业卖菇的情景。由于蘑菇量大，这个盐制菇加工企业也没有亏损，因为等到蘑菇销售的市场价回升时，企业仍以1.2元/斤的低价回收。
可见，在政府的大力帮助下，X的菇农平稳渡过了两次销售危机，延长了X食用菌产业发展的高峰期。
X食用菌的社会化发展，产生了以下具有连锁关系的一连串社会效益：
第一，带动稻草、秸秆、谷壳、塘泥等废物利用，本来没有利用价值的东西被赋予了商业价值，转化为生产资源。无人问津的自然物，被村民抢着要，并将这些资源“下料还田”。一是稻草和秸秆。一个棚需要稻草4万斤（一亩水稻的稻草不足1500斤，至少30亩水稻），因此水稻种植产生的稻草和秸秆都自然被充分利用。X菇农甚至到江西九江、河南信阳等地收稻草，“只要看到路上拖稻草的车，躺上去睡觉，最后一定能到X”。二是谷壳。谷壳用于增加无菌土的通透性。脱粒后的谷壳在米厂堆成山，最初可以免费获得，后来收购价从每包0.3-0.5元上涨到1元。三是塘泥。从塘里挖出的淤泥，属于在水下密闭的无氧环境里生成的无菌土。
第二，激活了乡村社会的互助合作网络，提供了生产服务的社会需求，创造了非正规就业机会，也有效利用了冬闲时的剩余劳动力。8-10个棚的菇农形成搭伙拖泥的互助网络，上料就直接去街上叫人。此外还形成了收草队伍、运草队伍、收牛粪队伍等专业服务队伍，养活了提供拖土车服务的商家。
第三，本地就业机会的增多和商业的繁荣，进一步拉动了本地人的消费能力。村民种一个棚，年收入3-4万，而当时乡镇干部的年薪只有1-2万。几乎每个乡镇干部都有家人种菇。“老百姓那时候有钱，1000元买了茅台就拉回家了。”
第四，维持了当地村庄社会和家庭结构的完整性。大量外出务工劳动力回乡种菇，村民以“离土不离乡”的方式参与食用菌生产和销售市场，消除了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村庄空心化现象。
为了延续食用菌种植的市场优势，乡镇政府还在菌种变革、技术变革（从使用火炉发酵增温，到通入水蒸气的发酵技术）、加工变革和菇棚变革方面积极予以引导。1999年，X镇开始有了村民自发成立的菌种厂。2001年，X镇范围内村民至少自发成立了30家加工厂。在2003-2007年间，X镇全镇建成蘑菇科技示范园8个、蘑菇基地41个、菇棚（房）5300多个（栋），双孢菇种植面积达到450万平方米。从事菇业生产经营的农户有5200多户，15000多人。X街的食用菌种植开始朝着系统化分工的方向发展，初步形成从菌种繁育中心、规模化生产基地，到蘑菇罐头加工出口基地的较为完整的产业链。
不过，X街食用菌产业的衰落，也就在一次次的变革中埋下了种子。2006年中国食用菌协会向X街授予的“双孢蘑菇之乡”称号，似乎正好是在为X街食用菌产业的高峰期画上一个句号，肯定了X街食用菌产业曾经的辉煌。
首先，技术变革推动食用菌种植的工厂化生产，减少了对人工的使用。政府引导的技术变革，将原材料从稻草变为杏鲍菇种植后剩下的菌渣，这种种植方式不如稻草费人工，便于机械化操作，产量还高。这意味着食用菌种植从劳动密集进一步朝着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方向发展，其代价是种植成本上升、吸收剩余劳动力能力的下降。最后，X的食用菌产业规模萎缩和集中于许易村和周湾村的产业基地。这些产业基地采用工厂化的车间生产方式组织生产。
Z村的基地由本地老板于2014年建立，2016年因合伙失败而终止运营。X村的基地建立于2015年，种植规模不到高峰期的1/100（约5万平方米），最初由3家公司联手运营。后来其中一家种植香菇的福建老板走了，如今只剩下一家种植双孢菇的公司（本地老板）和一家种植杏鲍菇的公司（本地老板与福建老板合伙）。适度规模经营的公司和合作社，自动化程度不高，用工数较多，对转移农村劳动力作用显著，但总投资又往往没有达到3000万元的扶持政策门槛，享受不到市级财政补贴政策，发展能力受限。
其次，棚子从茅草棚升级为砖瓦棚，提高了种菇成本，同时又缩小了种植面积。竹子搭建的茅草棚寿命为6-8年，2001-2002年正好是淘汰更新棚子的时期。成本的提高，促使很多村民放弃了更新砖瓦棚，进而随着茅草棚的朽坏而自然离开了食用菌产业。其实棚子的升级是被草棚的火灾隐患倒逼而发生的。曾经一次火灾，一晚上以火烧连营之势烧掉了39个棚，火势从沙河村的15个棚一直蔓延到竹湾村的20多个棚。空气对流而产生的风，以及竹子搭建的茅草棚燃烧后产生的爆竹式效应（竹子点燃后如同爆竹炸裂一般，像箭一样引燃其他棚），都会加剧火势蔓延。有限的消防力量无法直接灭火，只能在周边喷水，以防止火势进一步蔓延。许多摩托车被烧。
在这种情况下，砖瓦棚从2004年逐渐显现对茅草棚的替代之势，茅草棚在2013年最终消亡。但砖瓦棚的建筑成本更高，层数却不及茅草棚，只有6层，因为“太高的话，上上下下不方便”；种植床的面积也不及茅草棚的1.7米，只有1.2米，因为“床太长的话够不到，铺料很麻烦”。这些都直接导致在成本差不多的情况下，砖瓦棚的种植面积只有茅草棚的1/3-1/4。
再次，外部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和菌菇市场需求的变动冲击，从外而内地加速了X街食用菌产业的衰落。双孢菇深受欧美人喜爱，X街的冬菇鲜销之后，春菇一般被做成罐头，有一半出口欧美市场。2008年的金融危机，导致春菇罐头即使以0.3-0.5元的低价也无法销往国外。2010-2011年，由于国内房地产经济的繁荣带动了对农民工的需求，外出务工的工价不停上涨，导致食用菌种植的比较收益持续下降，每个菇棚产生的1-2万元利润就显得相对没那么值钱了。再加上菇棚的更新换代又需要追加投资，更多村民不再愿意选择种菇。
复次，扶贫政策带来的产业冲击，进一步摊薄了X街食用菌种植的市场利润。食用菌的种植具有“短平快”的特点，因此也成为了不少欠发达地区产业扶贫政策瞄准的扶贫手段。由于欠发达地区劳动力成本低廉，再加上多达1/4的大体量扶贫资金都被注入食用菌产业，食用菌产业在广西、贵州、云南、四川、宁夏西海固、山东德州、河南平阳等地大片发展起来，形成“南菇北移、东菇西移”的产业转移格局。其结果是，全国曾经的四个“蘑菇之乡”纷纷因利润不佳而辉煌不再。曾经规模全国第一的福建漳州角美镇，规模已缩减至高峰期的70%。曾经规模全国第二的X街蘑菇，规模已如前所述缩减至高峰期的1/100。
五、分析讨论
本文案例集中于农业产业，只有光伏发电属于工业产业。基本没有涉及旅游业等第三产业。因此本部分将重点讨论农业产业的发展规律。
（一）农村产业发展的四种趋向
任何产业发展的轨迹，可能都可以归结为这四种趋向：一是纯粹的失败产业，从开始到最后从来没有盈利过；二是纯粹的成功产业，从来没有经历过亏损的波折，一直处于盈利状态；三是曾经濒临失败的成功产业，其经营效益的轨迹总体呈现“U形”样态；四是曾经成功的衰败产业，其经营效益的轨迹总体呈现“倒U形”样态。
结合笔者在X街农村调研的上述7个产业发展案例，可以发现农村产业的发展轨迹在符合这四种趋向之外，每一种轨迹的形成都具有其独特的逻辑。我们应当从这些轨迹中发现农村产业发展的规律，并解释这些规律得以形成的原因。
（二）农村产业发展的基本门槛
首先讨论纯粹的失败产业。导致经营失败的每一种理由，都昭示着农村产业发展的基本门槛。从来没有盈利过，意味着经营者从来没有同时迈过这些门槛。结合本文案例，农业产业发展的门槛可以总结为以下几条：
第一，管理门槛。一是管理用工，经营者需要有效监管劳动力的工作效率，防止怠工，控制用工成本。二是管理与村庄社会的关系，经营者需要避免与其他村民的生产生活形成零和关系，以至于受到其他村民的干扰（比如案例1、案例2中受到养牛户的干扰）。三是管理作物，涉及农业管理技术是否成熟，病虫害问题能否有效防治。
第二，地理门槛。管理得再好，选择了不适宜本地生长的品种（土质、温度、湿度、日照等是关键要素），或者遭受了不可预料的自然灾害（旱、涝、风），都会直接导致经营的失败。
第三，销售门槛。销售门槛可以进一步分解为三个要素：销售渠道（如何从生产现场通往消费市场）；销售成本（运输成本、摆摊设位成本等）；消费需求（需求量、售价等）。销售环节才意味着农产品生产环节与消费市场的对接，直接决定着产业投入的变现。即使迈过了管理门槛和地理门槛，如果一直找不到稳定的销路，如果一直卖不出好价钱，照样会导致经营的失败。正如街道的陶主任所说，“种什么不是最关键的，不重要，关键在于能否卖出去，卖什么价”。甚至不少文件和学者热衷于讨论的经营方式本身也不是最关键的，关键在于投入能否增值变现。只有能赚钱，讨论如何合作生产、如何利益分配才有意义。
（三）久赚不亏的基本条件
其次讨论纯粹的成功产业。对照上述发展门槛，农村鲜有久赚不亏的产业选项，除了如案例5那样的光伏产业，其发展模式完全规避了上述风险门槛。光伏产业是一个典型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并具有脱离市场竞争的特点。只要国家投入足够资金建成基本设备，所在地域日照时间相对稳定，后续维修成本可控，国家垄断的国有电网公司负责购买，这个产业对于农村而言不存在任何风险。
不过，这种产业的特点是，其建设、生产到变现，基本全部被政府资金所覆盖，成为政府经营性主体的一种延伸。由于政府资金有限，投入具有选择性，目前光伏产业在农村的发展更多集中于脱贫村。该产业能带来相对稳定的村集体经济收入，但该收入相对于脱贫村公共品供给的资金需求而言规模并不算太大，也基本不能创造就业岗位。
（四）突破经营危机的关键要素
接下来讨论曾濒临失败的成功产业。更多如今尚存的农村产业，都经历过各种风险的考验和市场竞争的洗礼。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这些产业是如何突破经营危机而最后坚持下来扭亏为盈的。这里可以讨论两对关系：
一是坚持与获利的关系。一方面，获利可能是经营者在声称“没怎么赚到钱”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下去的原因（如案例6）。但另一方面，坚持也可能为下一步的扭亏为盈留出了时间和机会（如案例8）。无论如何，关键的问题是：坚持是如何可能的？这个问题可以进一步分解为两个问题：第一，经营者如何有能力挺过巨额亏损的一关？第二，经营者如何判断将来止损的可能性？对于第一个问题，经营者既有的资金储备和家底（如案例6）能让经营者“亏得起”，经营者要有足够多的社会支持网络进行借贷（如案例8）。对于第二个问题，在亏损阶段也不能放弃对于技术和经验的积累、对于市场渠道的开拓（如案例7、案例8），并相信只要积累到了一个临界点就会逆势翻盘。
二是自力经营与政府资源的关系。政府资源的投入方向有两个特点，一是偏向于对特定地域和特定产业的政策兜底，比如脱贫村和粮食种植；二是偏向于对达到一定规模和标准的产业的政策扶植。后者通常被人们戏谑为“锦上添花”，并被诟病为容易导致马太效应引发社会分化。因此基层不乏一些有关降低政策扶植的门槛、提高补贴数额的呼吁。
不过政府的财政资源毕竟有限，设置一个较高的补贴和扶植门槛也有其合理性，其原理在于“以奖代补”（用对成功的“奖励”代替维持性的“补贴”）。补贴和扶植门槛越高，就越意味着给中小规模的经营者留出越多靠自身能力参与自由市场竞争、获得超额利润的机会。如果通过补贴和扶植政策把中小规模的经营者都保护起来，很可能导致市场参与者的过度拥挤和竞争性的下降，最终造成市场利润的摊薄和群体性亏损。因此，政府选择性地扶植竞争优胜者，是具有其合理性的。对于经营者而言，只有靠自力经营、靠“再坚持一下”的努力而突破了经营危机，才能证明自己的实力，进而获得来自市场和政府的回报。
（五）产业衰败的关键原因
最后讨论曾经成功的衰败产业。这些产业曾经有过辉煌的发展规模和经济效益，但却最终走向了衰落。导致产业从辉煌走向衰落的转折因素，值得我们分析和总结。以下基于案例9对此展开分析。
第一，产业升级意味着经济发展向高质量转轨，却隐含着致使产业衰落的关键因素。产业升级造成产业从开放的社会化生产转向封闭的工厂化生产，生产成本的提升必然构成对“大众创业”的排斥，导致产业规模的萎缩。
第二，种植品种的“短平快”在全国性消费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尚未建立的时期可以产生区域性市场优势，却恰恰是全国性消费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建立之后导致产业衰落的重要原因。随着全国性消费市场的建立，“短平快”恰恰意味着复制成本低，极易形成跟风学习和产业的异地扩散效应，最终拉平了产业的平均市场利润。再加上全国性劳动力市场的建立，打工经济的兴起进一步降低了产业的相对收益，使产业转移到相对封闭和位于市场边缘的欠发达地区。
第三，走向国际市场预示着销路的大幅拓展，而过于依赖出口国际市场则往往意味着世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将会对产业造成致命冲击。一旦出口转内销遭遇失败，产业面临的损失就难以挽回了。
（六）从农村产业发展看政府与经营的关系
从本文呈现的9个案例中，可以窥见政府与经营关系的若干种形态：
第一种，政府直接经营，将经营利益进行社会还原。光伏产业的发展（案例5）是此种关系形态的典型表现。
第二种，政府引进经营。第一类是引进经营者，即外地老板。引进的外地老板有可能经营成功（如案例7），也有可能经营失败（如案例1-3）。第二类是引进经营品种，有可能引进成功（如案例9），也有可能引进失败（如案例4）。
政府引进经营者的行为，隐含另一个话题，即公共部门将经营行为私人部门化的利弊问题。比如案例9中乡镇政府将政府创办的企业卖给私人老板。在把投资本金赚回来之后，X街2006年将政府创办的盐制菇加工企业，以100多万的价格卖给了私人，表明政府只是发挥临时引导的作用。在企业移交私人老板时，企业的效益仍然很好。后来老板赌博亏了。
这说明，政府作为公共部门固然未必善于经营，但也不排除引进经营的成功可能。反而，通常被认为更善于经营并更看重利益最大化的私人部门，也未必一定会对经营的结果负责。
第三种，政府扶持经营。扶持方式，包括“国企联村”、奖补资金、各种产业发展项目资金。大部分政府扶持政策都是选择性的、有规模和标准方面的门槛的。
第四种，政府兜底经营。政府兜底的方式之一，是让生产环节脱离与消费市场的直接对接，成立由政府直接经营的公司，由该公司作为生产经营者与消费市场之间的中介和桥梁，从而起到减震和缓冲的作用。比如案例9中乡镇为蘑菇滞销问题兜底而创办公司。
政府兜底的方式之二，是操控和主导主推农业保险。经营者购买的农业保险，来自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简称“人保公司”）。不过农业保险作为一种经营兜底手段，具有一定的选择性：农业保险有品种和购买指标的限定，不是想买就买；保险公司只对部分面积、部分金额进行选择性赔付。比如在案例9中，蘑菇棚保险让人保公司亏本了，“后来不想搞了”。案例8的梅老板反映，农业保险“看见你损失太多，就不赔了，不按合同来”。有一年，梅老板寻求赔付失败，人保公司的理由是“你是在干旱正在持续的时候投的保”，梅老板不解：“你当时就应该不卖给我”。因此，农业保险的兜底能力事实上有限。
第五种，政府限制经营。具体而言，是对经营空间和资源的各种指标性限制。生态环保、粮食安全、国土规划，是限缩经营者自主经营权的三个主要政策类别。经营者反映：“基本农田搞得人心惶惶，只能种粮，经济作物种植想扩大、连片都受限。”“现在一方面鼓励返乡创业，另一方面又这也不能种、那也不让动，哪里还有空间？”
P村想发展光伏，但没有土地建，原因是水库库区不能动，林地、耕地不能动，最后只有借了D村的1亩荒地来发展光伏，每年给D村交租金。
地处丘陵地带的F村，水利条件一般，无法规模化经营。种田大户反映，“国家不让种果树等其他的作物，一不小心就踩了红线”。4个该村的种田大户，流转种植几十亩到300亩不等，分了10-30多块地，种水稻以获得每亩100元的补贴，一亩每年赚300元（种棉花，产量低且费工，每亩可获得400元补贴，但已很少人种）。
正如本文的9个产业发展案例全部都在X街同时呈现，以上5种政府与经营的关系也往往在现实经验中同时并存，政府的角色充满了张力：它既是经营者，又是组织者、支持者，同时也是限制者。这三类不同角色的比重，在不同的村庄展现出不同的配置比例。对于缺少资源禀赋和发展能力的村庄，村干部可能希望政府更多成为直接的经营者。对于社会资本而言，经营者会争取并希望政府更多成为市场的组织者和经营的支持者。而对于中小规模的大部分普通返乡创业者而言，政府着实将更多扮演限制者的角色。
（七）集体经济与产业资本的关系
政府如今重视农业产业的原因，在于通过产业振兴达到乡村振兴的最终目的，这里的关键在于振兴的产业是否能将足够的利益还原给村集体。但从本文的9个产业发展案例来看，村集体与产业资本的链接方式，大多局限于从土地流转金中按一定比例收取提留（以管理费的名义）。产业资本的大部分收益被用于经营主体对扩大再生产的进一步投入，以及转化为对数量有限且不稳定的雇用劳动力的工资支付。因此，产业资本对集体经济发展的提振效果极为有限。
（冯川，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