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盈月 |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
春节期间，我回到了家乡天津。走亲访友之余，我发现了一些让人感到“不符合常规认识”的现象。这些现象渗透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唤醒了我作为社会学初学者的一些模糊的问题意识。
一、城市女性“成婚难”
在春节回家前，我的朋友给我分享了他家里的一件趣事。朋友来自安徽农村地区，家里有一个姐姐今年二十八岁。姐姐目前在城市从事程序员工作，未婚。虽然姐姐自己并不着急，但她的婚姻如今是妈妈最关心的事情。为此，朋友的妈妈开始光顾相亲网站、婚介所，尝试通过“帮女儿相亲”的方式解决女儿的婚姻大事。奔走之余，朋友的妈妈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以前在老家只听说过男的找不到对象，怎么现在这个时候女的也会剩下来呢？”
细细想来，朋友妈妈提出的困惑实际上涉及了两个问题。其一是相较于“以前”，“现在”的单身女性比例大幅增加；其二是相较于农村地区男性成婚难，在城市地区则存在大量没有结婚、不想结婚的女性。时代变迁和城乡差异共同造成了朋友妈妈的疑问。那么，在男性人口比率始终高于女性人口比率的当下，为什么会有大量城市女性“成婚难”的问题？为了解决这类难题，人们付出了怎样的努力？这些努力又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
我家位于华北地区的一座新一线城市。在我的家族内部，尚未成婚的单身女性并不占少数。借由春节返乡的契机，我对她们进行了初步的观察，想要为回答上面的问题提供一些思路。经过我粗略的统计，我身边处于23-40岁区间的女性亲属共有14人，其中8人未婚。未婚者中年龄最大的今年38岁，最小的25岁，6人均有三次及以上的相亲经历，且目前都没有固定交往对象。她们大多家庭状况中等偏上，小部分在体制内部工作，大部分在大型企业上班，具备经济独立能力。虽然在交流过程中，我发现她们都有着各自的情况和境遇，但这些境遇背后也存在诸多相似性。
二、当事人的“消极处理”
虽然未婚女青年看似是“找对象”的主体，但交流下来，我发现大多未婚女青年秉持的是不主动、不拒绝、消极配合的态度。对待择偶一事，单身女青年们并不会主动寻求交友的契机，但在周围人向其介绍合适人选时，单身女青年往往不会直接拒绝，而是抱着“随便认识一下”的心态与对方进行非深度接触。产生这一心态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
客观因素：城市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单身女性不愿也不能为交友付出过多精力。
在我交流的几位女青年中，除去一位在街道负责宣传工作的女性以外，其余人均存在加班、假期少、工作累的现象。即便是从前认识里“清闲”的体制内工作，在目前编制比例减小、合同工数量增多的情况下，同样存在竞争和加班的压力。工作中的压力波及了闲暇生活，大部分人表示，即便是在休假的时候也只想在家睡觉、休息，不愿出门社交进一步耗费自己的经历。这使得单身女青年陷入了“精力危机”，难以将更多精力付出在交友、谈恋爱上，也没有时间和契机去结识新的人选。即便通过他人介绍结识新的人选，也大多没有精力、没有时间与对方进行近一步的接触。这一点已经在更大的范围中得到了共识，即便我目前刚刚读研，但在过年和亲友闲聊时，长辈也会向我打趣说“既要好好念书，也要抓好情感上的问题，因为一旦出了学校、参加工作就不太会有认识人的机会，大概率要去相亲。”工作与扩大交际圈，似乎已经成为了相悖的范畴。
与此同时，随着年龄增大，对结婚成家的希望减少，单身女性更认为自己要通过加倍投入工作、多赚钱，自己给自己的未来提供保障。因为工作没时间谈恋爱、又因为没有谈恋爱所以要努力工作，形成了难以摆脱的循环。同时，越投入工作的女性越容易独身，使得被剩下的往往不是个人条件差的，而是城市社会中的中层或上层群体。
主观因素：交友意愿不高，认为结婚并非人生的唯一选择。
与其说单身女性参与相亲、交友活动是出于对脱单的渴望，不如说是出于想要给周围人“一个交代”。部分女性在相亲前实际上就已经抱着不结婚也可以、自己也能过好一辈子、结婚反而是给自己增添负担的预设。参与相亲主要是出于维系与介绍人之间的关系，并表现出积极配合（只不过没能有结果）的态度，给父母一个交代。在这种预设之下，对相亲对象的态度一开始就是消极抵抗的。如果想要成功，就对方需要具有极大的优势或人格魅力在短时间内扭转这种态度，否则极难进行更多的接触与了解。可以说，一部分相亲从一开始就是注定失败的。
环境因素：现代社会的交友方式成本低、深度低，降低了“消极配合”的成本。
相比于传统的“面对面”的交友方式，现代人更加依靠微信聊天等网络方式进行接触。这一互动形式的变革同样渗入了建立亲密关系的领域，并为城市单身女性交友的“消极配合”降低了成本。
以相亲为例，在十年以前，相亲往往采取双方父母在场、两位当事人在介绍人家中线下碰面的形式。线下的共享空间为交往双方提供了进行沟通、了解的平台；双方父母在场的形式也为相亲活动增加了严肃性。但在今天相亲形式面临着由线下向线上扩散的趋势，传统相亲形式式微、多种相亲方式形成。无论是婚介所还是熟人介绍，往往都会让双方进行线上接触。推荐一个微信号就算介绍成功，至于双方能够聊多久、能否约定线下碰面则不属于介绍人需要参与的范畴。
这样的新交流形式无疑为“消极配合”提供了契机。线上能够承载的信息有限，其中的暧昧性、语词间的空白是中止相亲关系的合适手段。一方面“在线上开启交流很难，时间上不好把握、没话找话显得过分刻意”；另一方面“网上交流约定俗成，如果对方不回复消息，那就意味着关系的终结”。开启话题的困难和终结关系的容易构成了线上交流的“难上加难”。据我表姐说，她去年一年被介绍的相亲对象有19位之多，但最终线下见面的只有一人，并且这一人在两次见面后也“自然而然”地不发消息、断了联系。
如上文所言，在独身女性既不具备找对象的主观因素、客观因素的条件下，又有了环境与形式的“推波助澜”，“成婚难”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则并不是意外的后果。
三、家长的“积极干预”与“困难设置”
在未婚女青年对“找对象”采取消极抵抗态度、处于失语地位的同时，父母则作为较为强势的一方参与进这一过程。大部分未婚女青年的父母处于退休或半退休状态，相比于年轻人具备更多闲暇时间、精力，再加之80、90一代多为独生子女。因此，儿女的婚姻就成为了父母急需解决的头等大事。在参与子代交友、择偶的互动中，我将父母的行动概括为积极干预与困难设置。前者在主观上对“找对象”起到正向的推动作用，而后者则在无形中构成了城市女青年成婚难的另一成因。
就“积极干预”而言，正如前文提到的，没时间、没精力结交新的对象是城市青年普遍面临的困境。而家长的“积极干预”更多是在对这一环节进行填补，表现为替子女筛选合适的潜在交往对象、帮助子女与对方搭建联系。在这一过程的形式趋于多样化，但共性在于其中的子代都是缺席的。例如在我的观察对象中，有的父母是中心公园相亲角的常客。相亲角的参与者基本都是单身青年的父母，通过对个人信息的拣选为子女寻找合适的交往对象。另外，“父母相亲”同样存在线上平台，部分平台明确标注用户必须是单身青年的父辈，要求父母发布孩子的个人信息、择偶要求，从而与其他家长进行配对，是线下相亲角与现代科技手段的结合。
除了大型网站以外，长期为子女寻找合适对象的父母也会在互动中形成自己的“圈子”，掌握一定的“资源”，从而形成新的互助群体。这类群体以年龄、居住地、学历等种种限制条件作为门槛，以便保证参与者的同质性，降低筛选目标对象的成本。甚至我的一位姨妈由于长期忧心于女儿的婚事，目前已经“久病成医”，利用手中的人脉形成自己的婚介生意。一方面通过向他人牵线搭桥赚取中介费，另一方面也通过自己的婚介所吸收用户资源、继续为女儿挑选合适的对象。
但在父辈如火如荼的“积极干预”同时，鉴于上文中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的缺乏，子代的消极态度则与父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无论父辈以何种渠道向子女介绍他们认为的合适的对象，最后却往往以孩子加了微信好友、简短的聊几句天、最后无疾而终结尾。对于父辈而言，子女失败的相亲经历能够让他们“越挫越勇”，毕竟他们往往具有更强烈的让子女成婚的意愿；但对于子代而言，多次的失败则会更大程度磨灭他们对找对象的热情。在和婚姻中介进行访谈的过程中，对方表示其中能够顺利步入婚姻用户的有相当大比例是第一次参加相亲的群体。而随着被介绍的对象越来越多、失败的次数越来越多，作为相亲主体的子女所抱有的希望也会越来越小、主动性越来越低。二者相加，构成了“着急的父母”和“佛系的子女”这类怪象。
即便父母在心态上是着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父母不会对子代的择偶提出标准，相反，父母设置的“初始标准”往往是重要的、甚至困难的参考指标，即“困难设置”。首先，受女性“向上择偶”的惯例，大多女青年的父母倾向于设置至少不低于自身条件的标准。但独身的城市女性往往自身条件尚佳，因此寻求到适龄、各项指标都能符合要求的男性则显得相对困难。
其次，我所在的华北地区家庭观念较重。受到地域的影响，父辈往往将子代的婚姻视为自己的“人生任务”，一般家庭会早早为子代成婚进行财产、精力上的准备。子代婚后也往往“成婚不离家”，即父辈既要为子代积累足够的财富，使之在婚姻市场具备竞争力；又要做好婚后腾出足够时间、精力帮助子代完成家内劳动、抚育孙辈的准备。随着计划生育后一代人的成长以及经济水平的提高，这类积累不仅仅限于养育儿子的家庭，而是呈现“男女平等”的趋势。即便是有女儿的家庭，也会为女儿准备房产、车子，以便让女儿婚后在婆家掌握话语权。另外，我所在的天津存在普遍的“姥姥带孩子”现象，母亲会担心自己的女儿不能在“外人”身上得到好的照顾，所以选择亲自抚育孙辈，以减轻女儿的负担。绝大多数父母不愿意让女儿外嫁，认为如果不在自己的掌控范围内，女儿容易在婚姻中没有话语权，处于弱势地位；而对定居在城市的外来人口，父母的接受程度也并不高，认为观念的分歧会导致生活上的摩擦，婚姻不会幸福。在我的家乡甚至演变出从一个区嫁到另一个区就属于远嫁的极端现象。上述种种现象说明了父辈对子代婚姻存在较大干涉、掌握相当的决定权。同时父辈对女儿的财产积累、照料等“软实力”积累进一步为女儿在婚姻市场上增加了筹码。然而筹码越多，能够达到对等或更高标准的人选越少，间接导致了城市女性的“成婚难”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