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贵州毕节在网上很火，火的原因很简单，一个叫班开文的视频创作者以声嘶力竭的方式痛斥毕节农村的办酒风和人情风，然后是央媒的点评和毕节地方政府为整治办酒风，无奈的往菜品中撒盐。办酒风盛行当然不是毕节的个例，而是当前全国很多农村的普遍现象。只是在媒体渲染下，毕节似乎更加突出，也更加被广大网民所知。特别是剃发酒、补办20年结婚酒、建一栋房子办六次酒，这些都让人匪夷所思。
贵州毕节农村为什么热衷于办酒，实际上原因很简单，办酒能够挣钱！而且不是小钱，是一个普通劳动力打工大半年甚至一年的钱。
今年一月份，我们在鄂西南的一个农村调研，那里的办酒风气也非常盛行，不仅要办满月酒、周岁酒、十岁酒、三十岁酒、三十六岁酒、六十岁以后的整岁酒，还要办各种升学酒、乔迁酒、当兵酒、结婚酒和老人酒。简单的一个升学酒就有好几种，考上好一点的高中要办酒，不管什么样的大学要办酒，就连考上研究生也要办酒。村干部说有时候一天要去吃几家，可以连续一个星期不用在家做饭。
办酒能挣钱是这个地方的普遍共识，像一次简单的十岁酒，一般要摆二三十桌，每桌烟酒菜品花费三四百块钱，但一个普通邻居过去“赶人情”都是200元起步，关系近一点的亲戚朋友至少是500元，近亲就更不用说，1000元打底，两三千元是标配。这样算下来，办一场酒席至少可以挣两三万块钱。按照村民的说法，如果亲戚朋友多，挣四五万块钱很正常，能抵得上一个青年劳动力在镇上企业跑一年业务的基本工资。
办酒风盛行带来的是人情负担加重，甚至变成了“人情债”。当地村干部给我们分析，走一个普通人情要送200元，且他们是干部，村里哪家办酒都要去送人情，前两年到升学季和腊月间，他们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去赶人情，通常是要家里贴补。不仅是村干部人情负担重，普通村民，特别是中老年人的人情负担也非常重。调研中我们会特意问每一个访谈对象的家庭收支情况，大多数四五十岁的中年夫妻两人一年的收入是在10万块钱左右，但光赶人情就得花两三万块钱。
村里面六七十岁老人的人情负担是最重的，因为儿孙辈不管老亲戚的礼，要老人年自己承担，又因为现在中青年普遍在外，村里的人情也都是老人在走，老人可能是帮儿子送了礼，但这个钱他们不好意思向儿子要，儿子也不会主动给。所以，在村里面老年人一年送出去的人情最少也有一万多，多的可以达到两万以上。他们一年打零工和务农的收入，基本上不超过两万块钱，还不够赶人情。为了送人情，有的老人甚至要借钱、要欠债。
在传统中国农村，人情本来是一种交往互惠和互助机制。一个家庭在面临生命周期里面的重大事情时候，通过办酒来庆祝或表达哀思，与此同时，亲戚朋友和左邻右舍出点力、送点礼，一起帮助这个家庭办成一件事，帮助他共同度过暂时的难关。所以，人情又是“债”，是要还的，但还的方式很多样、也很纯粹，就是算平衡账，你到我家送多少钱，当你办酒时候我就送多少钱，你送钱又出力了，我肯定也要到你家出力，互帮互助又温情脉脉。
现在在有些地方的“办酒风”实际上就是一种异化的人情，变成了想挣钱的“人情风”，办酒的仪式性和互助性缺失了，通过办酒搞钱的功利性目标凸显了，变成了一种“谋利式人情”。
为什么人情异化成了“谋利”呢？各中原由说简单也简单，农村社会变得深度原子化了，每个原子化个体都变得十分的利己主义，不仅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和眼前的利益，而且对其他人也缺乏信任和预期了，他们一方面对自己送出去的人情不及时收回来感到吃亏，另一方面对其他人到底什么时候离开村庄或失去联系感到不确定，这就会想着办法去办酒，要把钱收回来，甚至通过多办酒多赚钱。
在村庄深度原子化发展的同时，传统道德伦理规范失去了约束效力，一个人借助办酒谋利很少受到其他人的指责，很少会承担社会舆论压力。虽然大家对“人情风”和人情负担感到普遍不满，但没有一个内生性约束，也只能是停留在抱怨上，难以产生行动，反而别人办酒你要是不去赶人情，会被指责。这样只要有一个人找由头办酒，其他人就会跟风，不办就是吃亏。在原子化社会，人是最吃不得眼前亏的。
那么，又该怎么整治“人情风”呢？鄂西南那个村所在的地方政府出台了很多方案，甚至要求把整治“人情风”写进村规民约。这样有点作用，但作用不大，因为这是一种属地责任模式，村里不允许办，村民就到镇上去办，政策和村规民约不允许大办，村民就分不同地方、不同时间办，村干部不可能到镇上餐馆去劝导，他们也觉得只要不是在村里办，那就不是属地责任，也秉持着“不知晓”的原则。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了解到有的村民甚至到别村办酒，这个时候酒席所在村的村干部也无能无力，毕竟不是本村村民。他们只能是上面问到了就如实汇报，再通知执法部门过来查酒驾、查食品安全，让这个人的酒席办得不那么高兴、不那么风光。
真正要整治“人情风”还是得从乡风文明做起，从村庄内生规范的建立做起，通过培育起村庄内生道德伦理规范，让村民互相监督、互相约束，自觉摒弃谋利式的人情。当谁家办无事酒、乱办酒，其他村民都指责他，村庄舆论都批评他，甚至大家都不去，让他出丑、感到没面子，这个时候他就没有了办酒的动力；当每一个人在办酒前都要再三考虑是不是合理、会不会被嘲笑、被驳了面子，这个时候村庄办酒的风气就降下来了，办酒的人情才有可能真正从“谋利式”回归到“互惠式”“互助式”和仪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