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戈棠
来源：《历史评论》2023年第6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分清轻重缓急，既要全面推进，又要突出重点；既要狠抓当前，又要着眼长远，多办打基础、利长远的事”。分清轻重缓急，必须正确权衡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做到两点论与重点论有机统一。这是谋事成事的基础，也是工作和领导的艺术。
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分清轻重缓急是一门大学问。《大学》有言：“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任何工作，只有坚持系统观念，通盘认清事物的本末终始，列出步骤清晰的路线图，才能顺利开展，绝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素问·至真要大论》说：“气有多少，病有盛衰，治有缓急，方有大小。”这正是古人将辨缓急的智慧应用于中医实践的生动反映。
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看，事物的变化发展贯穿着矛盾运动，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依存、相互转化。这对决策者的判断能力提出很高要求，而毛泽东同志审时度势的实践智慧，给后人留下了分清轻重缓急的光辉范例。1942年，针对党内一些同志不顾抗战形势极端困难而片面强调政府应施“仁政”的观点，毛泽东同志指出：“抗日战争如果不胜利，所谓‘仁政’不过是施在日本帝国主义身上，于人民是不相干的。反过来，人民负担虽然一时有些重，但是战胜了政府和军队的难关，支持了抗日战争，打败了敌人，人民就有好日子过，这个才是革命政府的大仁政。”减轻人民负担固然重要，但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只能从缓；优先满足战争需要、消灭法西斯主义才是当务之急。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中共中央提出“精兵简政”，在节约人力物力的同时，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终于克服困难，为抗战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缓急各得其所，难关便有可能渡过；不分轻重缓急，强者亦不免倾覆之虞。春秋时期吴国霸主夫差一心与齐国等中原大国争锋，伍子胥劝告他，对吴国而言，齐国只是不涉及根本的“疥癣之病”，而看起来不足为患的越国才是“深而在内”的“心腹之疾”。早已在“问鼎中原”的虚骄中失去理智的夫差，听不进伍子胥的忠告，最终被越王勾践乘虚而入，兵败身亡。他死前悔恨地用帛巾遮着脸说：“死者如有知也，吾何面以见子胥于地下？”
分辨轻重缓急，不仅要运用存亡关头“事急从权”的急智，更要居安思危、缓中备急，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底线思维。“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样才能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战国时冯谖担任孟尝君的门客，主动代孟尝君蠲免封邑薛地百姓的债务，巩固群众基础，使孟尝君在被齐王罢斥后仍不失人心，得以静待时机东山再起，充分证明了冯谖的远见。这也正像安全工作的“万无一失，一失万无”——时时心怀“一失万无”的清醒和戒惧，才是保障“万无一失”的最佳方法。
同样的原理也可适用于治国理政的全局性问题。春秋时郑国执政子产论及治政宽猛之别时说：“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比起假宽仁之名行放纵之实，法纪森严、赏罚分明才是更有效的保护。新时代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伟大斗争，猛药祛疴、重典治乱，始终强调树立纪律意识、规矩意识，警醒知止，牢记“红线”碰不得。这不正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最好的爱护吗？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上，我们既承担着无上光荣的使命，也面临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狂风暴雨甚至惊涛骇浪的考验。必须保持清醒和定力，运用好分辨缓急的智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