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超平
历史业已证明，容闳与曾国藩的相见，使得洋务运动正式拉开了序幕，故而是一次历史性的相见。不过，由于年代久远等原因，《西学东渐记》中有一些不尽准确之处，比如他初见曾国藩的时间、曾国藩保举他的时间等。尤其，当时容闳与曾国藩的社会地位悬殊，且彼此陌生，却能够产生交集，进而建立密切合作，其实是得益于容闳在上海滩建立的朋友圈。
青年容闳
容闳，清道光八年（1828年）生于广东香山（今属珠海市），咸丰四年（1854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在梁启超的回忆里，他舍忧国之外，无他思想，无他事业；在孙中山的书信中，他虽久别乡井，却祖国萦怀。
容闳毕生以教育报国为志，为培养新式人才而殚精竭虑。为此，他在朋友的帮助下，赴安庆面见两江总督曾国藩，获其信任，先是委以赴美购置机器设备的重任，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得以创立。继而，在曾国藩的鼎力支持下，容闳携百名幼童于1872年首次赴美留学。
1909年，容闳写成自传体回忆录《西学东渐记》，此时，离他以茶商的身份首次面见曾国藩已经过去了40多年，即便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剧变，物是人非，然而在字里行间，仍充满了他对曾国藩的敬仰与感激。
同治元年，容闳初见曾国藩
据容闳的回忆，他是同治二年（1863年）九月间抵达安庆的。不仅详细描述了此行与曾国藩两次会谈的细节，还记下了曾国藩的面貌特征，更有“余见文正时为一八六三年，文正已年逾花甲”（实际为52岁）之语，表明这是他与曾国藩的初见，但实际上，他的记忆可能有误。
这是因为，曾国藩首次提及容闳，是在同治元年（1862年）的六月初九。他在复桂超万的信中说：“顷有洋商容光照来皖，言及硼炮之利，亦令赴沪试办，渐次习其作法，或有可成。”（《曾国藩全集》第25册，岳麓书社，2012）尽管他的同期日记中不见有此次见面记录，但身边的幕僚赵烈文、莫有芝的日记均可资参证。
同治元年五月初三，赵烈文在日记中记下了容闳来安庆之事，可以进一步佐证：
金子香同广东友人容君淳甫（光照，香山人，通夷言夷字，曾居花旗八年，应其国贡举得隽，去年左孟辛函荐于我，属引见揆帅，故来）来。
随后五月初四、初五、初七、初十的日记中，都有与容闳往还的记录。
此外，另一位幕僚莫友芝在五月初九的日记也提及了容闳：
过壬叔，识容淳甫。壬叔谓其曾历海外诸国，读书八年，能解各国语言，方为鬼办茶，将往祁门。
莫友芝说的“鬼”是指洋人，此语与当时容闳为洋行贩运茶叶的身份是相符的。也因此，这是他与曾国藩的初见，很可能只是礼节性的泛泛而谈，因此彼此都还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
即便如此，曾国藩并没有忘记初见的容闳，容闳这个年轻人独有的留学经历，是他所需要的，只是他需要有思考的时间。因此，在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二十七复郭嵩焘的信中，他说：
容春浦（纯甫，即容闳）上年曾来安庆，鄙意以其人久处泰西，深得要领，欲借以招致智巧洋人来为我用。
这也就意味着，十个多月后，曾国藩的思考已经有了结果，他决定要借助容闳的力量，遂有了第二次见面，即同治二年（1863年）十月二十三，曾国藩当天的日记中有如此记述：
李壬叔、容纯甫等坐颇久。容名光照，一名闳，广东人，熟于外洋事，曾在花旗国寓居八年，余请之至外洋购买制器之器，将以二十六日成行也。
从常理来说，曾国藩不可能在初次见面就对容闳委以重任，因此，见面两次，才是最符合事情本身的逻辑的。而且，还离不开必要的引荐。
容闳在上海的朋友圈
容闳回国的最初抱负是振兴教育，他曾为此想方设法，四处奔走，但是见效甚微，以至成为一个长期的心结。他为此感叹：“世上之事，殆如蛛网之牵丝，不能预定交友之中，究何人能解吾毕生之结。”
在容闳的记忆中，促成面见曾国藩的是两个在上海结识的浙江朋友，即张斯桂和李善兰（字壬叔），他们都是曾国藩的幕友，尤其李善兰是著名的数学家，且通晓天文，不仅著述立说，还翻译了许多西方的数学著作。先是张斯桂写信邀他赴安庆，再是张斯桂连同李善兰又两次写信相邀，才打消了他的疑虑，由此迈出了他“预备入政界的第一步”。
但是，从赵烈文同治二年日记的“去年左孟辛函荐于我，属引见揆帅”一语来看，容闳能够得以面见曾国藩，缘于赵烈文受友人左桂所托。
左枢，字孟辛（星），号月楼，湖南湘乡县人。族名左茂桂。因为茂是辈序字，因此在赵烈文等人的日记中又被省略记为左桂。
左枢当时正在上海，经龚橙（龚自珍之子）介绍，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正月初十与赵烈文相识，彼此志趣相投，一见如故。此外，李善兰也是赵、左共同的朋友，赵烈文在上海期间，他们往来密切。
在同治元年（1862年）之前，赵烈文与容闳并无交情，日记中未见往还记录。但他乐意受托推荐容闳，则并不意外。一方面，是左枢的面子；二方面，赵烈文和容闳有一个共同的好友——曾寄圃。
曾寄圃名学时，也是广东香山人，现已经鲜为人知，而在当时，他是上海滩上知名的大买办，交游广阔，容闳从上海海关翻译处离职后，能够进入宝顺洋行任职，就是源于这个同乡好友的帮助。
咸丰八年（1858年）五月，时年27岁的赵烈文，因战乱而携家人至上海避难。初九，他刚抵达，就径直至曾寄圃处吃午饭。隔两天下午，又在其处“避暑酣睡”，可见两人交情匪浅。
但曾寄圃未必会向赵烈文推荐容闳，既因为那时候容闳正往来于各茶叶产地，不常在上海，也因为赵烈文尚未进入曾国藩幕府。
那么，左枢又如何能认识并理解容闳，从而愿意托请于赵烈文呢？
原来，曾寄圃与当时上海滩名士王韬关系十分密切。王韬原名王利宾，字兰瀛。后改名为王瀚，字懒今。为躲避追捕改名王韬，苏州长洲人。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应英国传教士麦都士之邀，到上海墨海书馆工作。同治元年（1862年），因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天国被通缉，在香港及海外逃亡23年。
王韬作为第一代走向世界的江南知识分子，主张变法维新，倡导改革，是近代早期启蒙思想家，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影响巨大。左枢在上海期间，与之往来频繁，王韬的日记中多次提及他。而赵烈文、左枢、魏彦（魏源侄）、李善兰等人，也是王韬各种聚会中的常客，他们“意气激昂，高自期许，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令王韬颇有好感。王韬曾写信致赵烈文，有“人生几何，虽欲效昔时团聚之乐，而不可得也”之叹。又在其著《瀛壖杂志》中专门记叙左枢，称两人往还最密，所谓“载酒看花，剪灯话雨，殆无日不相见”。可见，当时赵烈文、左枢、李善兰、王韬、曾寄圃都在同一个社交圈子里，左枢因之结识曾寄圃，进而结识容闳，在了解其欲以教育报国的抱负后，遂有心要推荐给曾国藩。
被遗忘的推荐人左枢
当左枢请托于赵烈文的时候，赵烈文已经进入曾国藩幕府，他既有当面推荐之便，又有“身边人”的优势。因为在诸人中，唯有左枢不仅是曾国藩的同乡，还有世谊。他的父亲左仁，是曾国藩十分敬重的乡前辈，左仁去世后，他专门致以挽联。
左仁，原名辉春，字子仁，号青峙（士）或清石。清道光八年（1828年）举人，曾任江苏高邮、邳州知州，署铜沛同知、徐州知府，有政声。咸丰十年（1860年）冬卒于苏州。
曾国藩曾在《送谢吉人之官江左序》之文中，举本邑名贤左仁为例，称其是“吾湘乡之贤者也。任侠而不矜，谙事而不计利害”。他希望作为名臣谢振定之孙的谢吉人，要以左仁作为宦途楷模，“得尽交其贤士大夫”。
再者，左枢学有本源，是湘军统帅罗泽南的弟子之一。清道光二十七（1847年）至二十九（1849年）年，时为湖南理学大儒的罗泽南，受聘于左家的私塾芭蕉山馆，有左枢及其弟左桢，连同李续宾、李续宜兄弟、杨昌濬、王錱、易良翰等十余人就读，既授以“四书五经”，又讲论天下大事，尤其讲求经世致用。
咸丰二年（1852年），由于太平军进攻湖南，罗泽南与李续宾、王錱等弟子，在知县朱孙诒的大力支持下，抽调乡团骨干组建三营，号为湘勇，维护一方治安，后来成为曾国藩建立湘军的基础。
左枢因奉侍老母，而未能及时投入湘军崛起的洪流。到了咸同后期，老师罗泽南和同窗李续宾、王錱等已经先后凋谢于征途，但已经声名卓著，李续宜、杨昌濬则渐居高位，正所谓“中兴将相，什九湖湘”。左枢虽长期作壁上观，但是毕竟家学有自，眼界宽阔，识见远超同侪，故能在上海周旋于各界名流间，并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六月初六，与龚橙、魏彦、赵烈文等人换帖结拜。
左枢也欲有一番作为，曾经短期入曾国藩幕府任事。不久，与王闿运、罗萱进入广东巡抚郭嵩焘的幕府。同治七年（1868年），左枢随黄润昌隶湘军席宝田部援黔，以功获知府衔。同治八年（1869年）十月，病殁于贵州军营。王韬获悉后，以诗作惋惜他“命不副才”。左枢其人其事，逐渐被湮灭，以致连容闳也不复记忆。但即便如此，容闳与曾国藩得以相见，并成就大业，他的首荐之功是应当被记取的。
来源：各界杂志202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