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仁贵：全球时间趋同的成就与隐忧

作者：艾仁贵

来源：《历史评论》2023年第6期

今天，绝大部分人认为全球计时系统是自然而然的：全球有24个时区，以格林尼治为中心分为东西12个时区；分为公元前和公元后的公历纪年也是如此。然而，标准时间的概念是19世纪末才引入的一项“发明”，并非作为我们社会的自然延续和发展而产生。它体现的是西方社会标准，从英美等国开始，后来加之于世界各国。可以说，全球时间趋同是一部西方计时概念走向标准化和全球化的过程，同时也是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等国，以全球化名义改写世界时间进而改造国际秩序的历史。

时间和空间是历史学的两大基本维度，每个历史事件都有其对应的时空坐标。时间并不像看上去那么自然或客观，它是一种尺度和衡量标准，但其衡量标准并非是同一的。作为一种具有明确社会属性的对象，时间标准一直是人类想象力的产物，也是巨大政治权力的源泉。德国学者诺伯特·埃利亚斯认为，时间是一种社会结构，通过将不同的事件相互关联来创造，目的是促进人类的定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时间不是一个物体，而是一种行动：人类不断地“计时”，以便在一系列事件中定位自己。

在19世纪以前，并不存在所谓的“全球标准时间”，多种时间表述在世界范围内共存。时间通常意味着当地时间，取自太阳在当地天空中的位置。太阳和季节决定了日常生活进程，尽管有时是不规则的。因此，在19世纪世界大部分地区，计时是一项混乱而令人困惑的事情。例如，19世纪中期，几乎有数百种时间标准在美国全国范围内使用，仅以中西部为例，威斯康星州有38个时间标准，密歇根州有27个，伊利诺伊州有27个，印第安纳州有23个。在德国，当时存在5个时间系统，旅行者必须弄清出发时间是根据柏林、路德维希港、卡尔斯鲁厄、斯图加特还是慕尼黑来确定的。

统一时间运动开始于19世纪。英国是第一个将整个地区时间设定为一个标准时间的国家。这主要来自铁路部门的驱动，铁路旅行使火车能够在长距离内以足够快的速度行驶，从而导致火车每天穿行过几个城镇时需要不断重新设置计时器，因此，铁路部门希望推行全国统一时间。1840年11月，大西部铁路率先采用格林尼治标准时间（Greenwich Mean Time，GMT），也即伦敦时间。其他铁路也紧随其后，1847年，英国绝大多数铁路都使用伦敦时间。随着铁路运输日益普及，许多城市很快效仿，开始使用统一时间。到1855年，英国98%的公共时钟已经设置为格林尼治标准时间。

19世纪80年代之前，北美洲普遍采用地方平均时间，不仅造成时间紊乱无序，也导致地方和全国火车时刻表非常复杂。1879年，加拿大铁路工程师史丹佛·佛莱明（Sandford Fleming）首次提出全世界按统一标准划分时区。1883年，美国铁路部门同意按照英国伦敦子午线以西75°、90°和105°划分四个时区（东部时间、中部时间、山区时间、太平洋时间），该决定为实行世界标准时间作了初步尝试。1884年，国际子午线会议在华盛顿召开，正式引入世界标准时间概念。该国际会议以穿过英国伦敦格林尼治天文台所在的零经度（称为“本初子午线”）为基准，将世界划分为24个“标准”时区，每个时区横跨15度经度；在每个时区内，所有时钟都设置在同一时间。随后，世界标准时间运动从北大西洋地区逐步扩张到世界其他地区。

1884年10月13日，格林尼治国际标准时间诞生。图为格林尼治天文台旧址  视觉中国/供图

全球时间趋同不只是一个科学事件，它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政治事件，体现了各种政治力量和国家之间的博弈和角逐。19世纪末欧洲存在多个时间，例如德国采用的是“中欧时间”，法国采用的是“巴黎时间”。直到1893年，在德军总参谋长冯·毛奇的推动下，德国才采用了格林尼治时间，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促进军事动员，避免因时间不一造成军事指挥系统紊乱。出于维护民族尊严的理由，直到1911年法国一直坚持“巴黎时间”，宣布“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法定时间比巴黎平均时间（即格林尼治时间——引者注）慢9分21秒”。

就非西方地区来说，机械时钟被视为现代化象征，对时钟时间的接受表明紧随“现代时间”的步伐。尽管如此，当地居民对欧洲人干涉他们的日常生活和传统节奏感到不满。英国殖民者在印度推广标准时间过程中，孟买市民就公开反抗。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贝鲁特，当地人虽然承认测量时间的新方法，但同时不放弃传统方法，新公共时钟的钟声与教堂钟声和宣礼员的呼唤声交叠在一起。时间改革是一项充满矛盾的事业，它造成的混乱不少于它所解决的混乱。

全球时间趋同是19世纪全球化进程的深刻缩影，它引起的一个根本性变革是推动了全球范围内差异时间向同质时间转变。美国学者瓦妮莎·奥格尔（Vanessa Ogle）在《时间的全球史，1870—1950》（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of Time, 1870-1950）中说，时间的标准化和共时性（simultaneity）是19世纪全球化进程的产物，促进了全球的交往和联系。她将19世纪末20世纪初标准时间在全球各地的传播过程称为“现代时间系统的出现”。只有当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参照系涵盖了世界上每个角落时，时间网格才具有普遍性。共时性是横向的、跨时间的，其标志不是对太阳位置的测量，而是由时钟和日历来衡量时间刻度，由此构成一种同质时间。

现代计时制度诞生于19世纪末并非一种巧合，而是与殖民扩张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一时期，西方殖民者在全球扩张，把几乎全部地球表面纳入自己的殖民地或势力范围。这是一个全球联系的时代，几乎不存在未知的世界区域。《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的作者于尔根·奥斯特哈默指出，“在19世纪……各种跨越边界的行为关系便已出现：跨国家、跨大陆、跨文化，等等”。这也是一个技术进步的时代，铁路、蒸汽船、地铁、电话和无线电一下子涌现出来，令人眼花缭乱，大大缩短了空间距离，压缩了时间成本。例如，19世纪早期的铁路旅行，造成的效应之一便是“时间与空间的消灭”。在此背景下，标准时间的设置成为技术发展所必需，因为如果每个地区都使用自己的时间（通常由太阳位置决定），企业尤其是运输业的企业，就无法协调时间表。

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导致时间与自然季节和农业节奏脱节，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依赖于精密计算的刻度时间。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交通和通信领域新技术的爆发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也改变了时间概念，推动时间走向标准化和全球化。其一，铁路和蒸汽船等新式交通工具的发明缩短了地区间的距离，方便了不同地区的交往。货物和人员可以到达以前由于旅行时间长或缺乏交通工具而无法到达的目的地。从1830年开始，所有主要的欧洲国家都开始修建自己的铁路线；到19世纪80年代初，大多数国家的铁路线已经扩大到今天的60%左右。蒸汽船时代的开端可追溯至1807年，它的使用把横渡大西洋的时间从至少两个月缩短为两周。其二，电报和电话等通信工具彻底改变了远程通信，几乎可以立即向线路的另一端发送信息。19世纪30年代后期，第一台商业电报上市。1866年，大西洋电报公司首次成功铺设了横跨大西洋的商业电报电缆，随后印度于1870年与英国连接，澳大利亚于1872年与英国连接。1876年，美国发明家贝尔发明了世界上第一部电话，实现了远程距离之间的即时通信。正如奥格尔在《时间的全球史，1870—1950》一书中指出的那样，这些技术发展是现代时间形成的主要因素。新技术的发明缩短了空间距离，推动了时间趋同，从而构建了一种全球化图景。

到19世纪下半叶，洲际性联系日趋紧密，对时间标准化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在此基础上，时间趋同与全球化进程之间形成了互动关系。全球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和内在需求推动了时间趋同的标准化运动。推动时间变革的不仅仅是政治家，商人和科学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的全球化愿景成为时间变革的强大动力。铁路、蒸汽船、电报和电话的应用似乎表明世界正在变得更小，一切都以某种方式联系在一起。这些新技术给人的印象是空间在急剧缩小，人们得以与遥远地区的人实现即时联系，世界在一个全球性的时代互联互通。与空间缩小相伴随的是时间的压缩。同样的距离，在以前可能需要几天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到达，现在只需几小时。时间的加速被视为现代生活的一个基本要素，德国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认为，“现代性的历史是一个持续的社会加速过程”。

不可否认，全球时间标准化取得了空前成就，用共同的时间把世界联系在一起，便利了世界的联系和交流，但也蕴含着巨大隐忧。必须追问的是，这种标准是谁制定的？西方学者对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中叶的全球时间标准化过程给予了系统描述，但对其背后蕴含的强权逻辑关注不够，它无疑是当时国际秩序和权力政治在时间领域的反映。现行的国际标准时间以英国格林尼治时间为基准，以格林尼治天文台所在位置为零度经线。实际上，它就是一种“伦敦时间”。这种属于英国的地方性时间，在不平等国际秩序和殖民强权的加持下，最后成为“全球时间”。

全球时间趋同并非一个平等均衡的采用和适应过程，它是一种无情的同质化力量，往往会加剧国家间差异，并助长不合理的国际秩序。一方面，定义一个新的计时系统，可以对人口进行文化侵入性控制，西方的时间观念在世界范围内盛行，体现了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并与西方价值观联系在一起，加剧了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不平等。“标准”、“效率”和“进步”等概念既是科学的，也是意识形态的。西方人认为自身的“优越性”是理所当然的，反映了他们重塑世界的信念，力图把整个世界纳入到由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借助铁路、蒸汽船、电报和电话等现代交通和通信技术，标准时间在北大西洋地区率先推广开来，背后被一个特定的政治意图所支配：构建一个由欧美国家主导的世界秩序，并将之推广开来。时间趋同在19世纪的全球化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日益增长的相互联系使时空距离大大缩短，关于时间的辩论和理解为比较不同社会和国家的差异提供了基础，从而促使西方在进化尺度上建立等级制度，区分“落后”和“先进”社会。一个普遍的、同质的、深刻的时间概念被打造成无可争辩的“现代”力量，也是西式现代化的基本标识之一，支撑着西方科学和帝国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扩张。

另一方面，在全球时间趋同过程中，可以看到西方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它在西方内部也制造了不平等。由于共同的文化背景，加上利益趋同，英美往往走在一起，而法德等欧洲传统强国并不完全支持由英美主导的国际规则。德国在接受标准时间之前采用“中欧时间”，体现的是对英美霸权的某种抗议。1884年国际子午线会议在讨论标准时间的坐标时，把起点定在了伦敦格林尼治天文台，时区以格林尼治以东或以西的距离来描述。这种安排既是对该天文台在航海和天文学领域重要地位的肯定，更是对英国作为当时世界权力中心的默认。对格林尼治的主要反对来自英国传统竞争对手法国。巴黎和伦敦彼此相距经度仅略大于2度，本初子午线的位置设定在哪里无疑具有极重要的象征意义。法国人通过强调中立原则来反抗格林尼治子午线的权威地位，并试图劝阻其他代表投票支持英美两国发起的决议。该企图虽然没能成功，但也充分表明西方内部并非只有一种声音。实际上，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内部，既非民主也不平等，存在极少数国家裹挟、压制和无视其他多数国家的乱象，从而激起一些国家摆脱霸权控制、探索自主发展道路的行动。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认识到，对时间的控制是规训权力和治理技术的基础。时间从来都不是中立的，不仅地方时间具有政治性，所谓的“全球时间”更是如此。一部全球时间标准化的历史，根本上说是一部西方国家尤其英美等国，以全球化名义改写世界时间进而改造国际秩序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关于世界标准时间的思想是传播西方价值观的重要工具，它反映并复制了欧洲强国领导世界的等级体系，以传播“先进技术”（例如钟表、时区、公历）为外衣，试图将其眼中的“标准”、“效率”和“进步”概念强加给世界其他地区。基于此，在充分肯定和拥抱全球化带来便利的同时，必须警惕其潜在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倾向，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