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论坛】陈才智:生死·爱恨·天人 从《长恨歌》《莺莺传》到《西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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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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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由中共永济市委、永济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共永济市委宣传部、永济市文化和旅游局承办的“红娘牵秦晋醉梦西厢情”山西·永济第25届爱情文化节暨“红娘文化”交流研讨会在我市隆重召开。


《西厢记》是元代杂剧,《莺莺传》是唐传奇,《长恨歌》是唐诗。《西厢记》作者王实甫是大都(今北京)人,《莺莺传》作者元稹是洛阳(今属河南)人,出于陕西长安万年,《长恨歌》作者白居易祖籍山西太原,生于河南新郑。“古今长歌第一”的《长恨歌》,不仅文人学士叹为不可及,妇孺歌姬亦喜闻而乐诵,可谓雅俗通赏,于是不胫而走,远播鸡林海外,白居易由此被呼为“《长恨歌》主”。一篇长恨有风情,绿窗娇女字莺莺。天下有情尽眷属,身后文章传美名。人生如诗,人生如戏,人生如传奇。三位不同地方的大文学家,三部脍炙人口的优秀文学作品,三种形式各异的文学体裁,其中却贯穿着共通的生死、爱恨与天人交织的不朽主题。三部作品的写作时间,分别是贞元十七年(801),元和元年(806)、元贞、大德年间(1295—1307),从唐代贞元到元代元贞,前后跨度1200多年。就像山西永济的三大著名景点一样,从东至西,从普救寺、蒲津渡、鹳雀楼,在黄河岸边、中条山下,一字排开,但彼此呼应,交融互补,构成舜乡的三大文化遗迹。



发言人:陈才智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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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明贾仲明《续录鬼簿·凌波仙》)。作为中国爱情戏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作品,同时也是中国较早以多本杂剧连演一个故事的剧本,元代的王《西厢》,来自金代的董《西厢》,董《西厢》来自唐代的《莺莺传》。唐代元稹的《莺莺传》,又名《会真记》,别名《传奇》,是以女主人公莺莺被抛弃为结局的一出传奇,一出由喜转悲、凄婉动人的爱情悲剧。《西厢记诸宫调》被称为“古今传奇鼻祖”,作者董解元对《莺莺传》原作的主题思想、人物性格、人物关系、故事情节等,作了大幅度的改动和创造,丰富了故事内容,突出了本来无关紧要的侍婢红娘的作用,展开了张君瑞闹道场、崔、张月下联吟等场面,增加了张生害相思、莺莺探病、长亭送别、出奔团圆等情节,不仅结构宏伟,情节生动,而且确立了大胆追求婚姻自由的基调,强调“万物之情,各有其志”(《董解元西厢记题词》),“自今至古,自是佳人,合配才子”(《南吕宫·瑶台月》),成为一个充满乐观进取精神的爱情故事。但董《西厢》情节不够集中,有的人物性格不够完整,且“初变诗馀,多榷朴而寡雅驯”(明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自序》)。

在《莺莺传》和董《西厢》之间,唐代诗人杨巨源(755—833?)不能略过。他是河中(今山西永济)人,元白二人共同的朋友,撰有《同赵校书题普救寺》,这首诗写道:“东门高处天,一望几悠然。白浪过城下,青山满寺前。尘光分驿道,岚色到人烟。气象须文字,逢君大雅篇。”这是《全唐诗》中唯一一篇题普救寺的作品。贞元十七年(801),23岁的元稹作《会真诗三十韵》,“发其书于所知”,杨巨源为之赋《崔娘诗》,诗云:“清润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消初。风流才子多春思,肠断萧娘一纸书。”这首今天收录在《全唐诗》中的作品,即源自《莺莺传》,其中写道:“所善杨巨源好属词,因为赋《崔娘诗》一绝”云云。这是站在好友角度的崔莺莺写真,而元稹另一位好友李绅所作《莺莺歌》,也是与《莺莺传》配套的,就像白居易《长恨歌》与陈鸿的《长恨歌传》一样,所以《莺莺传》云:“公垂(李绅字公垂)卓然称异,遂为《莺莺歌》以传之。崔氏小名莺莺,公垂以命篇。歌曰:‘伯劳飞迟燕飞疾,垂杨绽金花笑日。绿窗娇女字莺莺,金雀娅鬟年十七。黄姑上天阿母在,寂寞霜姿素莲质。门掩重关萧寺中,芳草花时不曾出。’”诗题又作《东飞伯劳西飞燕歌为莺莺作》。另外,晚唐诗人王涣撰有《惆怅诗十二首》,歌咏《莺莺传》的主人公崔莺莺,将崔、张故事写成系列组诗,每首诗都吟咏一个人或一件事,对莺莺轻易委身于人表示惆怅。其中第一首写道:“八蚕薄絮鸳鸯绮,半夜佳期并枕眠。钟动红娘唤归去,对人匀泪拾金钿。” 看来他的认识还停留在“女色祸水”的认识层面上。不过,红娘出现在第一首,显得十分抢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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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两宋时期,咏唱崔、张故事雅俗同赏,颇为流行。民间领域,艺人有讲说《西厢》,“至于倡优女子,皆能调说大略”。南宋罗烨《醉翁谈录》记载当时有《莺莺传》话本,宋杂剧有《莺莺六幺》(见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南戏有《西厢记》一目(见《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文人领域,值得留意的是,苏轼以及苏门师徒对西厢故事的流传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苏门词人秦观(1049—1101)、毛滂(1055—1120)各撰有《调笑转踏》各一套,用一首七言八句的引诗,前四句平韵,后四句仄韵,再加上一首《调笑令》,这是歌咏一个故事的舞曲,表演时有歌有舞,常用于宴会演出。因为“转踏”形式短小,所以秦观、毛滂只能截取《莺莺传》中的部分内容。比较而言,相对完整的是同为苏轼门生的赵令畤(1064—1134)的《商调蝶恋花》,这是现存唯一以鼓子词形式叙唱崔、张故事的作品,由散文和韵文相间组织而成。演唱时用弦管伴奏,说一段再唱一段,由连缀分述故事情节的十篇和首篇总括与末篇尾声十二首词组成。全篇咏唱崔、张二人从初会到决绝的整个恋爱过程,谴责张生为浮名而轻易抛弃莺莺的薄情寡义,表现出进步倾向,而且形式工整,表达优雅,描写生动。王国维《戏曲考源》称:“传者惟赵德麟之《商调蝶恋花》,述《会真记》事凡十阕,并直原文于曲前,又以一阕起一阕结之,视后世戏曲之格律几于具体而微。”遗憾的是,《商调蝶恋花》的故事内容基本沿袭《莺莺传》,并没有扩展,直到董解元出现,崔、张故事才面貌一新,产生了质的飞跃。

在五万多字的董解元《西厢》基础之上,王实甫改编为元杂剧《崔莺莺待月西厢记》,成为彻底大团圆的喜剧结尾,最后一本的题目是“张君瑞庆团圆”。这一处理,奠定了中国戏剧大团圆结局的基本套路,也塑造了“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一才子佳人戏曲和小说中的不朽主题。这是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大胆挑战,所以,郭沫若《西厢艺术上之批判与其作者之性格》一文,从“反抗精神之伟大”角度赞美《西厢记》,说:“《西厢》是超时空的艺术品,有永恒而且普遍的生命。《西厢》是有生命的人性战胜了无生命的礼教的凯旋歌、纪念塔”。

《莺莺传》和《西厢记》之间传承发展的来龙去脉中,红娘的出现和戏份增加值得格外注意。本次运城永济研讨会以“红娘牵秦晋,醉梦西厢情”为题,可谓别具慧眼。近3000年来,永济一直为秦晋要冲。不久前,我刚从西安回来。西安今年最火爆的,大家都知道,就是“长安三万里”。秦晋之好的长安,在黄河对岸,我们脚下,前面是鹳雀楼,后面是黄河,左边是普救寺,右边是中条山。在这样一个大山大水、大江大河的自然环境里,在人文荟萃、名贤辈出、享有“中华诗词之乡”美名的永济来讲红娘,这是特别不平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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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诗中,红娘不仅是一个人名,也是一个曲名。元稹《狂醉》诗写道:“岘亭今日颠狂醉,舞引《红娘》乱打人。”这首诗作于元和五年(810),自长安赴江陵途中,时为江陵士曹参军。元稹另有一首《痁卧闻幕中诸公征乐会饮因有戏呈三十韵》诗,其中写道:“《红娘》留醉打,觥使及醒差。”其自注云:“舞引《红娘抛打》,曲名。”这首诗作于元和八年(813),元稹时为江陵士曹参军。红娘的这一义项,后来基本上被淡忘了。在元稹《会真记》之后,促成莺莺和张生结合的红娘,成为帮助别人完成美好姻缘者的代称。比如清李渔《合影楼》第一回:“绿波惯会做红娘,不见御沟流出墨痕香!”由于王实甫《西厢记》进一步突出了红娘在崔、张婚姻上的作用,所以后人便以红娘作为帮助成就姻缘者的代称,更泛指为各方牵合、促成好事的人,这一代称的影响力,远非“月老”和“冰人”这两个媒人之代称可比。红娘由此成为中国古代文艺作品中一个金光闪闪的重要人物。

有关崔、张的故事中,红娘的形象有一个由隐至显的发展过程。《会真记》里的红娘,前后十次出现,虽看似无足轻重,但已经如一条红线,贯穿故事首尾,比如开始介绍:“崔之婢曰红娘,生私为之礼者数四,乘间遂道其衷”,然后随着故事的发展,“是夕,红娘复至,持采笺以授张曰:崔所命也”,接着,张生“达于西厢,则户半开矣。红娘寝于床,生因惊之。红娘骇曰:郎何以至?张因绐之曰:崔氏之笺召我矣,尔为我告之。无几,红娘复来,连曰:至矣,至矣。”此后,“数夕,张生临轩犹寝,忽有人觉之,惊歘而起,则见红娘敛衾携枕而至,抚张曰:至矣,至矣,睡何为哉?设衾枕而去”,“俄而,红娘捧崔氏而至,至则娇羞融冶”,再然后,“有顷,寺钟鸣,天将晓,红娘促去”,最后,接近结尾时,“张生赋《会真诗三十韵》,未毕,而红娘适至,因授之,以贻崔氏”。

到了《西厢记诸宫调》里的红娘,已经成了崔、张结合不可缺少的助力,她热心为崔、张奔走,勇敢机智地向老夫人展开斗争。崔、张开合难易的机关,实操于红娘之手,诚可谓崔、张姻缘的擎天柱,而崔、张则身在庐山之中不知庐山真相。这说明金代的董解元,意识到在强大的封建压力面前,才子佳人要冲破罗网,必须获得外力的帮助。他突出了出身卑贱的红娘的作用,说明了下层人民对自身力量有所认识。王《西厢》则赋予红娘崭新的面貌。不仅所占笔墨的比例较《西厢记诸宫调》有大幅度增加,而且成为全剧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全剧的矛盾都是围绕着红娘展开的。第一,红娘具有受压迫受奴役者的是非标准,以及从这种是非标准出发的正义感。第二,她性格爽朗、乐观、聪明而勇敢,语言泼辣俏皮,机警犀利,有一针见血的效果。她熟悉这封建家庭内各个人物的性格和弱点,不论和莺莺的冲突,或和老夫人、郑恒的斗争,都显得机警和老练。因为兼具正义感与聪明机智,所以她是帮助崔、张克服自身弱点和对老夫人的斗争取得胜利的关键人物,是作品里对封建礼教最具有冲击力量的光辉形象。

王实甫写红娘之所以充当崔、张的“撮合山”,不仅是出于对老夫人不守“信义”的反感,更重要的是她本身对爱情追求的认同;她不仅是见义勇为,而且是缘情反礼。王实甫写她从一开始不动声息地协助崔、张,以至后来为他们两肋插刀,这种积极主动地帮助“有情人”的侠气,反映了人民大众对“情”自觉追求的态度。汤显祖《汤海若先生批评西厢记》说王实甫笔下的红娘,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识,二十分胆。有此军师,何攻不破,何战不克”。他以运筹帏幄的“军师”比喻红娘,这无疑是看到了她在崔、张爱情纠葛中所起的推动作用,从而给予高度的评价。

从唐传奇《莺莺传》到元杂剧《西厢记》,奠基了中国式爱情的基本面貌。爱情也是中国诗歌的天花板唐诗的主题之一。唐诗中千年不老的爱情,在急管繁弦中吟唱,被秦淮夜月所渲染,遥隔千年的烟尘,依然令人沉迷。《西厢记·长亭送别》中著名的唱词:“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曲调优雅秀丽,诗情画意,琅琅上口,情景交融,其意趣和韵味,不亚于第一流的唐诗。唐诗对于唐传奇、元代戏剧的渗透和影响,处处可见。

在元稹《莺莺传》撰写并流传之后不久,他的至交好友白居易就撰写出中国式爱情诗歌的伟大杰作《长恨歌》。《长恨歌》女主角杨贵妃的故里,就在蒲州(今山西永济)。前面提到赵令畤,他的《商调蝶恋花》是较早的相对完整咏唱崔、张故事的作品,《商调蝶恋花》曾引述逍遥子曰:“乐天谓微之能道人意中语。”逍遥子即宋代文人潘阆(?~1009),字逍遥,自号逍遥子,他的集子也叫《逍遥集》。与他交往密切的王禹偁是白居易的拥趸,白体诗的领路人。史学家陈寅恪认为,《长恨歌》有弥补元稹《会真记》的缺陷之意。 此言深得我心。“会真”,在唐代确指遇仙。华阳真人施肩吾即有《西山群仙会真记》,云台峰女仙《会真诗》五首(《全唐诗》卷八六三据李复言《续玄怪录》收录),亦写遇仙。《长恨歌》后半段仙界的描写,应是其来有自。何况二者在不同层面上追问着一个共同的问题——问世间情为何物?可以想见,在陈鸿和王质夫之后,风流才子元稹读到《长恨歌》时,必定是百味杂糅,别有会心。后来在写给这位知音和挚友的信中,白居易特别举出歌姬因能唱《长恨歌》而增价的事例,可见在当时民间的流行度,而既惊又喜的语气,也透露出其自矜自爱,言外恐怕还有与好友旗亭画壁之意。

《长恨歌》这篇120行的诗作,与《莺莺传》这篇4000多字的小说,存在一种互文关系。那就是生死、爱恨与天人的共通性主题。对于白居易这位35岁的年轻县尉而言,山水盘曲、积淀深厚的陕西盩厔历史文化,也是成就这部经典所不容忽视的地域因素。正如永济普救寺周围的山水对《莺莺传》的衬托一样,今日的普救寺不远就有西厢村。元稹是北魏昭成帝什翼犍的十九世孙,先祖是鲜卑人。贞元十年(794),16岁的元稹明经及第,开始守选。守选期间,贞元十五年(799)前后,21岁的元稹漫游河中府,寓居普救寺,第二年春天,与一位妙龄少女演绎了一段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风流韵事。普救寺前东西大道,在唐代的时候,是连接长安与河北之重要驿道,正如杨巨源《同赵校书题普救寺》所云:“尘光分驿道,岚色到人间。”从莺莺(前女友)、韦丛(第一任妻子)、安仙嫔(妾室)到裴淑(第二任妻子),见证了风流才子元微之一生的感情历程。最近,元稹第二任妻子裴淑墓在陕西咸阳洪渎原被发现,虽然尚未找到元稹本人的墓葬,但结合传世的元稹家族墓志,可以证实,洪渎原上存放着自隋代延续至晚唐的元氏家族墓地。今后可能会发现更多关于元稹家族的墓葬。

有山有水有故事,还不行,还得有诗有文有戏曲。所有的姻缘汇合,且雅俗共赏,才能成就美好。而在黄河对岸,长安的西边,盩厔北依渭水,南接终南,东邻鄠县,西靠郿县,境内名胜古迹甚多。《元和郡县志》载:“盩厔县,汉旧县,武帝置,属右扶风。山曲曰盩,水曲曰厔。后汉省,晋复立。武德三年属稷州。贞观元年废稷州,复属雍州。天宝中改名宜寿,后复名盩厔。”盩厔,言其地山水曲折蜿蜒,景物清幽,因以名县。盩厔县相隔数十里即马嵬,是马嵬兵变后,玄宗西幸的必经之地。天宝十五载(756),渭北原畔的马嵬喋血之后的半个世纪,为世人艳称的李杨悲剧在这一地区广为流传,也成为“家于是邑”的王质夫、陈鸿的谈资,进而创造了《长恨歌》撰写的契机。正是身处盩厔之青山碧水,仙游之梵音冥感,熏陶于彼地彼时的文化气息,白居易才能在风云际会的历史瞬间,使李杨故事超越其具体性、个别性,凝铸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世间传奇,贯其才情,凝于笔端,写就这词清意挚的千古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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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绝唱《长恨歌》咏写的是天人之恨——生死脱蒂于爱恨,爱恨长萦于天人,这大概是《长恨歌》的不朽魅力所在。《长恨歌》之魅,与《长恨歌》之谜,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长恨歌》之谜在其主题,《长恨歌》之魅在其视角。主题之谜是身在庐山的困惑,视角之魅是跳出庐山的解惑。视角的意义,正如太阳(主题)始终如一,但于地球上的我们而言,冬日与夏阳却有温暖与炙热之别。写于隆冬的《长恨歌》,视角偏于客观,35岁的白县尉叙述中蕴含抒情,相对知性一些;写于深秋的《琵琶行》,视角侧重主观,45岁的白司马叙述乃为了抒情,相对感性一些。二者均有叙事成分,只是《琵琶行》的故事,事出偶然,偶然遇到陌生的异性知音,是现实题材;《长恨歌》的故事,是历史题材,事出必然,必然因重色而有倾国之恨,即《唐诗三百首》夹评所谓“思倾国,果倾国矣”。现实题材的《琵琶行》,在偶然中亦因主人公白居易之“多于情”(陈鸿《长恨歌传》)而存在必然;历史题材《长恨歌》,在必然中亦因作者视角的别样而存在偶然。当然,一切偶然,都是化了妆或戴着面具的必然。

窃以为世间之美好,大概有三个要素:其一,时间忌太长,要短暂一些,如电光云影、朝露晚霞、镜花水月一样才美好,世间美好不坚牢,彩虹易散琉璃脆;其二,空间忌过近,须隔河相望,可望而难即,如蒹葭之境才美好;其三,结局忌圆满,略有遗憾才美好。在白居易笔下,于李杨二人而言,那是一场毁于爱情的政治,也是一段毁于政治的爱情,政治与爱情的双料悲剧,因种种因素、种种制约而成为千古遗憾,方铸就《长恨歌》带给读者那超越时空的心灵震撼。在这一点上,《长恨歌》成功超越了《莺莺传》,也开启了《西厢记》。我认为,《长恨歌》的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正是“天下人有情的成了眷属”这句话的一个最佳注脚。

再延伸一下,郑光祖《㑇梅香》是一部模仿《西厢记》而作的爱情剧。该剧敷演唐代裴度之女小蛮与白敏中的爱情故事,而主角则是婢女樊素,相当于《西厢记》中的红娘。众所周知,在他的异代粉丝和知音眼中,小蛮与樊素,都是白居易笔下的重要人物,苏轼所谓“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汪藻(1079~1154)所谓“醉吟如乐天,但少素与蛮”。《梅香》剧中小蛮与白敏中私期暗约,樊素传书递简,最终有情人成了眷属。戏中处处可见《西厢记》的影子,但又有所不同。这不仅表现在它将《西厢记》五本的内容压缩于一本之中,还在于它只写青年男女发乎情止乎礼,虽对爱情有所追求,却又没有逾越礼教伦理范围。它磨去了《西厢记》那种反封建精神,只传播传统社会所允许的所谓文人风流趣事。在戏里,樊素的唱词和说白,满是之乎者也,引经据典,更多带有文人气息,而与婢女的身份不符。至于曲文虽也典雅工整,但嫌板滞。由此,也更加显现出《西厢记》的不凡之处。

(来源:文旅永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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