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论坛】陈才智：生死·爱恨·天人 从《长恨歌》《莺莺传》到《西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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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济新闻

2023-12-21 09:05发布于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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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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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由中共永济市委、永济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共永济市委宣传部、永济市文化和旅游局承办的“红娘牵秦晋醉梦西厢情”山西·永济第25届爱情文化节暨“红娘文化”交流研讨会在我市隆重召开。


《西厢记》是元代杂剧，《莺莺传》是唐传奇，《长恨歌》是唐诗。《西厢记》作者王实甫是大都（今北京）人，《莺莺传》作者元稹是洛阳（今属河南）人，出于陕西长安万年，《长恨歌》作者白居易祖籍山西太原，生于河南新郑。“古今长歌第一”的《长恨歌》，不仅文人学士叹为不可及，妇孺歌姬亦喜闻而乐诵，可谓雅俗通赏，于是不胫而走，远播鸡林海外，白居易由此被呼为“《长恨歌》主”。一篇长恨有风情，绿窗娇女字莺莺。天下有情尽眷属，身后文章传美名。人生如诗，人生如戏，人生如传奇。三位不同地方的大文学家，三部脍炙人口的优秀文学作品，三种形式各异的文学体裁，其中却贯穿着共通的生死、爱恨与天人交织的不朽主题。三部作品的写作时间，分别是贞元十七年（801），元和元年（806）、元贞、大德年间（1295—1307），从唐代贞元到元代元贞，前后跨度1200多年。就像山西永济的三大著名景点一样，从东至西，从普救寺、蒲津渡、鹳雀楼，在黄河岸边、中条山下，一字排开，但彼此呼应，交融互补，构成舜乡的三大文化遗迹。



发言人：陈才智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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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明贾仲明《续录鬼簿·凌波仙》）。作为中国爱情戏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作品，同时也是中国较早以多本杂剧连演一个故事的剧本，元代的王《西厢》，来自金代的董《西厢》，董《西厢》来自唐代的《莺莺传》。唐代元稹的《莺莺传》，又名《会真记》，别名《传奇》，是以女主人公莺莺被抛弃为结局的一出传奇，一出由喜转悲、凄婉动人的爱情悲剧。《西厢记诸宫调》被称为“古今传奇鼻祖”，作者董解元对《莺莺传》原作的主题思想、人物性格、人物关系、故事情节等，作了大幅度的改动和创造，丰富了故事内容，突出了本来无关紧要的侍婢红娘的作用，展开了张君瑞闹道场、崔、张月下联吟等场面，增加了张生害相思、莺莺探病、长亭送别、出奔团圆等情节，不仅结构宏伟，情节生动，而且确立了大胆追求婚姻自由的基调，强调“万物之情，各有其志”（《董解元西厢记题词》），“自今至古，自是佳人，合配才子”（《南吕宫·瑶台月》），成为一个充满乐观进取精神的爱情故事。但董《西厢》情节不够集中，有的人物性格不够完整，且“初变诗馀，多榷朴而寡雅驯”（明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自序》）。

在《莺莺传》和董《西厢》之间，唐代诗人杨巨源（755—833？）不能略过。他是河中（今山西永济）人，元白二人共同的朋友，撰有《同赵校书题普救寺》，这首诗写道：“东门高处天，一望几悠然。白浪过城下，青山满寺前。尘光分驿道，岚色到人烟。气象须文字，逢君大雅篇。”这是《全唐诗》中唯一一篇题普救寺的作品。贞元十七年（801），23岁的元稹作《会真诗三十韵》，“发其书于所知”，杨巨源为之赋《崔娘诗》，诗云：“清润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消初。风流才子多春思，肠断萧娘一纸书。”这首今天收录在《全唐诗》中的作品，即源自《莺莺传》，其中写道：“所善杨巨源好属词，因为赋《崔娘诗》一绝”云云。这是站在好友角度的崔莺莺写真，而元稹另一位好友李绅所作《莺莺歌》，也是与《莺莺传》配套的，就像白居易《长恨歌》与陈鸿的《长恨歌传》一样，所以《莺莺传》云：“公垂（李绅字公垂）卓然称异，遂为《莺莺歌》以传之。崔氏小名莺莺，公垂以命篇。歌曰：‘伯劳飞迟燕飞疾，垂杨绽金花笑日。绿窗娇女字莺莺，金雀娅鬟年十七。黄姑上天阿母在，寂寞霜姿素莲质。门掩重关萧寺中，芳草花时不曾出。’”诗题又作《东飞伯劳西飞燕歌为莺莺作》。另外，晚唐诗人王涣撰有《惆怅诗十二首》，歌咏《莺莺传》的主人公崔莺莺，将崔、张故事写成系列组诗，每首诗都吟咏一个人或一件事，对莺莺轻易委身于人表示惆怅。其中第一首写道：“八蚕薄絮鸳鸯绮，半夜佳期并枕眠。钟动红娘唤归去，对人匀泪拾金钿。” 看来他的认识还停留在“女色祸水”的认识层面上。不过，红娘出现在第一首，显得十分抢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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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两宋时期，咏唱崔、张故事雅俗同赏，颇为流行。民间领域，艺人有讲说《西厢》，“至于倡优女子，皆能调说大略”。南宋罗烨《醉翁谈录》记载当时有《莺莺传》话本，宋杂剧有《莺莺六幺》（见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南戏有《西厢记》一目（见《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文人领域，值得留意的是，苏轼以及苏门师徒对西厢故事的流传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苏门词人秦观（1049—1101）、毛滂（1055—1120）各撰有《调笑转踏》各一套，用一首七言八句的引诗，前四句平韵，后四句仄韵，再加上一首《调笑令》，这是歌咏一个故事的舞曲，表演时有歌有舞，常用于宴会演出。因为“转踏”形式短小，所以秦观、毛滂只能截取《莺莺传》中的部分内容。比较而言，相对完整的是同为苏轼门生的赵令畤（1064—1134）的《商调蝶恋花》，这是现存唯一以鼓子词形式叙唱崔、张故事的作品，由散文和韵文相间组织而成。演唱时用弦管伴奏，说一段再唱一段，由连缀分述故事情节的十篇和首篇总括与末篇尾声十二首词组成。全篇咏唱崔、张二人从初会到决绝的整个恋爱过程，谴责张生为浮名而轻易抛弃莺莺的薄情寡义，表现出进步倾向，而且形式工整，表达优雅，描写生动。王国维《戏曲考源》称：“传者惟赵德麟之《商调蝶恋花》，述《会真记》事凡十阕，并直原文于曲前，又以一阕起一阕结之，视后世戏曲之格律几于具体而微。”遗憾的是，《商调蝶恋花》的故事内容基本沿袭《莺莺传》，并没有扩展，直到董解元出现，崔、张故事才面貌一新，产生了质的飞跃。

在五万多字的董解元《西厢》基础之上，王实甫改编为元杂剧《崔莺莺待月西厢记》，成为彻底大团圆的喜剧结尾，最后一本的题目是“张君瑞庆团圆”。这一处理，奠定了中国戏剧大团圆结局的基本套路，也塑造了“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一才子佳人戏曲和小说中的不朽主题。这是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大胆挑战，所以，郭沫若《西厢艺术上之批判与其作者之性格》一文，从“反抗精神之伟大”角度赞美《西厢记》，说：“《西厢》是超时空的艺术品，有永恒而且普遍的生命。《西厢》是有生命的人性战胜了无生命的礼教的凯旋歌、纪念塔”。

《莺莺传》和《西厢记》之间传承发展的来龙去脉中，红娘的出现和戏份增加值得格外注意。本次运城永济研讨会以“红娘牵秦晋，醉梦西厢情”为题，可谓别具慧眼。近3000年来，永济一直为秦晋要冲。不久前，我刚从西安回来。西安今年最火爆的，大家都知道，就是“长安三万里”。秦晋之好的长安，在黄河对岸，我们脚下，前面是鹳雀楼，后面是黄河，左边是普救寺，右边是中条山。在这样一个大山大水、大江大河的自然环境里，在人文荟萃、名贤辈出、享有“中华诗词之乡”美名的永济来讲红娘，这是特别不平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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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诗中，红娘不仅是一个人名，也是一个曲名。元稹《狂醉》诗写道：“岘亭今日颠狂醉，舞引《红娘》乱打人。”这首诗作于元和五年（810），自长安赴江陵途中，时为江陵士曹参军。元稹另有一首《痁卧闻幕中诸公征乐会饮因有戏呈三十韵》诗，其中写道：“《红娘》留醉打，觥使及醒差。”其自注云：“舞引《红娘抛打》，曲名。”这首诗作于元和八年（813），元稹时为江陵士曹参军。红娘的这一义项，后来基本上被淡忘了。在元稹《会真记》之后，促成莺莺和张生结合的红娘，成为帮助别人完成美好姻缘者的代称。比如清李渔《合影楼》第一回：“绿波惯会做红娘，不见御沟流出墨痕香！”由于王实甫《西厢记》进一步突出了红娘在崔、张婚姻上的作用，所以后人便以红娘作为帮助成就姻缘者的代称，更泛指为各方牵合、促成好事的人，这一代称的影响力，远非“月老”和“冰人”这两个媒人之代称可比。红娘由此成为中国古代文艺作品中一个金光闪闪的重要人物。

有关崔、张的故事中，红娘的形象有一个由隐至显的发展过程。《会真记》里的红娘，前后十次出现，虽看似无足轻重，但已经如一条红线，贯穿故事首尾，比如开始介绍：“崔之婢曰红娘，生私为之礼者数四，乘间遂道其衷”，然后随着故事的发展，“是夕，红娘复至，持采笺以授张曰：崔所命也”，接着，张生“达于西厢，则户半开矣。红娘寝于床，生因惊之。红娘骇曰：郎何以至？张因绐之曰：崔氏之笺召我矣，尔为我告之。无几，红娘复来，连曰：至矣，至矣。”此后，“数夕，张生临轩犹寝，忽有人觉之，惊歘而起，则见红娘敛衾携枕而至，抚张曰：至矣，至矣，睡何为哉？设衾枕而去”，“俄而，红娘捧崔氏而至，至则娇羞融冶”，再然后，“有顷，寺钟鸣，天将晓，红娘促去”，最后，接近结尾时，“张生赋《会真诗三十韵》，未毕，而红娘适至，因授之，以贻崔氏”。

到了《西厢记诸宫调》里的红娘，已经成了崔、张结合不可缺少的助力，她热心为崔、张奔走，勇敢机智地向老夫人展开斗争。崔、张开合难易的机关，实操于红娘之手，诚可谓崔、张姻缘的擎天柱，而崔、张则身在庐山之中不知庐山真相。这说明金代的董解元，意识到在强大的封建压力面前，才子佳人要冲破罗网，必须获得外力的帮助。他突出了出身卑贱的红娘的作用，说明了下层人民对自身力量有所认识。王《西厢》则赋予红娘崭新的面貌。不仅所占笔墨的比例较《西厢记诸宫调》有大幅度增加，而且成为全剧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全剧的矛盾都是围绕着红娘展开的。第一，红娘具有受压迫受奴役者的是非标准，以及从这种是非标准出发的正义感。第二，她性格爽朗、乐观、聪明而勇敢，语言泼辣俏皮，机警犀利，有一针见血的效果。她熟悉这封建家庭内各个人物的性格和弱点，不论和莺莺的冲突，或和老夫人、郑恒的斗争，都显得机警和老练。因为兼具正义感与聪明机智，所以她是帮助崔、张克服自身弱点和对老夫人的斗争取得胜利的关键人物，是作品里对封建礼教最具有冲击力量的光辉形象。

王实甫写红娘之所以充当崔、张的“撮合山”，不仅是出于对老夫人不守“信义”的反感，更重要的是她本身对爱情追求的认同；她不仅是见义勇为，而且是缘情反礼。王实甫写她从一开始不动声息地协助崔、张，以至后来为他们两肋插刀，这种积极主动地帮助“有情人”的侠气，反映了人民大众对“情”自觉追求的态度。汤显祖《汤海若先生批评西厢记》说王实甫笔下的红娘，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识，二十分胆。有此军师，何攻不破，何战不克”。他以运筹帏幄的“军师”比喻红娘，这无疑是看到了她在崔、张爱情纠葛中所起的推动作用，从而给予高度的评价。

从唐传奇《莺莺传》到元杂剧《西厢记》，奠基了中国式爱情的基本面貌。爱情也是中国诗歌的天花板唐诗的主题之一。唐诗中千年不老的爱情，在急管繁弦中吟唱，被秦淮夜月所渲染，遥隔千年的烟尘，依然令人沉迷。《西厢记·长亭送别》中著名的唱词：“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曲调优雅秀丽，诗情画意，琅琅上口，情景交融，其意趣和韵味，不亚于第一流的唐诗。唐诗对于唐传奇、元代戏剧的渗透和影响，处处可见。

在元稹《莺莺传》撰写并流传之后不久，他的至交好友白居易就撰写出中国式爱情诗歌的伟大杰作《长恨歌》。《长恨歌》女主角杨贵妃的故里，就在蒲州（今山西永济）。前面提到赵令畤，他的《商调蝶恋花》是较早的相对完整咏唱崔、张故事的作品，《商调蝶恋花》曾引述逍遥子曰：“乐天谓微之能道人意中语。”逍遥子即宋代文人潘阆（？～1009），字逍遥，自号逍遥子，他的集子也叫《逍遥集》。与他交往密切的王禹偁是白居易的拥趸，白体诗的领路人。史学家陈寅恪认为，《长恨歌》有弥补元稹《会真记》的缺陷之意。 此言深得我心。“会真”，在唐代确指遇仙。华阳真人施肩吾即有《西山群仙会真记》，云台峰女仙《会真诗》五首（《全唐诗》卷八六三据李复言《续玄怪录》收录），亦写遇仙。《长恨歌》后半段仙界的描写，应是其来有自。何况二者在不同层面上追问着一个共同的问题——问世间情为何物？可以想见，在陈鸿和王质夫之后，风流才子元稹读到《长恨歌》时，必定是百味杂糅，别有会心。后来在写给这位知音和挚友的信中，白居易特别举出歌姬因能唱《长恨歌》而增价的事例，可见在当时民间的流行度，而既惊又喜的语气，也透露出其自矜自爱，言外恐怕还有与好友旗亭画壁之意。

《长恨歌》这篇120行的诗作，与《莺莺传》这篇4000多字的小说，存在一种互文关系。那就是生死、爱恨与天人的共通性主题。对于白居易这位35岁的年轻县尉而言，山水盘曲、积淀深厚的陕西盩厔历史文化，也是成就这部经典所不容忽视的地域因素。正如永济普救寺周围的山水对《莺莺传》的衬托一样，今日的普救寺不远就有西厢村。元稹是北魏昭成帝什翼犍的十九世孙，先祖是鲜卑人。贞元十年（794），16岁的元稹明经及第，开始守选。守选期间，贞元十五年（799）前后，21岁的元稹漫游河中府，寓居普救寺，第二年春天，与一位妙龄少女演绎了一段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风流韵事。普救寺前东西大道，在唐代的时候，是连接长安与河北之重要驿道，正如杨巨源《同赵校书题普救寺》所云：“尘光分驿道，岚色到人间。”从莺莺（前女友）、韦丛（第一任妻子）、安仙嫔（妾室）到裴淑（第二任妻子），见证了风流才子元微之一生的感情历程。最近，元稹第二任妻子裴淑墓在陕西咸阳洪渎原被发现，虽然尚未找到元稹本人的墓葬，但结合传世的元稹家族墓志，可以证实，洪渎原上存放着自隋代延续至晚唐的元氏家族墓地。今后可能会发现更多关于元稹家族的墓葬。

有山有水有故事，还不行，还得有诗有文有戏曲。所有的姻缘汇合，且雅俗共赏，才能成就美好。而在黄河对岸，长安的西边，盩厔北依渭水，南接终南，东邻鄠县，西靠郿县，境内名胜古迹甚多。《元和郡县志》载：“盩厔县，汉旧县，武帝置，属右扶风。山曲曰盩，水曲曰厔。后汉省，晋复立。武德三年属稷州。贞观元年废稷州，复属雍州。天宝中改名宜寿，后复名盩厔。”盩厔，言其地山水曲折蜿蜒，景物清幽，因以名县。盩厔县相隔数十里即马嵬，是马嵬兵变后，玄宗西幸的必经之地。天宝十五载（756），渭北原畔的马嵬喋血之后的半个世纪，为世人艳称的李杨悲剧在这一地区广为流传，也成为“家于是邑”的王质夫、陈鸿的谈资，进而创造了《长恨歌》撰写的契机。正是身处盩厔之青山碧水，仙游之梵音冥感，熏陶于彼地彼时的文化气息，白居易才能在风云际会的历史瞬间，使李杨故事超越其具体性、个别性，凝铸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世间传奇，贯其才情，凝于笔端，写就这词清意挚的千古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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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绝唱《长恨歌》咏写的是天人之恨——生死脱蒂于爱恨，爱恨长萦于天人，这大概是《长恨歌》的不朽魅力所在。《长恨歌》之魅，与《长恨歌》之谜，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长恨歌》之谜在其主题，《长恨歌》之魅在其视角。主题之谜是身在庐山的困惑，视角之魅是跳出庐山的解惑。视角的意义，正如太阳（主题）始终如一，但于地球上的我们而言，冬日与夏阳却有温暖与炙热之别。写于隆冬的《长恨歌》，视角偏于客观，35岁的白县尉叙述中蕴含抒情，相对知性一些；写于深秋的《琵琶行》，视角侧重主观，45岁的白司马叙述乃为了抒情，相对感性一些。二者均有叙事成分，只是《琵琶行》的故事，事出偶然，偶然遇到陌生的异性知音，是现实题材；《长恨歌》的故事，是历史题材，事出必然，必然因重色而有倾国之恨，即《唐诗三百首》夹评所谓“思倾国，果倾国矣”。现实题材的《琵琶行》，在偶然中亦因主人公白居易之“多于情”（陈鸿《长恨歌传》）而存在必然；历史题材《长恨歌》，在必然中亦因作者视角的别样而存在偶然。当然，一切偶然，都是化了妆或戴着面具的必然。

窃以为世间之美好，大概有三个要素：其一，时间忌太长，要短暂一些，如电光云影、朝露晚霞、镜花水月一样才美好，世间美好不坚牢，彩虹易散琉璃脆；其二，空间忌过近，须隔河相望，可望而难即，如蒹葭之境才美好；其三，结局忌圆满，略有遗憾才美好。在白居易笔下，于李杨二人而言，那是一场毁于爱情的政治，也是一段毁于政治的爱情，政治与爱情的双料悲剧，因种种因素、种种制约而成为千古遗憾，方铸就《长恨歌》带给读者那超越时空的心灵震撼。在这一点上，《长恨歌》成功超越了《莺莺传》，也开启了《西厢记》。我认为，《长恨歌》的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正是“天下人有情的成了眷属”这句话的一个最佳注脚。

再延伸一下，郑光祖《㑇梅香》是一部模仿《西厢记》而作的爱情剧。该剧敷演唐代裴度之女小蛮与白敏中的爱情故事，而主角则是婢女樊素，相当于《西厢记》中的红娘。众所周知，在他的异代粉丝和知音眼中，小蛮与樊素，都是白居易笔下的重要人物，苏轼所谓“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汪藻（1079～1154）所谓“醉吟如乐天，但少素与蛮”。《梅香》剧中小蛮与白敏中私期暗约，樊素传书递简，最终有情人成了眷属。戏中处处可见《西厢记》的影子，但又有所不同。这不仅表现在它将《西厢记》五本的内容压缩于一本之中，还在于它只写青年男女发乎情止乎礼，虽对爱情有所追求，却又没有逾越礼教伦理范围。它磨去了《西厢记》那种反封建精神，只传播传统社会所允许的所谓文人风流趣事。在戏里，樊素的唱词和说白，满是之乎者也，引经据典，更多带有文人气息，而与婢女的身份不符。至于曲文虽也典雅工整，但嫌板滞。由此，也更加显现出《西厢记》的不凡之处。

(来源：文旅永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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