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是什么时候开始成为役用动物？动物考古学者们的探索之路

牛在驯化之初可能就是兼具肉食、乳制品，以及皮、腱和骨等原材料来源功能的动物。牛在驯化之后，可能被用来骑乘或驮载，但更常见的是作为役畜被用来拉车和耕地。在近代机械化普及之前，牛在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正因如此，牛是什么时候开始成为役用动物的这样一个命题，长期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研究者通常根据各种图像和历史文献来获得相关信息，但图像和文献提供的信息往往相对滞后，反映的年代也较晚。随着动物考古学的发展，考古出土动物骨骼成为研究早期役畜的重要实物材料。

通过掌（跖）骨形态学差异来判断牛的性别，是20世纪下半叶最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之一。Nobis（1954）、Boessneck（1956）、Calkin（1960, 1962）、Fock（1966）和Mennerich（1968）等的研究成果在这一领域堪称典范。这些通过骨头的形态学差异来鉴定阉牛的尝试，反映出学者们对畜力开发问题的潜在兴趣。自20 世纪70 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研究出土动物骨骼的学者提出了有关役用牛的问题，但却仅有少数几个与使役相关特征的想法能够在已知年龄和性别的现代役牛中得到验证。毫无疑问，难以获取役牛骨骼是导致这些资料匮乏的主要原因。Fock（1966）的论文，尤其是Mennerich（1968）的博士论文则属特例。然而，两位作者都侧重于对骨骼测量数据的分析。

有关考古遗址出土牛骨有过关节病变的报道很少且缺乏标准。Siegel（1976: 359）曾报道有18 个英国的遗址发现过骨骼病变，但这只是非随机性的数据集合，其结论是不确定的。Siegel（1976: 359）取得的结果以及样本量多变、诊断冲突、病因不清等因素的影响，都表明在鉴定役用阉牛遗存时出现的问题具有复杂性。

在阐释考古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的骨学研究结果时，应该牢记考古学的基本问题，即不可由它的静态结果完全推测出一个动态体系特性（Cribb, 1984: 164）。因此，外观形态学乃至病理学变化的症状和病因之间的联系，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厘清（Horwitz, 1989: 170）。对形态测量和微观结构可变性的研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动物考古学家通常缺少一个用以描述病理学特征和病理诊断的可靠数据库。就像Rotschild 和Martin（1993: 1）所指出的那样，这类信息只能从人类医学和动物医学实践中获取。

通常来说，大多数对役畜的推测是基于观察到四肢骨末端出现外生骨赘和其他变形（Higham et al., 1981: 357）。这些观察结果常出现在动物考古样本的（亚）病理现象描述中（Hesse and Wapnish, 1985: 83）。动物作为役畜使用，意味着它们的脚骨要承受艰苦劳作的压力。许多考古文献常在“病理现象”这一部分讨论变形的掌/ 跖骨和指/ 趾节骨。牛骨的异常现象，例如跗节内肿（飞节内肿，跗关节炎，spavin）引起的掌/ 跖骨等脚骨(译者注：这里“脚骨”的词是“autopodia”，即autopodium 的复数形式，其定义为“四肢远端，前脚部和后脚部（解剖学术语）”（https://en.wiktionary.org/wiki/autopodium#English）。同时原作者给的定义是全部脚骨，包括腕骨/ 跗骨、掌/ 跖骨、指/ 趾节骨。) 的畸形，常见于许多病理现象的描述中（Wäsle, 1976: 83; Feddersen and Heinrich, 1977: 167; Johansson, 1982: 59）。然而，在一些出土动物骨骼中，需注意这些疾病可能是由足部结构不良和关节变脆弱引发的，会导致稀疏性骨炎（Ostitis rarefaciens）和骨化性骨膜炎（Periostitis ossificans），并最终导致慢性变形性关节病（Arthropathia chronica deformans）（Durr, 1961: 32）。Barthel（1985）仅在3065 件新石器时代牛骨标本中的8 件近指（趾）节骨上诊断出了慢性骨化性骨膜炎。他认为这种病变是慢性韧带损伤和姿势不正引发的。遗址地形和动物活动地面的基质也可能影响牛脚骨的畸形病变发展（Clutton-Brock, 1979: 147; Van Neer and De Cupere, 1993: 231）。

牵引导致的重压可以引发关节炎症，特别是在跗关节上（Alur, 1975: 411）。冯登德里施（von den Driesch, 1975: 423）将腕/ 跗骨（飞节）和指/ 趾节骨上的关节炎以及慢性变形性与强硬性关节周围炎（如牛的髋关节炎）列为由过劳或者年老引起的骨骼病变。根据Silbersiepe 等人的研究（1965: 486），跗节内肿通常发生在服重役的牛身上。Harcourt（1971: 267）发表了一个公元1 世纪的与跗关节病有关的跗节内肿案例。Harcourt 暗示引发这类畸形的并非感染（关节炎）。Pfannhauser（1980: 106）报告了Germania 遗址罗马时代晚期牛的跗节内肿。Hüster（1990: 45, Fig. 18c）发表了中世纪的跗节内肿案例。最近，Frey（1991: 173）也将不合理的动物饲养和“机械损伤”一起作为引发牛的跗节内肿的病因。不过，机械性损伤仍被认为是动物考古遗存中这类病理现象的主要原因。关于较轻微的掌/ 跖骨畸形的案例，Mennerich（1968: 35）将牵引使役归为罗马时期牛的掌骨远端内侧滑车关节面向内外两侧增宽的原因。冯登德里施（von den Driesch, 1975: 420）和Uerpmann（1994）也描述过类似的案例。这些工作把研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掌/ 跖骨远端非对称性增宽的测量上（Davis, 1992: 5）。

Armour-Cheluh 和Clutton-Brock（1985: 298）试图引入病理畸形特别是骨关节炎，来论证在英国新石器时期役牛的使用。他们将研究重点放在出土的肩胛骨和髋臼上，根据现代动物医学文献的数据，对牛骨畸形显著的高发生率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除了其他方面的原因，牵引使役可能造成了史前牛的前肢上承受着较大的压力。此外，出土骨骼上经常在髋臼关节面外侧，即连接股骨和髋骨的韧带附着的部位，出现骨膜增生（Levine, 1986: 70, Fig. 4.1）。Hüster（1990: 44-45, Fig. 18）也观察到了髋关节的畸形病变，包括出自Schleswig 的中世纪牛的髋关节病。他从约1300 块骨碎片中观察到了27 个这种髋臼病变的案例，而相应的，在总数约985 块股骨近端碎片中发现了57 例股骨头畸形。Murphy 和Galloway（1992: 96）认为出自Winchester 的中世纪牛骨髋关节畸形的高发生率和对牛牵引使役的过度开发相一致。然而，冯登德里施（1975: 420）提出营养不良是导致瑞士新石器时代晚期（Forster, 1974: 22）和中世纪时期（Klumpp, 1967: 46）遗址出土牛科动物髋关节病的另一种解释。先天性髋关节发育不良与股骨头和髋臼形状的异常及骨化延迟有关（Innes, 1959: 1174）。尽管这种情况最常在犬身上出现，在牛身上也是可能发生的（Rainey, 1955: 108）。

早在史前时期，阉牛的解剖结构就使得人们较为容易想到与轭系在牛角上或者挂在牛颈上相关（Huntingford, 1934: 457; Gandert, 1966; Benecke, 1994）。学者们已注意到了由轭或者轭上系着的绳索在牛的角心、颈椎以及第一胸椎上留下的凹痕（Druckatrophie）（Nieberle and Cohrs, 1970; Rauh, 1981: 19; Gross et al., 1990: 88; Milisauskas and Kruk, 1991; Müller, 1992; Benecke, 1994: 147; Bökönyi, 1994: 25）。角心勒痕最早的证据出自公元前三千纪捷克共和国Holubice 和波兰Bronocice 的遗址（Milisauskas and Kruk, 1991）。在动物考古遗存中发现这类畸形的概率小之又小。例如中世纪的Schleswig 遗址中，在2252 件角心遗存中仅发现了8 件病变标本（Hüster, 1990: 47, Fig. 19）。当然，这种低比例可以部分归咎于埋藏学偏差，因为相比于结实干燥的肢骨，角心较容易破碎，这使得角心的畸形难以识别。Ryder（1970）描述了出自约克（York）的5 件顶骨有损伤的中世纪牛头骨。虽然不能确定引发病变的确切原因，但病变的孔有一定可能是源于戴轭的血管异常增生导致的急性炎症。然而，Baker 和Brothweli（1980: 37）描述类似的病理现象时认为是先天异常。在最近Brothwell 等学者（1996）对这个问题的再研究中，排除了寄生虫、肿瘤和感染作为牛头骨上穿孔病因的可能性。目前仍不能确定究竟是戴轭还是先天性疾病最有可能导致颅骨穿孔。

Ghetie 和Mateesco（1971, 1973）研究了罗马尼亚新石器时代中期牛骨上的整体特征。通过与现代牛在肱骨和股骨的近端骨骺以及桡骨的关节面进行比较，显示出了牵引使役造成的差异。最重要的是，新石器时代牛的桡骨和掌骨背侧之间的夹角稍微尖锐一些。Mateescu（1975: 15, Fig. 3.2）在现代牛的身上测量出的角度是173°，而在新石器时代的牛身上测出的是196°。然而，这种个体畸形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环境影响而不是脚部遗传结构，尚存争议（B. Kovács, 1977: 127）。

到目前为止，对役牛的鉴定工作还没有进入到微观层次。Kratochvil 等（1988）虽然使用了掌/ 跖骨的X 射线影像来鉴定中世纪早期牛的年龄和性别，但他们放弃了尝试鉴定役牛这一有争议的任务。

显而易见，动物用于使役的最基本的表现是由过度负重或牵拉引起的骨骼的功能性增大。因此，要分析这种现象，对野生和家养牛骨骼的微结构的比较影像学和组织学研究很有意义（Bökönyi et al., 1965; Paaver, 1972; Lasota-Moskalewska, 1979）。这些研究阐明了驯化造成的牛体型的总体退化，这种退化使得这类动物更容易产生前文提及的畸形病变。

为了探究山羊的驯化过程如何影响其骨密质的棱柱状结构与板状晶体结构之间的关系，也有学者开展了微观研究（Drew et al., 1971: 282; Bouchud, 1971: 271）。然而，骨胶原的保存状态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讨论（Watson, 1975: 382）。

《役用牛骨骼鉴定指南》（书名原文：Draught Cattle: Their Osteological Identification and History ）[（ 匈）拉斯洛·巴尔托谢维奇、（比）温·范·尼尔、（比）安·伦塔克著]是20 世纪90 年代出版的一本专业著作，旨在界定役用牛的形态学和形态测量的特征。该书通过对罗马尼亚收集的现代役用牛的脚骨形态和尺寸的分析，界定了一系列与牵引有关的病理特征，并将研究现代役牛的结果应用于一个比利时遗址出土的罗马时期牛骨分析中。同时，还通过对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现生牛骨标本进行骨病观察和骨骼测量学研究，制定了根据病理组织变化和测量数据来识别役用牛的标准，并阐述了黄牛作为役畜所体现的文化、历史和经济价值。但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在牛脚上观察到的病理现象都一定是由牵引劳作引起的，其他因素，如年龄、性别、自然环境以及动物饲养的环境等，也可能导致牛脚的畸形病变。

动物考古证据表明，中国的家养黄牛是在距今5000 年前后由西亚传入的，距今4500 年左右进入中原。从中国古代文献和考古材料看，春秋时期出现了铁农具和牛耕，战国时期牛耕技术得到推广，汉代牛耕图像的出现，则证明当时牛耕已被普遍应用在农业生产当中。然而，对于牛在春秋之前的西周甚至商代、夏代是否作为役畜使用这一问题，历史文献能够提供的信息比较有限，因此，要想获得直接或间接的证据，只能从考古发现的遗迹或遗物中鉴别。《役用牛骨骼鉴定指南》这本著作，就为我们尝试从动物考古学的角度探索中国役牛的起始年代及相关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

2010 年我在美国哈佛大学访学期间，认真研读了这本书，从中得到不少启发，希望尽快把它翻译出来，介绍给中国考古同仁，从而助力中国动物考古学在役用牛骨鉴定方面取得进展。在美国期间，我向该书的主要作者、著名动物考古学家László Bartosiewicz 教授说明了打算翻译这本书的想法，并邀请他在合适的时候到中国待上一段时间，一起切磋役用牛骨的病理鉴定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希望结合中国考古遗址出土的不同时期的牛骨材料，选取病理特征显著的役牛标本，沿着从后往前的时间轴线，循着从已知到未知的逻辑顺序，探索中国役牛的起始年代，以及不同时期役牛的利用方式等一系列考古问题，为认识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提供新的资料。同时，也希望考古同仁借助中国丰富的动物考古材料，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役畜骨骼鉴定标准，不断拓展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方向和内容。

本文摘编自《役用牛骨骼鉴定指南》[（ 匈）拉斯洛·巴尔托谢维奇、（比）温·范·尼尔、（比）安·伦塔克著；马萧林、王娟、侯彦峰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23.11]一书“第1 章 引言”“译者序”，有删减修改，标题为编者所加。

ISBN 978-7-03-076844-5

责任编辑：张亚娜　周　赒

驯化黄牛用于拉犁或驾车，在画像石、画像砖、壁画和历史文献中都有迹可循，但资料有限，所反映的役用时代可能只比“记录”的时间稍早。考古遗址出土的牛骨遗骸为研究作为早期役畜的黄牛提供了宝贵材料。本书深入分析了从罗马尼亚采集的一系列现代役用牛的脚骨形态和尺寸，并将这些研究结果应用于一个比利时遗址出土罗马时期牛骨的案例。通过对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现生牛骨标本进行骨病观察和骨骼测量学研究，本书制定了一套基于脚骨病理变化和测量数据来识别役用牛的标准，全方位阐述了黄牛作为役畜所体现的文化、历史和经济价值。

本书可供考古学、动物考古学、动物解剖学、动物病理学等方向的研究者和爱好者，以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阅读、参考。

（本文编辑：刘四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