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齐 | 科学共同体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

特里弗·平齐，英国社会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技术社会学。著有《技术体系的社会构成》《实验的使用》等。

科学无疑是社会性的，但是，各种不同的科学社会学都沿用这一原则。可以根据社会学家在多大范围内将知识本身当作社会产品，把科学社会学分为弱日程和强日程。这篇文章叙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及主要领域、手段及争论的产生和影响。科学知识经社会构成的论点提出了一个鼓舞人心的研究计划。而这一计划已经改变了科学的形象。

科学是社会性的

在现代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中，科学发展服从于社会学分析手段这一点已逐渐成为常识。将科学完全想象成一些有特殊才能的人仅仅凭借其运气、技能和睿智所进行的探究自然界秘密的活动已不再适当了。甚至科学发现也表现为社会活动，其中发现者以及（在某种情况下）发现内容都由科学共同体决定。

个别几个曾认真思考过这件事的人会怀疑科学有其社会尺度。很明显，科学家们不是赤手空拳站在大自然面前的：他们是由大量知识、技能、实践经验和设备武装起来的。这一切都是跨越时间、空间和共同体建立起来的。通过科学培训向初学者传授技能和知识，以及科学家需要了解同行的研究发现都是这一行动的关键。任何“人”都不可能是一座不与外界接触的孤岛，而“科学人”（Homo Scientificus）尤其如此。早在科学成为一项专业活动之前，最早的科学结构也需要采取某种控制以解决哪些科学成果应认真采用而哪些应置之不理的问题。“绅士科学家们”之间的往来书信就构成了在这个共同体范围内保有这方面知识的有效手段。

随着科学的专业化，各种科学学会和发表科学成果的专业刊物已不断增多。随着大量使人眼花缭乱的各分支领域和专业的出现，愈来愈多地产生了十分细致的劳动分工。为了应付这一专业化趋势，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工作模式。协作及合作项目已十分普遍。目前，现代科学在人员和经费上耗费的资源是很可观的。科学事业作为一项活动有赖于人们的友善和广大社会给与的资源。社会代表威胁要关掉水龙头时，这一点也许就再清楚不过了。“拯救英国科学”最近已成为一批英国科学家企图反对撒切尔削减经费而经常向公众提出的口号。对科学家们来说，日益明显的是，由于他们要尽力去游说募款，因此，科学已成为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科学社会学中的弱日程与强日程

如果从以上的意义看科学是社会性的，那么，就可以提出很多有趣的社会学问题，例如，可以调查科学传播的形式和讲坛，分支学科和专业的生长与衰亡，科学应有的职责，奖励与承认方法的公正性以及科学家改变职业的渠道等。正是这些问题极大地吸引了与R·默顿（Robert Merton）的工作有关的北美科学社会学学派。

尽管默顿的研究计划成功地展示了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其详细运作情况，但是，在最近二十年中却出现了另外一种科学社会学。这种流派的科学社会学主要研究科学家生产的那些知识是否由社会构成并社会传递的问题。也就是说，科学知识（包括我们认为能够获得的自然界最好的知识）的内容是否有赖于社会？如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那么，科学社会学的日程以及随之而来的科学政策的日程（我称之为弱日程）就会象默顿学派所指出的那么多。它主要关心的是把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去描述，并根据某些想往的目标（可以由科学家或由社会大众提出，也可以由两者共同提出）了解哪些建制组成对科学知识的产生最为有利。然而，如果科学知识强烈地依赖于社会（包括科学家社会）以致不同的社会构成可以生产出不同形式的科学，于是，就产生了非常不同的关心倾向。这就是我要称之为科学社会学的“强日程”的关心倾向。

“弱日程”和“强日程”的区别可在儿童游戏“数字绘画”的基础上以简单类推的方法说明。我们可以把科学活动想象成是在知识图画上涂颜色。涂色完成了，我们对自然界能够知道的也就知道了。由一个个数字所表示的每一种颜色代表着每一分支领域的工作。不过，颜料是珍贵的，有的部分不得不在其它部分之前画，也有些部分离得很近会互相洇染，必须要在一部分完成并待其干了之后再涂另一部分。如何更好地完成这幅画是“弱日程”的任务。必须作出困难的抉择，例如，如果资源不够，我们是否可以略过某些知识领域不去发展？然而，“弱日程”后面的假想是这样：尽管省去某些部分，但画好的整个画面看上去却没有变化。而“强日程”的设想要多得多；它所要完成的不是一幅画，而是要完成多幅画。如果科学知识内容是由社会决定的，那么，如何完成这幅画就会影响整幅画卷，重要的是，最终画成的可能不只一幅画。

这一“强日程”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在科学上提出问题的类型，例如，问题将不在于伊斯兰科学是否系产生知识的好坏途径，而在于我们是否需要伊斯兰科学可以生产出的那种形式根本不同的知识。按“强日程”的要求，不同社会和科学中的不同类型的社会安排会产生各种非常不同的知识。问题不仅仅是不同的规划，产生的知识本身就可能是不同的。“强日程”也改变着社会学家在他（或她）的学术调查中需要获得的才干。揭示科学知识的构成也就是说社会学家必须有能力洞悉科学内容。社会学家的故事就象科学家的一样将充满诸如夸克、中微子、磷酸化作用之类奥秘的目标。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和影响

正是这一“强日程”所开创的可能性今天在激励着科学社会学。虽然还谈不上一致，但近十年来科学知识社会学方面这一生气勃勃的计划一直在进行。这一计划超越了K·曼海姆（Karl Mannheim）限定的范围表明，即使是诸如物理学、数学和生物学等深奥的“硬”科学的内容也可以理解为是在社会影响中形成的。众所周知，在科学社会学中构成主义也已蔚然成风了。

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1893.3.27-1947.1.9），德国社会学家。先后就读于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和海德堡大学，191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30年任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教授。他影响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社会学领域，也是经典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代表人物。著有《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变革时代的人与社会》《知识社会学论集》《社会学系统论》等。[图源：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构成主义也正在日渐影响历史学家，例如M·路德维克（Martin Rudwick）关于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地质学家对“大泥盆纪的争论”的研究就深受构成主义学说的影响。虽然他是想概括出一切事物最根本的主题——自然完全是社会的构成物。但是，路德维克关于地质科学知识发展方向由自然和社会两者决定的论点确实点明了今天科学社会学争论的一个中心问题。我们想在多大范围内推行构成主义呢？激进的相对论者声称，科学知识就其整体来说是经社会构成的。但是，现实主义者站在另一个极端，坚持说不管怎样由社会间接调节，科学信条总是通过从某种方式由自然界控制的。无须说在这两种论点之间还有其它很多见解。有些见解企图超越一切争论的范畴，如B·拉杜尔（Bruno Latour）最近提出的就是这样，下面我们还要谈到他的研究工作。

从历史学家S·夏平（Steven Shapin）和S·谢弗（Simon Schaffer）对R·玻义耳（Robert Boyle）关于空气气泵试验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比路德维克更加充满热情的社会学解释。按“内史论者”的编年思想，玻义耳的试验获得了典范的地位，因此，这对社会学分析是一个特别使人满意的目标。夏平和谢弗表示，不仅玻义耳研究成果的细节可以按科学社会学的思想去认识，而且，这种展现自然界现实状况的典范方法也可以理解为是当时英国的社会政策所决定的。这一研究工作也许比其它任何研究工作更能说明，社会学思想已在多大程度上渗进了内史论学说的城堡。

如果脱离了科学哲学的有关发展，对了科学社会学中“强日程”的出现所作的任何论述都是不全面的。科学哲学观曾认为，科学家在与其正独立存在的自然界相一致的情况下以前进和积累的方式获取知识。现在这种哲学观已被人们遗弃，这就意味着科学哲学不再对社会学的解释设置障碍几种有关波珀—库恩的科学后期经验哲学辩论的发展情况显示，科学知识社会学今天与哲学已不那么不一致。事实上，正是社会学家在为此定调子。他们详尽的案例研究为哲学家们自己近期的“社会学转向”提供了不少动力。

对称

把知识社会学应用于科学领域的关键是要奉行所谓的“对称”原则。这一原则首先是由大卫·布鲁尔（David Bloor）提出的。它要求社会学家在解释科学问题时采取对称态度。对被认为是荒唐的信仰和错误作社会学的解释实行限制已不再是适宜的了，如对N-Rays存在的解释就是这样。对被认为是真实的信仰（如对电子的存在）也应该从社会学方面予以解释。对称需要高度反直观，这是因为，在科学上乞求社会因素已成为错误的同义词。举一个最近的例子，朋斯（Pons）和福莱希曼（Fleischmann）声称发现了冷聚变，而批评者却以他们让追求专利权的“社会”影响歪曲优异的科学实践为由对其发现妄加评议。在对称原则的基础上的社会学研究首先要力求解释为什么实验结果被认为是对的或错的，而且，要试图从社会学的角度去解释支持者和批评者双方的主张。

科学社会学的各研究领域

社会学家们已愈来愈多地使用精心设计的方法上研究科学，要对科学家们所坚持的信仰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作出判断就需要这些方法。尽管大众聚集技术和社会调查曾适用于默顿研究计划，科学内容本身的新焦点意味若要发展新的方法。这些新方法常常引自人类学的研究（如探入的查访），人种学和实地研究。

强调科学知识发展如何受到科学共同体的社会影响也意味着，社会学家已不得不探寻使科学共同体结构概念化的新领域和新方法，例如，提供接近知识生产的主要活动的方法。过去默顿关于确定科学社会集闭的概念（如“无形学院”、“学派”、“学科”、“共同引用网”）太泛泛了，提不出令人满意的方法。这些概念企图在牺牲认知关系的情况下强调社会关系。库思的“范式”一词虽然提供了联接社会关系和认识关系这一很受欢迎的手段，但是，现已证明这一手段很难实际应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库思本人也已改变了这个词的含意。

有两个研究场所已经证明是特别有成果的：学术争论和实验室活动研究。由H·M·柯林斯（H·M·Collins）及其同事们提出的争论方法为开展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场所，因为科学上许多曾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问题可以在学术争论中得以澄清。通过对参加争论的一群科学家（称之为“核心群”）进行研究之后，就可以了解人们是怎样就科学知识进行争论的以及这些争论是如何解决的。事实证明，在争论中任何东西都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就是对于那此存亡攸关的问题和那些有权调查这些问题的人也可以争论。目前已进行深入研究的争论有：什么有助于良好的实验实践，什么算是重复实验，统计和测定的作用，理论与结果是一致还是相反，谁的研究受到重视而谁的研究遭到忽视，以及如何在修辞学的意义上提出断言和反驳的。从这些研究就可以看出科学的公开程度。实验者拟与自然对话的纯朴想法在争论中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大多数争论的过程是很短的，这也可以使社会学家能够研究这些争论是如何解决的。

实验室活动研究是由布鲁诺·拉杜尔和斯蒂福·伍尔加创立的。其优点是，这些研究说明科学家是在实验室工作台上创建知识的。表现语言叙述如何构成科学论据的虚假性和独立性一直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登记方法的重要作用及从实验室记录到完成论文的文本所经历的转变都已详细记录在案。实验室研究能使我们对科学（与各式各样创造性工作一样）所必需的一系列日常活动描绘出一幅完整的图画。

也许，新科学社会学最巨大的力量是指出了社会如何向科学的日常生活渗透。科学在这方面毫无特殊之处。在一般人的眼中科学主要是一规章和实践都高度语言化又非常明确的活动。而科学社会学通过揭示科学的技艺范畴以及诸如操纵电子显微镜的日常工作、进行试验或计算数学题等活动中非语言技艺所起的关键作用。正在向我们心目中的这种景象科学提出深刻挑战。将科学视为某些伟大人物及其伟大理论的形象是完全错误的。看来，科学培训比科学实践的高度数字系统描述更能为移入文化模式所接受。这一数字系统描述曾在很大程度上统治着有关科学的思想活动。

概念手段、主题和辩论

在研究科学知识形式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主要概念手段是利益理论和网理论。这些理论都是用来检查科学上的一致和同感是怎样产生的。总之，在科学上的社会控制并不是一件简单的、直截了当的事。要是这样，科学方面的高等牧师就可简单地涂抹出他们的自然画卷，并可以永远保持其权力了。很明显，不同类性是很多的。义务与投资的精致网络与诸如知识、经费和仪器设备等资源纠缠在一起。科学极少表现为一种赤裸裸的社会力量。科学之所以有力量和韧性，是因为社会力量大量地隐匿在诸如机器、理论、实验和专门技能等事物中。某些事物看起来是“天然的”、“客观的”或仅仅是“事物的本来面目”，但那才是真正有力量的。

当前，科学社会学所包括的主题很广。除上述问题外，还有一些更加突出的论题，它们涉及科学发现、科学仪器设备的“黑匣子”及仪器设备的一般作用、如何建立分类系统、形象化问题、科学工作、数学在科学中的地位、科学的边界、性别与科学、边缘科学、公众对科学的了解及科学中的欺诈行为。人们还愈来愈多地发现来自相关社会学，女权主义、论文分析、符号学及文学批评等领域的思想和方法。这一领域对诸如风险评估、科学教育、科学政策、科学写作及文学研究、健康和疾病社会学以及法律等方面也正在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目前很多分析家正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技术方面，试图说明决定技术产品、机器和工艺发展的社会进程是多么相似。这将是极其鼓舞人心的发展之一。

正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科学社会学并没能避免通常在社会学方面所产生的有关方法的争论。科学范围内这些与存亡攸关的问题在很多方面更尖锐地提出来了。可以注意一下下述有关方法方面问题的辩论：

阐述利益和指责动机方面的总体困难

科学知识的发展是由社会利益所决定的主张往往涉及社会学分析家。他们把社会利益转嫁到各种不同行动者身上。当科学行动者自己把动机和社会利益转嫁给他们的科学家同事们时，这怎么能行得通呢？当然一种回答是要求有分析特权，但是，用“参加者自己的话说”，这一要求是与“请告实情”的要求相抵触的。

反思

科学知识的发展是由社会决定的主张立即引起这样的问题，即以此而论，社会学家的主张又是如何形成的，也是经社会形成的吗？有些作者总爱忽视整个反思性问题，并以现实主义精神去寻求社会学方面的解答。其它作者则赞扬反思，并以之作为他们研究的目标，以表明他们的文章是如何在社会中构成的。他们的活动已涉及对非常规作品（如戏剧与对话，或科学小说等）的探索。这与非构成派的文学理论家们的兴趣是重叠的。这一途径近来已为阿西摩尔（Ashmore），马凯（Mulkay）和平奇（Pinch）在其健康经济学应用的研究中发展了。他们想为那些通常被从社会学家的文章中略而不谈的各种集团呼吁。

大自然活动者的作用

与上述问题不同，这一问题主要是针对科学技术社会学的。拉杜尔曾指出要有一个新的超对称原则。根据这个原则我们要以对待人类行动者那样的方式去对待大自然活动者（扇贝、电子之类）。按这种方式，以社会解释自然为中心的目标就为自然和社会二者如何结合这种解释的目标所代替。这样，就巧妙地避开了前面提到过的现实主义—相对论二分法。这一主张引起了很多饶有兴趣的问题，而且，已在一些社会学家中触到了他们已被刺痛的神经。归根结底，这些社会学家希望赋予社会以本体论的特权。同时，他们经常指出，行动的并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代表事物行动说话或解释事物行动的人。然而，由于科学社会学愈来愈向技术方面扩展，因此，有人硬说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机器占统治地位的世界上，而且，包括自然活动者在内的新社会学可以提出一条成果丰饶的前进道路。这个问题目前正在这一领域内辩论。

结语

虽然本文只能对当前正在进行的工作投一瞥，但是，我希望表明，这一领域仍是一个朝气蓬勃的领域。科学的社会构成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述，而且这一理论正日渐溶于技术研究之中。虽然科学技术已成为现代社会愈来愈重要的部分，但荒诞的是，研究科学技术的人的工作仍然没有起到足够的影响。一般说来，科技政策仍为过时的科学技术思想统治着。如我们已知的那样，科学知识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坏境中产生的。当我们瞻首一个脆弱的全球环境中的危险的未来时，这是一个值得牢记的信息。如果我们真要坚持对这些建制进行民主管理，去掉科学技术的神秘感确实是必要的。

〇本文原载于《科学对社会的影响》1991年第3期，秦光道译。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封面图为玻义耳的实验草图。[图源：wikipedia]

〇编辑 / 排版：窝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