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档案：
樊纲，新中国第一位西方经济思想史博士（与左大培并列）。
1953年9月，出生于北京市。
1969年，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务农，1975年，转到河北省围场县。
1978年-1982年，河北大学经济系本科就读。
1982年-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西方经济学研究生。
1985年-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西方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1985年-1987年，赴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及哈佛大学学习。
1988年，获博士学位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
1992年，破格晋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1994年-1995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1995年-2015年，任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及法人代表。
1996年至今，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兼任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2006年-2010年，2015年-2018年，两次出任中央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2012年至今，任国家高端智库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理事会副理事长，院长。
2020年8月26日，樊纲在世界海洋城市•青岛论坛上做主旨演讲。（人民视觉供图）
1968年6月18日，中国最北的黑土地进入一年中最好的季节，一个以“屯垦戍边”为主要任务的单位——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了。
为了“开垦北大荒”的目标，数以百万计的城市知识青年奔赴常年被冰霜覆盖的他乡。在轰轰烈烈的时代浪潮里，青年樊纲也不例外。
樊纲1953年生于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母从教会学校大学毕业后离开上海，到北京工作。在那里，樊纲读完小学，“文化大革命”开始，被就近分配去读中学。但仅仅过去一年半，大环境便发生变化。1969年，刚学了几个英文字母的樊纲，就以知青身份被分配到黑龙江兵团务农。
伐木，开荒，种地，一晃就是6年。
尽管脱离学校环境，樊纲仍在学习与思考。1974年前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探讨试行工分制，改革原有的固定工资制，樊纲所在的连队被选为试点之一。靠着读过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樊纲对试点方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受邀到兵团总部参加会议。
1975年，因为投亲靠友，樊纲转插到堂哥所在的河北省围场县农村。在那里，冬季每天只有两顿饭，下午5点钟喝完小米粥，到了七八点，人就饿得发慌。
不过很快，迎来了转机。
下村不到一年，樊纲被借调到县文化馆从事群众文艺创作工作。1977年，正在公社铸铁厂体验生活的樊纲，从收音机里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靠着多年阅读杂书积累的知识，他从全国570多万名考生中突出重围，被河北大学经济系录取。
4年后，樊纲如愿考入当时在经济学领域有着绝对权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朱绍文教授，继续钻研自己喜欢的西方经济学。在那里，樊纲的经济学天赋再度获得认可。
1985年，经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董辅礽的力荐，樊纲获得出国留学机会，前往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和哈佛大学学习经济学。
和天赋并重的，还有樊纲的勤奋。导师朱绍文曾提到，樊纲在美国读书时非常刻苦，经常因为走得太晚而回不了家，就在研究局的桌子底下睡觉。1988年，学成归国的樊纲顺利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和同门左大培一起，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自主培养的首批两名西方经济学博士。
拿到学位后，樊纲继续留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他的学术成就和社会影响力远不止于象牙塔内。在中国改革开放掀起巨浪的1990年代和21世纪初，樊纲是经济学界年轻学者的代表，38岁即获得国内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学科学奖；39岁破格晋升社科院研究员；40岁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界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之一；除学术工作外，他还两次被国务院任命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因在过渡经济学领域的贡献和成果，樊纲获得了国内经济理论界最高奖，“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不过，伴随着荣誉与欢呼的，也有外界的质疑。2018年，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因为“掏空6个钱包买房”的观点，樊纲被推上舆论风口。两年后再度被问到这一观点时，樊纲回应，当时意在表达房子太贵，年轻人负担不起，而不是鼓励年轻人“啃老”。只是，如果不是再被问到，他自己“也想不起来了”。
2023年11月2日，南方周末记者见到了这位70岁却依旧精力充沛的学者。或许是多年研究经济学的结果，樊纲有着一种一以贯之的坚定，仿佛时代的种种巨变于他不过是投向湖面的石子，而他所求的只不过是“希望中国好”这一件事。
只有辩论才激动
南方周末：1977年恢复高考，你考上了河北大学经济系，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专业？
樊纲：我1969年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下乡，那时候读的书都是与马列有关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读得多了，发现自己对政治经济学的东西比较感兴趣。
当时也面对实际的问题，引人思考。当时建设兵团一个连队，原来二十几个人种地还能有盈利，但是我们知青一百多个人一去，成本增加，反倒是亏损了。都说劳动创造价值，现在该怎么理解？同时大家都在想要改变现状，这就让我更多地对经济问题感兴趣了。
那会儿除了读理论书，也对文学感兴趣。那个年代大家都想做个文艺青年，我也努力于写作，后来还在县文化馆搞创作，写一些曲艺节目之类。但是文学创作靠的是感性思维，当时我自己就认为这方面不是我的真正的兴趣所在，因为我不大会讲故事，对讲故事我起不来劲。什么来劲，理论辩论，一辩论起来我就激动了。
1977年恢复高考，每个人能填报3个志愿，我都报了经济学，没有报文学。
南方周末：你曾提到自己还在黑龙江下乡时，有次为工分制改革提建议，但没有被采纳，这段经历有挫伤你对经济学的热情吗？
樊纲：没有挫折感，也没觉得不高兴什么的。当时兵团总部讨论要不要将固定工资改为工分制，选了我们连做试点，我因为学了一点政治经济学，就把自己的想法写了篇东西，连队指导员给递了上去。后来兵团邀请我们两个人去佳木斯兵团总部参加研讨会，那可以说是我第一次参加经济问题研讨会。当时能让我参加讨论，已经很高兴了。
那会儿我确实对理论研究非常感兴趣，虽然不是专业出身，也没上过什么学，但兴趣还是很重要的，晚上大家都睡觉了，我就一个人在油灯下面看书写东西。
南方周末：1977年恢复高考时，你想考的经济学专业竞争激烈吗？
樊纲：当时学科很少，招生也很少。政治经济学专业，北大在河北省有一个招生名额，吉林大学在河北也只有一个，其他的就是河北大学了。
下乡前我只是个小学毕业生，没上过中学，知道要高考的时候，只剩两个月出头的复习时间了，好在那些年我一直没断过读书，能找到的书都读，所以文史哲就靠着当时读杂书的“功底”，数学就是在那两个月里学，中学一共8本教材，我学了7本多一点，最后考了六十多分，考上了河北大学。现在想起来整个复习的过程还是很不容易的，算是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
南方周末：你曾提到，读书期间大学的课程大都是古典经济学，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现代经济学的？
樊纲：我老说我们是比较幸运的一代人，1978年刚上大学的时候，中国经济处在最低谷，人均收入、经济增长率都很低，后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的观点逐步形成。但其实那时大家比较熟悉的还是苏联式的政治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并没有在各个大学里系统教授，只有河北大学的系主任蒋光远教授做了这件事。
蒋教授是1950年代北大毕业的经济学硕士，早年读过西方经济学。十年动乱，他们一批人被下放，后调来支援河北大学。我上大四那年，在其他学校还在讲西方经济学“流派”的时候，他给我们系统地讲了一本现代经济学原理的教科书。
也是因为这门课使我们较为系统地掌握了现代经济学，我们才能认识到在我们与世隔绝的那些年里，现代经济理论已经发展得非常繁杂了，需要赶紧补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和世界对话，知道理论要朝哪个方向发展，所以后来我到社科院读研究生，就选了西方经济思想史这个专业，并顺着这个路子继续走下去了。
樊纲的博士学位证书。（受访者供图）
“不能忘记坐冷板凳的人”
南方周末：朱绍文教授是你读硕士和博士时的导师，读书时他对你有什么影响？
樊纲：朱教授的指导主要集中在学习和思想方法上，他强调要读原著，把基础理论打扎实，逼着我们去读了很多英文原著。
南方周末：这些年来你和朱教授是师徒又像是父子，你觉得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樊纲：朱教授是一个很执着的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有点固执，很执着、很犟。他坚持自己的观点，不管别人怎么说。改革开放后，大家不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时，朱先生仍然讲。
早几十年前，他就很推崇德国发展经济学鼻祖李斯特的观点，当时李斯特认为德国比较落后，不能马上采取发达国家的经济措施，必须得有保护和一定的政府管制。后来日本学习德国，朱教授在东京大学学习时又将这些理论介绍给中国。但那时候朱教授的观点不被认同，不过现在事实证明，幸亏我们有一些独特的产业政策，经济才能发展起来。
南方周末：朱教授提倡的发展经济学观点也被你继承下来了。
樊纲：有一些。说句实在话，国门刚刚开放的时候，我们更关注的其实是市场经济本身，一门心思研究人家为什么这么有效率，发展得这么先进，想学习西方的制度体系来发展自己。正好那个时候西方国家和我们还没到竞争的阶段，我们就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学术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制度经济学领域。
直到新世纪以后我们和发达国家有些发展上的竞争了，才开始更多地思考发展经济学的问题。2010年以后，我开始在北大给研究生讲发展经济学。
南方周末：除了朱教授，过往二十多年的求学、研究当中，还有没有哪些老师的教诲对你影响比较大？
樊纲：这个说来话就长了。一个是当时的研究所所长董辅礽。我曾经在一篇纪念文章中说过，我能出国留学就是因为董所长把唯一的指标给了我，他觉得我有外语和西方经济学的基础，能利用好这个机会，即使我当时还不是所里的人。
第二个对我很有影响的是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刘国光。他主张改革，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由他批准，我们才得以成立研究小组，撰写《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这本书，尽管从当时来看，这本书里的一些观点和他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
还有一位，现在84岁的张曙光教授，他既是我的合作者，也算我的前辈。那本《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他是副主笔。比起我这个主笔，他亲身经历了计划经济时代和很多早期研究的经历，更熟悉中国的现实情况。写书时，我和他有过很多很深的交流，那本书的理论体系也是我们共同构建出来的。
还有一些老先生，虽然接触不多，但给我留下的印象也很深，例如巫宝三。他从哈佛学习经济学回来，主张用比较科学的方法来分析中国的经济史。他研究历史不光是看到史实，也看到了里面的经济逻辑。为了做研究，他花了很大的功夫，即便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还是扎扎实实地在书斋里面写出了很多东西，很不容易。
在今天看来，他们坐了多年的冷板凳，为中国经济学的基础工程作出了贡献。大家不要忘记他们。
共识就是“均衡”
南方周末：读博期间，你去美国留学，想到要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中国问题。不在改革潮流中心，你怎么会萌生这样的想法？
樊纲：毕竟出国前的近十年时间，我一直在学习经济学，同时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再加上小学毕业后，我先是在黑龙江兵团待了6年，后来又在河北农村待了两年，对农村的贫困有实感，也就对中国经济问题有实感。我是亲眼见过人吃不饱饭的那种状态。还记得有一次我到村里一户人家，一位中年汉子躺在炕上，我问他你怎么没去干活，他说中午有点饭让我儿子吃了，他下地了我就去不了了。
我出国学到更多的东西之后，是感觉对理论和实际问题开始“融会贯通”了，前10年读经济学的知识积累，加上对现实问题的不断思考，我感觉我可以更好地解释中国的经济问题了，觉得自己能做很多事情，而且这些事情不是我在国外能做的，一定是要在国内与大家一起来做的，于是我坚持回国。
南方周末：对于当时的中国经济理论，你有什么明确的改造思路或者计划吗？
樊纲：没有系统的计划，只是觉得需要有种系统的理解与变革。比如当时国内针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到底哪个是真理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博士论文写作的时候，我逐步认识到，任何理论都是一个不断创新又不断综合的过程，不同的理论都会逐步融合，取长补短，所以就写了博士论文《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当时的目的就是，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自己把它给搞清楚了，从此以后再遇到这种问题，我就不纠结，也不用反复回到这一问题，我的观点就在这本书里了，不必再去反复讨论，这样我就可以放开手脚研究现实的经济问题了。
所以回来的前十年，我写了几百万字的几本大书，还有一些论文和杂文，写完之后我就觉得比较轻松，不仅不需要再去纠缠一些问题了，自己的理论观点也会比较一贯，不会出现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后面总要修改纠正自己的情况。
南方周末：博士毕业的时候，学校有说你是西方经济思想史专业第一个博士吗？
樊纲：大家可能都知道我是这个专业第一个博士，但是其实我们那一届，朱先生一共带了3个硕士，两个博士，我是和左大培一起毕业的，可以说我是第一个，也可以说左大培是第一个。我们当时毕业的时候还没有博士帽、博士服这些东西，没什么仪式感。
南方周末：读博期间，朱教授不让你们过早参与社会讨论，所以你在博士毕业后才走上了“经世致用”的道路，当时你有什么目标设想吗？
樊纲：我是在博士毕业两年后拿到的副高职称，第三年就通过法语、英语两门外语考试，再加上出版、发表作品有一定规模，被破格提拔成了正教授，在40岁左右就把职称的事情全都搞完了。对我个人来说，不想当官，也不想去做生意，还真没有什么具体的目标，要做的就是写点东西，能对别人产生影响，对一个学科发展有所贡献。不过这些年我也做了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包括负责两三个研究机构的事情，尽一些社会责任。
南方周末：2006年，你成为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委员，此后连任两届。在这期间，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等一系列问题先后发生。在这段任职经历中，你有什么特别的观察吗？
樊纲：能在这个层次上参加一些讨论，还是很有益处的，可以近距离观察各个部委考虑问题的不同角度，加强我们对所谓利益主体的理解。不同部委，负责不同事情，既代表国家的整体利益，也会代表不同方面的利益群体，有不同的角度。讨论时，在屋里头坐下的人，也就是各个部委的代表，会把各自思考的问题、角度带到决策圈里面去，大家把这些问题都说出来、说清楚，这样达到的共识，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均衡”。
“目标不要具象到职位、金钱这类东西”
南方周末：从发表的论文看，你有很多学术观点直指制度问题，似乎不是传统儒家观念里“安分”的士大夫形象，这是经济学家普遍具有的特质还是说你的性格使然？
樊纲：比我激进的也有。一个原因是，改革开放后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大家说话比较敞开，而且那时候我们面临的问题也都比较现实和尖锐。
不过我并不想做哗众取宠的事，如果我说了某个问题，那前提是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真的存在，而且我也不想把3分的问题说成5分或者10分。虽然有时候可能看起来我说的话比较尖锐，但目的还是要提一些建设性的想法，最终目的是想解决问题，这是我一直坚守的底线。我希望中国好，我希望中国能够继续发展。
南方周末：这么多年对中国经济的分析和讨论过程中，你有和其他人产生冲突吗？
樊纲：总会有一些观点的差异，甚至也有一些比较深层次的差异，但是我这些年多数情况下不会去和别人争论，我总觉得阐述好自己的观点就好了，别人接不接受是别人的事情，不必去想说服谁，这会耗费很多精力，没有意义。
不过今年2月初，我在《管理世界》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针对林毅夫教授强调的比较优势的观点，提出了我的不同看法。所谓比较优势大意是说，一个落后国家要利用好自己某些生产要素成本较低的优势。
我的基本观点是，比较优势只在我们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比较重要，也就是加入WTO前后、农民工工资暴涨之前的那个阶段。当我们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比较优势逐步衰减，这时真正重要的是“后发优势”，也就是通过对外开放，学习、引进、消化、吸收，以较低的成本尽快地学到更多的知识和技术，让这些知识能够在我们国家发挥作用，实现知识要素的外溢。我们的发展，不仅一开始就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发挥了后发优势，最近这二十几年的增长更是主要依靠了开放之后学习到的各种知识与技术，并逐渐学到了创新的能力。现在美国人试图遏制我们的发展，各种遏制的手段，脱钩、断供、停止学术交流、限制留学生，等等，无一不是要遏制我们发挥后发优势。他们根本不在意你发挥比较优势，因为你的比较优势只是一些“初级要素”的成本优势，只能搞一些他们并不在乎的劳动密集型，而他们真正忌惮的，是我们如何通过后发优势快速增长知识、技术这些“优质要素”，使他们在这方面失去比较优势。
南方周末：你在自传里提到，在哈佛大学访学期间，对他们的研究生培养方法很有感触，回国后就在研究生院做了尝试，当时你做了哪些调整？
樊纲：哈佛的研究生要上两年的课，通过qualify（资格考试），才能开始写论文。研究生上课，用的也不是教科书，而是直接讲论文，哪怕是昨天刚发表，只要大家认为有价值就可以，教科书只用来参考。
我回国的时候觉得中国的研究生教育需要改进，就申请了一笔经费，请当时刚回国或者在国外拿了学位的博士们，比如海闻、张维迎等人，给社科院的研究生讲课，我自己也讲了两学期，来提升经济系研究生院的知识水平。
南方周末：对当下的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和研究生群体有什么人生建议吗？
樊纲：我历来不允许自己去做什么“青年导师”，所以没有什么人生建议。我对自己的“建议”是，目标不要具象到职位、金钱这类东西上面，而是应该多想想怎么做出一些像样的东西，提供自己的贡献，以此来获得社会的承认。从人生的角度来看，这才是一种真正的满足。
南方周末记者 蒋敏玉 南方周末实习生 柯愉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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