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毓堃
编辑/漆菲
在刚刚结束的荷兰议会众议院选举中，有着“荷兰特朗普”之称的海尔特·维尔德斯（Geert Wilders）成为最大赢家。他领导的极右翼自由党（PVV）一跃成为议会第一大党，缔造了二战以来荷兰政坛最大的冷门之一。
尽管荷兰选举向来以“测不准”而著称，且这样的结果并非无因可循，但它仍然足够意外，使得欧洲各国极右翼人物和政党纷纷祝贺，更触发了公众的热议与忧虑。维尔德斯能否组阁上台仍是疑问，但关于未来荷兰的走向、荷兰与欧盟的关系甚至欧洲极右翼的前景，人们似乎强烈感觉到“风向变了”。英国广播公司（BBC）则在文章标题中写道：“维尔德斯的胜利惊吓欧洲。”
意外结果不无先兆
现年60岁的维尔德斯从政超过30年，担任众议员已有25年，在自由民主人民党（VVD，老牌中右翼政党，大选前的议会第一大党、联合执政党之一）待过15年。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与正牌特朗普不尽相同：后者乃商业大亨出身，2016年之前都是政治素人；而维尔德斯是有着数十年经验的资深政客，曾长期混迹于主流政党。
不过无论是在建制派的自由民主人民党，还是自立后组建、领导自由党，维尔德斯早就被视为“离经叛道”的非典型政客。这不只是由于他那蓬松的染发与特朗普形似，更在于他咄咄逼人、尖锐极端的言论与观点。
青年时代，维尔德斯为了游历世界前往以色列，并在其控制的约旦河西岸当了一年志愿者。其间，他全盘接受了以色列式的反恐思维和“特别的国家团结感”，其核心便是反伊斯兰教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反移民立场。
此后，维尔德斯担任时任自由民主人民党领导人弗利特斯·波尔克斯坦（Frits Bolkestein）的议会助理，后者在荷兰政坛率先提出大规模移民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并严厉抨击穆斯林移民群体。
在青年经历和政坛启蒙导师的双重影响下，维尔德斯自2002年担任自由民主人民党发言人后，一直公开批评伊斯兰极端主义，并因为逐渐走向党内极右翼而在两年后被开除党籍。
当组建自由党后，维尔德斯更加无所顾忌地把穆斯林移民与恐怖主义挂钩，甚至呼吁封禁清真寺和《古兰经》。他曾于2008年发布了一部批评伊斯兰教的短片《Fitna》，将恐怖主义与《古兰经》联系起来。为此他不止一次遭遇威胁、袭击乃至暗杀，自2004年起处于警方的特别保护之下，还在2009年因煽动歧视被英国禁止入境。
这也解释了维尔德斯为何投身政坛30余年却从来不入政坛主流，哪怕在2017年的大选中，自由党历史性成为议会第二大党，外界依然不敢想象他能登上政治舞台中央、参与组阁执政。
因此，本次大选投票结果刚一出炉，引来荷兰从上至下的惊呼：自由党以37个议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这个极右翼政党首次迎来领导国家的机会。
结果虽然意外，却也符合荷兰大选民调一贯失准的传统。此前的两次大选，选前民调都看好自由党，结果自由民主人民党保住了第一大党的位置；今年大选之前，民调显示自由民主人民党会以微弱优势保持领先态势，BBC的选前报道聚焦的“变化”首先在于是否会出现第一位女首相（自由民主人民党女领导人迪兰·耶希尔格兹），之后是工党和绿党左翼联盟领导人弗兰斯·蒂默曼斯，就连新成立不过三个月的新社会契约党领导人彼得·奥姆齐赫特都引起了外界关注。未曾想到，选举最大赢家却是此三人都不愿与之为伍的维尔德斯。
这一结果的产生绝非毫无理由。例如，荷兰选民向来以摇摆不定而闻名，很多人都是到了选前最后几天乃至投票当天方才做出选择。自由党的支持率直到选前最后一刻才突然激增，再度印证了这一点。
不过，能在最后时刻影响这些选民的，莫过于台面上的政治人物们如何回应民众的关切，而这一次，维尔德斯和自由党的表现走在了其他主流政党前面。本次大选的热门议题包括医疗（保险）、生活成本、移民、住房短缺和气候变化，其中大部分问题成为维尔德斯击垮对手的有力武器。
今年7月，现任首相马克·吕特领导的执政联盟便因移民政策的分歧而解散。在乌克兰危机导致大量乌克兰难民拥入荷兰的情况下（2022年荷兰移民净增长22.3万人），现如今三分之二的荷兰人希望减少移民的数量，对移民问题的关切甚至盖过了经济。
乌克兰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通胀同样令荷兰民众苦不堪言。能源、生活日用品价格持续上涨，住房短缺、压力增大，连带影响了人们支付基本医疗保险的能力（平均每人每月超过141欧元）。目前预计约83万荷兰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61%的荷兰人担心自己无力支付医疗保险，包括中产阶层家庭在内的多数人对未来充满担忧。
对此，蒂默曼斯领导的工党和绿党左翼联盟，以及维尔德斯领导的极右翼自由党，都将炮火对准了中右翼联合政府——前者认为其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住房、医疗等公共服务投入不足，后者则简单粗暴地将一切归咎于过量移民抢夺了资源。
从选举结果看，上述攻击收到了显著成效：自由党和左翼联盟成为此次选举议席总数和扩张最多的两大势力，分别比上次选举多赢得20席和8席，达到37席和25席。
为了淡化极右翼色彩、以温和面孔示人，维尔德斯降低了一直以来的反穆声调，而强化其限制移民的政策主张。他说：“荷兰人再也受不了了。现在我们该首先考虑我们的人民。关闭了边境，寻求庇护者清零。”
他同时承诺，将全力应对住房危机、改善医疗保障服务，不仅说到荷兰人最关切的现实问题，也与他一直以来的主张前后呼应。就连在电视辩论中，他的表现都比对手显得更充分。
相比之下，其他主流政党（尤其自由民主人民党）在相关议题上准备不甚充分，还出现了可笑的失误。例如，自由民主人民党新领导人迪兰·耶希尔格兹-泽赫里乌斯打破荷兰主流政党“绝不跟维尔德斯合作”的红线，一度松口称不排除与之联合组阁的可能性，客观上淡化了后者在选民心中的极端色彩。
尽管上述政党也把移民政策作为竞选主题，但跟维尔德斯比起来，看起来不过是拙劣的 “跟风者”。更不用说，耶希尔格兹作为7岁才移居荷兰的土耳其库尔德难民后代大喊“反移民”，连自己政党的选民都未必能说服。站在选民角度，既然移民问题已经忍无可忍，还不如选择“坚持初心”的维尔德斯。
正是这些不太引人注意的迹象，造就了维尔德斯自己都意想不到的异军突起。据说，维尔德斯的团队在投票日三天前才租用了一个房间作为自由党竞选总部，而这里却见证了荷兰政坛历史性的一刻。
极右翼正席卷欧洲？
“自由党已经无法被忽视了。我们将要执政。”投票结果出来后，维尔德斯信誓旦旦地告诉欢欣鼓舞的支持者。
不过在荷兰高度碎片化的议会政党格局下，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远远不等于成为执政党。自由党在议会众议院150席中只占不到四分之一的席次，想组阁必须与其他党派合作。
选后两日的消息显然挫伤了维尔德斯的愿景：一度松口、最有可能的合作对象——自由民主人民党重申不会与维尔德斯联合组阁，耶希尔格兹甚至矢口否认自己曾称对维尔德斯“敞开大门”；誓要捍卫荷兰“民主与法治”的左翼领导人蒂默曼斯在这一点上更不会做出任何妥协。
眼下，只有中右翼新社会契约党领导人奥姆齐赫特调整了最初的态度，表示他们准备“将选民的信任转化为行动”，称其有责任与维尔德斯组建政府，但后者必须要放弃诸如禁止《古兰经》、查封清真寺等“违反宪法”的政策。
维尔德斯能否领导荷兰仍是未知数，但荷兰商界已经等不起了：政治不稳定、不确定意味着国际资本对荷兰的投资信心下降；作为欧盟最富有的国家之一，荷兰以贸易立国生存，而维尔德斯却是高度的“疑欧主义者”和脱欧支持者，他的上台关系到荷兰与欧盟的关系、荷兰的国家未来乃至整个欧盟的前景。
他的胜选，也让欧洲各地的“同路人”备受鼓舞：匈牙利总理欧尔班高呼“风向变了”；法国极右翼代表人物玛丽娜·勒庞表示，“这证实了人们越发倾向于捍卫国族认同”；比利时极右翼弗拉芒利益党领导人汤姆·范赫里肯更是给出惊人论断：“整个欧洲，像我们这样的政党正在路上。”
欧洲怀疑论（乃至脱欧）、反移民、相对“亲俄”……欧洲各国的极右翼力量以这些共同特征冲击着主流政坛和公众的传统认知，引发外界对欧洲遍地“变天”的担忧。
从目前来看，维尔德斯和自由党在荷兰的大胜并非孤例，特别是它产生的激励作用和外溢效应，或将在相当程度上挑战欧盟现有的政治议程。
在欧盟的两大“压舱石”——法国与德国，这股趋势变得越发清晰：勒庞领导的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在去年6月的法国国民议会选举中成为最大赢家；成立十年后，德国极右翼德国选择党（AfD）在各路民调中“坐二望一”，先是今年6月在图林根州松讷贝格首次赢得地方执政权，然后在10月初黑森州的议会选举中跻身第二大党，其领导人爱丽丝·魏德尔更是宣称该党已成为“全德主要政党”。
去年9月，欧盟第三大经济体、创始成员国意大利见证了梅洛尼领导的意大利兄弟党赢得大选，以及二战以来最右翼政府的诞生。这意味着极右翼版图不仅在数量上持续扩大，而且在传统西欧大国赢得执政权，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
加上已执政多年的欧洲传统右翼和极右翼政党——包括匈牙利的青民盟、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奥地利人民党，如今又有荷兰自由党为伍，全欧洲的极右翼力量有理由坚信，自己已经从边缘变成了主流政治力量。
对欧盟来说，挑战无疑是艰巨的：其框架内的多边议题争论或将会更激烈，碎片化、对立的情况更多变，而作为一个共同体，欧盟对公共问题采取集体行动的难度也将变大。
且不说维尔德斯、梅洛尼等人对欧盟现行机制本身就持不信任态度，有些人还持“脱欧”、令欧盟进一步分裂的选项，即便尚在欧盟框架内，围绕特定新老问题的分歧也将影响着欧盟的未来政策。
移民问题自不必说，随着欧洲极右翼力量的话语权水涨船高，他们在“本国优先”和“生存安全”名义下反对大规模接收移民或难民的立场，将形成更大的压力传导至欧盟决策机构。而基于本国优先的逻辑，维尔德斯和欧尔班在加大对乌军事援助等问题上同样不情不愿。
早就以多种方式联动的欧洲极右翼政党，是否会在维尔德斯改变荷兰历史后，进一步携手改变整个欧洲的历史，让这股代表着民粹主义、强硬保守意识形态的力量主导全欧洲？它们的突破与胜利，又是否意味着极右翼意识形态正在赢得欧洲主流民众的认同？
就当下情况来看，如此顾虑为时尚早。极右翼政党在欧洲各国并非齐头并进，而是“几家欢喜几家愁”。
今年7月下旬的西班牙提前大选并未给备受看好的呼声党带来好消息，该党不仅得票率和议席不增反降，而且失去了联合组阁的能力。
而10月中旬，在波兰举行的“民主化以来最重要的选举”中，法律与公正党虽然保住众议院第一大党的地位，但议席未能过半，且中、左翼三党签署了联合执政的协议，意味着莫拉维茨基组建多数政府几无可能，波兰与欧盟此前趋紧的关系有望迎来转机。
更重要的是，结合欧洲的社会现状，多数选民对这些极右翼力量支持度的增减，并不因为意识形态上有了多大改变，其主要动机仍是对现实生活的考量。
梅洛尼、维尔德斯等人的胜选经验能清楚地解释这一点。他们无一例外淡化了意识形态色彩极为浓厚且不切实际的腔调——梅洛尼认可国家对经济活动的作用、主张改革而非马上退出欧盟；维尔德斯则“搁置”了涉及伊斯兰教的极端政纲，主打的是民众最关心的生存问题，即高昂且持续激增的生活成本，以及外国移民（尤其穆斯林群体）带来的多元安全威胁。
与传统主流政党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巧妙地将经济与民生问题归因于外部因素——例如大批移民抢夺本国民众的生存资源，又或者欧盟过大的权力和统一政策弱化了本国政府维护国民利益的能力。这套话术完美匹配了欧洲民众的首要现实关切，成为获得选票最有效的武器。
而当现实状况发生变化，或者来到国情不甚相同的国家，类似话术反而可能起到相反效果。
为了体现对“友党”的支持，梅洛尼去年6月曾向西班牙呼声党的支持者发表演讲，其中提到：“赞成自然家庭，反对LGBT游说团体！肯定性身份，反对性别意识形态！对十字架的普世价值说‘是’，对伊斯兰暴力说‘不’！对安全边界表示赞同，对大规模移民表示反对！肯定人民的主权，否定布鲁塞尔的官僚机构！”
结果到了西班牙大选时期，执政的工人社会党及其左翼盟友炒作这一“右翼与极右翼合流”，暗示呼声党的上台将不利于女性和少数群体的权利，最终导致呼声党的挫败。
由此可见，欧洲选民并非被意识形态绑架的“乌合之众”。他们清楚自己要什么，不会简单被政治光谱某一侧的政党或意识形态所绑架，更不会为此牺牲自己的现实利益。当他们的诉求得不到满足，他们可以用手中的选票惩罚任何人，无论其来自左翼、中间还是右翼。
未来一段时间，欧洲政坛或将走向极化对冲，但任何政党都没有高枕无忧的资本，也没有妄自菲薄的必要。他们唯一需要关注并做好的只有一件事——为公众解决其真正的关切。（作者系中国翻译协会会员、国际政治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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