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庚子之变，八国联军入侵中国。1901年9月，清政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赔偿白银4.5亿两，年息4厘，39年还清，本息共达关银9.8亿两，其中美国分得总额的7.32%，本金合约2444万美元。这笔赔款因由庚子年的事变引起，被称为庚子赔款，简称庚款。
那是耻辱的历史，谁能想到，有一个人让结果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
1904年春季，驻美国、西班牙和秘鲁出使大臣梁诚核算庚子赔款时发现，“美国商民应收之款仅计200余万，而当时海陆军费已由飞猎滨（菲律宾）防次全案报销”，从而推测美国超索赔款达2200万美元。
此后，梁诚屡向美国政府官员和报界直陈，以争取美国退还超索的赔款。
同年12月5日，美国国务卿海约翰首次承认，“原属过多”，可用于“退款办学”。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因此诞生。
从庚子赔款到庚子退款，再到庚款兴学，拨开历史的尘埃，这位广东人在历史中如星辰闪耀，永远铭刻在清华大学校史馆的荣誉墙里：“梁诚（1861-1917），原名丕旭，字震东，广东番禺人。1903年出使美国，为促成退款办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01 一念而胜
梁诚出生于广东番禺县黄埔村，这里现为广州市海珠区。
1875年，未满12岁的梁诚考取了清朝第四批留美学生。在美学习时，他的成绩优秀，擅长体育，特别是棒球打得非常出色。
留美学生归来去哪里？梁诚是幸运的。1881年，他奉诏提前回国，起初在总理衙门（相当于外交部）做翻译，开始他的外交生涯，不久随张荫桓公使赴美，逐步展现爱国精神和出色的外交才能。
1903年至1907年间，他成为晚清驻美公使，而这几年间，他作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贡献。
我们都知道，那一纸屈辱庚子赔款——赔偿白银4.5亿两，殊不知，当时究竟是白银赔付还是黄金赔付，清政府和美国之间还经历了一番斡旋。
当时考虑到通胀，各国都要求按黄金结算庚子赔款，这对于清政府来说是更重的负担。梁诚带着使命，与旧友、美国外部大臣海约翰商谈，希望用白银结算。
“若中国财政出现问题，就只有加税一途，这必然引发民怨，激发仇洋情绪。”1904年12月，梁诚与海约翰商谈时直言。而这恰恰是美国政府最为担心的。
据称，梁诚说此话时诚挚恳切，海约翰为之“动容，默然良久，乃谓庚子赔款原属过多”。
“原属过多”！这可是难得的信息，梁诚机敏地放弃用银目标，立刻展开调查，发现美国当初的实际损失不及庚子赔款额的一半，遂“婉切磋磨，动以大义，感以邦交”，主动而又积极地向海约翰提议，“向美国当局商情依实减定，以余款退回中国；一面则密商外务部，建议以此作为兴学育才的运用”，希望“乘其一隙之明，籍归已失之利”。
梁诚留美学习多年，深知突破的方法：自己动议并坚持、舆论支持，说动外交大臣赞成并向总统提议，总统理解并提请国会讨论通过。这是他发力的路径，其中总统肯定是关键。
然而，海约翰的离世，让事情出现了新的困难。
他在奏折上给清朝政府汇报曰：“前日晤谈，渐及此事，总统力允俟议院开会，一并交议。且谓去年海大臣曾有此说，海虽不幸去世，自当勉竟其志。外部路提办事宗旨与海相同，贵大臣与彼商议，必能接洽，至于议院是否同情，则非我所敢知。”
梁诚多方面了解接任海约翰的外交大臣路提氏，“人甚公正，颇能维持大局……俟晤面时再与商订办法，务使议院于减收之款作何支用，任由我国自决，不令稍沾迹象，仍一面运动议绅报馆，发论赞成，以期决可”。
为了促成庚款兴学，梁诚先后做通美两任外交大臣的工作，非常不易，而且坚持使用减收款的自主权。他深知美国三权分立，总统有提议权，参众两院有决定权，都要做工作，且美国是个开放的社会，舆论监督影响很大，也需要善加利用。
他因何想到庚款兴学呢？
早在1905年4月，梁诚与即将赴中国的美驻华大使柔克义商讨退款数额时，柔克义就曾以美国总统的名义询问中国将如何使用这笔退款：“柔言总统以为此项赔款摊付之法，中国早经筹定，若果交还，不知是否摊还民间，抑或移作别用？”
梁诚的第一反应是：“交还不应得之赔款，贵国义声足孚遐迩，减免之项，如何用法，则是我国内政，不能预为宣告。”可见梁诚原则性很强，坚持外交自主，不让美国干涉内政，一点没有弱国无外交的感觉。
柔克义耐心解释：“总统并非有心干预，特欲略知贵国宗旨，以便措辞请求议院耳。”
梁诚深知必需国会通过才能够退款，也很讲究方法。他给外务部函中阐述：“维今日列强环伺，莫不觇我措施，定其应付，不有非常举动，无由戢彼奸谋。今美总统所言，无论是否有心干涉，均应预为之地，庶免为彼所持，尤应明正其词，庶彼心为我折，似宜声告美国政府，请将此项赔款归回，以为广设学堂遣派游学之用。”
梁诚在致清外务部函中说，“在美廷既得归款之义声，又乐观育才之盛举，纵有少数议绅，或生异议，而词旨光大，必受全国欢迎”，“此二千二百万金元断不致归他人掌握矣。在我国以己出之资财，造无穷之才俊，利害损益，已适相反”。
果不其然，梁诚的这一提议迅速被美国政界学界社会各界广泛接受。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士在给罗斯福的一封信中声称：“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
27岁就到中国山东传教28年的传教士明恩溥也给美国总统建言“用恰当的方式影响中国的未来”。两位知名人士的建议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认可。
美国当时也希望改变中国留学生去欧洲、日本多，赴美留学非常少的局面，培养亲美势力，增进美在华利益。那时候美国不差钱，差的是在国际政治和道义舞台上有所作为，庚款兴学有助于促成美国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跨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树立自己在世界中的良好口碑和国际形象。
梁诚把美国的“穴位”拿捏得非常准确，对庚款兴学的作用也十分期待。
尤为重要的是，梁诚那时已经从促进教育看到振兴国家的作用：“况风声所树，薄海同钦，中兴有基，莫或余侮，其为益又岂可以尺寸计耶……”就是说，如果追回庚款，既能够办现代教育培养人才，还可以令世界刮目相看，表示钦佩，振兴中华有根基，让列强不能再欺负我们，获益就更大了。
02 等到花开
然而，梁诚与美国的交涉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困难重重。1905年下半年，中美关系处于低潮，因美国排华引起的中国人民抵制美货运动、中国收回粤汉铁路权益以及日俄战争爆发等，使得罗斯福政府搁置了退款的事。
1905年11月6日，罗斯福接见在华生活了50多年的传教士丁韪良时声称，中国人采用抵制行动，以作为强压手段，将加深现有的矛盾，中美贸易中断和杀害美国传教士的事件，使得返还中国剩余战争赔款这件事变得不再可能。
在美国总统说“不再可能”的极难情况下，梁诚还是不放弃，坚持“全力相搏”，穷追猛打。
梁诚说：“美国减收赔款一事，屡经运动官绅报馆发言相照，并将办理情形随时函报在案。前月探闻外部路提复波士顿友人，有赔款终可减收，惟现收之数尚未足额，非俟数年以后不能定议等语。此事前由诚与海前外部面订办法，经罗斯福总统允行照行。适以收回粤汉、日俄战争、抵制美货等事迭起环生，议遂中辍。今外部又有是言，深恐藉此延宕，再阅数年，美国政府要人全易，他日奉使之人，纵有仪秦舌辩，亦将无所措手。言念及此，实深焦灼，不得不以全力相搏，作争胜须臾之想。因后托与诚素原之新任内部大臣格斐路、工商部大臣士脱老士，再向总统密申前议，总统为主持大约，与外部路提商榷妥当，便可将应否减收及如何减法各节与诚酌议矣。”
本来，梁诚找官绅、报馆，已经取得了初步效果，但他担心人事变更、夜长梦多，又找他原来熟悉的美国新上任内部大臣、工商部大臣做罗斯福总统工作，“再向总统密申前议”。罗斯福为大局着想，退款之事又柳暗花明。
经过一年多的斡旋，事情终于有了实质性进展。
1907年4月，罗斯福总统邀请梁诚共进午餐，席间，梁诚重提庚款溢数之事，罗斯福承诺会解决此事。
之后，罗斯福考虑到梁诚即将离任回国，与国务卿路提共同商议，均认为海陆军部册报支费数目过巨，必须认真核查，切实核减。罗斯福委托国务卿路提经办此事，并使退款用于派遣中国学生赴美留学。
1907年6月15日，是一个喜出望外的日子。
路提正式通知梁诚，他受罗斯福总统的委托，对庚款数字重新核实和修正，并告知罗斯福总统答应在下次国会召开时，将建议讨论退还庚款余额一事，庚子赔款“凡超出实际赔偿美国和美国人所需数额的部分，自愿解除中国法律上的偿付责任，退还中国”。
得此消息，梁诚无限感叹。
从1905年到1907年，历时3年，梁诚使尽浑身解数，终于盼到溢数的最终核实、美国总统和国务卿的承诺，离问题的解决已经不远了。梁诚即向外务部汇报，并建议“先行传旨致谢，用昭奖劝”。
1907年6月24日，梁诚收到外务部来电：“电悉，减收赔款事，美总统笃念邦交，义行独倡，实深欣感。已奏闻，奉旨，传旨致谢。”梁诚因此专程到美国总统的居所拜会罗斯福，转达清政府对美拟退款深表感谢。
此事办妥之后，梁诚就毫无遗憾地回国了。
早在1907年5月，外务部就通知梁诚，朝廷已经委派新驻美公使接替任期已满的梁诚，望梁诚“迅即回京供差”。当时，梁诚考虑到他与美国外交部商谈退款一事正有头绪，他当即电咨外务部，请允许他办妥退款事后再回国。
6月15日，当梁诚接到路提的通知后，知道退款一事已有结果，他告诉外务部：“减收赔款，事已妥协。”之后梁诚在1907年7月3日由美启程回国，听候差使。
03 梁诚贡献
1908年1月，美国参众两院开始讨论总统的提案，此时梁诚已回国。2月，接替梁诚为驻美公使的伍廷芳上任。美国总统的提案在参议院顺利通过，但众议院提出修正案，要求扣留200万美元作为赔偿私人损失之用。
此后，从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到退款开始实施，又历经了半年多的时间。
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将赔款中超出美国实际损失的部分退还中国，最后核定整个庚子退款总数共1196万美元。
7月11日，驻美公使柔克义通知中国外务部，将上述部分赔款，从1909年起至1940年止，按年逐月退还中国。
7月14日，清政府照会美驻华公使“表示感谢”，并同意将退款用于派遣学生赴美留学，还初步提出派遣留学生的具体办法。
12月28日，罗斯福发布退款法令：赔款退还从1909年1月1日开始，退还的庚款将用于帮助中国发展教育事业，培养赴美国的中国留学生。
12月29日，清廷上谕，“将奉天巡抚唐绍仪赏加尚书衔，派充专使大臣，前往美国致谢”。
12月31日，美国国务卿路提正式通知中国驻美公使，退款开始实施。当天，梁诚也收到了期盼已久的消息。
美国务卿路提致函梁诚：“我在此荣幸地转呈一份1908年12月28日的实施法令，该法令根据1908年5月25日国会两院联合决议，将有关1900年北京义和团骚乱所造成的损失及花费的部分赔款予以退还。我高兴地通知您，该项退款将从1909年1月1日起始。”
除庚款兴学之外，梁诚在驻美公使期间还抵制排华，向美国政府交涉“限制华工入境”，在修改“华工条约”中表现出卓越的外交才能；大力协助张之洞从美国公司成功赎回兴筑粤汉铁路的权益。
梁诚曾同时兼任西班牙、古巴、墨西哥公使，还担任过驻德公使、首席代表；在驻美公使期间先后获得美国马赛诸塞州阿姆斯特学院名誉法学博士、耶鲁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梁诚作为晚清驻美公使，在弱国无外交的常态下，力挽狂澜，在多方面取得卓越成绩，确实有其自身的过人之处。
庚款兴学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转折点。应该充分认识到：庚子赔款是国耻，梁诚追回退款兴学则是民族自强的开端。
我们实事求是地探究清楚“清华渊薮与梁诚贡献”的关系，不仅能更好地纪念梁诚，更有利于挺起清华大学的“脊梁骨”：清华大学的创立是以梁诚为代表的优秀中华儿女力争取退回超索庚款启动的，不是美国施舍、捐赠、赞助的。
在清华学堂建立背景下有一段话：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士1906年初给美国总统《备忘录》中的一段话反映了美国退款办学的真实目的：“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和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就是说，使用那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的方式。”
由于对梁诚的宣传不多，这些年关于清华大学创始人、清华之父是何人的文章、视频不少，各执一词，混淆视听。
对此，早在1921年4月的《清华周刊》10周年纪念号，就已作出正确评价:“可是退还赔款一件，既非我国政府的起意，也非美国政府的自动。我们要推求本校第一的功人，还应该感谢促成此事美前外交总长海约翰和当日外务部之中堂尚书，劝令美国减收赔款及主张办学以兴起美人之观感的驻美梁前公使（即梁诚）”。
“当时主持广设学堂派遣游学一举，在我国由梁氏独争，在美国亦由梁氏首倡。独梁氏的劳绩至今没人提及也没人知道，这是我们所不可不牢牢纪念的”。
由此看来，黄埔古村人说梁诚是清华大学缔造者、清华之父，亦不为过。
04 清华之父
干一番事业总是需要团队的，共同的爱国情怀、教育强国的价值观是团队的灵魂。梁诚实现庚款兴学的目标得到梁敦彦、周自齐、唐国安、曹云祥等同道中人的支持、助力和实施，接续创建、创办清华。
梁敦彦就力促清华大学的创办；周自齐是梁诚的得力助手，筹建清华学堂，是清华学堂第一任监督；唐国安是第一任清华学校的校长，促成复学和扩建；曹云翔校长多方筹备将清华学校升格为清华大学；还有永远的校长梅贻琦等。
梁敦彦是广州府顺德县人，1872年作为第一批留美幼童被派往美国留学，1878年考入耶鲁大学法律系，尚差一年毕业就被召回。
1907年，梁敦彦奉诏出任驻美、墨西哥及秘鲁公使，拟接替梁诚。临走前到御前辞行，没想到慈禧太后见他神采奕奕，博学多能，便让他留在御前行走，并将他升任为外交部右侍郎（相当于副部长），后任会办大臣兼尚书等职。
1908年美国退回庚子赔款时，袁世凯主张用于路矿实业，徐世昌主张用此款开发东北，而梁敦彦极力赞成梁诚办学堂抓教育的主张，与袁世凯等地方大员交锋，赢得“退款兴学”与“退款兴业”之争，并代表清政府签约，确保巨款用在清华园创办学校。
前文提及的1921年4月《清华周刊》10周年纪念号评价：“我们要推求本校第一的功人，还应该感谢……当日外务部之中堂尚书，劝令美国减收赔款及主张办学以兴起美人之观感的驻美梁前公使”，这个“外务部之中堂尚书”就是梁敦彦。
梁诚在美国积极争取，梁敦彦在国内与美国公使谈判，最后达成协议，除部分退款由中国留美先修班使用外，余下的退款办教育。
梁敦彦代表清政府签约，选任周自齐、唐国安进入游美学务处，确保巨款用于创办清华，这也是顺德人认为梁敦彦是“清华之父”的原因。
梁敦彦后来做过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天津海关道兼北洋大学堂督办，相当于现在的交通部长及天津大学校长。他举荐詹天佑修筑京张铁路；整顿北洋大学，鼓励学生赴美留学，培养人才；发起创建欧美同学会，并为首任会长，在多方面颇有建树。
周自齐是中国庚款留学事业最早的参与者之一。在驻美使馆期间，他作为驻美公使梁诚的得力助手，协助交涉、促成美退款；在梁诚回国后，他任代理驻美公使期间，继续联络中美两国之间庚子赔款的各项事宜。
1909年6月，清政府设立游美学务处时，任命周自齐为总办（当时署理外务部右丞参议兼学部丞参上行走），留学日本的范源廉（学部员外郎）和留美幼童出身的唐国安（外务部候补主事）因“中西学问，均属精通”而任会办，负责选派游美学生和筹建游美肄业馆。
在短时间内，周自齐主持的游美学务处以负责、务实的态度，顺利完成了三批180名直接留美生的选拔和派遣，其中有不少成为栋梁之才，如梅贻琦、赵元任、竺可桢、胡适等；在一片废墟的基础上，规划建设了集皇家园林与多种西式建筑风格和谐并存的美丽校园，清华学堂、二校门均为当时筹建。
周自齐请当时兼管学部和外务部的军机大臣那桐为“清华学堂”题写校名，二校门的“清华园”也是那桐所书，两者皆雄浑端庄、结体严谨。
他们还为清华学堂招聘了最初的中外师资队伍，招考了清华学堂的第一批学生；主持制定了《清华学堂章程》，为清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肄业馆定名为清华学堂之后，周自齐和唐国安分别兼任清华学堂的正副监督。
也就是说，周自齐是清华学堂第一任监督，范源廉、唐国安是清华学堂第一任副监督。
周自齐出生于山东菏泽单县一个官宦人家，1894年，应京兆试，科顺天乡试副榜。虽然是山东人，但较早来到广东，其曾祖父、祖父、父亲均已到广东雷州一带为官。
20岁那年，周自齐考入广州同文馆（外语学堂）学习英语，学业出众，两广总督张之洞对他很器重，以翻译生名义把他送到京师同文馆就读，后又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
他和梁诚有两个共同点：都在广州求过学，都有共同的人生导师张荫桓。他做过梁诚多年的手下，历任驻美公使馆参赞、领事，注重维护中国利益，协助梁诚做了不少利国利民的好事。
1907年，梁诚回国之前电告外务部：“减收赔款，事已妥协。自应遵照部电，将美墨秘古使事，遴派暂留美馆二等参赞周自齐代理。”
1912年1月，台湾当局成立，周自齐、范源廉离开清华学堂，分别在多个政府重要岗位任职，事迹昭著，均为民国著名人物。周自齐1912年出任山东都督，1922年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兼教育总长，还曾短期代行过民国大总统职务。
梁敦彦推荐同为留美幼童的唐国安参与“庚款留美”的具体工作。唐国安为游美学务处会办，协助周自齐筹建留美肄业馆，为肄业馆选择清华园，呈请将游美肄业馆改名为“清华学堂”，第一批留美学生就是由游美学务处会办唐国安护送出洋，进而成为清华学堂副监督。
受1911年辛亥革命影响，清华学堂一度停课，唐国安上下奔走保护学校，促请复课；1912年4月，唐国安被任命为清华学堂监督，是第二任监督也是最后一任监督。5月1日，清华学堂重新开学；10月17日，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唐国安为清华学校第一任校长。
复学后的清华，工作纷繁复杂，唐国安宵旰焦劳，殚精竭虑，付出了全部的心血乃至生命。
他四处奔波吁请上级部门支持解决学校经费问题；抓住机会一年内两次扩充校园，请政府将清华园西邻之近春园、近春园西邻之长春园东南隅划拨给学校，积极争取将校园面积扩充一倍多，为学校长远发展奠定重要基础。积劳成疾的唐国安于1913年8月21日向外交部请辞，推荐副校长周诒春继任。
翌日，唐国安病逝于校长任上，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曹云祥出生于浙江嘉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曾赴美留学，获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曹云祥在1921年任北洋政府外交部参事，1922年4月就任清华学校第五任校长。
他执掌校政后，清华增设新制大学部和国学研究院，并先后聘请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著名学者担任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研究中国文、史、哲诸学。
曹云祥担任清华学校校长5年多，实现了将清华由一个中等程度的留美预备学校改办为完全大学的计划，因此也被誉为“清华之父”。
曹云祥担任校长时期还确定了清华大学的校歌。1923年，清华公开征集校歌，由语文和哲学教师汪鸾翔先生作词和张丽珍女士作曲的校歌经评审入选。
其歌词含义深刻，内容丰富，引经据典，曲调采用西方唱诗班音乐，中西合璧，体现了“大同爰跻，祖国以光；致知穷理，学古探微；器识为先，文艺其从”的清华精神，也说明曹云祥任校长时期，“东西文化，荟萃一堂；立德立言，无问西东”的清华精神已然形成。
曹云祥对清华长远发展，抱有高远目标，第一步是将清华建成完全独立大学，“清华之设，原为养成游美学生，但绝不能以此自囿”，“迩来中国学潮变迁，提高程度，各处中学专门学校，纷纷改为大学，于是清华不改大学，则落于人后，不得并驾齐驱。再者，其他各校，虽受经济束缚，尚且改办大学，清华经费较为稳固，更当有此一举”。
他报请北洋政府外交部批准了《清华大学工作及组织纲要（草案）》，将清华学校改组成大学部、留学预备部、研究院三部分。
1925年5月，大学部正式成立，设17个系，开始招收大学普通科一年级学生。由原来留美预备学校的功能转为造就今日需用之人才为目的的综合性大学，这是清华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清华的教育和学术独立提升了一个档次，迈上新台阶。这是曹云祥的一大贡献。
曹云祥的目光不局限于与国内兄弟院校并驾齐驱，而是奋起追赶欧美著名大学。
他说：“清华教育之目标，重在大学教育之建设，专门人才之养成。冀与欧美各著名大学，并驾齐驱。”这成为此后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追求的目标。
在梅贻琦上任之前，清华已经有11个月没有校长掌舵了。1931年12月梅贻琦接任时，是清华建校20年以来的第11任校长，直到他在1948年12月离开清华园，1950年赴美管理清华的庚款基金。
梅贻琦手握巨额庚子赔款，自己分文不取，在西南联大时还靠妻子卖糕补贴家用。去世时，他的家中几无积蓄，家中最宝贝的是一个旧皮箱，里面放着整齐的庚子赔款基金使用账本。
梅贻琦服务清华47年，一生清华，两袖清风，被誉为清华永远的校长、两岸清华校长，也有人称之为“清华之父”。
梅贻琦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梅贻琦出任校长期间，校务采用分层负责制，讲民主，又法度严明；他主张学术独立、自由思想，极力推行通才教育……他为清华大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奠定了清华的校格，提升了清华的声望，他任校长后不到10年时间，清华大学便声名鹊起。
05 晚年梁诚
正如梁诚当初所预料的：“各国闻此举动，争相劝勉，次第减收，亦在意计之中”，促成美国退回超额庚款后，亦带动苏联、英、法、比、荷等相关国家放弃赔款，或者陆续退回庚款用于中国文教事业，史称庚款兴学。
所以梁诚促成的庚款兴学不单催生了清华，而且促进了近代中国现代化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这是梁诚先生的贡献之二。
梁诚被召回时电告“迅即回京供差”，回国后，虽然受到慈禧太后的嘉奖，被授头品顶戴，但实际没有合适安排，而只得出任粤汉铁路总办（总经理），原因是与袁世凯交恶。
梁诚在与美国交涉庚子退款时，袁世凯要求梁诚声明中国政府将该款先用于办路矿，以其余利振兴学务，但梁诚始终未提及路矿事，令袁世凯大为不悦。
梁诚辞职还有一个原因：病情恶化。由于长期东奔西走，海外任职，积劳成疾，他原本强壮的体格渐已消瘦。
早在任驻德公使前，梁诚以健康状况差为由，要求辞去粤汉路总办一职。他在给董事局的信中说：“公司各事，委曲繁重，诚勉任年余，心力交瘁，积病甚深，不能支撑，现拟力疾趋京面陈一切情形。”
从德国回来后，他的身体明显消瘦，体重减轻，疾病导致的痛苦迹象已刻在脸上。但是，在老同学、老朋友面前，他仍然是那么乐观，兴致勃勃地回忆当年相处的美好日子。
1913年底，梁诚功成身退，回到广东番禺县黄埔村，在旧居香荫园侍奉年迈的母亲屈太夫人，度过一段休闲和宁静的日子。
20多年的外交生涯，他有过无数的光环，但是晚年的他生活十分低调。
1915年，梁诚奉母意迁至香港，居住在罗便臣道33号楼。这楼宇是租赁的，周寿臣等商请华商捐助解决梁诚一家在香港的居住问题。此后，梁诚子孙也多在香港生活，或散居国外。
1917年1月12日，梁诚去世，年仅53岁。
岭南文化铸就了一批懂洋文、识洋务的人才，也铸就了一批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梁诚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
梁诚的成功与其成长的环境息息相关。他幼年兼受中西方文化熏陶，能够中西融通，“立德立言，无问西东”。
梁诚家乡的晃亭梁公祠有一副对联：处事有良规刚柔并济，治家无别法勤俭交持。他在追回庚子赔款时用的就是刚柔并济的方法。
黄埔村还走出了广东十三行天宝行行商梁经国、保护孙中山的永丰舰舰长冯肇宪、近代筑路先驱胡栋朝、社会经济史的奠基人之一梁方仲等著名人物。
梁诚是打开近现代中国进步大门的国之栋梁，为中国近代教育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值得我们永远纪念。
[作者简介]
黄平：
湖南省常德市人。1988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获工学士、法学士学位，199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系，获哲学硕士学位。
6年前得知梁诚先生追回“庚款兴学”催生清华的事迹，感恩其卓越贡献，与校友在黄埔古村梁诚先生故里建立“清华校友之家”，孜孜不倦地宣传梁诚，吸引清华学子寻根，获“梁诚宣传大使”美誉。创立椰鲁影视文化传播公司，积极参与梁诚先生电视剧拍摄，推动复建梁诚故居为梁诚纪念馆。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刘星彤
校对 | 彭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