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大屠杀》《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流动的现代性》的作者，英国社会学家、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在去世前曾与瑞士记者彼得·哈夫纳就他毕生的工作进行了四次长谈，这便是新近出版的《将熟悉变为陌生》一书。鲍曼在长谈中狡黠睿智地描述我们这个流动不居的时代，以及人的境况；从不回避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问题，总是努力质疑公认的智慧和常识，让熟悉的东西变得陌生。他并不直接提供解决方案，而是鼓励大众更好地认识已经发生、正在发生，以及将要发生的事实和真相。在谈到消费主义话题时，他指出消费主义文化以这样一种压力为特征——“被迫成为别人，去获得在市场上被人需求的特性”，值得我们每一位消费者反思。
《将熟悉变为陌生：与齐格蒙特·鲍曼对谈》
［英］齐格蒙·鲍曼
［瑞士］彼得·哈夫纳 著
王立秋 译
守望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哈夫纳：您为什么觉得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重要？
鲍曼：和卡夫卡一样，弗洛伊德也已经成为我们的思想——可以说是我们共同的财产——的一部分。我们熟悉诸如无意识、本我、自我和超我那样的概念。对我们关于认同的思考做出巨大贡献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乔治·赫伯特·米德没用这些术语，但说到底，他在谈到“主我”和“客我”的时候，心里想的还是同一回事。“主我”是我思考的结果，是我真正是的、本真的东西。但我分裂了，因为除这个内部的“主我”，还有外部的“客我”，也就是我周围的人关于我的想法、对我的看法、关于我实际上是什么的信念。我们的生活是一场为“主我”与“客我”之间的和平共处而进行的斗争。
哈夫纳：米德说个体的认同是通过与其他个体互动来决定的。有多个不同的“客我”，而“主我”的任务是将其综合为一个连贯一致的自我意象。在“流动的”或“转瞬即逝的”现代性中，当前形式的身份认同就与此类互动有关，但更复杂。如今，每个人不只有多个“客我”，还有多个“主我”。您尤其关注这个现象。
鲍曼：今天，身份认同是一个谈判问题。它的确是流动的。我们并非生来就有一个既定的、永远不会改变的身份认同。而且，我们可以同时有多个身份。在网络社交平台上聊天时，你可以在对话中选择一个特定的身份，而在下一次对话中，你又可以选择另一个身份。你可以随时改变自己的身份，不同的身份时兴时废。“我”和“超我”，或者说“主我”和“客我”之间的互动是我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弗洛伊德为我们理解这个互动奠定了基础。
哈夫纳：在批判当今猖獗的消费主义的语境中，您讨论过身份认同如同时尚配饰的想法。您说，消费社会使人难以幸福，因为它依赖的，就是我们的不幸福。
鲍曼：在这个语境中，“不幸福”这个词太大了。但每个市场经理都会坚称，他的产品能让消费者满意。如果是真的，我们就不会有消费经济了。如果需求真的得到满足，那就没理由搞产品迭代了。
哈夫纳：１９６８年的左翼把这称作“消费主义的恐怖”。消费和消费主义有什么区别？
鲍曼：消费是个体的特征，消费主义则是社会的特征。在消费主义的社会中，想要、企求和渴望某个东西的能力脱离了个体。它被物化了，这意味着，它变成了个体之外的一种力量。要抵抗这种力量是很难的，或者说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每个人都受制于它。满足所有商业创造出来的需求的欲望变成一种把社会凝聚为一个整体的瘾。
哈夫纳：具体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鲍曼：想理解这一点，需要对历史进行考察。在十九世纪末，许多工匠失去他们的工坊，从而陷入贫困。但新的工厂所有者——正是他们的行动导致了这一发展——又发现很难找到足够的工人。只要每天还有面包吃，他们就不会愿意服从工厂所要求的纪律。现代市场经济的先驱害怕工匠。今天的消费经济畏惧的鬼怪就是传统的消费者，因为传统的消费者满足于她／他购买的产品。而确切地说，与先前的消费形式形成对照的是，消费主义把幸福与欲望数量的增长——而非需求的满足——关联起来。这个增长要求不断快速地用新的东西来满足这些欲望。虽然消费主义社会宣称满足消费者是它的目标，可事实上，得到满足的消费者是它最大的威胁，因为只有它的成员没有得到满足，它才会继续繁荣。营销的主要目标不是创造新的商品，而是创造新的需求。这就是为什么片刻之前还是最新样式，还被广告描绘为欲望对象的产品，突然就会被嘲讽为“过时”的东西。下至五岁大的儿童，就被消费社会朝着“不知足的消费者”的方向训练了。星期天，他们会和父母一起，去一个充满有趣的、令人激动的、诱人的商品的世界中购物。一旦厌倦，他们就会把买回来的东西扔掉。
哈夫纳：市场不只包括商品，也包括消费者。就像您说的那样，他们也被商品化了，这又把我们带回认同问题。
鲍曼：消费主义文化以这样一种压力为特征：被迫成为别人，去获得在市场上被人需求的特性。今天，你不得不营销自己，不得不把自己设想为商品，设想为能够吸引客户的产品。成熟的消费主义社会成员本身就是消费品。可矛盾的是，这种强迫——它强迫你去模仿当前市场销售者兜售的“值得拥有”的生活方式，并因此而修正自己的认同——不被认为是外在的压力，反而被认为是个人自由的表现。
哈夫纳：今天，许多年轻人一心只想靠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发视频或其他一切手段出名。至于还可以从事什么事业，他们没有具体的想法。这意味着什么？
鲍曼：对他们来说，出名意味着登上成千上万份报纸的头条，或出现在成百万上千万个屏幕上，变成人们谈论的对象，被注意，被需要——就像他们自己想要的光鲜亮丽的杂志上的包包、鞋子和小玩意儿。把自己变成一件人们想要的、可以营销的商品，能增加一个人在竞争中获得最多关注、名声和财富的机会。这就是编织今天的梦想和童话的材料。
哈夫纳：根据法国社会学家弗朗索瓦·德·桑格利的说法，身份认同不再是一个根的问题。相反，他用了锚的隐喻。和拔出自己的根、把自己从社会的监护中解放出来不一样，起锚既非不可逆转，也不是什么决定性事件。您不喜欢这种说法，为什么？
鲍曼：只有在我们不再是我们现在所是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变成别人，所以我们必须永远抛弃我们先前的自我。因为新的选择源源不断地出现，不久之后，我们就会认为当前的自我过时了，令人不满意，让人不舒服。
哈夫纳：改变我们之所是的能力不也蕴含着解放的力量吗？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新西兰，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仍是人们的箴言：重新发明你自己！
鲍曼：当然，这一策略并不新鲜：遇到困难，掉头逃跑。人们总试图这么干。不过，新鲜的是，通过从产品目录中选择一个新的自我来逃离自己的欲望。起初向新的地平线迈出的自信脚步，很快就变成强迫性的常规套路。解放性的“你可以变成别人”，变成了强迫性的“你必须变成别人”。这种义务的“必须”感，和人们追求的自由可不像，许多人也因此发起了反叛。
（本文摘选自《将熟悉变为陌生》，内容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来源：青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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