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6日，葛剑雄在上海市大学路一家书店里（南方周末记者 魏翠翠/图）
博士档案：
葛剑雄，新中国第一位历史学博士（与周振鹤并列）。
1945年12月15日，出生于浙江省吴兴县南浔镇（今属湖州市南浔区）。
1957年9月－1960年7月，在上海市长安中学读初中。
1960年9月－1964年7月，在上海市市北中学读高中，其间病休一年半。
1964年9月—1965年7月，上海市教育学院师资培训班，市北中学实习。
1965年8月—1978年9月，任上海市古田中学教师、团委书记。
1978年10月—1981年11月，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师从谭其骧先生，获硕士学位。
1981年12月，留校工作。
1982年3月，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在职博士研究生，导师谭其骧教授。
1983年6月，经教育部批准提前毕业，10月，被授予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与周振鹤同为全国文科首批。
1985年，任副教授；1991年任教授；1993年任博士生导师。
1996年—2007年，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
1999年—2007年，兼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
2007年—2014年，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
2008年—2018年，任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
2014年，被聘为复旦大学文科特聘资深教授。
2016年，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2020年1月，退休。
1978年10月，复旦大学的草坪上种着绿油油的庄稼和黄豆，32岁的葛剑雄踏进校门，成为历史地理学的一名研究生。
两个多月后，讲座多了起来，校园里开始流行“交谊舞”。身处其中的葛剑雄也感受到蓬勃的朝气。
重返大学校园来之不易。1945年12月，葛剑雄出生在浙江吴兴南浔镇。希望报考北大古典文献学专业的他，在高二时体检查出肺病，学业被迫中断。接连两次失去高考机会后，他听从老师建议，一边开始教学资格培训，一边准备考大学。
1965年8月，葛剑雄正式成为上海古田中学的一名英文老师。他本以为等身体恢复就可以考大学，结果却等来大学暂停招生的消息。葛剑雄在古田中学度过了十多年的教学时光。
1977年恢复高考，报考年龄限制为30周岁，31岁的葛剑雄没有报考资格。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年龄限制放宽至40周岁，葛剑雄才能悄悄报名。高中学历的他以初试第一的成绩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师从谭其骧先生研习历史地理学。几年后，葛剑雄和同门周振鹤在机缘巧合下，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自主培养的首批两名历史学博士。
葛剑雄时常提及谭其骧先生对于历史地理的巧妙比喻：如果历史是一部演剧，那地理就是舞台，历史没有这个舞台是不行的。提及这门学科与普通人的关联，葛剑雄表示，历史地理无所不在，“不管是自然环境的变迁，还是人文地理的发展，就像如今的民俗和非遗，都是历史地理环境的产物”。
对于步入历史地理学的缘由，葛剑雄解释，即使从小喜好历史，那也只是少年时代盲目好奇的表现，直到1978年10月成为复旦研究生，三年后又留校工作，才确定以历史地理为终身职业。
葛剑雄也是一位颇具个性的学者。他常说一句话，“不做书呆子，不做伪君子”，无论是作为学者还是政协委员，他总是直言不讳地表达观点。此外，他曾作为中国第十七次南极考察队成员前往南极，还爬过“非洲之王”乞力马扎罗山，到过“世界屋脊的屋脊”西藏阿里。
2023年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 在上海大学路一家书店里，南方周末记者见到葛剑雄。77岁的他白发苍苍，略微驼背，身穿深蓝色棉麻衬衣和深灰色西裤，他拎着一个白色帆布袋，其中装着满满当当的文件和书籍。
无缘高考
南方周末：你曾提及高中时由于身体原因无法参加高考，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葛剑雄：我高中时的目标是北京大学的古典文献学专业，但高二下学期5月份查出肺病。由于普遍性的营养不良，我们班上先后有三人查出肺病，我情况最严重，只能休学。原以为休息三个月能赶上高三开学，但检查后发现病灶未完全吸收，最后休学一年半，和下一届一起读高三。1964年5月，高考体检，依然不合格，无法报名。这种情况下原本只能做社会青年，但老师建议我参加工作。
南方周末：你做了什么工作，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吗？
葛剑雄：上海教育学院当时正好在办教学资格培训班，相当于一年制大专。我们分散至各个重点学校接受培训，一年后正式分配做老师。
那时计划先做老师，等身体恢复再考大学。我在母校市北中学培训。我喜欢文史，本想教语文。但带我的班主任就是语文老师，他说语文老师要批改两个班的作文，负担太重。他知道我计划考大学，建议我教英文，有更多业余时间可以用于自习。实习一年后，1965年8月5日，我到古田中学报到，正式成为一名教师。
南方周末：为了考大学你还做过什么准备？
葛剑雄：刚工作不久，1965年9月，上海外国语大学夜校部招生，我报考了。从当年10月开始，我们每周有两个晚上是英语课。本以为工作两年后有机会考大学，但1966年“文革”开始，大学关门，希望就此破灭。1977年大学恢复招生，但年龄要求是30周岁，我过了年龄，也没有机会。
南方周末：以高中学历报考研究生，类似的破格录取当时常见吗？
葛剑雄：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时，《人民日报》发文章，提出不拘一格降人才。很多规定被打破，比如考大学需要高中毕业证，但考研究生什么都不需要，年龄也放宽至40周岁。
当时新闻报道过，有人小学毕业考上研究生，还有个从小跟父亲念书的山东学生，从未踏进校园，也考上研究生。第一批研究生里年纪最大的是出生于1939年的钱理群，复旦招进来年龄最小的是1957年出生的。
南方周末：你原本想学古典文献学，最后为何报考复旦大学的历史地理学？
葛剑雄：我在1978年3月结婚，考试报名在5、6月份，太太希望我留在上海。
我高中时的确想学古典文献学，但后来发现历史比较实在，也比较安全。我起初也不知道历史地理是什么学科，但历史和地理我都喜欢，所以就报考这门学科。
南方周末：报考过程顺利吗，当时的心态是怎么样的？
葛剑雄：初试时我悄悄准备，不敢和单位讲。对于考试，我不寄希望，能考就考，考不上也不丢脸。
考场在上海工学院，就是如今上海大学的延长路校区，距离古田中学两三公里。我早上八点在学校广播里组织升旗，跟学生训话，大概一刻钟完成这些工作，再骑十分钟自行车去参加考试。
初试成绩出来后，我排第一。能够参加复试，我才开始认真准备。我到上海图书馆的公共阅览室借专业参考书，比如《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当时仅有一本，我第一天去时已经被借走，第二天我很早去借才拿到，也是在这时认识后来一起复试的同学。
但其实中学早就知道了。入学之后，学校的老支部书记才偶然告诉我，复旦大学看到初试分数后，怀疑我高中学历造假，还曾专门派人来古田中学了解情况。
南方周末：考取研究生时你在古田中学已经工作十多年，是否还担心学校不放人？
葛剑雄：是的。我在学校负责学生工作，还担任专职团委书记，学校的第一批团员都由我介绍。1977年，我被选为上海教育先进工作者，后来又成为上海市人大代表。
不过，闸北区教育局领导专门打电话给学校，表明他们的态度——如果我考上研究生，说明国家更需要我去读研究生，学校必须无条件放人。
1983年10月，复旦大学谢希德校长（左）授予葛剑雄博士学位证书。（受访者供图/图）
破格授予博士学位
南方周末：1978年10月是你入学的时间，当时学校里的氛围有没有什么变化？
葛剑雄：我们入学不久，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学校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刚进复旦时，学校草坪上还种着绿油油的庄稼，主干道南京路上还贴着鲜红的大字报。全会召开后，大字报被撤掉，伤痕文学引起同学们激烈的辩论，各种讲座也越来越多。有同学提出改善知识分子待遇。虽然他们提出的观点不一定主流，但充满热情。
邓小平讲话提出，必须保证科技人员一周至少有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业务工作。我们的政治学习时间明显减少，一周半天，以前动不动整天开会学习，个人必须参加。
南方周末：入学后的课业安排是怎样的？
葛剑雄：硕士期间学校开设公共课，包含政治和外语。我选了英文、德文和日文。
谭先生开设专业课。入学时,谭先生还在住院，他在上海龙华医院的门厅里给我们上了第一节课。讲两次课后嫌门厅太吵，恰好谭先生有学生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工作，就托人找出版社在龙华医院附近的房屋，谭先生就这样给我们上了一学期的专业课。
学校没有开设其他专业课，要求导师和院系自行解决，多数是导师开课。
从我们这一届开始有地理实习。1979年，有两位老师带我们5个研究生去到扬州、镇江和南京，进行正规的“学术爬山”，观察地质构造。
南方周末：你在毕业后选择留校，开始一边工作，一边读博，这其中有什么契机？
葛剑雄：硕士毕业后包分配，我家在上海，就顺利留校，担任谭先生助手，承担科研任务。1982年春天，国家开始正式招收博士生。那时博士生导师要去北京评，直到1992年，北大、清华、复旦等几所大学才能在本校评，还需报到教育部备案。谭先生在1981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后，在1982年招了我和周振鹤。
总体上看，第一批招收的博士生人数很少，复旦文科不过十几人。
南方周末：作为第一批博士，你们的培养方式是怎样的，有没有相对明确的培养方案？
葛剑雄：没有规范的培养方式，也不清楚上面如何要求。谭先生和我们商量过后，决定采取先自学、有问题向他请教的方式。由于我是他的助手，整天跟着他，所以随时可以请教。
因为博士生人数少，学校没有专门为博士生开课，我们不知道有哪些课程。但考虑到博士毕业有论文要求，因此1982年开学不久，我们就开始准备博士论文。
南方周末：1983年9月，博士读了一年多，你和周振鹤就被教育部特批提前毕业，这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
葛剑雄：1983年5月，中国出现第一批理科博士。评定时参考的是硕士论文，如果达到博士水平，就可以认定为博士。当时全国有18人通过，复旦有4人，分别是洪家兴、张荫南、童裕孙和李绍宽。在学校学位委员会的会议上，谭先生提出我和周振鹤的论文质量也很高，是不是也能认定为博士论文。但遭到苏步青校长反对，他认为数学物理这些理科的表述都有国际标准，而文科是中国的学科，没有国际标准。
当时学校已有第一批理科博士，还没有文科博士，如果想加强实力，这是个切入点。时任系主任姜义华得知清华、北大还没有文科博士，就提出复旦能不能争取培养出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他们专门找到教育部副部长黄辛白，结果是可以破格，但课程必须全部达到标准。
南方周末：那你们如何达到教育部所要求的标准的，中间有没有什么曲折？
葛剑雄：我和周振鹤闭卷考完政治。专业课则是谭先生根据我们俩的情况拟定试卷。另外还需要外语成绩，我和周振鹤在硕士期间都修了英文和日文，日文成绩八十多分，我们提出第一外语考英文，第二外语将硕士期间的日文成绩作为替代，教育部同意了。
1983年8月论文答辩，请来侯仁之、史念海这些大家。但答辩日期定下来后，教育部同意我们提前毕业的书面批文还没下来。学校得知黄辛白在哈尔滨开会，就派人去哈尔滨找他签字。在答辩前一天晚上，他们打来长途电话表示，黄辛白批了，我们答辩才“合法”。
9月就举行学位授予仪式，当时的博士证书全国统一编号，前面18个是理科，周振鹤是19号，我是20号。问心无愧的是，虽然我们破格提前毕业，但并没有草草了事。
还有一个小插曲，我们毕业后本应有职称，但遇上职称整顿，直到1985年恢复评定职称，我和周振鹤才评上副教授。我在1991年评为教授，1993年成为博士生导师。从我读研读博，到后来评为教授，能够一直做学术，要不是改革开放，我永远不会有这些机会。
1981年5月，葛剑雄（左3）与导师谭其骧（左2）、周有光（右1）及张允和（左1）。（受访者供图/图）
玩物怎么一定就丧志？
南方周末：你经常提到谭先生关于演剧和舞台的比喻，那么研究历史发生的舞台，背后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葛剑雄：历史地理就是研究历史时期的地理状况，既包括自然的，比如山川河流这些地形地貌，也包括人文的，比如政治经济文化。舞台是个抽象的比喻，实际上就是指过去全部的地理状况、地理要素和地理分布。它背后的价值在于我们如何应用，它本身是一门科学，是客观规律。
南方周末：对于历史地理学这门学科而言，你们在1983年获得博士学位意味着什么？
葛剑雄：大家一致认为历史地理学在1980年代基本形成。但一个学科要成为一门学问，基本的领域至少都要有人研究。
复旦大学图书馆在办百年馆庆展览时，曾向我征求题目，最后定为薪尽火传。我拿出几件展品。第一件是谭先生的大学毕业论文——《中国移民史要》，他的指导老师是潘光旦先生，这份手稿上还有潘光旦的评语。第二件是我主编的六卷中国移民史。第三件是我的学生出版的有关中国人口史、中国移民史的书，大概有六种。还有很多他们的学生写的博士论文。
我们4代人围绕着中国移民史这个题目，从未出版的大学论文手稿，到编出的六卷书，再到这么多论文，也真正做到了薪尽火传。
南方周末：结合你自身的经历和感受看，历史地理学科发展与改革开放有怎样的关联？
葛剑雄：总体而言，历史地理以前是很小的学科。后来，靠谭先生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及改革开放之后大家不断地努力，提高了学科的社会知名度。研究历史地理如果没办法做到实事求是，谭先生内心会非常痛苦，而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实事求是路线，在历史地图这种重大问题上，得到中央的支持，谭先生非常感动。
南方周末：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你对历史地理学科有了哪些更深的理解？
葛剑雄：进入这一学科后，更加感受到学科发展离不开实事求是的路线。
其实马克思历史唯物论充分肯定了物质基础对历史的作用，那历史地理研究的就是历史的舞台和物质基础。如果能用马克思唯物主义做技术指导，历史地理研究自然而然可以为现实服务。
一些重大的问题都可以从历史地理角度加以诠释，同时探索地理条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的积极和消极作用。比如谭先生在1962年提出,东汉以后，黄河出现长期安流的根本原因是中游土地利用形式的改变,大大减轻了水土流失的结果。黄河中游地区植被保持的良好程度决定了水土流失的严重程度,因此中游地区从事农耕还是畜牧,直接影响黄河下游安危。他提出，黄河中游不能全部从事农业，应该因地制宜，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宜林则林，需要综合开发，全面利用。
虽然这个观点曾被批判，但改革开放后已经充分证明他的超前准确性，现在黄河中游地区就是如此，有的退耕还林，有的退耕还草。
南方周末：1993年成为博士生导师后，基于过往人生经历，你在招生上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葛剑雄：我是不拘一格的人，有几个学生也是学校同意后破格招来的。
像我的学生马孟龙，他博士入学考试不及格，但我跟他谈完发现他很有潜力，思维逻辑性很强，很会动脑子。我鼓励他回去复习再考，后来觉得让他自己复习还是不行，干脆特招。学校规定，院士以及培养过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导师可以特招，我就利用这个权利，自己出题目，他答完我批成绩，卷子交到学校。
招进来第一年，马孟龙听不懂课，很着急。我劝他不要着急，相信你能跟我走。后来他慢慢开窍，毕业论文就很有水准，还得全国百优。如果不给我自主权，这种学生压根进不来。
其实复旦有这种传统，规定院士和培养过百优论文的博导有权特招，那我们就应该充分利用这个权利，发现特殊人才。就像谭先生主张的那样，一方面要遵守制度，但另一方面要为特殊情况留余地。
南方周末：除了学术研究之外，注意到你还是一款手机游戏的学术顾问，参与到游戏的历史价值观构建之中。你做这件事的初衷是什么，如何理解玩与学的关系？
葛剑雄：我们要纠正一个错误观念，古代说玩物丧志，玩物怎么一定就丧志？不玩就能够守志了吗？现代社会整天讲生产，讲物质而不讲精神，但人民有玩的权利，应该保障公民玩的权利。
但不要指望通过玩来学历史，这很荒唐。一个不重视历史的民族是可悲的，一个只能通过游戏来学历史的民族更可悲。历史很严肃，要认认真真学。
我担任手机游戏的学术顾问，只是确保游戏价值观念没问题。游戏只要无害就行，但价值观念必须正确，曾和他们建议过，要避免给青少年造成危害，后来通过二次认证加强监管。
南方周末记者 魏翠翠 南方周末实习生 张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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