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在贻（1939-1989）。（郭宪玉供图/图）
郭在贻老师从根底里是一个十分骄傲的人。在他去世三十多年后，我读到他在1977年11月21日写给哥哥郭连贻的长信，畅谈书法流派及当时知名书家，挥斥方遒，非胸中藏有百万兵，不得如此。而手迹所见书道造诣之深，令我骇然。因知其论，乃从胸臆中自然流出，在他，不过是与其兄长的平常谈论，因系私信，无须拘束，遂直言不讳，说得酣畅淋漓，而非欲故作惊人之语也。
郭在贻致其兄郭连贻书。（资料图/图）
1988年，郭老师与学生合作完成《敦煌变文集校议》初稿，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此稿专谈我们自己的看法，自信不无发明，其中俗字和俗语词的考释方面，尤多独得之秘。”也是充满自信而非自夸。这样的语气，在他的书信和与友朋的话语中，都可以看到或听到。
我与郭老师只曾偶接謦欬，他个子不高，眼睛不大，但炯炯有神，当他微眯着眼扫视而过时，有居高临下之势，令我不禁心生退缩。
那时他刚过不惑之年，身上仿佛凝聚着无限的能量，光芒四射，不能直视。尤其是汉语史领域，他是在姜亮夫、蒋礼鸿先生之后扛大旗的人。1986年7月，经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的批准，杭大中文系在姜亮夫先生之后，迎来了一批新的博导，他们是：沈文倬、蒋礼鸿、徐朔方、郭在贻。前三位都已年过六旬，郭老师才47岁，是当时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年轻的博导。
在我读本科时（1978-1982），他给78、79级开过选修课，当时我没选，但我对他则是仰望已久。
当时，77级的几位同学，受郭老师古代汉语课的影响，自发组成了一个兴趣小组，展开语词训诂研究。其中有一位叫边新灿，是我的同乡，且我俩同龄，所以交接略多。他说：“郭老师学识渊博，上课幽默，其中一句话对我触动很大：‘发现一个新的义项就像发现一颗行星。’可谓照亮了我的心灵。”于是他一头扎进古书堆里，做卡片，抄语词，到四年级时（1981），就在《杭大学报》和《中国语文》发表了论文。那年他才21岁。他的毕业论文也是郭老师指导的。我读过他登在《杭大学报》上的论文，所释语词，证据确凿，令人信服，与蒋礼鸿先生《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的做法简直一模一样。他说，文章写成后，战战兢兢地呈递给蒋礼鸿先生，居然得到热心指导，并向《杭大学报》作了推荐；《中国语文》的文章则是他自行投稿而录用的。那时很多老师都苦于写不出论文而不能升等，所以这事给我印象极深。
兴趣小组中的王依民、张涌泉、计伟强诸位，也都于大学时或毕业初就在颇有影响力的专业刊物上发表了论文。依民说，他在《中国语文》的目录上看到自己的名字与杭大老师倪宝元先生排列在一起，让他小有激动。而涌泉在毕业两年后重新考回杭大，跟随郭老师读研究生，在敦煌俗语词研究领域开辟了新天地。这背后，都能看到郭在贻老师的身影。他们只是本科生，经郭老师的点拨，就有这么出色的成绩，让当时还是学生的我十分崇拜，并无限想象于他本人的厉害。
我本科毕业应届考上了本校古代文学研究生，这是1982年秋天的事。郭在贻、祝鸿熹等老师则招了六名古代汉语研究生，其中有方一新、陈白夜、金小春、郭小武、王云路和叶青。男生寝室相邻，一新、白夜和我是本科同学，所以我经常去串门，听他们在议论，郭老师要求先标点通读《说文》段注。那时段注有影印本，紫色封皮，大开本，他们每人桌上都翻开着，十分庄重，也颇有炫耀的意思，因为“我们郭老师”认为这是入门的正道，郭老师自己就点读过三四回。这令我很是羡慕，也专门买回了一本，但在是否要跟着通读的问题上犹豫再三，最终放弃了，因为那时我在徐朔方师的指导下，正在做《史记》《汉书》的比勘，时间不够用。而第二学年我从《史》《汉》回到戏曲，系统地通读元明戏曲基础文献，其实也是受到了郭老师间接的影响。
郭老师给他的研究生开了“楚辞解诂”课，我也选了课。这是我第一次走进他的课堂，大开眼界，也大呼过瘾。
年轻时的郭老师，充满着阳光。（郭宪玉供图/图）
郭老师是山东邹平人，口音很重，对我这个浙江人来说，有些字音颇难辨别。即便如此，他讲课却十分引人入胜。他先提出例词，列出异说，再摆出他的证据，一二三四，仿佛做小学生的竖式算术题那般，层次清晰，一目了然。其实训诂的例证选择极难，若不是对字词语义及其源流十分精熟，便无法找到精准的例词。
可惜我当时只觉得了解一些训诂学的“方法”就可以了，对郭老师的论文只是浅尝辄止，理解其实不够深入。郭老师是以自己多年的研究为基础，结合前人的成果，在课堂上作补充延伸和示范。核心的内容已经刊出，一篇是《楚辞解诂》，发表在《文史》（第6、14辑，1979、1982）上；另一篇是《唐代白话诗释词》，发表在《中国语文》1983年第6期上。1984年，他凭借这两篇论文，获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青年语言学家奖二等奖（共有三人获奖，另外两位是北大中文系李家浩和蒋绍愚）。这个奖项是“文革”结束后，吕叔湘先生为表彰青年学者（限45周岁以下）捐资设立的，“首届”时未有一等奖，所以这就是最高奖了。两年后，他被批准为博导，据说徐复先生对他的研究极为赞赏，竭力推荐。
郭老师很多精辟的讲解，如今我大多遗忘，但他教导的一些“方法”，对我后来的学术研究起到了实在的效用。
例如郭老师介绍了连绵词的概念，多为双声叠韵，须重其音，有音声相近的不同写法，而不能拆成单个字来作解释。他又说有些是姜亮夫先生的发现。姜先生的成名作《屈原赋校注》，完成时才二十九岁（1929年初撰，1931年成书）。我翻看《楚辞》，有数十条词语都属连绵词,但当代学者的选注本，仍多是依旧注拆字作解。也就是说，仅凭“连绵词”作追索，就让年轻的姜亮夫有了诸多新见。他在清华国学院的毕业论文《诗骚联绵字考》是王国维指导的。王国维敏锐地把清儒的讨论列为专题，他自己只在一篇文章中点到了问题，就将这个题目交给了学生，学生顺此延展，就开拓出自己的领域。这让我看到掌握“学理”和“准则”的必要性，同时也知道了“家法”和“师承”的重要性。
郭老师在课堂上对楚辞中的难解之词，以及往日学者以为“无解”之词，作了精彩的解释。从王逸、朱熹、洪兴祖，到郭沫若等当代诸楚辞学名家，都在他精妙的“解诂”面前，露出某些弱点。他则站在这个领域的高台之上，指点江山。解诂之余，也会给我们讲一些花絮，语含得意。他说，凡是新出的楚辞注本，他都会买一本来，翻检一遍，大多是翻过就扔了，因为没有新见。同时，他会给某些注家写信示贺，表明你的书我已看过了，也是给个暗示：“你用郭沫若、文怀沙的，就特别注明；我的解说，却用而不讲，其实我是知道的！”说完这话，他紧闭嘴唇，微微侧头，翘起下巴，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一个定格。
——我于是知道，一个学者被认可，需要一个资历的积累过程。这让我在日后能够平静面对同样的事情。
郭在贻老师，是当时青年学者中最璀璨夺目的一位。这也让我们十分好奇，他究竟是如何脱颖而出的呢？
据说，在“文革”中他是“逍遥派”，抱来资料室的《楚辞》有关书籍，一本一本地读。他的《楚辞解诂》，就是读了数百种有关资料之后写成的。其间之痴与迷，有一则自述的故事可以为证：有一次去买肉，排着长队，他捧着书本看得入了迷，待到清醒过来，发现天色已暗，市场早已散尽，只他一个人，站着那里看了半天书。但那个时候是“知识越多越反动”，读这些东西只有负面作用，所以人多笑话于他。而他的一位老同学，论才华或不在他之下，论“精明”则远过之，在“文革”中积极投入，一度叱咤风云，“文革”后则成“三种人”受检查，当他回到教学岗位时，郭在贻已在学界大放光芒。他才痛觉前非，重头开始。大家由此形成一个共识，学者应当远离“运动”。同时也隐约有传言，郭老师由于读书太用功，身体不很好。
1985年夏天，我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分配教工宿舍，与同学金小春共居一室。小春的毕业论文是郭老师指导的。在此后一年中，我从他这里，听到“我们郭老师”的不少故事。
先得说我有一件与郭老师有关的故事。这年秋冬时节，我和何春晖老师赴上海送本系教师晋升的评审材料，涉及吴熊和、蔡义江、郭在贻、倪宝元等老师。我负责送达文学方面的专家，春晖负责送达语言文字学的专家。她说见到华东师大的史存直先生，很热情，对杭大这几位老师，特别是郭老师评价甚高。这几位我尊敬的师长晋升职称，我曾获参与，颇觉“与有荣焉”。
小春在过年前结了婚，妻子是杭州人，家境甚好，他就搬去住新房，平时很少回来。但回来时, 总会与我分享“我们郭老师”的故事。
1986年的春夏，因为职称晋升，郭老师改善了待遇，添置了一些新家具。他心情十分愉快，对小春摆弄他新购置的物件。小春与老师乃处于亦师亦友之间，有时故意与老师斗嘴。记得郭老师得意于他新买的双人沙发，小春便逗着说：我家的是三人沙发！郭老师一时语塞，说：“嘿，我不和你比。”就左看右看，自作欣赏，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
听着小春道说这类小故事，我们心中共同的感受，是一种说不出的辛酸。不过，幸好，这一切都将成为过去，老师的愿景，已经洒满了阳光！
这年秋天，我考入中山大学读博士；不久后小春也赴美做学术交流，我就很少听到郭老师的消息了。两年多后，1989年元月中旬，突然传来郭在贻老师去世的消息，我简直惊呆了！时也命乎？无以言之，只能默默祈祷，愿他在天国安好。
多年以后，我从张涌泉的文章中，得知郭老师最后的状况。就在B超检查显示为肝癌的那天下午，郭老师忍受着精神上的巨大痛苦，给学生写了一封遗书：
涌泉、黄征：
匆匆地告别了，万分惆怅。你们要努力完成我们的科研规划，争取把三本书出齐，以慰我在天之灵。
有件事拜托你们：
请把我未收入《训诂丛稿》的文章搜集起来，编一个续集，过几年后争取出版（现在当然不可能），为的是赚点儿稿费，以贴补我的家属，我个人则无所求也。
在贻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五日
一个多么骄傲的人啊，在那一刻，也不忘记他的“科研规划”；而为了家人，又只能卑微地说，希望能“赚点儿稿费，以贴补我的家属”，仍要声明：“我个人则无所求也。”读这“遗嘱”，怎不令人潸然泪下！
郭老师强忍着病痛，跨入了一九八九年，但最终无力回天，于一月十日抛却人世。离他五十岁的生日，还差一天！
我后来又读到傅杰写的回忆：“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在贻师的话越来越少——既是没有精神，也是因为忧郁。不止一次，他默然甚至是木然地躺着，失神的眼睛不看身边的我们，只看着天花板，突然就出声抽泣起来，让当时还年轻的我们张皇失措。”
也是在确认病症那天，他对涌泉说：“情况不妙，我已作好了思想准备，只可怜他们孤儿寡母的……”但即使在去世前两天，他也还对涌泉说：“方以智的《通雅》是本好书，如果到了，给我也买上一本。”
他是多么留恋这人世啊！因为他有太多的事情想做，近期就有“敦煌三书”的计划，正与弟子们一起实施，还有一双稚子尚在读中学，然而，羸弱的病躯已经无力支撑，他纵有万分的不甘，却也无可奈何，且无人可与诉说，才会“失神的眼睛只看着天花板”,“不止一次”“突然就出声抽泣起来”……
这张照片，或是最后的夏日所拍，眉头微皱，不无忧郁。（郭宪玉供图/图）
郭在贻老师离开人世，转眼已是三十多个年头，若是天假其年，今年也不过八十四岁，但那将为汉语史研究开拓出怎样的一片天地啊！他的同学后来厚积薄发，在学术上也做出了的成绩，如今身体健康。人生若能再度选择，人们将会如何择取？夏承焘对好友王季思说：“季思啊，学问靠长命不靠拼命。”可是，人生在世，无关受制于时代与社会，哪能真的由得自己选择呢？况且“文章憎命达”，纵是再骄傲的人，也敌不过命运的捉弄啊！
黄仕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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