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旦（Donald J.Munro），1931年出生，密歇根大学荣休教授，香港中文大学钱穆讲座教授、唐君毅讲座教授。他是美国汉学界的杰出代表之一，研究领域主要涉及中国人性论和伦理学，研究方法注重中西文化对比，并善于运用人类学、生物学和心理学等现代科学成果，进而深入阐释中国文化的合理性、独特性和延续性。
（一）
孟旦出生在美国一个大学教师家庭，从小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高中毕业后，他先后在美国阿默斯特学院、法国巴黎格勒诺布尔大学、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学习，1953年获得哈佛大学学士学位。在美国和西欧求学期间，孟旦学习掌握了英语、法语、汉语等多种语言，也深刻领悟了多元文化，为以后的跨文化研究打下坚实基础。大学毕业后，孟旦于1957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继续深造。他的导师是享有盛誉的美国汉学家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在狄百瑞的教导下，孟旦得以探究汉学研究的高层次领域。
▲图片来源中新网资料图
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为更好了解和体验中国文化，孟旦前往中国台北，拜爱新觉罗·毓鋆为师，深入研习中国古典文献。接着，他又前往中国香港，跟随儒学大师唐君毅和钱穆学习。此外，他还跟屈万里和白川静学习中国古代的甲骨文和金文。这些大儒和汉学家的言传身教，不仅让孟旦持续增强了汉语古文献阅读能力、熟练掌握汉学研究方法，也深切感悟到儒学蕴含的生命魅力，使他在学术理论和人生体验上都获得巨大的提升。
1964年，孟旦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随后长期执教密歇根大学。他在密歇根大学建立了一套系统的汉学研究和教育体系，让该校成为美国汉学研究的重镇。在教学之外，孟旦研精覃思、笔耕不辍，用英文出版了《早期中国“人”的观念》《当代中国“人”的观念》《人性形象：一个宋代的肖像》《新世纪的中国伦理学》等一系列高水平学术著作，将中国智慧引入西方社会。
除了学术研究，孟旦还在中美民间文化交流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半个世纪以来，孟旦多次踏足中国，与中国学者进行广泛交流，成为中美跨文化沟通交流的重要使者。
（二）
作为一位研究者，孟旦努力用现代语言解读和深入挖掘中国哲学的核心要义，以使中国哲学中蕴含的智慧惠及当代。他的研究涉及中国哲学研究的一系列重要议题。
中国人性论与人的可塑性。孟旦认为，人性论在中国哲学中具有核心地位，而儒学的人性论尤其值得关注。他指出，儒家人性论是建立在人的“自然平等”基础上的。“自然平等”指每个人天生具备为善的潜能，每个人成为圣者的天赋都是平等的，在本性上都是相同的。这种“自然平等”的观念强化了中国文化关于人的可塑性信念。人人都有生而为善的潜能，而将这种潜能发挥出来，则需要后天的教育和培养。中国文化强调修身养性，重视教育，并特别强调教师的示范，都是这一信念的重要体现。
心的观念与整体性思维。孟旦认为，儒家的人性观根植于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将认知、情感和行动意图融为一体。他创造了一个词汇——“心灵簇”，以彰显这一整体性的特质。在传统的西方心灵观中，认知、情感和行动意图被视为独立的。然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心”呈现出一种集合性的本质。这表明，人的认知不仅仅是关于知识的获取，还包含个体的性情和行动意愿等要素。这种思维方式塑造了中国人特有的认知方式和价值观念，使其更加注重道德伦理、情感体验和行为准则的统一。
中国哲学的意象性表达。孟旦发现，中国思想家善于利用意象来表达思想。例如，宋代思想家朱熹经常使用水、身体、镜子、小溪、植物、园丁等表达象征性。西方也有相似之处，但使用远不如中国普遍。孟旦指出，对于理论而言，意象拥有独特的功能。每一个意象都对应着特定的理论观点，当多个意象交织在一起时，便能建构复杂而纷繁的哲学体系。孟旦认为，人们运用意象解释复杂事物具备两方面功效。一方面，意象呈现的结构性特点使其能够构建起理论中不同事物之间的关联。这些意象通过隐喻、象征等手法，将理论中的概念和实体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意象激起的情感反应使其更具感染力和说服力。人们对于意象传递的情感和情绪产生共鸣，从而更加容易接受和理解理论的核心思想。
儒学伦理与现代生物学的关系。受到现代进化生物学的启发，孟旦发现儒家主张与现代科学成果的切合之处，认为这正是儒家能够长期维持生命力的原因。孟旦指出，儒学人性论与现代生物学存在诸多契合之处。比如，现代生物学认为利他主义是由亲缘之爱逐渐发展而来的，这一点与儒家仁爱观念起源于家庭的观点极其吻合。再如，儒学推崇的“推己及人”修养方法与现代生物学发现的“共情”这一道德情感紧密契合。此外，现代生物学发现心灵的功能是综合而不是分离的，涵盖认知、情感和意志等方面。这一发现证明了孟旦所提“心灵簇”这一思维特质的正确性和科学性。
（三）
孟旦的中国哲学研究，既有西方汉学家的共同特点，又有自己的鲜明特征。这突出表现在他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和视角上。
文化人类学探究人类社会中的文化现象，目标是理解和解释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相似之处。孟旦曾较长时间生活在中华大地，他采取收集资料、采访人物等方式进行田野调查，直接感受和体验中国人的生活。在这种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他广泛涉猎中华元典，吸收文化人类学理论进行分析论证，以深入探究、梳理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合理性。
孟旦力图摆脱长期以来“西方中心论”的藩篱。在从事研究过程中，他努力立足中国实际、从中国视角出发理解研究的对象。他总是以真诚的心态去研读原文，从不带有任何偏见和预设。他相信只有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特点，才能真正洞察其本质。这种共感和移情的方法，使得他的研究能够深入实质、超越表面，也赋予其研究成果深刻的文化内涵和智慧力量。
孟旦认为，中西文化确实存在某些质的差异，而恰恰是这些差异凸显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他在研究中，注重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的传统。例如，孟旦对中西方的平等观念进行了精细分析。他指出，西方文化追求的是“社会平等”，而中国传统文化则追求的是“自然平等”。西方平等观念认为每个人在社会中应享有特定的待遇，而中国传统平等观念则强调人们在进入社会之前就具有的共同性和平等。孟旦进一步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出现西方式的平等观念，然而并不意味没有平等观念，中国的平等观念其实早已融入文化深层。
孟旦倡导采用现代科学成果进行哲学研究，如进化生物学、进化心理学、脑科学等。对孟旦而言，科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客观、系统的方法，可以验证和论证中国哲学所涉及的概念。他将科学数据视为支持研究的关键因素，这些数据不仅能够加深对中国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解，还可以为哲学研究提供更为坚实的基础。这种综合方法不仅使他的研究更有逻辑、更加科学，也为探索和解释中国哲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完）
作者/孙庆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