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参与者取景中
活动参与者在商量拍摄角度
“生命卡”
摄影师在公园内取景
一群20岁出头的年轻人，拿着相机在公园、街头散步，他们不是在摄影采风，而是在给自己“拍遗照”。年纪轻轻为何发起这样的拍摄活动？带着疑问，北京青年报记者近日参加了一个名叫“遗照行动”的活动，报名成为一名摄影师参与其中。一名参与者表示，自己之前处于比较封闭的状态，不爱与人打交道，参加这次线下活动是希望从摄影和社交两个方面突破自己。
摄影博主“组局”现场氛围并不压抑
“我在地铁站口了”，参与者Yola身穿黑色长裙和黑色鞋子走出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地铁站口，在“遗照行动”的微信群里发了一条消息。到了约定时间，参加活动的十人先后到达了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南门地铁站的集合地，他们没有像Yola一样衣着“深沉”。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很快便开始小声攀谈起来，活动现场并不火爆，但气氛并不压抑。
组织者文森是一名摄影博主。来参加活动时，他带了一部拍立得相机，还有参与者们事先在线上填好的“生命卡”。
“生命卡”是打印出来的长条便笺，就像超市购物的小票，上面印着参与者的网名、家乡、职业、年龄等信息，这些信息中最重要的是“想拍照的风格”“拍照禁忌”和“拍完想做的第一件事”。
集合完毕，文森刻意将“生命卡”打乱，然后递到了每一位参与者的手里。在他看来，这其实是一个破冰环节：参与者可以通过随机拿到的“生命卡”了解活动中某个陌生人的私人信息。“赵晓雨，22岁，前端工程师……”没等念完卡上的全部内容，一位染着暗红色头发的瘦高女生便微笑着举手示意。
待每个人都读完手中的“生命卡”，破冰环节结束。
在活动中，北青报记者和一名叫米五的大三女生是摄影师，这是在报名参与活动时便确定下的。其他参与者与两名摄影师自由组合分组。
米五本身学的是服装专业，爱好摄影。她说，自己之前一直处于比较封闭的状态，不爱与人打交道，参加这次“遗照行动”是希望通过活动从摄影和社交两个方面突破自己。
随后，文森用手中的拍立得给所有参与者拍了两张合影，活动便正式开始了。每个人都展现出休闲、自如的状态，一行人安静地走在公园里，看起来更像是一群相约一起逛公园的年轻人。
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去享受生命定格状态
Yola是江苏人，在广东读大学，学习的是视觉设计专业，今年6月本科毕业后来到了北京。因为专业的关系，Yola常会在网上关注一些展览信息。当她偶然间看到“遗照行动”的信息，一下子被吸引了。她觉得，这个活动和自己很有“共鸣”。
Yola告诉我，她脑海中的“遗照”其实就是生命的某一个瞬间，所谓“行动”应该算是一种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去享受生命定格状态的体验。所以，当她看到这次活动被安排在公园，就果断决定加入进来。
“因为我很喜欢大自然，自然能让我放松，找到真实的自己。”Yola说。
在整个拍照的过程中，Yola一直希望能让自己更贴近自然，而不是剥离世界独立存在。她希望自己能够跟自然融为一体，成为不可分割的部分。
按照Yola的想法，摄影师和她在进入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后，便在一片橡树林处停了下来。这里高耸的树木遮盖天际，阳光从树干枝叶中间照射下来。
Yola在自己的“生命卡”中写道：“在自然中起舞。”于是，她走到阳光之下，很自然地转动身体。摄影师调低相机快门速度，拍下了她在树林中、阳光下的照片。Yola黑色的衣裙和头发好似阳光下树干的阴影一般。
说起穿着，Yola解释称：“我比较传统，还是会自然联想到黑白两色，觉得裹着一身黑会有一种隆重感。”
Yola看过照片后表示，希望人能在画面中小一点、再小一点。此后的拍摄过程，她一直强调“人小一点”。她说，希望能把自己融入自然，不被别人发现，“人死后不也就融入大自然中了吗。”
提前设计摄影师记录拍摄思路
摄影师米五说，此前会接一些商业性的拍摄工作，当她在网上看到“遗照行动”的公告时，一下子就被这种新颖的主题吸引，希望自己也能尝试一下，突破惯有的风格，有所提升。同时，她也希望从旁观者的视角，记录下别人对于死亡的态度。
米五的模特是赵晓雨，她认为赵晓雨是最好的模特。赵晓雨把长发染成了暗红色，拍照当天穿了一件豆沙色的长裙。
与Yola的深沉装扮不同，赵晓雨觉得公园里的植物多，穿红裙子会很好看，“这条裙子买来好久都没穿过，上班时也没机会穿太漂亮的衣服，所以借这次机会拿出来打扮一下。”
米五也觉得，赵晓雨的红裙与初秋的公园景致十分融洽，她用“青春”“活力”“唯美”来形容赵晓雨，于是在拍照时，米五一直叮嘱赵晓雨：“表情可以给大一点。”
赵晓雨却有些害羞地表示，“我怕不好看。”最后，在大家的鼓励中，赵晓雨终于展现出了自信，一阵风吹过芦苇塘，米五按下了快门。
芦苇塘是米五好不容易找到的，她为了这次活动还设计了不少的拍摄思路，并把想法都记录在了自己的iPad上。她的认真让我们都觉得吃惊。
米五设计了一个动作，是让模特躺在水中的石头上。但米五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水塘，只能用芦苇塘来代替，不过在这里她还是拍出了自己最满意的照片。
米五说，回去以后她会用PS软件把照片的色调和曝光调一下，让照片更有视觉冲击力，更能表现出自己想象中的虚无感。
赵晓雨也很喜欢这个创意，她最初设想的是自己躺在草地上，大树的影子清晰地印在身上，让自己和花草树木融为一体。她觉得自然是最有生命力的东西，而如果自己真的死了，那就应该作为大自然的另一部分而存在。
赵晓雨说，她其实很害怕死亡，但死亡又是必然会发生的，参加“遗照行动”算是她在试探性地面对死亡，小心地走出一小步去感知。
“这一天更像在郊游拍下美好生活的点滴”
赵晓雨说，来参加活动有两个目的，除了能有一张自己喜欢的“遗照”，还希望能提高自己的社交能力，“我是互联网程序员，工作的圈子中女生少之又少，我跟男生又玩不到一块儿。一个人从新疆到北京上班，我需要更多的朋友。”赵晓雨觉得，在这种小众活动中，应该会遇到很有趣的人。
Yola也是如此心境，她把参加这次活动称为“冒险”。因为这是她第一次参加线下活动，也算是一种社交上的突破。
抱着“社交”态度的还有茜子，当大家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拍照时，还有一个小组在朝阳公园行动起来。茜子觉得去参加活动这一天是她过得最充实的一天，她非常开心。
茜子在加拿大读书，今年刚读完初中，借着暑假回国休息。最近她因为生活琐事而心情欠佳，所以想找机会出去散心，但因为国内的朋友不多，加之有学习艺术专业的背景，她便对这次“艺术活动”产生了兴趣。
“艺术活动”是茜子起初给这次活动的定义，但她后来发现，活动更像是郊游。
在来之前，茜子想象过一些画面：黑白色调的大全景、表情肃穆……但拍摄后她发现，实际情况和想象的完全不同，“（我们）这一天根本就不是在拍‘遗照’，更像在郊游，是在拍下美好生活的点滴。”
茜子和两个姐姐分在了同一小组，她们都比茜子大十多岁。三个人原本都很“社恐”，一开始连念“生命卡”上的信息都显得很拘谨。
当三人在活动中熟络起来，她们便开始聊各自生活中的趣事、最近在追的剧以及正热映的电影、明星的八卦。她们边走边聊，看到一处不错的风景就停下来拍几张，然后再继续逛。
走着走着，秋风把柳条吹得扬了起来，茜子抬手去抓，身体上扬拉长，这一幕也被同伴用拍立得抓拍了下来。
“我觉得很好看，我好幸福。”茜子说，照片在现场打印出来时，自己都惊呼了起来，她所说的“好看”并非容貌，而是那一瞬间自己自然的状态和景致的和谐之美。
这一天，茜子和两个姐姐逛了大约8个小时，也拍了8个小时，拍了几百张不同风格的“遗照”。每一次拍照，她们都会相互鼓励，夸赞对方很美，“我们三个都很感叹，女孩子之间的友谊真好。”
茜子说，这是她第一次参加的线下群体活动。刚到现场时，本就“社恐”的她还产生了退出的想法，但坚持了一下，跟两个姐姐熟悉后，便只剩下开心了。
茜子觉得这算是她正式走入社会的第一步，和不认识的人交流，并没有想象中困难，“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里程碑，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和过去羞涩的自己告别。”
大家在拍摄过程中并未过多讨论生死话题
后来，茜子把自己的“遗照”拿给了妈妈看，她一度以为家里人比较传统，或许会责备她去做这么晦气的事，但她的妈妈并没有说什么，反而一眼就发现了女儿的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此前一段时间，茜子身体一直不舒服，心情很压抑。“这次活动可能没有直接改变我的生死观，但总能促使我去思考生命的意义，从而涌现出新的想法。”茜子说。
自称有“选择困难症”的茜子表示，其实她并不想把照片真的当作自己的遗照，她觉得遗照还是要庄重一点，倒不是自己的想法保守，而是她觉得这次的照片不容易分辨相貌。还处在青春期的她每天都会有很多稀奇的想法，她担心自己会后悔选用了某张照片而没选其他的，“普通证件照可能更不容易后悔。”
赵晓雨在“生命卡”上写道：“拍完‘遗照’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拿给妈妈看。”她说，“我妈知道后应该会觉得很酷。”她还打算把“遗照”发到社交媒体上，分享给亲朋好友看，也会标注这是自己的“遗照”，“主要还是因为很好看。”
赵晓雨会选择把这次的照片暂时当作自己的“遗照”，她计划先让最好的朋友知道这件事，假设真的自己生命突然终结，可以用这张照片当作自己的“遗照”。当然，生命还很长远，如果以后还有机会再拍，她可能还会更换。
“我没有办法阻止死亡，但是如果我某一天突然去世，我希望能选择我的遗照。”在赵晓雨看来，葬礼上很多人都没有自己提前选好的遗照，大多是在他们去世后，家属拿证件照来代替。
Yola则斩钉截铁地要把这次的照片当作自己的遗照。她说，因为这是自己选择的第一张“遗照”，“第一次”的含义对自己来说非常重要，她喜欢每件事的“第一次”所带来的真实感受。
Yola还说她想到了自己的遗嘱和葬礼，她之前就有想留遗嘱的想法，也想象过自己的葬礼应该是什么样子。她设想着，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段跟一个朋友说：“记得带着这张照片来参加我的葬礼。最好是下雨天，最好是在森林里，草地上也不错，可以放点轻松的音乐。不要请太多人来，倒是可以多带些动物朋友……”不过，Yola也表示“到现在还没有碰到可以托付这件事的朋友”。
为了帮Yola拍摄“遗照”，大家忙到了当天晚上7点。结束时，所有人都很疲惫。整个过程，大家并没有过多地讨论生死的话题。正如所有人在“生命卡”的禁忌一栏写着“无”一样，对于生死，参与者其实看得挺透。
所有人互道珍重后各自消失在了公园的四周，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怎么过来的就用相同的方式离开。
当晚，活动组织者文森在群里提醒摄影师把大家的照片发上来。转天，群解散了，大家重新回到了各自的生活中。
本版文/本报记者张子渊实习生代紫庭陈金库梁欣怡
（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