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重文轻武”一直是宋朝治国政策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么，在重视科举制度的宋朝，武举考试政策是什么样的呢？
诸葛忆兵作品《宋代科举制度史》在从历史演变的角度研究宋代科举制度，对宋代武举考试政策及其形成原因作了全方位、多角度的阐释。
宋代武举考试，承唐代而来。唐代武举比较简单，不是常选科目。《新唐书》云：“又有武举，盖其起于武后之时。长安二年（702），始置武举……其选用之法不足道，故不复书。”北宋前期，武举也极其简约，仁宗朝以前，宋人文献中只有寥寥几则记载。太祖开宝元年（968），“上令诸道解武举者。命李昉、扈蒙试问所习之业，皆无悉，令罢之。”真宗咸平二年（999），赵安仁言：“当今有至要者五，其三求军谋。今武举已行，其军谋深远、武艺绝伦科，望依唐故事。”咸平三年（1000），朝廷诏云：“两制、馆职详定武举、武选入官资序故事。”品味这三条资料，可以明了三点：其一，北宋前期武举仍然不是常选科目，是战争时期选拔人才的临时作为；其二，武举并没有选拔出可用之才，一直处于可有可无的状态；其三，因武举或废或置，故“入官资序”等条例也不时需要重新制定。
▲电视剧《赵匡胤》中的宋太祖形象，图源网络
仁宗朝与西夏连年发生战争，朝廷渴求军事人才，武举再度稍稍得以恢复。天圣七年（1029）闰二月二十三日，诏置武举：
应三班使臣、诸色选人，及虽未食禄、实有行止、不曾犯赃及私罪情轻者，文武官子弟别无负犯者，如实有军谋武艺，并许于尚书兵部投状，乞应上件科。先录所业军机策论伍首，上本部。其未食禄人，召命官三人委保行止，委主判官看详所业，阅视人材，审验行止。试一石力弓平射，或七斗力弓马射。委实精熟者，在外即本州长吏看详所业，阅视人材、行止、弓马。如可与试，即附递文卷上兵部，委主判官看详。如委实堪召试，即具名闻奏，当降朝旨，召赴阙。差官考试武艺，并问策一道，合格即从试。其逐处看详官，不得以词理平常者一例取旨，如违，必行朝典。仍限至十月终已前，先具姓名，申奏到阙。
诏书规定两个方面内容：第一，参试者的身份。需身世清白、有军事特长者，官宦子弟优先。第二，考试内容。先试“弓马”，再“问策一道”，宗旨是选拔既有武艺又有韬略的将帅之才。宝元三年（1040），朝廷诏云：“自今武举人程试，并以策问定去留，弓马定高下，余依兵部旧制考校。”分清策问和弓马在武举考试中的作用，宋代武举大致遵循上述规定。
终北宋一朝，武举大约有以下三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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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规模小，参加考试并被录取的人数极少。翻检《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选举》等文献资料可知，天圣七年（1029）复置武举之后，天圣八年（1030），录取进士249人、诸科573人，武举录取仅8人，参试者仅14人。又，景祐元年（1034），录取进士436人、诸科407人、特奏名332人，武举勉强录取12人，有3人落选。庆历二年（1042），录取进士501人、诸科282人、特奏名857人，武举录取38人。与进士科、诸科比较，武举规模小得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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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所授官阶低。仍以天圣八年（1030）科举录取后的进士科与武举授官情况相比较。其年四月诏：“新及第进士第一人王拱辰为将作监丞，第二人刘沆、第三人孙抃为大理评事，并通判诸州；第四、第五人为大理评事，并佥书节度判官事。”将作监丞，从六品；大理评事，从八品。其年六月武举考试后，“以张建侯、楚宏并补三班奉职，刘翊、胡远、崔道并补三班借职，李固、孟渊、丁问并补三班差使。”三班奉职和三班借职皆为从九品，三班借职是入品武阶最低一阶。嘉祐五年（1060），监察御史里行王陶曾对此提出意见：“今武举取格太轻，宜仿唐制设科，优待以官，无若招士伍然。”武举所得，“若招士伍然”，正说明其出身之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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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被朝野所轻视。宋代重文轻武，在武举过程中表现得同样明显。最初，朝廷待进士科、诸科考试和授官等活动完毕，才将武举与制举安排在一起考试，大约都在五六月份。制举考试重要性在进士科考试之上，号称“大科”，朝臣对此安排提出非议。景祐元年（1034）闰六月，宋庠奏云：“武举人等，才术肤浅，流品混淆，挽弩试射，与兵卒无异。使天子制策之士并日较能，此又国体之深讥者也，臣窃为朝廷惜之。”富弼此年也有奏疏云：“武举者，蹶张驰射，侪于卒伍，所得庸妄鄙浅，固不敢望得异士。但稍能警励，有廉耻，则焉肯为卒伍之事乎？”轻蔑至极，也说明北宋武举之地位。苏洵批评得更加具体：“昔之所谓武举者，盖疏矣。其以弓马得者，不过挽强引重、市井之粗材；而以策试中者，亦皆记录章句、区区无用之学。又其取人太多，天下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众；而待之又甚轻，其第下者不免于隶役。故其所得皆贪污无行之徒，豪杰之士耻不忍就。”武举所得“皆贪污无行之徒”，虽不免夸张，但应该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
与西夏战争结束之后，停试决定随之而来，这是对武举轻视的极端行为。皇祐元年（1049）九月，朝廷诏云：
国家采唐室之旧，建立武科，每随方闻之诏，并举勇略之士。条格之设，岁序已深，然而时各有宜，今异于古。今籍之众，既以扳力日奋于行伍之间；武弁之流，又用其韬钤自进于军旅之任。来应兹选，殆稀其人。如闻所肄习者，率逢掖诸生、编户年少，以至舍学业而事筹策，乔温淳而务粗猛，纷然相效，为之愈多。朕方恢隆文风，敦厚俗尚，一失其本，恐陷末流。宜罢试于兵谋，俾专由于儒术。尚虑积习且久，顿更为难，就具等伦，裁为规制。其将来科场，武举人曾经秘阁考试者，即许投下文字外，更不许新人取应。
以后科场，令罢武举一科。
诏书指出：真正军旅人才皆“日奋于行伍之间”，非武举所出，应武举者“殆稀其人”，而且武举引导“舍学业而事筹策，乔温淳而务粗猛”等不良世风，故停罢武举。
治平元年（1064）九月，朝廷复置武举。此后武举一直正常举行，没有再次停罢。然而，规模小、授官低、被蔑视之境况大致没有改变。
熙宁六年（1073）八月，诏云：“武举合格所取毋过三十人。”九月诏云：“武举人策入优等，武艺又入优等，与右班殿直；武艺次优，与三班奉职；末等与三班差使，减磨勘二年。”右班殿直，正九品，略有提高。唯武举条例修订日益完善，考试方式日益正规。元丰元年（1078）十月，诏云：“兵部以《贡举敕式》内武举敕条，再于诸处索文字，删类成《武举敕式》以闻。”元祐九年（1094）三月，“兵部请增修武举得解、免解举人等条。从之。
南宋长期处于战争状态，武举获得更多的重视，每逢科举年，皇帝分两日“策试武举进士”“阅试武举弓马”。“乾道五年（1169）廷试，始依文举给黄牒，同正奏名三十三人，榜首赐武举及第，余并赐武举出身。”此后，渐渐有了“武举状元”一说。淳熙二年（1175）四月，“诏：‘武举朝集，增给钱三百贯。’自此每举如之。”武举也有了期集、题名等事项。淳熙七年（1180），兵部出台《措置武举贡举补官差注格法》，规定：“第一名堪充兵将官、愿从军人，补秉义郎……第二、第三名堪充兵将官、愿从军人，补保义郎。”武举出身授官制度渐趋完善。秉义郎，从八品；保义郎，正九品。一切举措，都仿效进士科，旨在提高武举地位。
然而，规模小、备受蔑视的状况基本不变。高宗朝武举进士录取人数都在20名以内，以后虽略有扩充，但变化不大。孝宗朝“武举每当大比，到省率以七十人为限，合格不许过三十人。”宁宗朝至多也只有扩充到40多名。南宋一科录取进士最多的在宝庆二年（1226），共录取989人。相比较而言，武举的增量微乎其微。
而且，南宋武举进士多数没有被分配到军队效力。隆兴元年（1163）三月，殿中侍御史胡沂言：“国家艰难以来，屡颁诏旨，数路搜扬将臣，然臣窃以谓犹未尽也。夫设武举，立武学，盖将有所用也。及临轩唱第，名在一二者，固蒙褒擢，余皆吏部授以搉酤征商之事，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许多武举出身者，只是为了求得做官资格，进入仕途后，千方百计改入文官行列。淳熙十六年（1189）十月，光宗初即位，马上颁布诏令：“自今武举人不许试换文资。”且云：“既以武进，又却换文，甚非专设武科取人之意。”光宗失位，此诏令即被废止。绍熙五年（1194）十月，宁宗同意“今后依旧许令武举人试换文资。”而后，弃武从文现象愈益严重，嘉定十年（1217）十二月，兵部侍郎赵汝述奏云：“近世武举进士，甫得赐第，多弃所学，必欲锁试换文，回视兵书戎器，往往耻谈而羞道之……今既由武艺入官，又复慕为文臣，是右科徒为士子假途之资，而非为国家储材之地，此科遂成无用矣。”获得宁宗认可。数年之后，再度变更。嘉定十三年（1220）九月，右正言张次贤奏云：“窃惟国家取士，由武举策第，许换试文资，此网罗全才之意。……且入赀、门荫之流犹许换试，而武举进者独可沮抑其所能乎？……乞应武举出身，照旧例听其换试。”同样获得宁宗同意。反复较力，就是为了改入文资。轻视武举观念，在南宋战争年代依然如故。
总之，两宋期间之武举，规模、地位、重要性等，都远远不能与进士科考试比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