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中的“标新立异”与“现实关怀”均来自《新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译后记，是译者加诸在这本由詹姆斯·奥唐奈所著新作的特征解读。
那么，我们必然要问，这本出版于2008年的著作，“标新立异”与“现实关怀”究竟指向哪里？
标新立异，指的是它的与众不同，而现实关怀，则指的是它与当代的社会现实紧密相连，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被陈述了千年的历史遗痕，当它被重新解读、从中发掘出现实性的指向意义的时候，就已经具备了“标新立异”的特质，可以说，“现实关怀”是因，是里，“标新立异”是果，是表。
作者写作的2008年，正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发起两场战争并深深地陷入其中之时。作者在书中，对美国卷入这块地域之争表现出的无知，作出了深刻的点拨。在开篇的前言中，作者写道：“在与萨达姆的‘美索不达米亚王国’所进行的战争尾声，驻扎在安巴尔省的美国大兵可能会惊讶地获知，他们正在保卫的地方正是古代波斯帝国最西端的边疆。波斯帝国曾在这里抗击来自古代罗马帝国东部的的侵略者和走私分子。历史在痛苦地循环着。”
这里搞笑的是，美国大兵以及指挥美国大兵长驱直入的指挥者，在发起战争之前，有没有对这块地域有过深度了解？有没有从这里的历史遗痕中汲取过有益的经验？显然，在作者的眼里，美国大兵及他们的指挥官们是很冒失地闯进这块地域的。
这个由头，无疑是作者重新审视“罗马帝国”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也让这本书的现实关怀直指重新做着世界帝国梦的美国。
由此可以看到，作者是站在当今世界的现实政治与热点胶着，以及美国所处的角色方位的角度，来看待罗马帝国那一段历史的。
在书中，作者还有着更为深刻而精致的阐述。作者没有沉埋在汗牛充栋的历史记载中，而是时而跳出历史事实，悬浮空中，去鸟瞰历史风云以及演绎历史过往的那片地理位置。
从高处鸟瞰，作者突出地将欧亚大陆的地理特征与民族分布提拎出来，从中寻觅古今一脉的冲突之源与历史之因。
作者指出：“横穿旧大陆的大断层，不仅将大陆的西北部与东南部隔开，还表现在各帝国的地理和历代的战争之中，自从波斯帝国兴起以来都是如此。”（P390）
这个断层，实际上就是分割开欧亚大陆的那个分界线。
作者继承分析道：“这个大断层是能够毁灭人类的。在我们的时代里，它拥有释放出难以言表的恐怖的潜力。”
这就是作者的现实关怀。这个断层的最早的冲突，就是希波战争，它也揭开了西方与东方冲突的最早的起源。而这场战争，也遥控与影响着当今世界上发生在伊拉克与伊朗那块地域上的暴力冲突。2007年，好莱坞重拍了《斯巴达300勇士》，受到了伊朗的强烈抗议，指责这部电影是好莱坞甚至是美国向伊朗发起的“文化大战”。可见，公元前480年发生的一场战争，在二千五百多年后，依然能够在当今世界局势下，找到对应的影射标的。
作者接着分析道：“地理上的断层还表现为民族的断层。四大族群分割了欧亚大陆。……欧洲人、西亚人、南亚人和东亚人彼此争斗，争夺着主导我们人类的主旋律的权力。”
我们不妨看看作者所提出的四大族群究竟是指哪四个：
西亚：伊朗高原、阿拉伯半岛、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小亚细亚半岛，包含伊朗、伊拉克、阿富汗等二十国。
这一地域与现在比较流行的中东概念基本吻合，中东：指地中海东海与南部区域，从地中海东部到波斯湾的大片地区，它不属于正式的地理术语，包括伊朗、伊拉克等17个国家。
南亚：位于亚洲南部的喜马拉雅山脉中、西段以南及印度洋之间的广大地区。包括印度、巴基斯坦等国，有人认为阿富汗也属于南亚。
东亚：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朝鲜和蒙古等五个国家。
这个地域，东亚，也就是中国所在的地域，因为帕米尔高原的阻挡而与世隔绝，被作者认为是“置身于欧亚大陆惊心动魄的大戏之外”，这样，欧亚大陆就剩下三个族群了。作者点出了这至关重要、贯穿世界历史、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为胶着的热点地区的历史特征：“人类当中的另两条边疆，就是西亚人必须关注的两个方向，变成了残杀的战场和误解的裂谷。在2001年—2003年，美国恰恰选择在这两个地方发动了战争。”
这两场战争，就是美国于2001年发动的阿富汗战争与2003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
可以看出，西亚人与欧洲的冲突，构成了世界历史中欧亚大陆区域范围内的主要冲突主线。
而今天的欧洲的前身，在古代正是罗马帝国。这样，在作者的解析体系下，罗马帝国衰亡史，便遥相呼应着今天欧洲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作者撰写此书的2008年，还未出现近十年后出现的中东难民潮冲击欧洲核心的戏剧性局面，而这种长驱直入欧洲腹地的异族动能，如果我们对照奥斯曼土耳其对东罗马帝国领土的侵入，我们便会看到历史以惊人相似的方式与流向重演着。
作者由此预见性地得出结论：“大陆西北部与东南部之间的古老断层，已经变成了一个不断恶化的伤口。”（P396）这个断层，因为美国用暴力的形式，砸烂了建立在这个断层的脆弱的生态，使得这个伤口的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作者对难民潮作出了预见性的总结：“有很多人在哀叹，在种族、宗教和文化中源于东南方的人，在西北方的人口统计中正在不断地增长。”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中东人，也就是西亚人，正在扩大自己在欧洲人的人口占比。很多人都在担心，这种不成比例的人口增长速度，最终将会用一种“生殖革命”的形式消灭四大族群之一的欧洲人。
作为一个西方人，作者提出了这种忧虑，必然要提出自己的拯救方式，然而，作者的设想是无力的，作者也深刻地知道面对当今的这种不可抗拒的西方恶的必然后果，他所设想的“人类应能找到一条出路去建设共同的文化和目标，将欧洲、西亚和南亚的人们联系起来”是“痛苦和艰难的”，“在此刻虔诚的穆斯林和虔诚的欧洲人都无法接受我们正在设想的未来——但无法否认的是，找到一条出路太重要了。”（P396）
中东难民危机
这一困惑一直延续到全书的结尾，作者在这里重新申明着自己的忧虑：“无法建立起一个将欧洲、非洲和亚洲的远端联合起来的社会，无法使人亲如友邻、相互尊重”（P429）。现实中我们看到的是，中东也就是西亚地区的暴力冲突与宗教冲突愈演愈烈，并且以一种倒流的方式，冲击着向来处在隔岸观火、隔空反“恐”的欧洲大陆。
那么，作者从罗马的衰亡中汲取了哪些教训？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与众不同来。相对于吉本那本著名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叙事从2世纪罗马帝国鼎盛时期开始它的长篇大论，《新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叙事格局仅仅局限在五、六世纪之间的一个世纪左右，而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的侧重点也根本不是我们习惯上东、西罗马灭亡史。
《新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选择了三个人物，来透视罗马衰亡史实中的误解与裂隙，在这里，作者将他的矛投向了历史中的定论。书中的人三人物，分别是“展望了一个可持续、有领导的罗马帝国”的狄奥多里克，“出于错觉而展望了光复大业这一不可能实现的目标的”查士丁尼，以及作为“最后的审判”角色而出现的教皇格列高利（P401）。而这三个人物中后两个在历史上地位显赫，在既往的罗马历史史书中每书必提，但是第一个人物狄奥多里克却是一个典型的蛮族领袖，而在传统史志的罗马衰亡的原因中，恰恰是蛮族导致了西罗马的灭亡。
启蒙运动代表人物吉本所著的《 罗马 帝国衰亡史》
这里，历史书上有一个人所共知的西罗马灭亡的节点，就是公元476年，书中对此进行了专门分析，身为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的秘书官在他所著的《编年史》中，首次提出将公元476年作为‘罗马帝国灭亡’的年份” （P239），但《新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却认为这是“一个不怎么合理的时间” （P240），因为在这个不值一提的西罗马皇帝被废黜后，西罗马原有的故地上，还存续着有效的罗马式的统治，这就是《新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中介绍的第一人物狄奥多里克，而由他统治的国家，在以往的历史书中，被称为东哥特王国。
狄奥多里克
就是这个东哥特国王，从470年至530年间，“使意大利再次成为一个稳定的地区。那真是一种非常罗马的成就。”（P161）。“从理论上讲，狄奥多里克从来不是罗马皇帝，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和他为罗马帝国西部地区的复兴所做出的贡献来看，他可以算是最好的罗马皇帝之一。”（P163）。作者在书中，努力回避狄奥多里克在旧有史实中被归列到东哥特人中的说法，作者在书中，“一直对那些称呼狄奥多里克和他的部下的那些字眼只字未提：哥特人、东哥特人、蛮族、入侵者、部落甚至是游牧民族和阿里乌斯派的异端……这一传统观点的中心思想是：一群无情的、野蛮的人们逐渐地破坏了文明。”（P79）作者为此强调：“现在我们必须学会抛弃这种观点。”
狄奥多里克进入罗马
这也是作者用宏大的篇幅介绍狄奥多里克如何在西罗马的地盘上，建构起了一个更像罗马帝国的国度的原因，作者用以证明，西罗马帝国在名义上的灭亡后，其故地上，依然出现了更像由罗马皇帝领导的新兴国家，它们的文化特质，也应该划入罗马继承者的范畴。即就狄奥多里克而言，他一直生活在罗马帝国的领土内，且曾经是东罗马帝国皇帝的手下将领，开疆拓土，收复了西罗马地盘，个人特质已经完全罗马化了，不应该再在他身上标注出隶属蛮族的“哥特人”的身份。作者从历史史实中总结道：“哥特人永远是罗马世界的一部分。”作者通过他的论述，阐明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根本不应该成为罗马帝国衰亡的一个节点，而这个节点的确定，恰恰可以窥测到它的始作俑者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的阴暗动机。而查士丁尼，也名正言顺面地成为了《新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表现的第二个人物。
查士丁尼皇帝和廷臣
查士丁尼意图重振罗马帝国，他发起的对西罗马地盘的军事势力的扫荡，覆灭了《新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中第一个人物所建立的所谓东哥特国，但是，查士丁尼的一统天下、重振罗马的勃勃雄心终成黄梁，作者在书中对其原因作了专门分析：
一是与东方没有搞好关系。查士丁尼没有与波斯建立和睦关系，这给北方的入侵者与7世纪的阿拉伯人的进入创造了一个空间，最终导致东罗马帝国夹在欧洲西北部的法兰克国家与东南方的伊斯兰政权的中间，终至覆灭。而这种地理格局，也是当今世界热点部位的困惑与胶着所在。欧洲人仍然在重蹈查士丁尼的覆辙，没有搞好与东方的关系，只是一味地依仗武力与暴力手段，砸烂东方国家的坛坛罐罐，最终使得中东国家以难民潮的形式席卷而来，撼动着欧洲国家的根基，一如东罗马帝国当年孤悬在君士坦丁堡的“死角”上。
查士丁尼一世重建的圣索菲亚大教堂
二是没有处理好与西方关系。东罗马帝国没有与在旧有的罗马帝国地盘上出现的西班牙、高卢、意大利和非洲地区的结盟关系，建立一个“更强大、多中心的共同体。这会胜过古典时代那种过于辽阔却不够紧密的统一。”（P271）。大体来说，这相当于今天的欧盟体系，但是这一体系也是矛盾重重，能否持续下去，还得试目以待，但可以看出，西方人已经意识到欧洲团结的重要性，这可以说是从罗马帝国的衰亡历程中获得 的一个深刻教训。
查士丁尼大瘟疫
三是经济发展不力。《新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一直把经济纬度视着罗马帝国衰亡的一个重要诱因，但那个时代的人未曾明了经济的隐性作用，难以看到经济力量对社会的巨大掌控能力，在经济的强大而神秘力量面前束手无策。查士丁尼只知道搜刮财富，却无法弄清这些财富对于国家稳定有何意义。缺乏经济方面的智慧，是一个帝国瓦解的不可忽视的原因。四是在宗教问题上过于苛刻。作者总结道：“是执迷不悟的宗教观念而非其他因素使查士丁尼错失了机会。留给他的继承者们的选择已经不多了，只能在被他毁坏的世界里将就凑合一番。”（P272）。
格列高利一世
这个将就凑合一番的代表就是《新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中提到的第三个人——教皇格列高利。在查士丁尼扫荡过的罗马废墟上，一片狼藉，曾经的繁华处，已经是人烟稀少，热闹的市中心，已经弥漫着一股黍离之悲，国家不再，将士不存，这就是战争的结果，一个手无搏鸡之力的教皇，在那个动荡的时代里“在事实上变成了意大利中部的统治者”（P412），而他能够实施他的统治力量的，是他的思想，是他“将《圣经》传统、修道意识形态和拉丁神学整合到一起”而竖起的一座精神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正是能够超越与穿透“格列高利的世纪所遭受的混乱和政治分裂”的精神支柱，使得这种混乱与分裂，在“19世纪的革命来临时才能痊愈。”（P419）。罗马的废墟上，留下的唯有一种精神力量，喻示着它在穿过时间的帷幕后，依然执拗地显示着罗马时间的价值与存在。这也是罗马帝国为什么在今天仍然让人们孜孜不倦地予以关注且从它的盛衰兴亡的流程中，读取更多的现实经验的原因。
东罗马帝国灭亡
《新罗马帝国衰亡史》这本书的写作不可谓不大胆，作者抛弃陈词滥调、面面俱到的框架结构，只是专注地瞄准了西罗马帝国灭亡前后的三个人物，从他们的立场、抱负、精神指数来纵瞰上下数千年的罗马来踪与去影，以人物的点，带出了历史的面，激活了时代的空间，打造了一个三维立体的情境。值得注意的是，本书中还有一个篇幅巨大的“序曲”，通过一个商人科斯马斯的视角，在遥远的埃及亚历山大港遥观罗马帝国的气场与影响，就像作者从美国透过地理的遥远与历史的悠久来遥观罗马一样，绘制了一幅罗马帝国时代的边远之地的亲历亲见实录图。
在打造出这么一副巨制时代图景上，作者将他的笔墨聚焦他选中的三个人物，使得全书的视镜，由远到近，由鸟瞰到贴近，就像一幅卫星图片一样，一步步地深入到真相之核，以揭开历史的真实的内幕所在，这种叙事带来的好处，是带来一种亲切感与亲和力。而更应该令人感到作者无所不在的现实关怀的地方，就是作者始终将对罗马帝国的叙述，与当代世界史紧扣在一起，如书中提到的前苏联临近崩溃时领导人一代不如一代，里根支持阿富汗游击队，最后却制造出了一帮恐怖分子，查士丁尼宗教上类似斯大林、政治上类似米洛舍维奇，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屠杀哈马的敌对势力等等，都可以看出作者意图从历史上撷取似曾相识的镜像，来折射当代的历史人物，尽管我们不一定认同作者的这种映射，但却可以看出，作者的内心思考方向始终有一个当代坐标，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作者内心涌动着一种强烈的“现实关怀”吧，而这里面可以读出作者对西方文化的忧思之情，对宗教冲突的一种无奈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