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改国名”这事，懂得这些你才能看明白

今年的G20峰会，各国领导人齐聚印度新德里。但参会人员突然发现，东道主印度的英文名不是印度（India），而是婆罗多（Bharat）。

印度总统德劳帕迪·穆尔穆在晚宴邀请函中以“婆罗多总统”、而非“印度总统”署名，发送给参会领导人。

这场“改名闹剧”引发了无数争议与猜测。其实，无论“印度”还是“印度斯坦”，都是别国口中的名称，印度人本来就是用“婆罗多”来称呼自己的国家的。

莫迪政府表示，更名是为了恢复印度的印度教历史，但是这也并非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印度有着怎样的印度教历史？印度教历史又是如何影响印度？对于这段历史的刻意凸显，有着怎样的特殊背景和目的……

印度教将恒河奉若神明，恒河夜祭风雨无阻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红生教授专研印度问题的40多年，这本新近出版的《印度会崛起吗？》能给你答案。

在印巴分治近半个世纪后的1992年与1993年之交，印度发生了印度教与穆斯林两大教派的严重冲突。

光天化日之下，大批狂热的教派主义分子们成群结队地沿街杀人放火、洗劫商店、轮奸妇女，社会陷入无序状态，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冲突最严重的加尔各答和孟买地区，就有千余人丧生。

这场印度各地教派的冲突足以使人看到印度教拥有着怎样广泛的社会基础。

在20世纪初，印度教民族主义只是一场思潮。意指印度社会中一些人主张通过复兴印度教，振兴印度教传统文化，改造印度国民软弱涣散的心理素质，克服印度社会中教派林立、种姓对立、社会分散、缺乏内聚力等弊病，将印度建成一个统一而强大的现代国家。

这一思潮同时具有强烈的教派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价值取向，因而被称之为印度教民族主义。

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开始在印度政治舞台上崛起，进入90年代后，这股势力的政治代表——印度人民党在大选中多次获得胜利，迅速取代印度百年老党——国大党，成为印度第一大党，并且多次组织政府，执掌政权。

从一种思潮发展成印度政治中一股举足轻重的势力，印度教民族主义是怎样在印度重新抬头的呢？

印度有两类城市。一类是原来的政治文化中心。另一类则是像孟买和加尔各答这样随西方入侵工商业发达而发展起来的城市。

这类城市里，人们家庭经济的变化趋势同该家庭的种姓地位高低不相一致，一部分不得志的高种姓对现实心怀不满，这种情绪成为教派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

印度孟买的街头

教派势力在城市的发展还同长期以来印度教民族主义分子们十分注意在城市中发展他们的组织有关。他们在各街道设立办事处，设法解决当地居民的一些实际生活问题。

他们在临街办公室外设置一块黑板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及传播各种消息。他们还对年轻的志远人员进行军训。

重要的是，不少印度政府官员，出于各种目的，或公开加入教派主义组织充当领导人物，或在背后出谋划策。

此后，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在印度的泛滥不仅有国内原因，还受国际大气候变化的影响。

独立之初，印度国大党政府认为自己当之无愧应成为战后新独立国家的样板，提出一整套诸如世俗主义、混合经济、不结盟主义等内政外交方针政策。但80年代末的印度在许多方面已落后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国大党政府不得不改变原先实行的一些政策。

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印度教民族主义在印度盛行起来，他们攻击国大党政府的世俗主义，认为印度只能建立以印度教为立国之本的威权主义政治。

日落时的印度教寺庙

在其他政治力量暂时提不出更好更有吸引力的治国方策的情况下，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潮得以泛滥，在印度大行其是。

印度教维护种姓制度的合法性和神圣性，公开主张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要求各种姓严格遵守本种姓的行为规范。

而自独立以来，印度一直实行民主制度。民主制度和民主的观念从理论上主张人的平等，与印度教传统可谓格格不入。

然而，这两种似乎水火不容的事物，却在印度长期和平相处，相互影响，相互改变，以至于形成了印度新的政治文化传统，更是成为近代以来印度社会变化的主要动力。

虽然有点匪夷所思，但这就是真实的印度历史——英国统治印度促进了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在印度的传播，印度知识分子承担起继承印度教传统和传播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双重历史使命。

第一代印度自由主义者以主张改革印度教社会为标志，代表是罗姆·摩罕·罗易。

他采用西方宗教形式对印度教进行改造，反对多神论和偶像崇拜，主张任何人，不分种族、肤色、信仰，只能崇信一神——梵。

他还倡导妇女教育，反对童婚，要求废除寡妇自焚的野蛮非人道的陋习，保卫妇女的生命权利。自此，近代印度宗教社会改革的序幕缓缓拉开。

第二代印度自由主义者投身于民族运动中，代表是印度历史上最伟大的民主主义者——甘地。甘地通过对印度教基本教义和西方宗教的糅合，将传统宗教学说政治化，将民主与平等思想输入印度社会，建立起非暴力主义学说，强调追求真理的唯一道路是遵从道德并付诸行动。

通过这种阐释，甘地改变了印度宗教中消极无为的成分，不仅将印度社会中的精英分子推入斗争中，更重要的是还把广大群众争取到了运动中来，甘地无疑为独立后的印度建立并实施民主制度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代自由主义者对印度教传统与民主的制度和理念能否兼容深怀忧虑。因此，尼赫鲁为印度提供的发展思路是：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世俗主义，以此加强全体印度人民的认同感，实现印度统一富强的目标。

然而，印度的民主制度没有给印度人民带来所向往的富强。于是，印度社会内广大中低种姓的政治意识日益觉醒，成立自己的政治组织，将自己的代表人物选入权力机关。

这些变化使得高种姓感觉到深刻危机，他们祭出“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大旗，以此来整合印度，维护印度教的社会等级秩序。

可以说，印度教与近代以来印度政治有着密切关系。

一方面，印度教传统在造就、维护和加强印度现代政治制度上功不可没。

另一方面，现代政治制度实行以来，原来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已经觉醒，开始争取自己的权利，印度教的等级秩序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印度教民族主义将把印度政治引向何方？王红生教授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历史谈起，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市场扩大，旧帝国瓦解，新民族国家形成，时代变迁要求人们打破对旧宗教和地域的忠诚，认同国家的整体利益。

然而，资本主义发展却导致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和冲突因而加剧。为了缓解和转移国内的阶级矛盾，西方国家要么向外殖民扩张；要么将国内一小部分人树为异类加以打击。

回到印度，印度无疑也面临着当年欧洲国家所遇到的一些相似问题，但他已不可能重走西方国家走过的路，向外殖民扩张几乎不可能，于是只能将国内一些非印度教社团当作异类加以打击，从而为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泛滥提供历史条件和社会基础。

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们能否最终实现自己的目的呢？王红生教授曾经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印度著名旅游景点恒河沐浴

总之，印度教民族主义和教派势力在当今印度大行其道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和广泛的社会基础，今后仍将影响印度的政治。

但从长远的观点看，印度教民族主义并不能真正解决印度的问题，也不可能长期支配印度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