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安：地尽其力，仓备饥馑——中国古代备荒救灾的历史经验

“民以食为天”。中国古代灾荒记载之多，世界罕见。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统计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自然灾害达5258次，其中，排名前两位的分别是旱灾（1074次）和水灾（1058次）。研究还表明，历史上中国人口长期占据世界人口约1/4，北宋末年人口超过1亿，至清道光年间更是突破4亿。那么，中国传统社会如何应对自然灾害造成的饥荒，又怎样应对人口急剧增长带来的粮食危机呢？

为应对频繁的自然灾害造成的粮荒，中国很早就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减灾救灾思想和措施。除兴修水利工程外，还注重储备粮食，遇灾时积极赈济灾民。积谷备荒是古人在长期与粮荒的斗争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正所谓“仓中有粮,灾年不慌”。中国古代仓储体系建设较发达，自汉代以来建立的常平仓，旨在通过国家掌控粮食的买卖，利用粮价的季节差异，发挥调节粮价和救济民众的作用。

宋元时期，除常平仓外，以士绅为管理主体的社仓开始推广，官方还倡导民间自发组织建设义仓。明清时期，“民捐、民管、民用”策略使得义仓、社仓在乡村普及，在备荒救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清代继承明代之法，充分发挥社仓、义仓的功能，各地社仓、义仓数量激增，全国仓储储量在乾隆初年高达4000余万石。当发生重大灾荒时，仓储的赈济作用便凸显出来了，如嘉道时期安徽水灾频发，义仓储备“救济灾黎数百万人”。

灾蠲赈济也是救荒活民的重要举措。秦汉以来，国家层面就构建了蠲免、赈济与安辑等灾蠲制度，形成了一套灾害救助和保障体系，具体包括雨雪粮价奏报制度、报灾检灾制度等。明太祖要求各州县每月上报雨水情况；清代更是形成较完整的雨雪、收成、粮价奏报制度。

朝廷还对报灾制度进行了规定。明初不拘时限，灾害发生随时申报。清代则规定夏灾限六月终旬，秋灾限九月终旬。在报灾之后，明清两朝都规定各级地方官府必须及时前往现场踏勘灾情，将受灾情况逐级上报，勘报时限一般为40日。检灾勘灾之后，进入灾蠲环节，朝廷一般根据受灾民户原有财产状况和实际受灾程度，将其分为极贫、次贫、稍贫三等进行赈济。除减免赋税外，官府还通过赈给、赈粜、赈贷、煮赈、工赈、劝分、安辑等一系列措施来恢复民生。

除官府的各类灾蠲救助政策外，民间往往也积极施粥捐赈。宋代以后，士绅及民间组织成为施粥主体。如明朝天顺时期，京师周边受灾无米，顺天府民江聪自出米豆于崇文门外，“日为粥以食饥民，凡四月得济者八万七千五百余人”。清代民间粥厂设置已有相应章程，应对粮荒也更为有效。如嘉庆十八年（1813年）至十九年河南大灾，大量地方官员捐俸及绅商捐输建立粥厂，河南巡抚称，大量灾民连续5个月靠领粥存活。可见，施粥不仅解决饥荒，还安抚流民，避免灾民大规模流动造成社会动荡。此外，朝廷还劝导、鼓励富商士绅报捐赈济。乾隆帝说：“救荒无奇策，富户能出资赈粜，足以助官赈之所不及，于闾阎殊有裨益”。

从战国到清后期，中国人口逐渐由3000万左右增加到4亿以上。能养活这么庞大的人口，得益于农耕技术的进步、亩产量的提高和耕地面积的扩大。这意味着人地矛盾始终是传统社会面临的巨大压力。

战国时期，随着铁犁牛耕的出现，大批土地被开垦，人口开始加速增长，但也带来了“地狭而民众”，“其土不足以生其民”的问题。战国初年，李悝就认为“农事害则饥之本也”，于是主张“尽地力之教”，努力提高粮食总产量，并推行“平籴法”以应对饥馑水旱。

宋元时期，南方人口增加迅速，人地矛盾日益紧张。于是出现了与山争地、与水争田的局面。圩田、柜田、架田、湖田、涂田、沙田以及梯田大量涌现。“梯田”之名首见于南宋范成大《骖鸾录》，该书称袁州（今江西宜春）仰山“岭阪上皆禾田，层层而上至顶，名梯田”。在宋代，梯田广泛分布于今四川、广东、江西、浙江、福建等地丘陵山区。圩田、湖田在宋元时期迅速发展，这是人们与水争田的主要方式，对江南沼泽地区的开发发挥了关键作用。此时期，圩田主要分布在长江下游、淮河流域南部、太湖流域和浙东钱塘江一带，由此有了“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

“梯田”之名首见于南宋范成大《骖鸾录》。梯田的开发使丘陵地带大面积种植水稻成为可能。图为广西桂林龙脊梯田  视觉中国/供图

明清时期，人口空前增长，与水争田和与山争地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主要区域已由长江下游发展到长江中游，甚至于长江上游和陕西地区。这其中最有名的当数湖广一带垸田的开垦。在清代，两湖平原垸田得到充分发展，以沔阳州为例，根据乾隆元年（1736年）清丈的结果，全州共有堤垸1350余座，面积达400多万亩。垸田的开发，使得两湖地区成了新的谷仓，以至于在明中期就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

土地垦辟面积的扩大，一方面是民众为了生存不断由“狭乡”向“宽乡”迁徙耕垦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历代朝廷不断招抚流民、鼓励垦殖和劝课农桑的政策引导有关。西汉时期，朝廷就意识到农业问题就是衣食问题，即“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汉文帝建立“孝悌力田”制度，并用“帝亲耕、后亲桑”的仪式劝农。五代十国战乱频仍，人民流离失所，对此，宋太祖招抚流民返乡，自由耕垦，朝廷承认农民垦辟荒地的土地所有权，并规定免征3年税。清乾隆年间，随着土地垦辟日臻饱和，乾隆帝允许零星土地自由垦种和小片土地免税开垦，并对官员垦荒奖惩作出具体规定，还采取由官方借贷耕牛、种子、资金等方式鼓励百姓垦辟荒地。

两千余年间，中国的耕地面积从汉代的4.8亿亩左右，扩大到清后期的9亿亩左右。但耕地面积的增长远远赶不上人口的增长，而且人口快速增长形成的粮食和能源危机，使得人类对天然植被的破坏达到灾难性的程度。特别在人口激增的清代，人地矛盾最为尖锐，许多地区的人均耕地面积已经低于当时的温饱常数，全国至少有1/3以上的人口处于饥饿和半饥饿状态。雍正帝也认识到，“户口日增，生齿日盛，而地土所产如旧，民间食指愈多，所入不足供出，是以米少价昂，此亦理势之必然者也”。

为解决温饱问题，统治者采取禁酒禁曲等措施，以减少粮食消耗。此外，还严禁粮食出口，鼓励粮食进口。如严格限制出海商渔船所携带的口粮，规定每人每天只准带食米1升、余米1升，多带即治罪。往返外番的船只必须带回一定数量的大米，以资民食。在灾荒时期，朝廷还对过榷关的粮食予以免税。

由此可见，为了在有限的耕地上养活众多的人口，中国历代统治者普遍采取重农政策，尽可能开垦土地，不断增加粮食作物种植面积，以满足社会对于食物的基本需求。

面对粮食危机，古人从域外引进新作物，丰富食物来源。美国学者劳费尔曾指出，中国古人“采纳许多有用的外国植物以为己用，并把它们并入自己完整的农业系统中去”。

中国古代主要有3次引种高潮，即秦汉时期、唐宋时期、明清时期。由于不同时期社会需求、国际秩序等因素的差异，引种的侧重点和引入路径亦不同。农史学家石声汉曾以域外引种植物名称为切入点，用胡、海、番、洋进行概括：凡是名称前冠以“胡”字的植物，大多为两汉两晋时由西北引入；凡冠以“海”字的植物，大多为南北朝后由海外引入；凡冠以“番”字的植物，大多为南宋至元明时由“番舶”引入；凡冠以“洋”字的植物，大多是在清代乃至近代引入的。

秦汉时期，中国从域外引入了胡麻（芝麻）、胡瓜（黄瓜）、胡桃（核桃）、胡豆（蚕豆、豌豆、豇豆）、胡葱（葱）、安石榴（石榴）等20余种植物。唐宋时期又引入了无花果、西瓜、海枣、柰、杨桃、槟榔、莴苣、菠菜、甜菜等。宋至明清，随着人口压力加大，引种域外粮食作物成为应对饥荒的重要策略。其中较有成效的是宋代占城稻的推广和明清时期玉米、红薯的引进与推广。占城稻由宋代商人从占城（今越南）带回，并在福建地区种植，具有耐旱、生长周期短、产量高的特点。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江淮两浙地区因旱灾出现饥荒，宋真宗为缓解灾情，将福建的占城稻分拨给两浙地区种植，进而在长江流域推广，促进了长江流域水稻种植的革新。明清时期，可供开垦的荒地已所剩无几，高产、适应性强的美洲作物的引种和推广为应对粮食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玉米根系发达，抗旱耐寒耐贫瘠；甘薯适应力强且产量高。二者很快成为仅次于水稻、小麦的主要粮食作物，这使得大量人口在山区垦殖成为可能。

面对粮荒，除依靠救济外，民众也通过采集野生植物扩大食物来源。民众利用野生植物救饥的经验，成为宋以后大量救荒书籍编撰的主要依据。如明初藩王朱橚所编《救荒本草》，广泛调查、总结民间救饥的经验，收集草木野菜414种。清代，救荒活民书的编撰进入鼎盛时期，如清代顾景星著《野菜赞》、张能麟著《荒政考略》、万维翰著《荒政琐言》等，对野生植物救饥的记录更加详细。还有部分地区民众引种、补种新品种及栽种代食品充饥。如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大水，大量农田被毁，柏乡县引种籼谷，取得丰收，并从福建引种甘薯、芜菁作为代食品，大大缓解了粮荒。又如清代江汉平原民众在灾年时，种植茭米、荞麦等生长期较短的速生植物代替水稻，“暴干炒作以当粮”；江汉—洞庭湖区的民众大量采集水蒿、菱角、莲等水生植物作为荒年的重要食物。

纵观中国历史，“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治国理念影响深远。有作为的统治者重视民生，劝课农桑，不断完善粮食仓储和救荒保障体系，力求百姓能丰衣足食。广大民众也积极垦荒引种，精耕细作，互助互济，共同应对各种灾荒和饥馑，保证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编辑：拾 壹

校审：星 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