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文以“《地方债压力下，贵州如何突围？》”为题刊发于昨日（2023.9.7）观察者网，刊发文章链接：
https://www.guancha.cn/MeiXinYu/2023_09_06_707553.shtml；
观察者网刊发的版本删节甚多，这里贴出原稿全文。
文中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摘要》、文旅部官网统计、世贸组织统计等，为改善读者阅读体验起见，这里不一一注明。对这些数据来源感兴趣者可点击上述链接阅读观察者网原文。
本文主要论点：
尽管贵州经济目前陷入地方债危局，但此前多年其奉行的“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先导、带动特色产业发展”路线是正确的；没有这条路线，贵州不可能摆脱极端贫困和人均GDP长期全国倒数第一的困境，更不可能将某些特色产业发展到全国同行业前列。
贵州要摆脱当前困局、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存在两大障碍或风险，其一是显而易见的过度负债投资导致其负债率过高，且房地产等投资规模过大，烂账过高；其二是民族政策有问题，加分等全方位少数民族优惠特权太过分太极端，对汉族逆向歧视严重。而且，这两个问题相互之间又是联系的。
偏远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基础设施存在严重先天劣势，“少数民族文化”之类主题的项目在经济上绝大多数必定耗资巨大但门可罗雀，从一开始就没有希望通过商业经营收回投资，贵州黔南州独山县债务及其“天下第一水司楼”项目提供了典型警示案例。
应关注错误投资决策和地方债风险背后的腐败和政治错误问题，独山县所在黔南州连续数任党政领导、云南文山州原州长张秀兰落马就是典型案例。
贵州化债，自我革命比中央支援更重要。
——中国地方债潜藏的风险问题，从十几年前起就不断有《华尔街日报》、路透等国内外财经媒体就此向我采访，今年地方债危机比较大面积浮出水面，我们需要好好应对。
注意到长期超强力度转移支付引发的经济和政治风险，始于应约为《环球时报》撰稿《兰新高铁任重而道远》（刊发于2014年6月5日《环球时报》），随后赴南昌，再从南昌赴长沙，被当时南昌机场、机场高速、火车站的简陋及南昌—长沙绿皮车震惊，引发我深思。想起那天在南昌至长沙绿皮车上一边观察沿途景象，一边思考，记忆犹新，我正是由此意识到长期超强力度转移支付完全有可能引发颠覆性经济和政治风险，尽管这种转移支付初衷多半良好。
《兰新高铁任重而道远》文章链接：
https://www.163.com/news/article/9TVH1Q2400014AEE.html；
近10年来，就超强力度转移支付和地方债的经济、政治性风险写了不少东西，今年以来地方债危机浮现证实了我的预见。现在准备根据形势发展陆续就此写一些公开文章，欢迎关注。
上个月乌尔善娜然风波引爆全网，进而揭出满昌《蒙古族通史》等多部少数民族通史的严重问题，与本文论述的“少数民族文化”之类主题项目在商业上的普遍失败、地方债危机等结合起来，我想，大家可以更明白这个问题潜藏风险之大、正视和处置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2023.9.7
期待贵州从地方债危局突围
梅新育
地方债危机浮现，前省委书记落马。
在当前国际金融市场上对中国的投机性攻击中，地方债风险是看空中国派最大的理由之一；而在当前的国内地方债危机中，贵州即使不是风险最大的省份，至少也是风险最大的省份之一。4月12日，贵州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官网发布一则简短公告《化债工作推进异常艰难，仅依靠自身能力已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当即震动国内外市场与国内社会：
“近期，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财税金融研究处先后赴贵阳贵安、遵义、毕节、六盘水等地开展了化解贵州地方政府债务情况专题调研。调研发现，债务问题已成为摆在各地政府面前重大而又亟需解决的问题，但受制于财力水平有限，化债工作推进异常艰难，仅依靠自身能力已无法得到有效解决。下一步，调研组将根据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和各市县反映的突出问题，积极向国研中心争取智力支持，为化解贵州地方政府债务提出差异化、可操作的建议。”
2019——2021年贵州各地州市政府负债率情况（单位%）
时过4个半月， 8月28日晚上，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宣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落马，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而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孙志刚落马究竟是因为什么严重违纪违法罪行，目前我们不得而知；但审视公开材料中他的履历，从2015年10月就任贵州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代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到2020年11月中央决定他不再担任贵州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他主政贵州的2015—2020年基本上也是贵州地方债膨胀最快的时期，作为这段时间的贵州主政者，对这些问题至少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
从前省委书记孙志刚到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原厅长张鹏、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原主任向红琼、政法委原副书记刘文新、省政协原副主席李再勇、贵阳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朱丽霞、贵阳副市长林刚、黔南州在任州长钟阳、……这些人一个个落马了，但贵州还要发展；面对经济困局危局，贵州该如何突围？
一、地方债危局和前领导落马无改基础设施建设先导路线正确
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尽管贵州经济目前陷入地方债危局，但此前多年其奉行的“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先导、带动特色产业发展”路线是正确的；没有这条路线，贵州不可能摆脱极端贫困和人均GDP长期全国倒数第一的困境，更不可能将某些特色产业发展到全国同行业前列。
千百年来，这个西南省份以“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而闻名中国社会，晚清咸丰、同治年间1860年代，贵州一省财政储备金库（藩库）存银多年只有80余两，不足以当用，索性不予提用，充作“镇库”，以至于中国社会上提及贵州，就是自然条件恶劣、发展水平滞后、居民极度贫困的“干人”形象。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与整个国家一同经历了长足发展，但在各方面条件制约之下，贵州人均GDP水平仍然连续多年挣扎在全国倒数第一的位置上，贫困问题令人怵目惊心。2010年，贵州农村贫困人口1521万，占当年末贵州常住人口总数（3479万）比例高达44%。是整个国家的工业化为贵州这个后发省份创造了发展机遇，是基础设施高强度发展赋予了贵州赶上国家发展快车的能力。
在传统农业社会，贵州的贫困基本无解，因为人们无法改变“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的自然条件，这种自然条件是发展传统农业生产不可克服的障碍。然而，整个国家的工业化改变了这一切。
2008年，中国制造业产出超越美国，跃居世界第一。随后10余年，中国制造业产出领先各国的幅度越来越大，目前中国制造业产出已占全世界约1/3，是美国的两倍多。
2009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超越德国，登顶世界最大货物贸易出口国。近两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占全球总出口比重在百分之十四五左右，相当于美国和德国的一倍半、日本的三倍。
……
置身还在快速发展新兴产业的全世界头号工业大国，贵州的发展环境与此前千百年相比发生了根本变化，尽管贵州不适合追求复制沿海的制造业发展路径，但传统农业社会里的发展障碍在中国这个头号工业大国内已经摇身一变成为珍贵资源，甚至是不可复制的资源。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
在传统农业社会，这种自然条件不利大规模发展粮食作物，做不到自给自足，而传统农业社会内大规模粮食贸易的有效销售半径有限，贵州这类省份不能指望以可负担、可持续的成本从省外获得大量粮食供应。但在已经跃居世界头号工业大国的工业化社会内，大规模粮食贸易的有效销售半径大大扩展，很大一部分粮食需求完全可以依靠省外供应解决，“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的环境反而正适合发展某些特色经济作物，其收益不下于主粮作物，往往还更高。倘若再经过加工，其增值还要成倍提升。
（贵州铜仁茶产业）
正因为如此，这些年里我看到了贵州茶产业飞跃跻身全国茶叶生产五强，看到了贵州特色果品的发展，看到了贵州酒业的增长神话，看到了不少内地投资者跑到贵州从事农业开发，我自己也于2019年欣然接受贵州省委省政府邀请担任该省茶产业代言人，希望能为贵州茶产业发展尽绵薄之力。
即使是传统得不能更传统的衣食需求，工业社会也创造了新的、更高层次的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换言之也就是为相关产业发展创造了机遇。老干妈在传统农业社会是不可能做大的，甚至根本就无法问世，陶华碧正是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中为满足流动人口需求才创造了这种如今风靡世界的食品，并带动了这个食品品类的发展。
不仅如此，随着国家初步实现工业化，国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精神需求上升，消费构成也正在经历剧变，服务消费占比持续快速上升，在农业社会里微乎其微、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旅游市场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巨大产业，而且还在持续快速增长：
1994年，国内旅游人数为5.24亿人次，旅游总花费1023.5亿元；
2017年，国内旅游人数上升至50.00亿人次，旅游总花费45660.7亿元。
……
到新冠疫情爆发前夕的2019年，当年国内旅游人数已经上升到60.06亿人次，旅游总花费57250.9亿元。尽管历时3年的新冠疫情重创旅游业，2022年国内旅游人数25.30亿人次，仅相当于2019年的42%；旅游总花费20444.0亿元，仅相当于2019年的36%；但疫情过后第一年旅游业迅速步入强劲复苏轨道：
文旅部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旅游总人次23.84亿，同比增加9.29亿，同比增长63.9%，且增幅逐季放大，一季度国内旅游总人次12.16亿，同比增长46.5%，二季度国内旅游总人次11.68亿，同比增长86.9%。上半年，国内旅游收入（旅游总花费）2.30万亿元，比上年增加1.12万亿元，增幅高达95.9%。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在农业社会是发展障碍，在旅游业快速发展的工业化社会里却是旅游资源。如果能与当地特色农业、特色工业（如酿酒）相结合，其经济价值还要成倍翻番。
就是在时尚前沿的大数据产业，贵州的气候也成了发展的有利条件。
……
在快速发展进程中，贵州人均GDP实现了赶超，2014年以26437元超越甘肃的26433元，摆脱了几十年来人均GDP全国倒数第一的位置。反映到人民生活上，最突出的成果与表现就是贵州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及其占贵州常住人口比例连年急剧减少：
2010年，贵州农村贫困人口1521万，占当年末贵州常住人口总数（3479万）的比重高达44%；
到实现全国全面脱贫前夕的2019年，贵州农村贫困人口53万，占当年末贵州常住人口总数（3623万）的比重降至1.46%。
2020年，我国实现全面脱贫；2022年，贵州全省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3569.4元，在疫情期间仍比上年（12702.8元）增长6.8%。在中国全面脱贫的伟大成就中，贵州的成绩毫无疑问堪称辉煌华章。
二、 汲取教训，期待贵州突围再出发
一方面应当正确全面认识看待此前多年奉行的“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先导、带动特色产业发展”路线，一方面需要正视已经迫在眉睫的地方债危机及其根源，以及威胁贵州长期可持续发展基础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才能汲取教训，解决问题，甚至化坏事为好事，藉此建立更符合客观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要求、更高效的体制和干部、社会精英队伍，树立更实事求是、更符合客观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要求的社会共识，从而为贵州更加长期可持续、更大的发展奠定扎实基础。
就总体而言，贵州要摆脱当前困局、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存在两大障碍或风险，其一是显而易见的过度负债投资导致其负债率过高，且房地产等投资规模过大，烂账过高；其二是民族政策有问题，加分等全方位少数民族优惠特权太过分太极端，对汉族逆向歧视严重，以至于近年多次因高考等加分问题引发群体性事件，“汉改少”问题也非常突出、严重。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人，导致社会精英乃至全社会人口逆向选择的政策措施损害的是一个地方、乃至一个国家整体发展的根基；这种效果即使一时不那么显眼，最终也必然显现出来。在贵州和其它地方举行的论坛中，我曾多次当着贵州有关部门的同志们提出了这个问题，说这个问题必然导致人才流失，最终消除贵州发展后劲，在文章中也一再提及。
而且，这两个问题相互之间又是联系的，典型如闻名全国的黔南州独山县债务及其“天下第一水司楼”烂尾项目。
贵州地理区位相对偏远，又是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最多的省份之一。在贵州全省17.6167万平方公里面积中，有黔东南、黔西南、黔南三个自治州，面积合计7.3338万平方公里，占贵州全省总面积的41.6%。截至2022年底，在贵州全省88个县级行政区中，有11个自治县，占其县级行政区的1/8，占全国自治县总数（117个）的近1/10，仅次于云南（29个）、广西（12个），位居全国自治县数第三多省份。在非法定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自治乡一级，贵州现有的全部314个乡中，有192个是民族乡，占全国民族乡总数（957个）的1/5强。
这样的地方要发展，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必不可少；但这些地方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存在人车流量较小等先天劣势，如果不能吸引招徕足够居民和人流量，基础设施即使建成，当地也承受不起长期的维护和未来更新成本。如果当地投资决策不是基于客观经济规律，而是基于别的想法而将固定资产投资大量投向“少数民族文化”之类主题的项目，即使不考虑政治方面的问题，单从经济角度看，这类项目也绝大多数必定耗资巨大但门可罗雀，从一开始就没有希望通过商业经营收回投资。
贵州黔南州独山县债务及其“天下第一水司楼”项目就是这样从一开始就把多种错误犯全了，从而不可避免地走向爆雷、烂尾命运，为全国提供了一个轰动全社会的地方重债“破产”案例，“天下第一水司楼”成为全国最著名烂尾楼之一，同在黔南州的三都县也是如此：
独山县每年财政收入不足10亿元，原书记潘志立被免职时债务高达400多亿元，绝大多数融资成本超过10%。根据贵州黔南州政府网站2020年7月16日发布的《关于独山县三都县有关历史遗留问题整改工作的情况通报》，截至2020年6月末，独山县政府债务余额135.68亿元，三都县政府债务余额97.47亿元，其余为企业债务等。
应该承认，独山县、三都县举借的债务资金绝大多数用于基础设施、脱贫攻坚、民生工程等项目建设，发挥了一定正面作用，对此不宜全盘否定；但这两个县举借的债务中相当一部分投向“少数民族文化风情”主题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而这些主题不乏荒诞捏造之处，最终压垮了这些地方的财政经济。
《关于独山县三都县有关历史遗留问题整改工作的情况通报》点名批评独山县原县委书记潘志立、三都县原县委书记梁嘉庚盲目融资举债建设毋敛古城、水司楼、赛马场等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其中“天下第一水司楼”号称“世界最高最大最壮观水族建筑”，但“水族建筑”这个概念站得住脚吗？还是应该实事求是，盲目拔高最终只会制造笑柄。
又如潘志立随意自行设立并增加机构和干部职数的“独山古国毋敛城管理委员会”等园区，项目中同样塞进很多臆想的“少数民族文化”元素。
潘志立、梁嘉庚落马后，“天下第一水司楼”等耗费巨资的项目沦为不良资产。黔南州《关于独山县三都县有关历史遗留问题整改工作的情况通报》提出，要化解债务，“对独山、三都两县防范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进行指导规范，盘活土地资源拓宽偿债来源，整合优质国有资产盘活化解债务，创新资产处置途径提升资产变现效率”；但在实践中，独山县、三都县对“天下第一水司楼”等项目一再降低要价，仍然难以脱手。
三、错误投资决策和地方债风险背后的腐败和政治错误问题
2020年以来，黔南州一个州委书记、三个州长落马，其担任黔南州党政负责人时间覆盖2007年至今年4月，何以如此，看看黔南州出现这样的恶性重债案例，或许可知一二：
李月成，2006年11月至2011年9月任黔南州代州长、州长，2020年1月在贵州省政协常委、农业农村委员会主任任上落马；
向红琼，2012年6月至2016年9月任黔南州州长，2022年3月在贵州省政协民族与宗教委员会主任任上落马，根据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今年9月1日一审公开宣判结果，2013年10月至2016年9月，向红琼利用担任黔南州委副书记、州长的职务便利，为他人在获取工程项目、调整项目结算方式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3259万余元；
刘文新，2017年8月至2022年3月任黔南州委书记，2022年10月在贵州省委政法委副书记任上落马；
钟阳，2018年12月起担任黔南州副州长，2021年3月起担任黔南州州长，今年4月在州长任上落马；
此外，2021年3月起担任黔南州常务副州长的刘华龙今年1月落马，6月被“双开”。
除贵州外，其它不少地方也程度不等存在类似独山县及其“天下第一水司楼”的问题。去年1月25日，云南省纪委监委官宣对文山州委原副书记、州长张秀兰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对张秀兰的评语开头便是“毫无政治判断力、政治鉴别力和政治定力”；在我看来，云南文山市的“蒡兜朗苗族文化生态园”项目就充分证明了这一评语。
即使不考虑政治方面的问题，单从经济角度看，只要客观冷静审视文山市当地财政和“蒡兜朗苗族文化生态园”项目的计划投资额，就不难发现这个项目根本没有经济可行性。2016年，包括举债在内，文山市累计完成地方财政总收入361435万元，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182400万元（其中税收收入140276万元）；而“蒡兜朗苗族文化生态园”一个项目计划投资就高达20亿元，比该市2016年全年税收收入高43%，倘若投入执行，实际投资肯定还会大大超过。2016年10月末，文山市时任代市长龚卿否决该项目，认为该项目所需投资额大大超出当地年度财政预算，远超地方经济承受能力，且其设计理念存在严重问题，确属实事求是，结果被别有用心势力伪造他的言论制造、煽动了一场震动全国的群体性事件。发生了这样的风波，而且造假、煽动者受到组织处理而在地方党报公开检讨，她仍然批准这个项目上马，并在2017年9月25日的奠基仪式上以州长身份致辞，仅此一端，就足见她毫无政治判断力、政治鉴别力了。
回顾总结错误、失误，不是单纯为了追究责任，更重要的是汲取教训，避免延续和再犯同样的错误，由此才能消化过度重债的存量，避免制造增量，逐步化解负担，重启发展动力，最终在发展中彻底解决问题。
四、贵州化债，自我革命比中央支援更重要
化解地方债风险是当前财政工作的重点之一，财政部8月30日发布《2023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提出要“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管理，严禁将专项债券用于各类楼堂馆所、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以及各类非公益性资本支出项目，严格执行违规使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处理处罚机制”，要“进一步压实地方和部门责任，严格落实‘省负总责，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各负其责’的要求”，要“紧盯市县加大工作力度，妥善化解存量隐性债务，优化期限结构、降低利息负担，逐步缓释债务风险”，以及“坚决查处新增隐性债务行为，终身问责、倒查责任，防止一边化债一边新增”，这些方针对贵州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用“支出收入比”（本级财政支出/本级财政收入×100%）指标衡量地方财政支出对转移支付的依赖度、亦即中央财政对其转移支付援助的力度，这项指标大于100%，表明地方本级财政赤字，需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弥补；指标越高，表明地方财政支出对转移支付的依赖度越高，亦即中央财政对其转移支付力度越大。以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分别作为财政收支指标，我整理计算了2017—2022年间贵州地方财政支出收入比指标，在284%—337%之间波动，亦即贵州地方财政这些年每年本级支出是本级收入的3倍左右，这一指标比对应年份全国地方财政总计指标高100个百分点左右。中央财政对贵州财政的支持，由此可见一斑。
除此之外，贵州还享受了来自东部沿海地区的对口援助。自1996年8月起，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大连、宁波、青岛、深圳对口帮扶贵州；2013年2月，新增上海、苏州、杭州、广州4个城市对口帮扶贵州，这8个发达城市“一对一”对口帮扶贵州除贵阳市以外的8个市（州）。
贵州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化债工作推进异常艰难，仅依靠自身能力已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公告称，贵州“化债工作推进异常艰难，仅依靠自身能力已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在贵州的具体化债过程中，中央给予一定的支持是可以预期的，但更重要的是贵州自身要有自我革命的决心与行动。多年来中央对贵州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支持力度相当大，但国内外长期以来的经验教训表明，长期持续的超强力度转移支付会消除受援地产业自我发展的内在能力与动力，贵州上下需要下决心通过化债阵痛实现凤凰涅槃，此建立更符合客观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要求、更高效的体制和干部、社会精英队伍，树立更实事求是、更符合客观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要求的社会共识，从而为贵州更加长期可持续、更大的发展奠定扎实基础。
期待贵州突围，行稳致远。
（初稿2023.8.30，修订2023.8.31，三稿2023.9.5，仅代表个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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