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 年下半年至 1975 年，广东省委根据中央部署，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彻底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父亲也属于被审查的对象。当时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主其事。
“在东方宾馆批斗我，批斗了 20 多天。”
父亲在 1974 年 12 月 23 日写给侄儿单永德的信中，谈到了当时的运动情况：“我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经受了新的锻炼和考验，也是最好的检查总结工作。我成为广东省的受批判的对象之一。七年的‘三支两军’工作，缺点错误不少，林彪路线的影响也是不小的，群众的批判，很受教育。我和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没有牵连，大家贴了一阵大字报，就过去了。”
经过批斗过程和后来的共事接触，赵紫阳开始了解父亲。
“我在‘文革’中的表现，是个地地道道的好人。张振泰、王乔（均为省革委会政工组副组长）在大会上挨批，我说，这些人的错误，我负领导责任，我知道的，我都承担。我什么都不往他们身上推。当时赵紫阳在场。我那时有点对政策丧失信心，死活就那么一堆事，你杀不了我，毛泽东延安审干有条政策，‘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你最多把我抓起来。抓起来，我到底有多大错误，有多大错误你就定，无所谓！为什么赵紫阳对我有点好感呢，那些事以后他都知道。”
“张振泰在政治部讲：单印章说，是我交办的，一律我负责；不是我交办的，我负领导责任，责任在我，不在各个部。以后再查到问题，有争议，我负责。”
1974 年底，父亲请求免除在省委的职务回部队工作。当时有赵紫阳想留父亲在地方工作的说法。
“赵紫阳跟人说过我：头脑很好。大概他说过：留在地方算了！”
“是赵紫阳的秘书跟我的秘书讲的，开玩笑的话：现在不是单主任了，可能是单书记了！我说，这个玩笑可不能开啊！我绝对不留在地方。”
“这些事，地方不管怎么说，最后出现了个局面：赵紫阳是支持单印章的。这一条就改变了地方干部的说法了。”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中解放军“三支两军”这样评价：“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这是就全国的情况而言，具体到各个地方又各有不同。由于“文化大革命”在指导思想上的根本错误，又被林彪、江青等人的反革命集团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使得“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和局势极其困难和错综复杂，而解放军的“三支两军”工作就是在这样极其困难和错综复杂的局面中进行的。
“‘文革’那个时候复杂到，当时就是那样讲的，现在跟你讲也不夸大其词。复杂到：好，保位、保官、保饭碗；坏，杀头、坐牢。那时是这样一个形势啊！青海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差点被杀了。他杀的造反派，造反派抓着这条给中央就不罢休：他杀我们的人行，你杀他就不行！”
父亲在海南参加“支左”，来到广州又继续参加“支左”，不管是在海南还是在广州，父亲始终没有介入地方的派性斗争，在相关政策问题上的表态也非常慎重。
有一个材料：1967 年 10 月 3 日，父亲和刘荣（时任海南军区副参谋长）在北京京西宾馆见黄永胜、刘兴元，请示海口地区当时“文革”中的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对几个大组织还要不要公开地搞定性表态。根据现在中央精神，是不是不表为好？但是，军区有一部分另有考虑，认为不表态是不是和稀泥？
在处理“文革”中一系列困难且错综复杂的问题时，父亲总是坚持独立思考，不盲目跟风；坚持大事请示，不擅作主张。
“我自己给自己定的结论：跟着谁，就按谁说的老老实实办。有的人可能认为这样并不好。”
父亲任省革委会副主任兼政工组长期间，利用“文革”形势的变化，逐步把绝大多数的下放人员都收回来了，去干校的都收回来了。
“90% 都收回来了。”
“我跟他们说：地方工作我不懂，请你们管，你们要我办什么我就办，但大事你们做主。”
“报纸是重要的舆论工具，农业我不懂，农业靠报纸来指导，省的报纸必须要管农业，仍然让陈越平（1972 年 2 月任南方日报社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去管报纸；政策调查让许士杰（1971 年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政策研究室主任）负责；秘书工作让谢非（广东省革委会政工组政工办公室副主任）管”。
父亲说：“我‘支左’的情况，说有根据的话，广东省委原来的领导干部反映不错。”
在解释和澄清事实的过程中，后来担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林若、谢非等人都实事求是地说过话。
“我记得特别有一件事，谢非表态很及时。那时不知哪里刮的风，要农村干部学习军队的军事化，讲八一作风。有人说：‘林彪那里来的？不是林彪那里来的，那不是单印章创造的了？！’谢非表态了：‘没有这回事，我清楚。’谢非是政工组的呀，他要表态。他这么一说，这事就了了。”
这件事虽然很小，父亲却印象很深。
1976 年 10 月 6 日，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果断逮捕了“四人帮”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至此结束。
粉碎“四人帮”之后，1976 年 10 月至 1978 年 12 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揭批查”运动，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和清查其帮派体系。
“揭批查”的后期，也是在东方宾馆，父亲继续接受批斗。
父亲很不理解：“怪就怪在这，‘批林批孔’，说我们是林彪派下来的！林彪垮台了，批‘四人帮’，又抓着我们，我们又成了‘四人帮’的忠实信徒。林彪和四人帮是对头啊！我说：这怪啊，什么理由啊？他们说，林彪和江青是穿一条裤子的，极左就是极右，极右也就是极左。”
“那时候报纸上正式的就是这么说的。”
“批斗了 43 天。北京打电话来了，说运动停止，到越南打仗。向仲华（广州军区政治委员）说：‘中央指示，运动暂时结束。单印章他们的检讨，大家还不满意，以后继续检讨。部队准备开进。’交代我跟四十一军到前线，叫协助指挥。还有欧致富（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我们两个。”
官媒对“揭批查”运动这样定性：“揭批查”运动作为从“文革”结束过渡到“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环节，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过渡时期的过渡特点，是“文革”结束进入到“改革开放”过渡时期的产物。
单印章（1923.9—2018.11.12），安徽萧县人。1938年8月入伍，193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八苏鲁豫支队政治部宣传队宣传员、副队长；新四军三师七旅十九团政治处组织股长；东北民主联军六纵十六师四十六团一营教导员，东北人民解放军六纵十六师政治部组织科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三军一二七师三七九团政治处主任、政治委员，一二七师政治委员，海南军区副政治委员，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期间曾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政工组长、省委常委）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等职。
先后参加粉碎日寇七路围攻战斗、曹甸战役、山子头战役、程道口战役、盐阜和淮涟反扫荡、津浦路东西陇海路南北反顽作战，秀水河子歼灭战、四平保卫战、“三下江南”、夏季攻势、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黄冈战斗、解放广州佛冈战斗、粤桂边战役、解放海南岛战役、1979对越自卫反击战等战役战斗。
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纪委委员，第七届、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55年9月被授予上校军衔，1960年6月晋升大校。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独立功勋荣誉章。
单小英（1957.1—），单印章次女。1972年12月入伍，197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转业。大学本科。曾任广东省文物鉴定站站长，二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