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想赶紧把手术做了，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就像他们一样，淹没在茫茫人海里，过着最普通的生活”，王梓淇指着一米开外的游人对我说。
我和王梓淇坐在坪山马峦山公园的凉亭里，这是周日的下午，我俩身旁的石凳上，前前后后坐过好几拨人，有带着孩子的年轻母亲，有三五成群叽叽喳喳的少男少女，有热热闹闹的一家三代。
她没有避讳来来往往的行人，讲起小时候村里人的指指点点，读书时男生们的嘲谑与肢体攻击，“二刈子”、“娘娘腔”等外号……讲这些的时候，她语调平静。只有谈起父母、哥哥对她的漠视与嫌恶，她语气才激动起来，表情紧绷，神色里带着愠怒。
几天前，王梓淇刚刚上过热搜，关键词是“双性人”，镜头里她样貌清秀，长发梳成马尾，看起了与普通女性并无差别。
从染色体来看，王梓淇的染色体为46XX，与正常女性的染色体相同。不过，她既有乳房、子宫、卵巢、阴道等女性生殖器官，还有发育不完整的男性生殖器官——体外有指头肚大小的阴茎，体内有睾丸。
王梓淇被诊断为真两性畸形，属于性别发育异常（disorders/differences of sex development，简称DSD）的一种。这是先天性疾病，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DSD的患病率为1/1500。
跟我见面之前，王梓淇去盐田中英街帮人带了点货。做“水客”，是她的谋生方式之一。为了这个活儿，她早上6点起床，骑电动车，坐地铁，换公交，光路上的时间就花了将近4个小时，奔波一个上午，刨去路费，赚了130块钱。
马峦山距离王梓淇的住处不远，山不算高，爬上去只要一个半小时。这天她没敢爬山，我们在公园凉亭坐了两个多小时。近两三年来，过度劳累、剧烈运动之后，她的腹部会剧烈地疼痛，这一症状越来越严重，那种痛“难以形容，大概跟男性下体被踹后的痛感差不多”。
她担心这是体内的睾丸在作怪。今年四月份检查身体时，医生建议她尽快手术，摘掉体内的睾丸。“隐睾将来有可能癌变”，医生告诫她。
手术费让王梓淇头痛。摘掉体内的睾丸，再把外部的男性器官摘除，通过手术变成真正的女性，手术费大概要20多万。
近10年来，王梓淇在深圳以打零工为生，服务员、保安、水客、家政、快递分拣员、外卖员……各种各样的活儿她都干过，银行卡里存款最多的时候，有4万多块。去医院检查身体每次要两三千，每月服用雌性激素类药物要1000多块钱，这是她日常生活之外的必要开销。疫情以来，她能找到的零工机会日渐稀少，多数时候靠吃老本生活。最窘迫的时候，她一天只吃一个馒头，靠着老乡、朋友一二百块的接济生活。
今年的零工市场不景气，她一个月收入大约有2000多元，只能勉强支撑生活。以她现在的身体状态和收入能力，靠自己攒够手术费希望渺茫。
艰难漫长的路程：成为女孩
王梓淇租住在坪山的一个城中村里，房间没有柜子，家具电器小而矮，1米高的冰箱，矮桌、矮凳、矮床，抬眼看过去，屋子里空空荡荡。她独自居住在此，有时候房间里太安静了，她就跟Siri、小爱同学说说话。
她从卧室拿出一本发黄的旧书《男女生殖系畸形》，翻到186页，那一页是真两性畸形的图例。今年年初，她在深圳图书馆看到了这本书，书已经绝版，“全深圳的图书馆中只保存了那一本，还不外借”。她拍下了书的封面，在网上买了本旧书，从头到尾读了一遍。
王梓淇记不清楚，“身体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个疑惑，从何时开始困扰她，可能是“从身体开始发育那会儿”，还有可能更早。
父母从小把她当男孩养，她在心里一直当自己是女孩，小时候也总扎在女孩堆里玩。初一她来了月经，“吓得要死”，回家找母亲，母亲一样慌了，后来还是邻居姐姐给了她一片卫生巾。
她不喜欢太原老家的生活，亲友邻居当中，能让她感受到善意的，除了借她卫生巾的姐姐，还有一个堂嫂。在学校里，不少女同学保护过她。初中时同班一个女生，总会站出来帮她解围，“男生给我起外号，从背后踹我一脚的时候，她都站出来维护我，跟他们吵架”。
“除了这些，我记忆里没有其他温暖的东西。”
读高二时，王梓淇被确诊为重度抑郁，当时她已有轻生的念头。她伸出手臂，给我看手腕上的几个椭圆形疤痕，“那会儿拿刀削的，流了很多血我都不觉得疼，还在那里傻呵呵的笑，我爸妈以为我得了精神病”。
因为抑郁症，王梓淇从高中退学，去了家附近的饭馆打工。攒了一两年的工资后，她独自去太原的三甲医院做检查，确诊了自己的病。看到检查结论上，自己的染色体与其他女性一样，她庆幸不已。
拿着检查报告，她从老家来到深圳。来深圳的前两年，她先后在比亚迪和富士康做过工人。那时她还没有服用激素类药物，身上穿着女孩的衣服，面孔看起来“还是男孩子的脸”。
在一个工作环境里待久了，周围的风言风语压得她喘不过气，“吐沫星子能把你淹死”。同宿舍的工人也容不下她，有时出门她忘记带钥匙，回屋时敲门，其他人在门里“装聋作哑”。
在比亚迪工作时，王梓淇认识了朋友M，M也是双性人，病症属于男假两性畸形，有乳房，没有子宫卵巢，有发育不全的男性器官。
M认为自己是女性，但身份证上写着男性，一进工厂就被分到了男宿舍。王梓淇当时的身份证上，性别一栏也是“男”。进厂前，她花200多块钱买了张女性的身份证，顺利分配到了女宿舍。10多年前，在汽车站、网吧等地方，买张身份证不难。
除了M，王梓淇在厂里没有别的朋友。她和M总是结伴同行，周围工友关于两人身份的猜测和议论不绝于耳。干了一年半，王梓淇受不了流言飞语，辞职离开比亚迪。
其后王梓淇去了富士康，工作一年后被辞退，没有人告诉她辞退理由，她猜测还是因为这个病。
M在工厂里的日子，还要比王梓淇艰难许多。为了掩饰身体上的问题，M每天要拿布条在胸部缠上十几层，M也适应不了男宿舍的集体生活，“看着一屋子光膀子男人就难受”。
工厂生活再不如意，也比老家强。来深圳前，父母不许她留长发，也不许她穿女装。她身上的衣服，大多是哥哥穿剩下的。在深圳领到第一笔工资后，她开心极了，“想怎么穿就怎么穿，想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总算自由了，解脱了。”
离开富士康后，王梓淇没再做过固定工作，她害怕熟人环境里的歧视和孤立。这些年她靠各种零工谋生，工期最长的也就3个月。疫情前打零工的机会很多，有时她一个月能赚到五六千块，能赚钱的活儿都辛苦，一天要忙10小时以上，不过她觉得充实，起码没时间“想东想西”，“倒头就睡，起来就干”。“倒头就睡”对王梓淇来说，也是一种奢侈，患上抑郁症后，失眠问题一直纠缠着她。
这些年王梓淇只回过老家一次，是为了改身份证。更改身份证的过程很麻烦，她要先到医院做各种检查，由医生出具性别鉴定书。再带着这份鉴定书，找村委、街道、派出所依次盖章，把身份证上的性别改为“女”。
这次换身份证，王梓淇把名字也给改了。她原来的名字听起来像男孩。“梓淇”，是她专门找大师起的名字，对方说她命里缺水缺木，帮她取了梓淇两字。她把姓改成了“王”，这是母亲的姓，她觉得比原来的姓好听。
拿到新身份证那天，她“抱着身份证一天一夜没睡着”，躺在床上，心里像浪潮在奔涌，“好像人生有了一个新的开始”。
几年前，王梓淇和M在网上结识了一些同为双性人的朋友，俩人被拉进一个30多人的QQ群，群里都是渴望成为女性的两性畸形患者。目前这个群的人数，已经增加到80多人。
群友中，一部分人已做完手术，生活步入正轨。有的人以男性身份念完大学步入职场，攒足手术费后再选择做女性。王梓淇心里觉得遗憾，“其实我不该退学的，应该像她们一样，先把书念好。”
有些群友手术成功后步入婚姻，却难于被丈夫的家庭接纳。有些人原本是男假两性畸形患者，借助手术植入的人工阴道无法分泌巴氏腺液，婚后的夫妻生活要依赖润滑液，“也是非常痛苦”。
相比其他类型的两性畸形患者，在成为女性这件事上，王梓淇更有优势，她拥有完整的女性生殖系统，雌激素水平在正常女性的参考范围内，睾酮值也远低于正常男性。
王梓淇眼下的问题，卡在手术费用上。前段时间，她将自己的情况爆料给国内多家媒体，只有澎湃新闻回应了她。好在澎湃的报道吸引了公众的注意，也给她带来了更多的曝光机会。
“做这个决定前，是不是鼓了很久的勇气”，我问她。
她点点头，接着说，“我有点破罐子破摔了，只要能做手术，其他都是次要的”。
无家的“女儿”
经过媒体报道后，王梓淇先后在微博、抖音平台上了热搜榜。半个月过去，她在轻松筹上的筹款数目，大约有3万块。
“这个离20万还差好远”，说这话时，我们正从公园返回她的住处，她脸上挂着疲态，不知道是因为累了，还是心情的缘故。
在我们的接触中，我能隐约感觉到，王梓淇迫切地渴望着一个结果。
我们第一次见面，约在她的出租屋里。期间街道办工作人员来访，请她填写救助款的申请表。她的现状经媒体报道后，街道办为她申请了一笔临时救助款，数目大约几千元，在填表的间隙里，她几次问起对方“这个能申请下来吗，什么时候有结果”。
得知我要将她的经历写成文章后，她提议我再拍一段视频，她希望我将视频发布在抖音上，因为短视频平台的传播力更强。写稿的这几天里，我手机里总会弹出她的追问——“能发吗”、“什么时候发”、“发了吗”。
王梓淇老家位于太原市郊，父母常年做小生意，日子还算宽裕。这些年，她主动跟父母沟通过很多次，一年一年下来，结果令她沮丧、失望再到绝望。
回避和推卸是父母一贯的态度，“他们说，你没有病，你男孩子做得好好的，非要做女孩干什么”。再争吵下去，父母的话更难听，“因为你我们都抬不起头，脸都丢尽了，被别人戳了多少脊梁骨”。
在王梓淇的讲述里，她在家里处于被孤立被边缘的位置，父母与哥哥“都觉得我给这个家丢人了”，“他们三个是一伙，我是一个人”。
肢体和语言暴力充斥在她的成长记忆里，父母、哥哥打起她来下手都狠，“拿棍子打，带着怨气打，觉得我是家里的耻辱”。她扯开上衣领子，给我看左胸口一个三角形的疤痕，“十几岁的时候，被我哥拿刀捅的，送到乡下医院流了一晚上的血。就因为我跟父母顶嘴，他要维护他们。”
“我哥哥牙磕掉了，他们能花三万给他补牙，都不愿意花一分钱给我治病。”她苦笑着跟我抱怨。
父母的偏心和冷漠令她愤怒，“他们总说我给他们丢人，他们就没想过，把我生成这样，我有多痛苦。要是小时候他们给我看病，做手术，我也不可能过成现在这样”。冷静下来，她又觉得父母不容易，“在老家，别人骂他们的话也很难听，‘上辈子造了什么孽，生了个什么’”。
她跟我提起家里的征地补偿款，属于她的赔偿大约有8万，这是老家的工作人员通知她的。全家的赔偿款，统一打到了父亲的账户上。
在与父母的关系，以及这笔补偿款的问题上，王梓淇背负着社会环境的压力，她也有舆论上的顾虑，因此显得犹移而矛盾。
我们第一次碰面时，她告诉我，她不打算问父母要这笔补偿款，“他们也要养老的，我不想让别人说我不孝”。
第二天我们再见面时，她跟我说起的头一件事，便是前一夜与母亲的争吵——她拨通了母亲的电话，母亲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在深圳10年赚了多少钱”，两三句对话过后，俩人又是一番争吵，母亲又一次拉黑了她的微信。“我爸妈眼里就只有钱”，她冲我抱怨。
“打电话给妈妈，是不是想拿回补偿款”，我问她。
“只是想跟他们建立联系”，她说。
两天后，王梓淇在微信里告诉我，她打算通过法律手段要回这笔钱。
在那个由两性畸形患者组建的QQ群里交流时，王梓淇发现，大多数群友与她境遇相似，“能得到家庭的理解支持的人很少”。即便做完手术成为女性，生活步入正轨，她们依然无法缓和与父母的关系，“这个没法调和，除非父母很开明”。
有一年，群里十几个朋友在北京搞了个聚会，王梓淇也去了。聚会是北京的群友Q发起的。群友当中，Q的经历最励志。Q十几岁被父母赶出家门，独自谋生。Q很能吃苦，为了赚钱“什么都活都愿意干，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一番打拼后Q有了自己的生意，赚了不少钱，她做了手术，还在北京买了房和车。
得益于事业上的成功，Q与原生家庭恢复了来往。“她开着100多万的路虎回了老家，衣锦还乡啊，全村的人都围过来看。以前不来往的那些亲戚，也都上门了。”王梓淇转述起Q的这段经历，一脸扬眉吐气的痛快劲头。
“怎么反驳？”
通过媒体求助这个事上，王梓淇的闺蜜何冬冬一开始是不赞成的。何冬冬担心网络上的恶意攻击，会给王梓淇带来二次伤害。但她能理解王梓淇的无奈，“筹钱这个事情，不是她不够努力，她已经很努力了，见不到任何效果，筹不出那么多钱。”
上了热搜之后，网络空间里的争议和恶意也随之而来。老家有邻居认出了她，“在抖音评论区说了很难听的话”。抖音私信里，“给我看看，你那里跟别人有啥不一样”，“我帮你做手术，你嫁给我”……类似的留言她收到不少。也有人质疑她是骗子。
“可能从小到大收到的歧视，语言攻击、伤害已经够多了，我现在看到这些评论，多数时候笑笑就过去了。”
大多数时候，谈起那些被歧视，被孤立的处境时，王梓淇语气平和，几乎没用过抱怨的词汇，平静得像是在描述别人的经历。
只是，伤害很难被轻描淡写地抹平，“别人说难听话，咽不下这口气，自己跟自己生闷气，就在心里憋着。会失眠，整夜睡不着。”
何冬冬跟王梓淇合租过一年，王梓淇情绪失控的情形，她只见过一次。她跟着王梓淇做过一次兼职，“一起做事情的人里面，有个女的说了句‘不男不女’，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一听就知道是说她（王梓淇）的”，何冬冬心里恼火，转头看王梓淇“好像没听到这话一样”。
没忍住火气，何冬冬跟对方吵了一架。忙完回到出租屋，何冬冬看出了王梓淇的低落，“我问她，她说她很难过，她说你没必要跟这些人吵，她对这些话已经习以为常了。”
何冬冬劝她，“不能忍，该反驳就要反驳”。
“我怎么反驳，你告诉我怎么反驳。我就是这个情况，我怎么反驳。”王梓淇反问道。王梓淇说这句话时的神情，还刻在何冬冬脑子里，“感觉就要哭出来了”。
——“会觉得命运很不公平吗？”我问王梓淇。
——“对”。
——“什么时候最仇恨命运？”
——“最低谷期的时候，疫情那几年，高中想自杀那会儿，就觉得命运对我不公，也抱怨过，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我上辈子做了啥缺德事吗，这辈子是不是来还债的。”
另一种生活
对王梓淇来说，何冬冬不止是闺蜜，也是她唯一的亲人。俩人前年通过朋友认识，当时何冬冬刚来深圳，需要找住处，王梓淇提议两人一起合租。
与何冬冬共同生活的一年多里，王梓淇初次尝到了家的温度，“她（何冬冬）厨艺好，负责做饭，我打下手，我都有点饭来张口的感觉”。她感觉生活步入了正轨，“家里有人牵挂着你，干什么都有动力，很有盼头”。这一年，王梓淇停掉了抗抑郁药物，失眠的毛病也好了。
两人合租半年之后，王梓淇向何冬冬袒露了身体上的问题。她当时的神态何冬冬记得清楚，“看起来很忐忑，感觉是鼓了很大的勇气才说出口的”。
“怎么会有这种病呢？”何冬冬心里震惊极了，偷偷地在手机上查资料。很快，她便接受了王梓淇的情况，“你是成年人，了解了，自然就能坦然接受，把她当成一个普通人对待就好”。
去年，何冬冬回到贵州老家生活。又回到一个人的状态，王梓淇很不习惯，“有家了，家人又离开了，适应不了这种感觉”。王梓淇又开始失眠，有时两人的微信语音彻夜开着，她睡不着，听着电话那头何冬冬的呼噜声，心里也踏实。
过去两年的春节，王梓淇都是在何冬冬的家里过的。何冬冬是家里的独生女，父母、奶奶都很疼爱她。王梓淇喜欢何冬冬的家庭氛围，尤其是吃年夜饭的时候，“一家人围在一块，热热闹闹的，特别有感觉”。贵州菜口味重，王梓淇不能吃辣，何家妈妈照顾她的口味，所有菜都不放辣椒。何妈妈做菜特别好吃，她最喜欢那道梅干菜炒肉。何妈妈认她做了干女儿，去年春节给她包了个1000元的红包。
看着何家其乐融融的生活，王梓淇忍不住在心里做对比。“闺蜜爸妈也是做小生意的，也没有什么文化，为什么人家那么通情达理，为啥我父母就不可理喻”。
踏实温热的年味儿，在王梓淇这里，又是短暂而仓促的。不管何家人如何挽留，王梓淇待上五六天便会离开。何冬冬能察觉到王梓淇的微妙心态，“自己有家回不去，又怕给别人家添太多麻烦。”
王梓淇聊起手术后的打算，“离开深圳，可能再换个名字，开始新的生活”。她那些做过手术的朋友们，几乎都改了新名字。她没想过结婚，“可能是我爸我哥对我都不好，我对男性有点害怕，很难信任”，之前那次北京聚会，发起人Q的选择也让她难忘，Q没有要孩子的打算，“她说小时候把一辈子的苦都吃了，后面的人生只想为自己活”。
将来，王梓淇想搬到云贵或成都生活。去贵州，她有何家人的陪伴。不过她最喜欢成都，她去过一次成都，很向往那里的自由和包容，“两个女孩子在街上接吻，旁边的人见怪不怪”。
王梓淇还想过，手术成功后她要自考一个学历。她想做平面设计类工作，在深圳图书馆附近广场上，她见过给人画素描的街头画家，她喜欢那样的工作状态。
有空的时候，王梓淇会搭乘14号线地铁，花上一个多小时，从坪山坐到市中心，再到深圳图书馆里看看书，听听讲座，或者在书城广场上逛逛。
深圳图书馆这片区域，是王梓淇最喜欢的地方。这里图书馆、书城、音乐厅、艺术馆相邻而立，一棵棵挺拔葱茏的小叶榄仁树，在广场上空织出一张嫩绿色的网。树荫下散落着各式的街头艺术家，北边乐队的粤语歌唱得燃情快意，南边的小提琴演奏像溪水细淌，广场一角的画家和手工达人们不怎么说话，专注着手里的事情。在这个以加班和快节奏著称的城市里，此处像是生活的彼岸。
“看看人家画画，听听乐队唱歌，心情一下子就好起来了”，游荡在广场上，她独自享受着这份隐秘的快乐，阳光穿过头顶的枝叶，洒在她的身上。
备注：文中人物何冬冬均为化名。
文丨黄小邪
本文由深圳微时光原创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