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曼尼普尔邦，35名在种族暴力事件中丧生的库基（Kuki）部落成员的集体葬礼，最近因遭到该邦梅泰族（Meitei）社区的反对而被搁置。
关于埋葬地点的争议，成为了震撼整个曼尼普尔邦种族冲突的最新插曲。几个月来，印度东北部的曼尼普尔邦发生了印度教徒占多数的梅泰族与基督教徒占多数的库基和那加部落之间的民族宗教暴力冲突。
自5月以来，一连串暴力事件已夺去了180 多人的生命，并导致数千人流离失所。尽管暴力事件频发，但印度的中央政府只是在网上分享了两名妇女遭到游街的骇人图片后，才发表声明予以回应。
7 月下旬，一段令人心碎的视频显示，在曼尼普尔邦的一个小村庄里，两名库基族妇女被一群男子赤身裸体地游街示众。据称，其中一名妇女随后遭到轮奸。新闻报道称，这些男子据称来自梅泰族。
印度政府不作为
议会反对派议员对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提出了不信任动议，理由是他的政府未能对暴力事件做出反应。
该视频在网上广泛传播后，距离暴力事件首次爆发两个多月，莫迪终于发表了声明。他称这是“可耻的事件”，并表示各邦政府应加强法律体系，以保护印度的“母亲和姐妹”。
不过，他在发言中也列举了反对党掌管的邦发生暴力事件的例子，并没有对暴力事件进行更广泛的谴责。自 7 月 20 日以来，印度议会一直在开会，但这位总理尚未露面讨论曼尼普尔邦的局势。
许多印度政治精英仍然保持沉默，或采取敷衍的态度。当妇女和儿童发展部部长斯姆里蒂·伊尼（Smriti Irani）在议会上被问及曼尼普尔邦针对妇女的暴力事件时，她回避了责任，并指出了反对党统治下的各邦的暴力事件。
最近的这一事件再次表明印度对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漠不关心，现任政府对边缘化和少数民族社区的冷漠态度也是显而易见的。
2023年6月21日，印度东北部曼尼普尔邦苏格努发生种族冲突和骚乱后，一对夫妇拉着一辆推车，车上装满了从被烧毁的房屋废墟中捡来的物品
视频中的妇女随后向印度最高法院提交了请愿书。代表她们的律师指控警方与施暴者勾结。印度最高法院在一份声明中称，曼尼普尔邦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达到了 "前所未有的严重程度"。
暴力背后的原因
曼尼普尔邦是印度东北部一个拥有约300万人口的小邦，与缅甸接壤。曼尼普尔邦靠近缅甸国际边界，因此容易发生叛乱和冲突。发生种族暴力事件的原因往往是几十年来各部落和非部落群体之间的纷争一直未得到解决。
曼尼普尔高等法院于 2023 年 4 月决定将该邦占多数的梅泰族纳入在册部落名单，从而引发了持续不断的暴力事件。将一个群体归类为在册部落可为该群体成员提供特殊的宪法保障--至少在纸面上是这样。
在就业和教育机会等许多社会指标上，梅泰族的数据都优于曼尼普尔邦的其他族裔群体。
库基（Kuki）和那加（Naga）部落社区担心，如果将梅泰族归类为在册部落，这将加强他们在该邦本已较大的政治影响力。部落社区还担心这将允许迈特人购买土地并在库基部落地区定居。
这场冲突已经导致了大量教堂被烧毁、性暴力、杀戮和其他骇人暴行。
为了应对 5 月份爆发的暴力事件，曼尼普尔邦政府关闭了互联网服务。政府发布的命令称，"反社会分子 "正在利用社交媒体煽动 "公众的激情"，这是阻止虚假信息传播的必要措施。
尽管印度最高法院在 2020 年的一项裁决中宣布，暂停互联网是一项 "严厉措施"，各邦政府只有在 "必要且不可避免 "的情况下才可以采用，但出于各种原因而任意关闭互联网的情况已屡见不鲜。
长期以来，印度东北部各邦在发展和地理位置上一直被中央政府视为边缘地区。像曼尼普尔邦这样的邦一直处于印度政府的 "新殖民主义治理 "之下，没有从社会、政治或经济发展中受益，因为它们通常被视为印度国内的影子地带。
曼尼普尔邦为何被忽视？
该地区的人民经常受到忽视，被印度其他地区视为局外人。历届中央政府经常将东北部地区视为军事化、治安化和纪律化的对象。曼尼普尔还受到《武装部队特别权力法》等滥用法律的影响，该法赋予印度武装部队在 "动乱地区 "维持秩序的特别权力。这种军事化的做法导致该地区长期暴力不断。
印度的民主外衣使其得以逃避国际社会对曼尼普尔持续发生的种族暴力事件的监督。国际社会对曼尼普尔发生的事件的愤怒微乎其微。
事实上，莫迪在所谓的民主堡垒，即6月底的美国和7月中旬的法国，都受到了红地毯式的欢迎。
在回答记者关于尊重人权和民主的程度下降的问题时，莫迪回答说，民主是印度的基因，不分种姓、信仰、宗教和性别，为所有人提供了民主。
莫迪 7 月访问法国签署新的防务协议时，欧洲议会恰好通过了一项决议，敦促印度当局采取行动制止曼尼普尔暴力事件。然而法国总统并未做出任何回击。
如果像美国和法国这样的国家真正相信人权这种东西，它们就必须对印度向专制主义和不自由主义的倒车行为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作者：贾伊·拉马苏布拉马尼亚姆(Jay Ramasubramanyam) 是全球南方移民研究员。他的研究专长包括强迫移民、国际难民法、无国籍状态、第三世界国际法方法、人权、种族和种族化、后殖民理论和南亚研究。他的研究探讨了难民研究和难民法领域的权力不对称、知识生产以及规范的表面合法性。
在进入学术界之前，他曾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署）担任难民地位确定助理，并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担任保护现场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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