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与大家分享文学批评领域重要学者芮塔·菲尔斯基的作品《批判的限度》，译者为“守望者·镜与灯”书系主编但汉松。两位学者强强联合为“批判”祛魅，引领读者深入文学研究领域，挖掘更具创造性与多样性的阅读、批判实践。
对于读者来说，侦探故事往往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无论是福尔摩斯、江户川柯南、赫尔克里·波洛等国外作品中的经典侦探形象，还是近几年国内涌现的众多豆瓣高分刑侦剧——《沉默的真相》《隐秘的角落》《白夜追凶》等，都在我们心里留下深刻印象，甚至可以说是不小的心理阴影。
在《隐秘的角落》中，罪犯在故事开篇就已经露出真面目，但对于其如何犯罪、为何犯罪，以及警察如何寻找线索、侦破案件等细节，观众则并不明晰，而这也正是我们继续观看的动力。换句话说，侦探故事三要素——罪犯、线索、犯罪，缺一不可，而好的侦探故事更是“让我们能够在可控环境中，体验到令人兴奋但并不真实的恐惧感和威胁”。那么，在批评家眼中，罪犯、线索、犯罪这三元素的作用分别是什么？它们如何结合在一起，创造出某种意义的集合？当调查者变成了文学评论家，而不是侦探时，这种模式又将发生什么变化呢？
为了解答以上问题，芮塔·菲尔斯基邀请文学研究的探长来到犯罪现场。像普里斯特利的主人公一样，他们踩着泥泞的靴子，穿过文化的客厅，让历史罪行的共犯大白于天下，让萦绕在观众心中的谜团云消雾散。与此同时，他们将推理和政治融合在一起，试图唤出犯罪叙事，引出忏悔自白。
批判的角度：
为什么我们都爱看侦探小说？
文 | 芮塔·菲尔斯基
来源 | 《批判的限度》
侦探小说是一种情节驱动的形式，这一点似乎不言自明。这种文类的诱惑在于它的艺术性和独创性，这些特征能唤起并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格伦·莫斯特（Glenn Most）和威廉·斯托（William Stowe）认为，就其本质而言，“侦探小说几乎是纯粹的叙事”。阅读这类小说，就是屈服于一种诱人的节奏，它时而隐瞒，时而揭示，时而前进，时而岔开。细节就像在我们脑海中跳着脱衣舞，它们左摇右摆，晃来晃去，障眼法迭出，信息如抽丝剥茧般吐出，直到面纱最终被揭开，真相大白于天下。在波洛把一众人物领进客厅，并郑重解释谁对谁做了什么之后，悬而未决的问题解决了，谜团也随之散去。被转化为叙事的死亡，是一种被剥去了神秘性的死亡，是被破解的奥秘。
此外，侦探小说依靠的不是单一而是双重情节；它讲述的是“犯罪的故事”vs.“调查的故事”。用茨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的话说，前者不在场却真实存在，后者在场却无足轻重。也就是说，侦探小说的结构核心是挖掘一段隐秘历史：一次原初的暴力行为让文本动了起来，其目的或目标就是做出解释。在经典的侦探小说中，一切重要的事情都与最初的犯罪行为相关，它作为前奏被有意省略了。该文类的特色在于回顾性叙述；它从结果（尸体）开始，直至推断出原因（凶手）。因此，侦探的工作是反向推理（reason backward），以便将过去的事件串联起来。
批判性读者的工作也具有相似的双重结构，他们希望从结果转向原因，以揭露隐藏的联系——这里，原因是指文学文本中的社会力量，它隐藏在文本令人困惑或相互矛盾的特征背后。通过阐释，批评家解决了思想难题，启发了读者，并体现出从困惑到理解的追踪过程。因此，文学批评和犯罪小说通过整合线索、解释过去，实现了当下知识的创造。
然而，在阅读体验中，这种模式的表现是有区别的。经典侦探小说的时间顺序是犯罪—线索—罪犯。一开始，我们就面临着死亡这个残酷的事实：那具瘫倒在地、双眼无神的尸体，是引发情节运动的震骇事件，它的身上藏着受害者死亡内情的诱人秘密。犯罪的探索之旅，引发了对线索的搜寻，尤其是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丢失的纽扣、撕碎的票根、散落的烟灰——这些都会在专家的凝视下，透露出隐藏的信息。侦探小说将日常生活的随机碎片变成闪烁着神秘意义的象形文字。正是这些线索支撑着侦探的推理，为最后揭露凶手铺平道路，而且原则上任何人都有嫌疑，但最后凶手必定是特定之人。
虽然线索七零八落，凶手却无处可寻。在经典的侦探小说中，罪犯的身份一直到最后几页才真相大白；正因为破解“谁是凶手”的迫切渴望构成了我们读书的动力，所以真相必须延后公布。如果朋友或评论家无意间的剧透让我们提前知晓了谜底，那就等于破坏阅读的乐趣。作为读者，我们完全不了解侦探的内心世界——叙述者往往是一个笨头笨脑的伙伴（如华生、黑斯廷斯），他与我们一样感到困惑和迷茫。
然而，当转向批评实践时，情况就显得颇为不同。在学术批评中，叙述者和调查者的角色合二为一，读者在推理和演绎的过程中竖耳偷听。与侦探小说相比，这里没有令人窒息的悬念，没有对关键信息的狡猾隐瞒，也不存在“双重阐释学”，即读者与专业侦探相互较劲，争先恐后去识破玄机。事实上，批评家往往从一开始就点明了有罪的一方，将秘密暴露无遗。早在犯罪细节浮出水面之前，罪犯身份就基本不是一个谜了。
例如，马克·塞尔泽（Mark Seltzer）曾严厉批评亨利·詹姆斯，并在某书第二页就指出，在文学再现手段和权力技术之间存在着“连续犯罪”——小说之罪不仅在于施用权力，而且在于竭力掩盖这一真相。他继续写道：“之所以怀疑艺术和权力之间存在瓜葛，正是因为詹姆斯如此煞费苦心地否认。”文本越是斩钉截铁地表明清白，就越在谎言的黏稠蛛网上尽力挣扎，从而暴露自身的罪责。这种将否认变成默认有罪的招数，是从上一章讨论过的弗洛伊德那里学来的，但它也借用了侦查探案的技术，将看似无罪的一方最终变为有罪。正如后文所示，线索的范式为批判性读者提供了理论依据，以证明文本意义与表面含义完全不同。因此，罪魁祸首在论证的一开始就被揭穿了，更典型的顺序乃罪犯—线索—犯罪。
在这个意义上，学术批评提出的关键问题与其说是“凶手是谁”，不如说是犯罪的方式。读者的兴趣不是出于对坏人身份的强烈好奇——在大多数情况下，文类、话语结构或社会制度的失败，已为批评家们所熟知。学术论文并不以其水落石出的结局而闻名，揭露罪犯这一点也不足为奇。相反，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会被批评家阐释的独创性和创造性所吸引，被他们在文本和世界之间编织关联的敏捷性与艺术性所吸引。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