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湖北农村上学的年轻人比河南多？

内容提要：湖北、河南两地农村年轻人群体受教育程度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湖北农村年轻人群体受教育程度总体偏高，而河南农村年轻人群体受教育程度总体偏低。高等教育机会结构、村庄社会教育风气、农民家庭教育观念以及家庭资源配置优先次序，均深刻影响着鄂豫两省农村年轻人群体受教育程度，其作用机制在于：高等教育机会丰沛与否，将对一地村庄社会教育风气产生结构性影响，进而决定当地农民家庭教育观念“觉醒”时间早晚以及家庭资源配置优先次序。鄂豫两地农村年轻人群体受教育程度的区域差异，在两地年轻人就业质量、家庭再生产水平、婚恋模式以及区域社会竞争力等方面，势必将产生广泛而深刻的深远影响。

笔者老家在河南上蔡农村，属于豫东南平原，后由于求学缘故，在湖北武汉读书近七年时间。读书期间，由于研究方向聚焦农村问题和研究方法偏向质性研究，因此多到包括鄂豫两省农村在内的全国绝大多数省份基层做驻村调研。调研期间，笔者及所在研究团队同仁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即湖北农村农民家庭教育观念“觉醒”较早，对子女教育更加重视，8090后群体接受高等教育比例更高，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一位、甚至多位大中专毕业生，年轻人工作相对稳健、体面；而反观河南农村，农民教育观念“觉醒”较晚，对子女教育重视主要集中在90后群体以及2000年后出生的孩子，且截止目前，即使在国家高等教育不断扩招的大背景下，809000后群体接受高等教育比例虽然有所提高，但远不及湖北农村家庭同年龄段年轻人受教育程度，年轻人工作流行性较大，多在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工厂、快递外卖等城市新型生活服务业等中低端产业链就业。工作机会和就业质量与劳动力高等教育程度高度相关。笔者的问题意识在于：相比湖北农村，河南农村年轻人（809000后群体）受教育程度为何总体偏低？或者说，相比包括河南农村在内的绝大多数中西部农村而言，为什么湖北农村年轻人（同年龄段群体）受教育程度总体偏高？什么因素以及如何影响了鄂豫两省农村农民教育观念以及年轻人群体受教育程度？鄂豫两省农村年轻人群体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从笔者调研观察来看，以下三项因素至关重要、影响深远：一是高等教育机会结构；二是村庄社会教育风气；三是农民家庭教育观念，其中“高等教育机会结构”是结构性的根本性影响因素。简要分析如下：

近年来，关于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高考难易程度的文章，时常见诸网络，尤其在每年高考前后。近年来，知乎上有一篇文章流传较广，这位作者根据“985录取率”、“211录取率”、“一本录取率”三个指标的共同排名来评估各地高考竞争烈度，加上一个“清华北大录取率”进行额外评判，最后进行得分排名。得到结果如下图1、图2：

资料来源：https://zhuanlan.zhihu.com/p/16599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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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图，我们可以发现，湖北考生处于相对容易的“普通模式”，河南考生处于极端困难的“地狱模式”。需要提前说明的是，笔者无意通过具体数据做精确的数据挖掘以及进一步精准分析，本文仅从质性研究的角度对相关结果做进一步分析。众所周知，相比湖北，河南高等教育在高校数量上和湖北相当，但优质教育资源比较匮乏，又加之人口众多，考生多出一倍有余，因此人均高等教育机会极其稀缺，也就意味着河南考生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实现个人高质量发展和社会阶层流动的希望比较渺茫。而反观湖北，高等教育资源比较丰富，且武大、华科等优质教育资源丰富，处于全国主要城市前列，因此人均高等教育机会相对丰富且优质，也就意味着湖北考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更多、质量更优。

值得进一步关注的是，对湖北人民而言，武大、华师、华农等优质名校建校历史均在100年以上，改革开放之初，高考制度恢复，当时湖北就存在一大批优质高等教育学校和众多的大中专院校，而反观河南，新中国成立时，仅有1所公办普通本科高校，1978年恢复高考时也就才11所本科、1所专科。到2008年前后，湖北省连续多年高考录取率稳定在60%左右，而同时期的河南却不到20%。这一高低立现的高等教育资源分布格局，直接影响了接下来两地教育风气以及两代人（6070后的中年人群体和8090后的年轻人群体）的教育观念和教育行为。

对湖北农村农民家庭而言，目前的中年人群体在高考恢复之初，便有更多的机会走进大学，或者升入中专，我们绝对不能小瞧这一通过大中专教育率先走向村庄外部世界的小规模群体，正是由于他们的出现，而且数量不在少数，在村庄社会内部成为重点学习榜样，起到了积极的示范引领作用。为什么这么说呢？正是由于湖北大中专高等教育机会比较丰沛，给予了目前的中年人群体、当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年轻人群体更多的教育机会，毕业之后，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学生还比较少，因此个人受教育程度与优质工作机会高度匹配，这批人大都走向了相对稳定体面的工作岗位，令同龄人羡慕不已，因此，从高考恢复之初，当地人就深知教育的重要性。笔者在湖北农村调研访谈中就有这样鲜活的案例：

例1：湖北宜昌农村，杨大姐，1980年人，其父亲是1960年人。据她介绍，她父亲高中毕业，当时同村的也有不少高中毕业，父亲同村的高中同学当中，有三位发展相当不错，一位目前在深圳大学当教授，一位在当地教委工作，一位在当地矿上当厂长，一方面，父亲为同学有好发展感到高兴，另一方面，时常教育自己子女，要好好读书，将来像他的同学一样有出息！从小杨大姐也比较用功读书，1996年读初三时，班上约有60位同学，其中30%左右初中毕业去读了中专，少部分读了高中，接近一半的同学初中毕业去工作。她当时成绩还可以，但中考前大病一场，考虑到当时中专学费一年要1500元，由于心疼父母，就选择了直接参加工作。2001年，到宜昌当地工厂上班，其中有一个仓库管理的岗位，要求中专毕业，但由于她本人只是中学毕业，因此和这份轻松又稳定的工作失之交臂，最终只能当普通工人。从这件事她深深地意识到：“只有好好读书，才能有更好的工作！”（访谈记录：20210718YJF）

对当地农村家庭而言，正是看到了身边同龄人通过教育改变自身命运的鲜活案例，生动地向当地绝大多数朴素的农民传递了这样一个简单又深刻的道理：对农家子弟而言，唯有教育才能真正改变命运。相比中西部其他省份，湖北农村的特殊性在于，湖北全省教育资源比较丰富，教育机会相对丰沛，部分农村人较早较多地通过教育获得了较好的发展，当这种案例数量不在少数，而且就发生在自己身边，甚至就是自己的小学、初中、高中同学，而且每年稳定地出现这样的案例，于是就较早地“刺激”当地人重视教育。换言之，当地农民家庭教育观念“觉醒”较早。

值得一提的是，湖北农村，尤其是江汉平原一带，男孩偏好相对较弱，因此当地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比较顺畅、彻底，独生子女家庭较多，8090后多独生子女。子女数量相对较少、教育机会相对丰沛的情况下，进一步加强了当地农村家庭的教育观念，并进一步转化为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因此，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读书无用论在湖北农村几乎没有市场。

反观河南农村，改革开放之初，高考恢复，学生数量众多，但教育机会却非常有限，最先受到影响的是目前6070后的中年人群体。对他们而言，身边同龄人大多初中毕业，甚至小学毕业，读中专的不多，上大学的更少，在身边缺少鲜活的成功案例的情况下，“教育重要”多停留在抽象的想象当中，因此，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多选择外出务工，成为老一代农民工群体中的一员。对他们而言，读书很难看到希望，打工赚钱反倒切实可感，在过去二三十年的打工经济生涯中，也确实有相当一批农民工由于脑筋活、胆子大、技术好等实现了较好的发展，不少还做起了大小老板，教育程度不高，但生意做得却有声有色，成为村中比较有面子的人。这批人的出现，向大家传递了另一番人生道理：人生并不只有读书一条路，务工经商同样可以出人头地！尤其是随着传统熟人社会评价体系的日渐式微和逐步瓦解，以经济条件为导向的社会评价体系逐步建立起来，能否赚钱成为当地社会衡量个人价值的重要价值评断标准。既然务工经商同样可以赚大钱，那读书还有什么用处呢？而事实上，随着高等教育的扩招，近年来通过读书上大学的一部分年轻人，一方面家庭教育投资耗费了大量家庭资源，往往处于村庄中的中下层，另一方面，作为大学毕业生的年轻人发展也并不总是顺利，在城市生活甚至还比较紧张，更进一步坐实、甚至坚定了当地人的信念：读书无用！既然如此，当地人的教育观念“觉醒”，是从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开启的呢？和湖北农村不同，河南农村农民教育观念觉醒，不来自于中年人同龄人的示范带动和直接刺激，而是多来自于在打工经济生活中具体可感的工作待遇和生活遭遇，正如以下案例所呈现：

例2：河南上蔡农村，杨叔，1968年人。据他本人介绍，当时身边有不少同学初中就辍学外出打工，上大学的一个没有，读中专的全村只有一人，中专毕业回到当地初中教学，生活过得也一般，甚至不如小学没毕业在外做生意的同龄人。他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读书比较重要的呢？在他打工的过程中，本来有机会转做施工画图工种的，但就是教育水平不足难以胜任，导致他一直在低水平的横向流动，虽然很努力，但始终难以有更好的发展。（访谈记录：20190312YJJ）

当然，对个体而言，教育机会和个人努力高度相关，但当教育机会总体相对稀缺时，注定只有少数人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当绝大多数人看不到教育的希望时，逐渐将丧失对教育改变命运的期待。因此，相比湖北农村，河南农村家庭教育观念“觉醒”较晚，且多从后天打工生涯而非同龄人示范引领中逐渐习得“教育程度改变生活水平”这一道理。

值得一提的是，相比湖北农村，河南农村男孩偏好强烈，即使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激烈执行时期，当地人多千方百计想要男孩，于是有“小草房，随便扒，不生男孩不结扎”一说，因此，河南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极少，纯女户也不多，大多一男一女或者两个男孩。在教育机会相对稀缺、子女数量较多的情况下，加之当地存在较为强烈的传宗接代等传统观念，因此，在家庭资源相当的情况下，教育资源投入相对分散，甚至不成为优先选择，打工赚钱、建房娶媳妇甚至更为重要。因此，在教育机会相对稀缺、教育未必改变命运的情况下，很多8090后在可读可不读之间，相当一部分多选择了外出打工，而不是想办法接受更多的教育。

以笔者为例，1990年人，初中同学当中，接近一半辍学打工，剩下一半初中毕业，仅有10%不到的同学升入高中或中专继续读书，最终，当时笔者就读的乡镇中学，初一时有6个班，大约300多人，到了初三，仅剩下3个班，约180位同学，其中只有10位不到的同学升入高中继续就读。以笔者观察，对初中辍学外出打工的同学而言，并非不想继续读书，可为什么辍学不读了呢？其中关键原因是看不到读书的任何希望，因为整个学校每年也就只有三五位可以升入重点高中、而后读大学。既然没有希望，索性不如早点外出打工，还能减轻父母负担，早点完成人生任务。因此，笔者的初中同学当中，有相当一批初中即辍学外出打工。还有一个鲜活的案例，笔者同村的高中同学，当年村上只有我们两位升入了重点高中，这位同学读到高二辍学打工，为什么呢？其中一个原因也是觉得考好大学没有希望，反倒不如早点外出打工。基于此，在高等教育资源相对贫瘠、高等教育机会相对稀缺而考生数量却不少的河南地区，升学竞争异常激烈，教育改变命运的案例相对少见，反倒不如外出务工经商，少部分发展同样很好，因此，“读书无用论”一度在河南农村甚嚣尘上。直到近年来，随着8090后群体成家立业，由于吃够了没有文化的亏，教育观念逐步转变过来，读书无用论逐渐消失。

从笔者观察来看，就湖北、河南两地而言，受教育程度差别最大的当属农村8090后群体。对湖北农村家庭而言，本身高等教育资源相对丰富，教育机会相对丰沛，身边的6070后同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通过教育切实改变了自身命运，为农民家庭提供了鲜活的成功案例，加之子女数量不多，传统传宗接代观念相对淡薄，因此，在家庭资源分配上，优先向子女教育配置，首先会想办法为子女创造更好的教育环境和教育条件，而不是传宗接代、成家立业优先，既然乡村学校教育质量相对较低，那就搬到县城、甚至市里去，让子女上更好的学校，因此，湖北农村家庭8090后群体有相当一部分接受了更高程度的教育，初中毕业外出打工者极少，至少读一个中专，继续读高中、上大学者较为普遍，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个大学生，这是笔者在湖北各地农村调研时观察到的最直观的现象。

对河南农村而言，全省高等教育资源相对匮乏，教育机会相对稀缺，身边的6070后同龄人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案例更加有限，短时间内看不到教育投资的有效收益，加之男孩偏好强烈，子女数量不少，而传统传宗接代观念相对强烈，因此，反映到家庭资源分配上，河南农村家庭就往往面临这样一道选择题：是继续支持子女接受更多的教育走向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还是考虑让子女初中毕业即外出打工赚钱、一起攒钱建房娶媳妇以完成人生任务？当教育难以看到希望时，作为具体的现实生活中的河南农村家庭，多选择人生任务优先，家庭资源优先向人生任务倾斜配置。因此，河南农村8090后群体受教育程度总体水平不高，只有少数读完高中、继续读大学，绝大多数初中毕业即外出打工赚钱，和父母一道努力赚钱完成人生任务，即建房或买房、娶媳妇、生孩子，相当一部分甚至初中没读完即辍学外出打工。参见表1：

鉴于鄂豫两省农村年轻人群体受教育程度的区域差异，势必对两地年轻人就业、家庭再生产质量、婚恋模式、区域社会竞争力等各个层面产生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最直接的影响当属年轻人就业质量。湖北农村年轻人群体受教育程度较高，在全国性劳动力市场上竞争力较强，天然与相对优质的工作机会和工作岗位相匹配，多从事技术性工种或白领工作，工作稳定，相对体面；而反观河南农村年轻人群体，受教育程度总体偏低，在全国性劳动力市场上竞争力较弱，天然与相对劣质的工作机会和工作岗位相匹配，多从事劳动密集型工种，工作流动性强，对体力要求高，很难称得上体面和稳定。

二是直接相关的是影响两地家庭再生产质量。湖北农村年轻人受教育程度较高，工作体面又稳定，技术性强，容易实现较为稳健的职业积累，家庭再生产发展面向突出，属于高质量发展型家庭再生产；反观河南农村年轻人群体，受教育程度有限，工作流动性大，家庭积累比较困难，家庭发展愿望和家庭发展能力不匹配，属于低质量维持型家庭再生产。

三是间接影响两地当前农村适婚青年男女婚恋模式。湖北农村年轻人受教育程度较高，将直接产生两个结果：一是受教育年限长，将推迟其初婚年龄，一般多在二十四五岁、甚至二十七八岁结婚，三十岁左右结婚者也大有人在；二是受教育程度较高，主体性较强，个体想法较多，个体意志更强，多选择自由恋爱婚恋模式，一般不接受父母主导的相亲介绍婚恋模式。反观河南农村，年轻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受教育年限较短，如果初中毕业即外出打工的话，也就十五六岁，打工一两年或两三年，父母很快将为其操持人生大事，初婚年龄一般较小，一般多在二十岁左右结婚成家，二十三四岁未婚者就属于少数，且归入大龄未婚行列；初婚年龄较小，个体往往缺乏足够的意志和能力依靠自己找对象，人生大事往往由父母负责操办，既然是父母操心，那大概率上将按照父母的想法、村庄的习俗和标准来操办婚事，自由恋爱相对较少，多选择相亲介绍婚恋模式。在父母主导的相亲介绍婚恋模式下，既讲究个体择偶能力，同时比较注重家庭支付能力，在当前农村适婚人口结构相对失衡的大背景下，本地婚姻市场上婚恋竞争激烈，和“高额彩礼”高度匹配，并不断推高当地彩礼价格和婚姻成本，催生“天价彩礼”的产生，并最终将转化为沉重的家庭经济负担和父母精神焦虑。

四是最深远的影响当属区域社会竞争力。湖北农村年轻人受教育程度总体较高，劳动力素质富有竞争力，多处于产业链上的优质就业岗位，体面稳定，积累性强，发展面向突出，可以实现较为稳健的家庭扩大再生产和社会流动，加之观念比较开放，容易接受外来事物，现代化转型障碍较小，从长远来看，区域社会竞争力较强；反观河南农村，年轻人受教育程度总体偏低，劳动力素质竞争力较弱，相当一部分年轻人群体被锁定在中低端产业链上的低质量就业岗位，积累性差，流动性强，横向流动普遍，纵向流动困难，且观念相对保守，现代化转型不确定性较大，从长远来看，区域社会竞争力相对较弱。参见表2：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湖北、河南两地农村年轻人群体受教育程度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湖北农村年轻人群体受教育程度总体偏高，而河南农村年轻人群体受教育程度总体偏低。高等教育机会结构、村庄社会教育风气、农民家庭教育观念以及家庭资源配置优先次序，均深刻影响着鄂豫两省农村年轻人群体受教育程度，其作用机制在于：高等教育机会丰沛与否，将对一地村庄社会教育风气产生结构性影响，进而决定当地农民家庭教育观念“觉醒”时间早晚以及家庭资源配置优先次序。鄂豫两地农村年轻人群体受教育程度的区域差异，在两地年轻人就业质量、家庭再生产水平、婚恋模式以及区域社会竞争力等方面，势必将产生广泛而深刻的深远影响。

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文中表述的对象是鄂豫两地农村年轻人受教育程度，但对中西部省份而言，湖北省可谓人均教育资源丰富的典型代表，而人多校少的河南，可谓是人均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的典型代表，其他省份，大都处于鄂豫两省之间。除了高等教育资源这一对农村年轻人受教育程度产生较大结构性影响的因素外，地方性社会文化传统中的教育观念强弱，也对一地年轻人教育水平产生衍生影响，其中典型代表就古徽州一带，即目前的皖南、赣北区域，其中徽商当中的外商内儒是其鲜明特征，当地人比较注重下一代文化教育，因此，在当地高等教育机会仍然相对有限的结构性限制条件下，当地家庭对年轻人教育仍然比较重视，因此，这一地带年轻人平均受教育程度的基础水平相对较高。

此外，反观珠三角一带农村，我们发现，一地产业结构、就业类型和家计模式来源，也将对年轻人受教育程度产生支配性影响，以珠三角农村为例，当地工厂林立，资本是外来的，劳动力来自中西部，但土地是本地的，本地人主要依靠建厂房和出租房、商铺等租赁经济生活，参与市场劳动就业对相当一部分家庭而言是补充性收入来源，当人和土地相结合，而非与市场机会相结合，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相对降低，因此，接受高等教育就不是当地人的刚需。加之近年来珠三角一带是全国流动人口的净流入地区，外加当地高等教育配套相对滞后，因此导致当地人均高等教育机会相对稀缺。参见表3：

换言之，对珠三角一带农村家庭而言，一来地租经济导致当地家庭教育观念相对较弱，二来全国人口流入导致当地高等教育机会被稀释，因此，我们调研观察来看，珠三角一带农村年轻人受教育程度并不高，与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家庭经济条件不匹配。